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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开得胜的克洛维使哥特人的光荣受到羞辱，法兰克人快速的发展让哥特人感到嫉妒和畏惧。阿拉里克年纪很轻就享有大名，在对手强势作为下感到自叹不如。两国相邻的边境发生很多争执，谈判没有结果，拖延一阵后，两国君王同意见面会商。克洛维和阿拉里克在卢瓦尔河一个小岛上举行会议，该地离昂布瓦斯不远。他们相互拥抱为礼，交谈气氛非常亲切，一起举行盛大宴会，分手时矢言和平与手足之情。然而，表面上的信任背后隐藏着见不得人的阴谋，充满敌对和背叛的企图，双方彼此控诉，因此有必要进行最后的仲裁，但后来两方都逃避和否认仲裁的存在。克洛维已将巴黎当成帝都，就在这里召集诸侯和武士开会，他寻找动机和借口，千方百计要发起哥特战争。他宣称：“我看到高卢大部分地区仍为阿里乌斯教派据有，内心感到恼怒不已。让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进军去讨伐他们，等征服异端教派后，我们可以占领和分配最富裕的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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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受到遗传的英勇以及宗教热情的鼓舞，大声赞许国君深谋远虑的计划，不论是阵亡还是征服，同样有利可图，他们愿意献身战争，不惜以死相报。这时有人发出庄严的誓言，若不赢取胜利绝不刮脸修面，哪怕不方便也只有忍受。克罗提尔坦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一直都极力赞成这件伟大的义举。她提醒丈夫这番事业是建立虔诚信仰的基础，一定可以邀得上帝的恩宠。她对于所有家仆也是如此要求。这位基督徒的英雄有高明的战技，他用强壮有力的手臂投出他的战斧，说道：“我要在战斧落下的地点建立一座教堂，让神圣的使徒获得荣耀。”这种装模作样的举动肯定会获得正教信徒的拥戴，何况他们在私下已经建立联系。信徒虔诚的愿望逐渐发展为势不可当的通敌活动。阿基坦的人民对哥特暴君轻率的指控感到震惊，他竟公然指控他们更愿意接受法兰克人统治。他们热情地追随者罗德兹主教奎提阿努斯[387]被放逐后，讲道比在教区里更能发挥影响力。法兰克人在与勃艮第人建立联盟后，实力增强不少。阿拉里克为抵抗国内外的敌人而集结军队，数量上远比克洛维的军事力量强大得多。西哥特人重新开始加强训练，他们过着长期平静且衣食无缺的生活，早已忽略了对军事的整备。一队勇敢而强壮的精选奴隶伴随主人上战场，[388]高卢的城市被迫提供协助。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统治着意大利，尽力想要维持高卢的平静局面，或许是故意装出有这种需要，于是挺身而出担任不偏不倚的仲裁者。但明智的国君害怕克洛维建立如日东升的帝国，遂基于民族和宗教的关系，肯定地做出保证要支持哥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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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发生或刻意安排的奇特征兆为克洛维的远征蒙上了一层神圣色彩，被当作他受到上帝恩宠的明确宣示，为迷信的时代所接受。他从巴黎出发，带着崇敬的态度经过图尔神圣的教区时，突然感到心神不宁，想到要去参谒圣马丁的神龛。这里不仅是高卢的圣地，也可以获得神谕的指示。他的信使被要求特别注意，要在他进入教堂的一剎那，安排合唱团唱出赞美诗的词句。他真是非常幸运，这些诗篇在歌颂天国勇士的英武和胜利，而他正要赶赴战场击灭天主的敌人，可以很容易转用到这位新的约书亚和基甸身上。[389]奥尔良为使法兰克人的进军获得安全保障，特别在卢瓦尔河上架设一座桥梁。但是在离普瓦提埃约40英里的地方，维埃那河的水位高涨，使得行程受到妨害，而且西哥特人在对岸设置了营地。作战的延迟通常会给蛮族带来危险，因为他们在行军的途中，会将经过地区的粮草耗用一空。现在克洛维虽然有充分的时间和足够的物资，然而面对兵力优势的敌人，要想构筑桥梁或者强行打开一条通路，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做法。态度友善的农人热烈欢迎他们的救星，很容易就为克洛维的大军提供了不为人知而又没有防备的徒涉位置。后来的传奇故事更夸大了发现渡河点的功劳，说是一条极为壮硕而又美丽的白色公鹿，引导和催促正教军队的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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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人的军事会议犹豫不决而又混乱不堪，一群性情粗暴的战士狂妄无礼地夸耀自己的实力，拒绝在日耳曼的强盗面前逃走，这激起阿拉里克要用武力来维护罗马征服者的名声和血统。