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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古代的竞赛中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异：最杰出的希腊人都是选手，而杰出的罗马人则仅仅是观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放给家世富有、品学俱优和满怀抱负的人士，要是参赛者对自己的技巧和能力有自信，那么他就完全可以和狄俄墨得斯及墨涅拉俄斯一样[102]，驾驭马匹迅速赶上前去赢取胜利。[103]10辆、20辆或者40辆赛车同时出发，胜者的奖赏是一顶月桂树叶编成的冠冕。他的声名连带着家庭和国家的荣誉被写进抒情诗，在歌谣的旋律中被赞颂，这比起青铜和大理石的雕像更为长久。但是元老院的议员或是公民考虑到自己的地位，羞于让自己或他的马匹在罗马的赛车场中出现。赛车是由国家、官员或皇帝出资举办，但是管理放手交给下贱的奴才，要是一名受到欢迎的驭车手的收益超过主办人，那只能将这视为观众肆意挥霍的表现，这也是低贱职业所能得到的最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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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竞赛在最初创立时非常简单，只有两辆车争先，车夫分别穿着白色和红色的制服，到后来又增加两种颜色，就是草绿和天蓝。比赛也要重复进行25次之多，同一天有100辆赛车，使赛车场出现人潮汹涌的盛况。四个党派很快获得合法的组织和神秘的起源，梦幻的色彩代表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象，红色天狼星的盛夏、白雪的寒冬、蔚蓝的深秋和葱绿的初春[104]；另外一种解释则不是从季节，而是从自然元素出发，绿和蓝的竞争被认为是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各自的胜利则可以预兆谷物的丰收或海运的昌隆，因而引起农夫和船员的敌对情绪。这种做法比起罗马人民盲目的狂热，为了支持某种颜色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不那么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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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明智的君主虽然鄙视这种愚蠢的行为，还是放任不管；但是像卡利古拉、尼禄、维特里乌斯、维鲁斯、康茂德、卡拉卡拉和埃拉伽巴卢斯这些皇帝的名字，都曾被列进赛车场的蓝党或绿党之中。他们经常前往自己的马厩，为本派受到宠爱的驭车手喝彩，责骂其他党派的参赛者，并且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这些驭车手的举止动作，好获得群众的爱戴和尊重。血腥和骚乱的竞争扰得公共的节日不得安宁，一直延续到罗马公众活动时代的末期。狄奥多里克不知是出于公正还是偏袒的动机，运用他的权势插手保护绿党，免于一位执政官和一位大公的暴力迫害，这两位在赛车场中热烈拥护蓝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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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并未继承古代罗马的美德，反而因袭它的愚昧，同样的党派煽起赛车场的动乱，在椭圆形竞技场引发的狂暴更加激烈。阿纳斯塔修斯在位的时候，群众的怒气更为宗教的热情所鼓动。绿党很奸诈，把石头和短剑藏在水果篮里，在庄严的节日展开大屠杀，竟有3000名蓝党敌手死于非命。[105]这种暴乱像瘟疫一样从首都蔓延到东部的行省和城市，用作比赛识别的两种颜色，产生强烈到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动摇了一个弱势政府的基础。[106]民众之间的冲突一般是基于重大的利益或神圣的借口，都比不上这种恶意争吵的固执和坚持。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和睦，而且离间了朋友和兄弟的感情，即使很少到赛车场的女性，也会拥护情人喜爱的党派，反对丈夫主张的意愿，把法律甚至天理人情都踩在脚下，只要使党派得到胜利，受到蛊惑的追随者将个人的痛苦和公众的灾难全部置之脑后。