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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王被驱逐之后，如果有野心的罗马人竟敢僭用他们的头衔，模仿他们的暴政，就会被人民拿来奉献给地狱的神明，每个市民同胞都可以行使正义之剑。不管布鲁图斯是多么忘恩负义，鲁莽的举动有多么让人厌恶，国家裁定他的行为都非常神圣。[122]和平时期携带武器的野蛮习惯[123]，以及用流血来彰显荣誉，对于罗马人而言都是闻所未闻。在两个最纯真的时代里，从建立平等的自由权利到布匿战争结束为止，罗马从来没有发生过谋逆叛乱的骚动，也很少受到重大罪行的污染。当党派的倾轧遍及国内外，激起各种恶行，逐渐感受到刑法已经丧失效用。西塞罗时代每个普通市民都能享受到无政府状况下的特权，共和国每个行政首长都受到诱惑要掌握国王的权柄，他们的德行如同自然或哲理的天赐果实，有资格受到全民热烈的称誉。经过3年毫无顾忌的色欲、劫掠和酷虐以后，西西里暴君维雷斯被判处赔偿30万镑的金钱，这样一来使得法律、法官甚至原告[124]都感到满意。维雷斯等于只退还了搜刮所得的十三分之一，就能全身而退，过着奢侈豪华的放逐生活。[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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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官苏拉最早想要恢复过去的状况，使得罪行和惩罚能够相称，他在充满血腥的胜利中，极力约束罗马人的放纵行为，并非压迫他们的自由权利，只是他的做法不够完善。他将4700名公民列入“公敌宣告名单”，并为此感到自豪。[126]但是就立法者的角色而论，他尊重那个时代的传统和偏见。对于强盗或凶手、背叛军队的将领或摧毁行省的官员，苏拉并没有对他们处以死刑，仅仅用放逐的刑责来加重罪犯的金钱损失，法律的条文规定，他们在放逐期间“不得生火”和“不得洗浴”。《高乃利乌斯法》和以后的《庞培法》以及《朱利安法》，引用新的刑法体系。从奥古斯都到查士丁尼这些皇帝，都要隐瞒事实，不愿成为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而是创造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类词句并经常运用，尽量去扩张并且掩盖专制政体的发展过程。在将功勋卓越的罗马人定罪时，元老院通常会按照主子的意愿准备混淆审判权和立法权。总督的责任是要维持行省的平静，那就要运用专制和强硬的司法权。等到帝国向外扩展，城市的自由权利逐渐消失无踪。西班牙有个罪犯声称自己拥有罗马人的特权，伽尔巴下令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只是这个十字架制作得更精美、竖得更高而已。[127]有时皇帝会发布敕令，对崭新或重大的问题做出判决，这些问题当然超出总督的权限和能力。流刑和斩首是针对地位尊贵的人员，卑贱的罪犯通常会被处以绞刑、火刑、在矿坑里活埋或是丢给竞技场的野兽。武装的强盗是社会的公敌，受到追捕和根除。把别人的牛马赶回自己家里，就犯下死罪[128]；单纯的偷窃被认为仅是造成公家或私人的损失。罪行的轻重和惩处的方式通常都由统治者自行决定，臣民对法律的危险一无所知，随时都会陷身其中而丧失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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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错误和罪行，分别是神学、伦理和法律的题目。一旦三者的判断一致，可以证实相互的观点，但是在三者相异时，明智的立法者会按照对社会造成的伤害程度，来辨识罪行和惩罚。根据这种原则，攻击一个普通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的判处没有谋逆或叛乱的罪行那样严重，因为谋逆或叛乱已经侵犯了共和国的尊严。善于逢迎的法学家异口同声宣称，共和国为他的元首所有。历任皇帝保持勤奋的工作精神，把《朱利安法》的锋刃磨得锐利无比。两性的淫荡行为可以被视为本能的冲动而予以宽容，也可以被当成社会混乱和腐化的根源予以禁止，但是无论如何，丈夫的名誉、财产和家庭都会因妻子的通奸造成严重的伤害。见识高明的奥古斯都在抑制报复的自由之后，对于这种家庭事件施以法律的制裁。犯罪的奸夫淫妇在加重籍没和罚金以后，被分别放逐到两个相隔遥远的小岛之上，直到永远。[129]宗教对丈夫的不忠行为同样给予谴责，但是没有被列入民法的法律条文之中，因此妻子永远不准对她的冤屈进行辩护。[130]教会法中对于简单或双重通奸的区别，不仅经常见到而且非常重要，但是在《御法集》和《民法汇编》的有关法规中并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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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更为可憎的恶行，羞于提到它的名字，为自然所厌恶，我不能置之不理，只希望很快交代清楚。