行事谨慎的酋长提出劝告，让他避开法兰克人第一击的锐气，期望在高卢南部的各行省，会合久经战阵和赢得胜利的东哥特人，这时意大利国王已派遣军队提供援助。哥特人在最重要的关头把时间浪费在无益的商议上，过于仓促地放弃了有利的位置，缓慢而混乱的行动使他们失去了安全撤退的机会。克洛维渡过徒涉点后（后来这个地点仍称为哈特，Hart，意为“公鹿”），他不顾一切迅速进击阻止敌人脱逃，夜间行军靠高高悬挂在普瓦提埃主座教堂的上空的那闪闪发光的流星指引方向。圣奚拉里正教继承人的说法与现况完全一致，上天的信号可以和在沙漠里引导以色列人的火柱相比。在这天清晨的第三时已经过了普瓦提埃约10英里，克洛维俯视下方的哥特军队立即发起攻击。对手在恐惧和混乱中很快完成了防御准备，在极端危险中重振士气。斗志高昂的年轻人发出鼓噪的声音要求出战，拒绝在羞辱的逃跑中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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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国王相遇以后进行了决斗，阿拉里克死在对方的手上。两位哥特人奋不顾身骑马冲上来，要为战死的君主报仇。胜利的克洛维靠着坚固的胸甲和灵活的战马，才避开两支长矛的致命攻击。这场会战中，阵亡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这种含糊的形容已足以让人知道大肆杀戮的残酷和毫无军纪的约束。格列高利很小心地提到西多尼乌斯之子，他那位勇敢的老乡阿波利纳里斯，在奥弗涅贵族的队列前丢掉了性命。也许这些疑似正教信徒的人员被恶意地暴露在敌人的盲目进攻之下，也许是个人的战功和从军队获得的荣誉，战胜了宗教的影响力。[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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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蒙受上帝恩宠的帝国（如果可以用这个众所周知的名称来掩饰我们的无知）所获得的胜利，要想预知战事的发展或解释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确实有很大的困难。有时一场血流成河的胜利也不过是占领战场而已，然而损失1万人的败仗，可能会在一天内毁灭一个世代的成果。经过普瓦提埃这场决定性的会战以后，接着就是征服阿基坦。阿拉里克身后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一个可恶的敌手、相互倾轧的贵族和不忠不义的人民。哥特人剩余的部队不是被愤怒的群众压制得无法动弹，就是在内斗中相互对立，将力量消耗殆尽。法兰克国王毫不迟疑地继续前进围攻昂古莱姆，他的号角长鸣使城市的城墙像耶利哥[391]那样应声倒塌。这种光辉耀目的奇迹不能算是迷信，而是主教派出技师在暗中将防壁的基础挖空所致。[392]克洛维在波尔多没有遭到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他将冬营设在此地，采取非常明智的措施，把在图卢兹夺取的皇家金库尽快转移过来，通常金库都设置在王国的都城。征服者继续深入直达西班牙的边境，[393]恢复正统教会唯我独尊的地位，在阿基坦设立一个法兰克人殖民区，[394]将镇压和扫荡西哥特民族这些容易达成的任务，分别授予他的部将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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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意大利聪明又有权势的国王将西哥特人纳入他的保护，这时欧洲的局势仍能保持平衡。狄奥多里克或许延后了东哥特人的进军，但是他们奋发的努力有效地阻止了克洛维充满野心的扩张行动。法兰克人以及勃艮第人联合组成的大军，被迫在阿尔勒解围而去，据称他们的损失高达3万人。这种难以预料的命运枯荣使克洛维有所收敛，愿意接受一个对他有利的和平条约。西哥特人以保有塞普提马尼亚的主权为满足，这是一条狭长的海岸地区，从罗讷河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而阿基坦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卢瓦尔河的面积广大的行省，则永远并入了法兰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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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战争胜利后，克洛维接受了罗马执政官的荣誉职位。野心勃勃的阿纳斯塔修斯也把表彰高贵地位的头衔和标志，颁授给最有势力的对手狄奥多里克。然而基于很多不为人知的理由，克洛维的名字并没有列入东方或西方的《岁时记》。[395]高卢的国君在这个庄严的日子，头上戴着冠冕抵达圣马丁教堂，接受紫色的长袍和斗篷。