放任而没有自由可言的民主又在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复活，任何想要获得行政和宗教职位的候选人，都必须支持一个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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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党在暗中和阿纳斯塔修斯的家族或派系有密切的关系；蓝党热烈献身于正统教会和查士丁尼的大业。[107]他身为他们的庇主为了表示感激，有5年多的时间，一直对这个不断在东部的皇宫、元老院和首都引起骚乱的党派给予保护。蓝党仗着皇室的宠爱，摆出一副傲慢的姿势，用奇特的蛮族打扮使人触目心惊。他们留着匈奴人的长发，穿起紧袖宽袍的服装，走路旁若无人，说话粗声粗气，白天身上暗藏着双刃的匕首，夜晚毫无顾忌携带武器聚会，分为许多小队，随时准备进行暴力和抢劫行动。他们的敌手绿党成员以及毫无瓜葛的市民，被这些夜间作案的强盗剥光财物或当场杀害。任何人要是戴着金扣环和金腰带，深夜在首都平静的街头出现都非常危险。这种作奸犯科的风气因恶行受到赦免而日益猖獗，他们竟然袭扰应受保护的私人住宅，聚众闹事的党派分子常用纵火来发起攻击，或者拿来掩盖自己的罪行。在他们的蹂躏之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或者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了贪财或报复，到处流洒无辜者的鲜血，残忍的谋杀玷污了教堂和圣坛。那些凶手吹嘘自己的本领，说用短剑一击之下就可以取人性命。君士坦丁堡的放荡青年喜爱破坏秩序的蓝色制服，法律已经噤若寒蝉，社会失去制约力量，债主被迫放弃应有的权利，法官只有延后推迟审判，主人要释放奴隶自由，父亲听任儿子放纵挥霍，贵妇受辱满足奴仆的肉欲，漂亮的男童从父母的手里被夺走，妻子除非不惜一死，否则会当着丈夫的面被人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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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绿党遭到敌手的迫害，也被官员丢在一边不加理会，决定行使自卫或报复的权利。那些在战斗中幸存的人员，被捕以后拖回去处死，可怜的逃亡分子藏匿在树林和山洞里，不时潜回驱逐他们的社会，到处杀人放火，毫无恻隐之心。一些有胆识的执法官员竟敢惩治罪犯，不怕引起蓝党的仇恨，结果成为不择手段的狂热分子的牺牲品。君士坦丁堡的郡守逃到圣墓去避难，东部一位伯爵受到羞辱的鞭刑。有两个蓝党谋害西利西亚总督的马夫，还要继续大砍大杀，因而受到惩治，狄奥多拉竟然下令将总督吊死在凶手的墓前。[108]野心勃勃窥伺帝座的接班人想要借着社会的混乱，建立伟大的事功；但等到身为君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责任，必须维护法律的尊严。查士丁尼首次颁布诏书，公开宣称决心保护无辜的市民，任何名称或颜色的党派只要犯罪就严惩不贷；他之后还一再发布诏书提出警告。然而，正义的天平由于皇帝的私下情感、相沿成习以及心怀恐惧，仍旧倾向于偏袒蓝党。他的公正在经过一番挣扎以后，便毫不犹豫地顺从了狄奥多拉势不两立的仇恨情绪。女皇始终没有忘怀自己是喜剧演员时所受的伤害，而且也绝不会宽恕。查士丁二世继位以后，公开呼吁要求严格和公正执法，等于间接谴责前朝的偏私：“你们蓝党要听清楚，查士丁尼已经过世！你们绿党也要知道，查士丁尼还是活着！不论哪派犯事，我绝不轻饶！”[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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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皇室的纵容包庇引起“尼卡”暴乱的始末（53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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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党派相互仇恨和暂时和解所引发的叛乱，几乎将君士坦丁堡化为一片灰烬。