伊特拉斯坎人和希腊人[131]爱好此道，早期的罗马人也受到影响和感染，疯狂滥用繁荣和权力带来的成果，认为任何纯真的欢乐都乏味不够刺激。《斯卡提尼安法》[132]是运用暴力强行通过的法案，由于时光的消逝和罪犯的增多，在不知不觉中废止。原来的条款规定，对不知世事的年轻人施以强暴或诱骗，被当成对个人的伤害，只赔偿很少的1万塞司退斯或80镑。为保护自己的贞操施以反抗或报复，可以杀死施暴者。我倒是相信，在罗马和雅典，有些个性柔弱颓废的人自愿抛弃他的性别，堕落到置市民的荣誉和权利于不顾的地步。[133]舆论的严厉指责并不会吓阻这种罪恶行径，男子气概受到难以洗刷的羞辱，有时会与私通和通奸这些较为轻微的罪行混淆在一起。受害的男性或女性伴侣活在耻辱之中，但淫荡的爱人反而不会丢脸。从卡图卢斯到尤维纳利斯，诗人指责和颂扬那个时代的堕落现象，法学家的理性和权威对这方面的改革有力不从心的感觉，直到最重视德行的恺撒，才将这种违反自然的罪孽看成伤害社会的罪行加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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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基督教对法律的影响及审判程序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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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的宗教信仰为帝国的法律制定带来新的风气，甚至连本身的错误也都受到尊敬。接受摩西的律法当成神最早的正义，身为基督徒的君王要使自己制订的刑法，能够适用于道德和宗教各种程度不同的邪恶行为。他们首先把通奸认定是重罪，脆弱的两性所造成的过失视同下毒、谋杀、魔法和弑亲。鸡奸的罪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施以同等的惩处。所有的罪犯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身份，不是淹死就是斩首，或是用报复的火焰活活烧死。人类基于同情心，通常会赦免通奸者，但是基于宗教虔诚的愤慨使同性的爱人受到穷追猛打。希腊人污秽的行为在亚洲城市非常流行，僧侣和教士的独身生活也会被煽起同样的罪孽。查士丁尼至少对于女性的不贞已经减轻刑责，犯罪的配偶只被判处独居和悔过，两年以后，只要丈夫愿意原谅她，她就又可以回到他的怀抱。但是同一位皇帝公开宣布，对于失去男性气概的色欲绝不宽恕，他残酷的迫害行为不能因为动机的正当就不受指责。他违犯法律公正的原则，颁布的诏书将犯罪行为回溯以往，对于自白认罪和请求原谅的罪人，事先给予短期的缓刑。痛苦的死刑被加在犯罪者身上，那就是对犯罪的工具施以割除，或是把尖锐的芦苇插进极为敏感的洞孔或管道。只要罪犯被指控亵渎神圣并定罪，就会被砍掉双手，查士丁尼将这一类的刑罚视为正当行为，提出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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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极为羞辱和痛苦的状况下，罗得岛的以赛亚和狄奥斯波里斯的亚历山大这两位主教被拖过君士坦丁堡的街道，同时有传达员的声音在警告同教的弟兄，要他们观看这可怕的教训，不要使神圣的身份受到玷污。或许这些高级教士根本就是清白无罪的人。经常会发现这种可耻的死刑判决，出于孩童或仆役微弱或可疑的证据。法官为了要对绿党、有钱人以及狄奥多拉的仇敌定罪，如果实在找不到罪名，就用鸡奸的行为来进行指控。有位法国哲学家大胆指出，任何事情要保持秘密就值得怀疑，对于罪恶我们自然而然会感到恐惧，就会被当成暴政的工具。但是同样是这位作者提出有说服力的言辞，备受称许，那就是：立法者可以信赖人类的品味和理性。等到发现败坏的风气竟然如此古老而且蔓延甚广，他的言论就受到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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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和罗马的自由市民享有最高的特权，就是所有涉及刑事的案件均由本国审理。[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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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掌理司法部门是君主最古老的职权，曾经是罗马国王行使的权力，但到了塔昆文继位以后产生滥用的状况，他不遵守法律或会议的规定就宣布专制的判决。最早的执政官继承了这种帝王的特权，但是在获得神圣的上诉权以后，民选的官员立即丧失审判的权力，所有与公众有关的案件由人民组成的最高法庭裁决。