他再从这里骑马前往图尔的主座教堂，经过街道时，亲自抛出大量的金币和银币，作为赏赐散发给喜气洋洋的群众，这时大家不断发出“执政官”和“奥古斯都”的欢呼声。克洛维已经拥有合法的权威，获得执政官的职位不可能为他增加任何实质的利益，执政官只是一种名义、一种幻影、一种空虚的装饰品而已。如果征服者要得到晋升高位所应得的古老特权，那么他必须遵守任期一年的规定。但是罗马人被要求尊敬他们主人的这一过时头衔，就连皇帝也要屈尊接受执政官的名位。对蛮族来说，这等于签订神圣的义务，要尊敬共和国的威严。狄奥多西的继承人为了获得克洛维的友谊，只有默认高卢被篡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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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去世25年后，他的儿子和查士丁尼皇帝在签订的条约中，正式宣布要授予其这项重要的职位。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没有能力防护遥远的国土，就把阿尔勒和马赛这两个城市让给法兰克人。阿尔勒仍旧由禁卫军统领驻扎以装点门面，马赛因贸易和航海之利极为富裕[396]，相关的处理措施获得皇家授权。查士丁尼也慷他人之慨，承认法兰克人对阿尔卑斯山以外地区的主权，解除省民应对君士坦丁堡尽忠报效的义务，使得墨洛温王朝的帝座建立起更合法的基础，虽然这样做也不见得会起到稳固的作用。法兰克人从此开始，有权在阿尔勒大事庆祝，观赏赛车场的比赛节目，同时还获得一项特权——这项特权过去连波斯国王提出也遭到了拒绝——那就是发行铭刻法兰克国王姓名和头像的金币，作为帝国合法的通货。[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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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一个希腊历史学家赞誉法兰克人在公私两方面的德行，但偏袒得过火，就是拿来当成国内的编年史也不太适合。[398]他对法兰克人的举止文雅和彬彬有礼赞不绝口，同时也佩服他们遵守制度的政府组织和正统教义的宗教信仰，甚至大胆断言，一般人无法从衣着和语言方面，将这种蛮族与罗马臣民区分开来。也许法兰克人已经展现出社交的习性与和善的风度，像这方面的优点，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用来掩饰原有的恶行，有时还会遮盖卓越的本质。或许阿戈西阿斯和其他的希腊人，为军队的快速进步和帝国的显赫成就而感到眼花缭乱。除了哥特人的塞普提马尼亚行省以外，整个高卢和勃艮第在征服以后全都臣属于克洛维的几个儿子。他们绝灭图林吉亚的日耳曼王国，把原来模糊不清的领地延伸到莱茵河对岸，一直深入孕育他们的森林，抵达难以通行的核心地区。阿勒曼尼人和巴伐里亚人占领了雷提亚和诺里库姆行省，一直到达多瑙河南岸，他们都自称是法兰克人地位卑微的诸侯。阿尔卑斯山并非有力的障碍，无法阻止法兰克人扩张领土的野心。等到克洛维最后幸存的一个儿子，继承和征服了墨洛温王朝的疆域，他的王国远大于现代法国的面积。然而现代法兰西的技艺和政策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财富、人口和军备方面，远超过在克洛泰尔或达戈伯特统治下辽阔而野蛮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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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蛮族的法律原则、司法体系及审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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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法兰克人或称法兰西人，才是欧洲唯一有资格自诩为西部帝国征服者不朽基业的继承人。但是在他们征服高卢以后，紧接着就陷入了10个世纪的混乱和愚昧。由于学术的复兴，学生接受雅典和罗马学派的教育，轻视蛮族出身的祖先；他们充满耐心、勤奋工作，准备所需要的材料以满足或激发他们对更为辉煌的远景的好奇心，在达成这个目标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悠然消逝。[399]批评和哲学的眼光终于指向法兰西的古代事物，但即使是哲学家也沾染了自以为是和泛情绪化的通病。有关高卢人的奴性以及他们与法兰克人之间自愿而平等的联盟关系，成为非常极端而独特的体制，被很草率地相信并固执地为其辩护。有两派人毫无节制地相互指控，说是对方阴谋反对群众的权利、贵族的地位和人民的自由。