查士丁尼统治的第5年，欢度元月望日的节庆，绿党不满的喧嚣声不时扰乱比赛的进行，一直到第22次赛车开始，皇帝还是不声不响保持庄严的神色。最后他实在看不过去，非常唐突地指示，通过司仪大声传话，要在君王和臣民之间进行极为奇特的对谈。[110]绿党的群众开始时的抱怨，还是抱着尊敬和克制的态度，只是指责君王下面的大臣在压迫他们，并且对皇帝山呼万岁，祝他赢得胜利。查士丁尼大声说道：“你们这些傲慢的捣乱分子，给我注意听着！你们这些犹太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摩尼教徒，全部给我闭嘴！”绿党仍旧想要唤起他的同情心：“我们都是穷人，都是无辜的市民，我们受到欺凌，不敢从街头走过，他们对我们的名字和颜色正在进行全面的迫害。啊，皇帝！让我们去死吧！但是也得遵照你的吩咐，为你卖命而死！”在他们看来，查士丁尼一再重复偏袒和激动的咒骂，完全失去身穿紫袍的尊严。他们拒绝效忠不能公平对待臣民的君主，为查士丁尼的父亲感到悲哀，怎么生出这样一个祸害，被人称为凶手、笨驴和口出伪誓的暴君。愤怒的君王高喊：“你们不想活了吗？”这时蓝党火气直冒，全部从座位上站起来，充满敌意的怒吼震动整个椭圆形竞技场。他们的对手绿党看来势单力薄，为了避免吃眼前亏，全都跑到君士坦丁堡街头，在那里展开恐怖和绝望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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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刻，两党有7个被郡守定罪的杀人犯被拉出来游街示众，然后押送到佩拉郊区的刑场。4个人很快被斩首，第5个已被吊死，但是同样的惩处落在剩下2个人头上的时候，绳索突然断裂，人掉在地面还没有断气。群众为他们得以幸免而欢呼，圣科农[111]的僧侣从邻近的修道院出发，把这两个人用船运到教堂的圣所庇护。一个罪犯是蓝党，另一个穿绿色制服，两党同时被残酷的压迫者和不知感激的庇主所激怒，于是决定在解救囚犯和满足报复之前，暂时休战。至于抗拒叛乱风暴的郡守，他的府邸被纵火烧毁，手下的官员和卫士遭到屠杀。监狱被武力打开，犯人恢复自由，给公众带来毁灭性的祸害。一支部队被派遣前来支援行政官员，遭到武装群众凶狠地抵抗。叛乱者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行为更加大胆放肆。为帝国服役的蛮族以赫鲁利人最为蛮横，教士出于宗教的动机，带着圣物匆忙前来阻止血腥冲突，遭到赫鲁利人的镇压和驱逐。这种亵渎神圣的举动使骚乱加剧，民众打着上帝的名义进行激烈的战斗。妇女从屋顶和窗户往士兵的头上投掷石块，士兵们则往屋里扔火把。一处处被市民和外地人点燃的火头，毫无控制地在整个城市蔓延开来。大火波及圣索菲亚主座教堂、宙克西普斯浴场以及部分皇宫，从皇宫的大门入口一直烧到战神祭坛，大火沿着长长的柱廊从皇宫烧到君士坦丁广场。一家规模很大的医院连同里面的病人全部被焚烧殆尽，很多教堂和宏伟的建筑物成为一片瓦砾，收藏大量财物的金库里的金银或是熔化或是遗失。这幅恐怖和悲惨的景象，使得机警和有钱的市民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逃到亚细亚那边的海岸去避难。君士坦丁堡有5天的时间落在党派的手里，他们使用的暗语是“尼卡”，意为胜利，这也就成了这次大规模叛乱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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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党派的纷争还继续存在着，那么无论是扬扬得意的蓝党还是垂头丧气的绿党，都同样对国家的混乱状况漠不关心。他们一致怪罪司法和财政的腐败，两位负责的大臣是善于使用权术的特里波尼安和贪财好货的“卡帕多细亚的约翰”，他们被看作是国家灾难的始作俑者。民众温和的怨言没有人理会，等到城市陷于大火之中，就有人装出尊重的样子愿意倾听。财政大臣和郡守立即受到罢黜的处分，遗留的职位由两位为人正直毫无过失的元老院议员接任。查士丁尼做出深获民心的让步以后，前往椭圆形竞技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感激的臣民也愿意接受他们的忏悔。虽然他对着福音书做出庄严的宣告，但是两个党派并不相信他的保证。皇帝对他们的怀疑感到吃惊不已，在慌张之余退回皇宫那座严密防卫的堡垒。这无法平息的骚动现在被看成秘密而又居心叵测的阴谋，有人怀疑暴徒，特别是绿党方面，一直得到海帕提乌斯和庞培所供应的武器和金钱。两位大公没有忘记他们是阿纳斯塔修斯的侄儿，虽然这种身份可以带来荣誉，却无法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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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轻佻的君王心怀猜忌，在反复无常的信任、罢黜和原谅之中，使两人看起来像是在宝座前服侍的皇家仆役。然而就在这5天的骚动期间，他们被当成重要的人质遭到拘留。直到后来，查士丁尼的恐惧超过智慧，把这两兄弟看成奸细甚或刺客，坚决打发他们离开皇宫。他们一再说明要是服从君王的命令，就会在身不由己的状况下被逼成叛徒，但这番表白毫无用处。等到他们回到家里，在第6天的早晨，民众包围了海帕提乌斯的住处，将他带走，根本不管他是真心抗拒，也不管他的妻子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群众蜂拥着受到推崇的人物前往君士坦丁广场，用一个华丽的项圈代替皇冠戴在他的头上。要是篡夺者听从元老院的劝告，进而激起群众的愤怒，在最初具有无法抗拒的力量，或许能够制服或驱逐心惊胆战的查士丁尼。海帕提乌斯后来以拖延和耽搁有功，来为自己辩护。拜占庭皇宫享有进出海洋的自由通道，船只停泊在花园台阶之下，随时可用，而且宫廷已经做出秘密的决定，要运送皇帝和他的家人及财富，安全撤退到离首都有相当路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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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那个从剧院发迹的娼妓没有抛弃女性的怯懦和德性，查士丁尼肯定会一败涂地。在贝利萨留也参加的会议中，唯独狄奥多拉展现出英雄的气概，为了拯救皇帝脱离当前的危险和可鄙的恐惧，只有她不担心会在未来引起查士丁尼的忌恨。查士丁尼的配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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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只有逃走才能获得安全，我也不会离开。人在出生以后都不愿去死，但是当上位的统治者失去荣誉和权力后，就不应该偷生。我祈求上苍，别让人看到我失去冠冕和紫袍的样子，即使是一天也不行。要是人们不再尊称我为女皇，那时我绝不愿见到阳光。啊，恺撒！如果你决定逃走，你有的是财富。请看那大海，你有的是船只。但对君主而言，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求生的欲望，它会陷你于可怜的放逐和可耻的死亡之中。至于我，只相信一句古老的格言：“皇座是光荣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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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妇女的坚定使大家恢复了勇气，重新开始考虑所要面对的问题和未来的行动，很快为绝望的处境找到解决的办法。再度挑起党派之间的仇恨不仅简单，而且可以产生决定性的效果。这时蓝党为自己的罪行和愚蠢感到害怕，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屈辱，竟然会使他们与不共戴天的仇敌联合起来，对抗友善和慷慨的庇主。蓝党再度公开宣布承认查士丁尼的权威，就把绿党和他们的篡夺者留在椭圆形竞技场。卫队的忠诚相当可疑，然而查士丁尼的军事力量包括3000名老兵，他们有良好的训练和无敌的勇气，经历过波斯和伊利里亚的战争。在贝利萨留和蒙杜斯的指挥之下，兵分两路离开皇宫，衔枚疾走，强行穿过狭隘的通道、熄灭的火场和倒塌的大厦，突然同时打开椭圆形竞技场两端的大门。在那狭小的空间里，面对从两边袭来的坚强的正规攻击，混乱和惊惧的群众完全无力反抗。蓝党用疯狂的行动表示自己的悔悟，据估算，在那一天毫不留情和斩草除根的滥杀中，估计有3万多人丧失性命。海帕提乌斯从宝座上被拖了下来，和他的弟弟庞培一起被押到皇帝的脚前，他们恳求皇帝大发慈悲，但是他们的罪行众所周知，清白却大有可疑，何况查士丁尼已被吓得魂不附体，更不会轻言宽恕。次日早晨，阿纳斯塔修斯的两个侄子，还有18名地位显赫、位列大公或执政官阶级的从犯，都私下被士兵处死，尸体被丢进大海。他们的府邸被推倒，财产全部充公。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椭圆形竞技场受人冷落，备感凄凉。