然而尖锐的冲突有利于运用知识和天才的反对力量，每个对手在交互受到压制和获得胜利以后，可以根除一些古老流传的谬误，建立若干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不带偏见的陌生人，从他们的发现、他们的争辩，甚至他们的谬误所传授的指导中，掌握一些原始的材料，可以描述出在高卢臣服于墨洛温王朝国君的武力和法律之后，罗马省民所面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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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么说，人类社会处于蒙昧未开而且奴役成性的极端落后状况，乃是被若干一成不变的常用规则所限制。塔西佗逐项叙述日耳曼人原始的纯朴天性，发现公众和私人生活中一些永久的原则或习惯，保存在忠实信守的传统之中，一直到文字和拉丁语的传入才有所改变。[400]早在墨洛温王朝建立国王的推选制度之前，法兰克人是最有势力的家族或部落，就指定了四位德高望重的酋长草拟《萨利法典》。[401]他们辛劳的成果经过三次人民大会的审查和核定，等到克洛维接受洗礼以后，发现有些条文与基督教产生矛盾或无法并存，就根据需要视当时的状况加以改进。克洛维的几个儿子对《萨利克法典》再度正式修正，达戈伯特在位时终于将法典以目前的形式经过订正以后颁布，这时法兰西君主国建立已经有一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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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期，《里普利安习惯法》重新改写后刊行，查理曼本人是那个时代和自己国家的立法者。要是对于这两部民族法典进行深入的研究，可知有关条款仍旧在法兰克人中盛行一时。[402]同样的关怀也延伸到属国，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运用最高权力，对阿勒曼尼人和巴伐里亚人简陋的法规，非常用心地重新编修再予批准。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比法兰克人更早征服高卢，他们却缺乏耐性创立这方面的成就，须知法律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福祉之一。尤里克是第一个哥特君主，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形诸文字，然而勃艮第人的法律着眼于政策的要求而非司法的公正，为的是安抚高卢臣民在重负下的痛苦，想要重新获得他们的拥戴。因此，基于奇特的巧合，在日耳曼人架构出非常单纯的法规的同时，罗马人精心发展的司法体系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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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就《萨利克法典》和《查士丁尼罗马民法汇编》来比较两者之间最初发轫与完全成熟的民智。无论是否有人坚持一己之见认为野蛮的习性更为优越，我们在冷静考量后，还是认为罗马人具有无可超越的优点，不仅在于科学和理性，更在于他们所体现的人性和公正。然而蛮族的法律适应于他们的需要和意愿、行业和能力，他们从最初的所作所为到后来的一切建树，都致力于保持社会的和谐与促进社会的发展。墨洛温王朝并没有对形形色色的臣民强制律定统一的行为准则，而是允许帝国每个民族甚至各个家庭自由运用他们自身所拟订的规定。罗马人也不会被排除在合法的宽容精神所带来的共同福祉之外。子女要接受父母的法律，妻子要接受丈夫的法律，而自由奴要接受庇主的法律。在所有的法律案件中，任何地方任何民族所属的当事人，作为原告或是控诉者必须迁就被告的法庭，而被告经常请求司法给予自由心证的权利，可以被认定为无罪。如果一个公民当着法官的面，公开声明他想活在何种法律之下，选择他想归属的民族团体，这样就能拥有更宽广的自由空间。像这种非常特定的恩惠，可以废除胜利所带来的不公正差别待遇。但这些权利要靠自己去争取，蛮族养成的自由意志和尚武习性占有莫大的优势，罗马省民习惯了敢怒不敢言，就他们的条件而言只会选择忍受痛苦。[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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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铁面无私的法庭要处死一个谋杀犯时，等于是在保证每个平民都有不容侵犯的权利。法律、官吏和整个社区都在护卫个人的人身安全，但是在日耳曼结构松散的社会中，报复行为被视为光荣之举，通常会受到人们的认同和赞许。独立不羁的武士自己动手责罚或是提出辩护，对别人施予伤害或是接受伤害。要是他出于自私的行为或愤怒的情绪，使敌人成为不幸的牺牲品，这时他畏惧的只是死者子孙和亲友的憎恨所引起的报复。官吏自知缺乏制裁力量，过于软弱，介入之后无法惩处而只能调解。要是能说服或强迫争执的两方，付出和接受相当金额作为“血钱”[404]，对于这种处理的方式就已经感到满足。法兰克人的脾气凶暴，反对严厉的判决和处罚，藐视无效的约束力量。