然而，只要恢复比赛就会带来同样的骚乱，蓝党和绿党仍继续破坏着查士丁尼的统治，扰乱东部帝国的安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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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丝绸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和后来的发展（527—56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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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城沦为化外之地以后，帝国仍旧保有它在亚得里亚海以东征服的一些民族，疆域一直到达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的边界。查士丁尼统治64个行省和935个城市[113]，整个地区真是得天独厚，无论土地、位置还是气候都极为有利，而且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古代的特洛伊到埃及的底比斯，不断沿着地中海海滨和尼罗河两岸传播。埃及是众所周知的富饶之地，曾经解救亚伯拉罕[114]的苦难，同样那片南北狭长而人口众多的地区，至今每年仍能向君士坦丁堡出口26万夸特的小麦。[115]查士丁尼的首都还一直接受西顿供应的产品，15个世纪前荷马曾在诗篇中称赞其事[116]。植物生长所需的地力，没有因2000次的收成而耗尽，由于农人的技术、肥料的增多和及时的休耕，不仅能够恢复生产，并且更为加强。家畜的数量已经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树木的种植、房舍的建筑以及劳动和享受生活的工具，延续的时间比起人的一生还要长久，在后代的照顾之下得以累积生产的成果。一些最基本的技艺由传统保存下来，随着经验的积累使之更加简化。劳动的分工和交换的便利，使得社会日益富足，每个罗马人的居住、衣着和饮食，都要靠1000双手的辛勤劳动。织机和梭杆的发明可以归之于神的恩赐，每个时代和各种不同的动物和植物产品，像是兽毛、生皮、羊毛、麻、棉以及最后的丝，经过人为的加工，用来遮盖或是装饰人类的身体。它们被漂染成各种永久性的颜色，能够用笔墨弥补织机功能之不足。在模仿自然之美选择颜色的时候[117]，可以尽情表现个人的品位和时尚。但是有一种深紫色[118]，是由腓尼基人从一种贝壳中提炼获得的，专门供应皇帝本人和皇宫使用，而且明文规定，大胆臣民如果敢僭用皇家的特权，将视同叛国罪加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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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我多加解释，大家知道丝[119]是从一种幼虫的消化器官里吐出来，然后结成金黄色的茧，最后这条毛虫从里面钻出来变成蚕蛾。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时代以前，只有中国人知道，蚕要用桑叶来喂养。像是松树、橡树和白杨的毛虫，遍布亚洲和欧洲的森林，但是饲养和培育都很困难，产量也无法确定，除了靠近阿提卡海岸的小岛开俄斯，通常都没有人理会。开俄斯有一名妇女发明了这项产品，用吐出的丝织成薄纱供女性专用，很长一段时间在东部和罗马备受赞誉。无论是梅德人还是亚述人，他们的服装是否运用这种材料，引起大家的怀疑。维吉尔是第一位提到此事的古代作家，他说中国人从树上采取柔软的羊毛，这种误解和真实状况相比也不足为奇，后来才慢慢知道有一种价值极高的小虫存在，是为各民族提供奢侈品的头号技师。提比略在位时，这种稀少而又文雅的奢侈品，被生活严肃的罗马人指责。普林尼用稍嫌做作而有力的语言，抨击人们贪财求利的心理，为了有害的目的探勘地球遥远的尽头，寻找在众人看来近乎裸体的服装，贵妇人穿上会全身透明。这种衣物可以显示手足的转动和皮肤的颜色，用来满足虚荣或挑起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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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丝织品很紧密，腓尼基的妇女有时会将它拆散开来，再将亚麻的纤维混纺在里面，松散的质地使贵重的材料倍增价值。