他们纯朴的作风被高卢的财富腐化后，因一时冲动或有意为之而犯下罪行，不断侵犯公众的安宁。任何一个主持正义的政府，对于谋杀一名农夫还是一个君主，都会处以相同的刑责。但法兰克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展现出种族的偏私和不公，这是征服带来的最大凌辱和暴虐。[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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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静地制定法律时，他们严正宣称蛮族的生命比罗马人更有价值。法兰克人出身的地位显赫的人士被称为安特卢斯逊[406]，他们的身价提升到600个金币；高贵的省民获得与国王同桌用餐的荣幸，但合法谋杀他们只要付出300金币的代价。谋杀一个法兰克人在通常的条件下赔偿200金币就绰绰有余，但低贱的罗马人处于羞辱和危险的处境，赔偿的数额少到只有100或50金币。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不能提供任何公平和理性的原则，公众要想得到保护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实力。但立法者其实是经过权衡后才如此制定，立法的原则不是基于公平正义而是合乎策略需要，那就是拿损失一个士兵或一个奴隶来做比较。傲慢而贪婪的蛮族用高额的罚锾来保护自己的头颅，对于毫无防护能力的臣民则只提供少得可怜的帮助。时间可以逐渐消除征服者的倨傲作风，以及被征服者的忍让态度。经验带来的教训告诉最勇敢的公民，他可能会受到比他施加于人更为严重的伤害。等到法兰克人的言行举止稍减剽悍之气，他们的法律也更为残苛。墨洛温王朝的国王想要效法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用公正的态度厉行严刑峻法。[407]在查理曼帝国时代，谋杀通常会被判处死刑，现代欧洲的司法体系处以极刑的案例有增无减。[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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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将治民和领军的权责加以区分，蛮族又再度合并两者的职权。条顿口音刺耳的称呼，也改用声调柔和的拉丁头衔，像是公爵、伯爵和统领。就是这些官员在管辖的地区内指挥部队、推行政务和主持审判。[409]态度蛮横而大字不识的酋长，很少能有资格执行法官的职责，因为担任法官要有明智的理念和充分的才能，经验的获得和学识的增进在于辛劳的教导和栽培。所以就酋长而言，粗鲁而又无知迫得他们采用简便而易明的方法对审判的案件做出裁定。每一种宗教的神明都能被用来肯定证人所言属实，或是惩罚伪证的谎言。但是日耳曼的立法者过于单纯，对于这种有力的工具造成误用或滥用的现象，有关系的被告只要有一群友善的证人在法庭出现，严正宣告他们相信被告或提出保证，就可以证实他的清白并判定无罪。无罪判决所需的法定证人的数量由起诉罪名的轻重来决定。72位证人异口同声的证词，就可以释放一个纵火犯和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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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兰西皇后的贞洁引起怀疑，300位挺身而出的贵族毫不迟疑地宣誓作证，年幼的君王确实是她去世丈夫所出。[410]频繁和明显的伪证的罪行和丑闻，使得法官去除这些危险的诱惑，并用著名的水与火的实验来判定证词的真伪。这些异乎寻常的审讯是那么难以捉摸，以至于在很多案件当中，要不是奇迹介入就无法证实被告到底是有罪还是清白无辜。像这类奇迹完全是出于欺骗和无知，然而使用如此简单明了而又绝对可靠的方法，即使是最错综复杂的案件也很容易水落石出。狂暴的蛮族拒绝接受官员的裁定，对于上帝的判决只有哑口无言地听从。[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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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审判在一个黩武成性的民族中，逐渐获得大众的认同和法定的权威，他们不相信勇敢的战士应该死去而胆小的懦夫反能偷生。[412]不论是在民事还是刑事诉讼程序中，原告还是控诉者、被告甚至是证人，在缺乏合法的证据时，都要面临对手致命的挑战。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义务，要不就放弃这个控案，不然就得公开在比武场的决斗中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们按照所在国家的习惯，可以实施徒步战斗或是马上对决。[413]至于决定用刀剑还是长矛，要经过天意、法官或人民的批准。