[120]普林尼时代以后这200多年，纯丝或混纺的丝织品限定为女性使用。埃拉伽巴路斯具有妇女的阴柔习性，是第一个穿着丝绸衣物的名人，玷污了作为皇帝和男子汉的尊严。尔后罗马和行省有钱的市民，也在不知不觉中效法这种先例。奥勒良抱怨1磅丝在罗马要卖12英两的黄金，但是供应随着需求而增加，价格自然也就下跌了。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或实施专卖，有时也会使价格高过奥勒良的标准，提尔和贝里图斯的制造商基于同样的情况，有时被迫满足于仅收取那过高价格的九成。从产地进口的丝织品大部分耗用在查士丁尼的臣民身上，有人认为需要制定法律，使喜剧演员与元老院议员的服装有所区别。他们仍然更熟悉地中海一种被称为海蚕的贝类，这种大型珍珠贝贴在岩石上面，长出质地细致的毛发，可以用来织成衣料。罗马皇帝原本出于好奇而非实用的缘故，将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长袍当作礼物，送给亚美尼亚的总督。[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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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通过骆驼商队跨越整个亚洲，从中国的海岸被运输到叙利亚海岸，这一行程长达243天，但价值昂贵的商品并不需要很大的数量，便足够支付陆上运输的费用。这些丝绸很快被经常前往亚美尼亚和尼西比斯市场的波斯商人送到罗马人手里。但是这种贸易在休战期间，会受到贪婪和嫉妒的压制；而到了敌对君王的长期战争时，更是会完全中断。波斯国王出于骄傲的心理，把粟特甚至塞里卡也算成帝国的行省，但是波斯真正的疆域是以阿姆河为界，要想越过这条河与粟特人进行有利可图的接触，则完全要视征服者的意愿而定，白匈奴人[122]和突厥人先后统治这个勤奋的民族。然而在号称“亚洲四大花园之一”的地区，就是最野蛮的统治，也不会将农业和贸易彻底毁灭。撒马尔罕和波卡拉这些城市据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用来进行各种产品的交换，他们的商人从中国[123]购买生丝和丝织品，运到波斯后再供应给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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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繁华的首都，粟特人的商队被当成进贡国家的使臣，受到优渥的款待，只要他们能够安全返国，大胆的冒险就能获得极为优厚的利润。从撒马尔罕到陕西最近的市镇是艰辛而危险的旅程，至少需要60天，长则80天到100天。他们渡过锡尔河后就进入了沙漠，除非军队和地区的守备部队加以约束，否则游牧族群会将市民和旅客都当成合法掠夺的对象。运输丝绸的商队为了避开鞑靼的强盗和波斯的暴君，探勘出一条位置更靠南边的路线。他们越过西藏的高山，顺着恒河或印度河而下，在古泽拉特和马拉巴尔的港口，耐心等待一年一度西方船队的来到。[124]沙漠虽然危险，但比起难以忍受的劳累、饥渴和拖延时日还是要好过得多。以后很少人再有这种打算，仅有一名欧洲人通过那条乏人问津的路线，为自己历尽困苦而自鸣得意，他在离开北京以后，花了9个月的时间才抵达印度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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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开放的海洋可供人类自由地交往。中国从黄河到北回归线的各省，都被北部的皇帝征服和教化。在基督纪元开始的时代，这个地区就已经满布着居民和城市，到处种植桑树养蚕，生产丝绸。要是发明罗盘的中国人拥有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的天分，那他们就会向着南半球进行开发。我没有资格判断也很难相信，中国人的长途航行曾抵达波斯湾或好望角。[125]但他们的祖先可能与现代的子孙一样努力与成功，航海的范围从日本群岛延伸到马六甲海峡，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东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在始终保持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沿着海岸抵达顶端的阿钦海岬[126]，每年总有10到20艘船来到此地，上面装满中国的货物，包括各种工艺产品，甚至还有工匠在内。苏门答腊和对面的半岛被很含混地描述[127]为生产金银的地区，托勒密的地理学曾经提到这些商业城市，指出它们的财富并非全部来自矿产。苏门答腊和锡兰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是300个里格，中国和印度的航海人员依靠飞鸟指示航向，或是乘着季风，就是方形船也能安全穿越海洋。这种船在制造的时候不用铁钉，以椰子树叶编成牢固的绳索将船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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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又称塞伦底布或塔普洛巴纳，由两个敌对的君主分治：其中一位据有山地、大象和晶莹剔透的红宝石；另一位享有更为实际的财富，国内的特产、国外的贸易和宽阔的海港特林奎马尔[128]，成为东方和西方船队的集散中心。这个人情味浓厚的岛屿，离两端的国家航程大致相等（有人已经计算过），中国的丝商把买来的沉香、丁香、豆蔻和紫檀木装在船上，与波斯湾的居民维持自由而且利润很高的商业活动。波斯国王的臣民颂扬他的权势和伟大，认为已经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对手。有名罗马人单纯以旅客的身份，乘坐埃塞俄比亚人的船只到过锡兰，他拿出阿纳斯塔修斯的金币，与波斯人不起眼的铜钱做比较，驳斥他们那种狂妄无知。[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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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成为不可或缺的商品，波斯人控制着陆地和海洋，主要的供应来源被他们垄断，查士丁尼对此非常忧心，臣民的财富不断流入一个充满敌意而又崇拜偶像的国家。埃及的贸易和红海的航运随着繁荣的帝国走向衰败，同样遭遇没落的命运。一个积极进取的政府应该恢复这些地区的贸易和航运，除此之外罗马人的船只还要可以航行到锡兰、马六甲甚或中国的港口，去购买所需的生丝和织物。查士丁尼采取了一个更温和的计划，请求同是基督徒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给予协助。他们新近获得了航海的技术、贸易精神和阿杜利斯海港[130]，这个地方是一位希腊征服者最值得炫耀的战利品。埃塞俄比亚人沿着非洲的海岸深入赤道地区，搜寻黄金、翡翠和香料，但是他们很明智地放弃了这一实力悬殊的竞争，因为波斯人靠近印度市场，与他们相争，必然会受到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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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为此感到失望，直到后来发生了一起出乎意料的事件，他的愿望才获得满足。福音的教诲已经传到印度，一位主教在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领导圣托马斯的基督徒，锡兰也建立了一座教堂，传教士追随贸易的足迹到达亚洲的尽头。两个波斯僧侣长期居住在中国，或许是皇家的都城南京，这里的君王信奉外国的宗教[131]，事实上他接见过锡兰岛派遣的使节。波斯的僧侣在虔诚传教时，见到中国人的普通服装都是丝织品，感到非常惊奇，还看见成千上万在饲养的蚕（不论是在树林还是家庭里），从前这是皇后的工作。[132]他们很快了解，要想运走生长期短促的昆虫，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事，但是蚕卵可以孵出很多后代，容易保存，也能在遥远的地区培育。对于波斯的僧侣来说，爱国心比不上宗教或利益的吸引力。他们经过长途的跋涉，抵达君士坦丁堡，将计划详尽报告给皇帝，获得查士丁尼的首肯，被给予丰盛的赏赐和优渥的许诺作为鼓励。然而就君王御用的历史学家看来，高加索山下的一场战役，比起传教士经商的辛劳，更值得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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