这种血腥的法律是由勃艮第人引进高卢的。阿维图斯提出指责和抗议以后，他们的立法者甘多柏德不惜亲身回答。[414]这位勃艮第国王对他的主教说道：“你的说法不对。国家的战争和私人的决斗都要接受神的裁决，主难道不是应该将胜利赐予坚持正义的人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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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论点占有优势，荒谬和残忍的决斗被看作是一种审判的方式，特别是在日耳曼的一些部族中非常盛行，很快传播开来，为欧洲所有君主国采用，从西西里一直到波罗的海。经过10个世纪以后，合法暴力的时代还没有完全消逝。圣徒、教皇和宗教会议对这一行为的谴责都没有奏效，这似乎可以证明迷信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也可能是与理性和人道结合以后造成的反常现象。法庭沾染无辜者和受尊敬市民的鲜血，法律现在向富人示惠而屈服于强者。那些衰老、弱小和怯懦的人们，不得不抛弃最合理的要求和权利，以免在不公平的搏斗中遭遇危险而被判定有罪，再不然就要依靠雇用的打手给予令人怀疑的协助。这种压迫性的判处形式被强加于高卢省民头上，对他们人身和财产造成伤害，导致怨声载道。不论个人的力量和勇气能到达何种程度，胜利的蛮族喜爱武器而且经常练习，无形中就要高人一等。被征服的罗马人被不公正地传唤，一再进行血腥的斗争，先天就处于不利的地位。[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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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蛮族据有高卢后的土地分配和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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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12万贪得无厌的日耳曼人在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指挥下渡过莱茵河，侵吞塞昆奈三分之一肥沃的土地供他们运用。征服者还施压要求再加三分之一，作为用来安置2.4万蛮族的新殖民区，他们受邀前来高卢分享丰硕的收成。过了500年后，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打算为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失败报一箭之仇。他们同样篡夺了臣民三分之二的土地，已超过应有的比例，但分配的状况并没有遍及整个行省。获胜的民族要迁移过来，地点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和领导者的政策，所以只限于几个特别的区域。在这几个区域内，每个蛮族都受到一些罗马省民殷勤的接待，使他们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地主被迫将三分之二的产业放弃给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但日耳曼人无论是牧人还是猎人，只有宽广的森林和草原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所以有时会放弃面积很小但更值钱的土地，将之给予愿意辛勤工作的农人。[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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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和相关证词的沉默支持了此种论点，那就是法兰克人强占土地时并没有用合法的方式来缓和或掩饰。他们分散在高卢所有的行省，根本不遵守法令和管制。每个胜利的强盗根据自己的意愿、贪婪和实力，用刀剑定出他要继承的土地范围。在他们统治初期，蛮族想要施行任性而为的掠夺，但克洛维拟定坚定不移且手腕高明的政策，抑制了这种强横不法的风气，不致加重受压迫人民的不幸，也使得征服者能维持团结和纪律。极为著名的苏瓦松之瓶，就是夺取高卢的战利品加以分赃的证据，克洛维有责任和义务为胜利的军队赐予报酬，安置人数众多的民族，无须对高卢忠诚的正教信徒施加恶意和过多的伤害。他可以从皇家的财产中合法获得大量经费，也可以从对高卢的征服中得到无人继承的土地，这样就能减少豪夺和籍没的酷苛需要。卑顺的省民平均分担损失后，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只有默默承受。[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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