然而一种野性难驯的民主政体，只能在司法的形式上表现出优点，通常会否定主持正义的基本原则。专制政体的骄傲会被平民的嫉妒毒害，雅典的英雄有时会赞许波斯人何其幸运，他们的命运只被一个善变的暴君播弄。罗马人的严肃和自制能够发挥效果，定出若干有利的限制办法，强加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不能感情用事。起诉的权利掌握在官员的手里。35个区部的投票表决只能决定罚锾，百人连大会保有审理所有重大罪行的权力，这是根据基本法所成立的机构，地位和财产的分量可以确保在表决时占有优势。大会一再运用发布文告或延长休会时间的手段来阻挠会议的进行，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来化解偏见的影响和愤怒的情绪，而且整个审判程序可能因为及时的征兆或一位护民官的反对而取消，像这种全民的审判通常更乐于对被告进行定罪处罚，而不会赞同被告的清白无辜。如果把司法权和立法权合并在一起运用，被告这一方是否会获得赦免或宣告无罪，就会让人产生怀疑。罗马和雅典的演说家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当事人担任辩护，那么他们就会诉诸君王的策略和恩情来准备讲稿，同时也诉诸君王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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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召集市民参加每个罪犯的审判已经成为很困难的任务，尤其是市民和罪犯的人数越来越多，权宜的办法是运用常设的官员或是特定的检察官，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早期这种问题非常少见，只有在很偶然的状况下才会发生，等到罗马建城7个世纪的初叶才成为永久的编制。每年选出的4位法务官经过授权，负责审理叛逆、勒赎、盗用公款和贿赂等国事犯罪。苏拉增加法务官的数目和新的罪行项目，以处理直接伤害个人安全的犯罪。这些检察官负责准备和指导法庭的审判工作，也只是宣读经大多数“法官”所同意的判决而已。这些法官虽然尊重事实，但产生的偏见更多，已被比拟为英国的陪审团。[135]法务官拟定一份年度名单，列入的人选都是年高德劭的市民，承担这些重要而让人厌烦的工作。经过很多年宪法的奋斗以后，才从元老院、骑士阶级和平民中间选择相等的人数，有450人被指定进行单一的表决。法官有不同的名单或是“十人组”，必须将上千位罗马人的名字包括在内，这些人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每个特定的案件，都要从大瓮中抽出足够的法官人选，他们的公正要用誓词来保证。投票表决的方式可以保证独立行使职权，从原告和被告的相互盘问中，消除有所偏袒的疑虑。米洛案[136]的每边法官减少15人之多，由51位法官用口头回答或透过投票板，投出开释、有罪或可疑的决定。[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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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罗马法的审判程序中，城市的法务官才是真正的法官，也可以算是立法者，等他下达指示要采取法律行动时，通常就会交付给一个代表来查明事实真相。随着法律的诉讼程序增加，由十人委员会所设置、他所主持的法庭，获得更大的分量和更高的声誉。不管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听从幕僚给他的建议，绝对的权力还是被托付给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每年要由人民投票选出。在自由运用有关的法规和预防措施时，需要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专制政体的命令则简洁而又无趣。在查士丁尼也或许是戴克里先时代之前，十人组的罗马法官已经是虚有其名，只能像顾问一样提出很谦逊的意见，法务官可能接受也可能置之不理。无论是民事法庭还是刑事法庭，都由一位官员负责，他的就任或解职全部取决于皇帝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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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罗马人自我放逐和了断的精神以及对民法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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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罗马被告受到指控犯下重大的罪行，会用自我放逐或了断来阻止法律的宣判。直到他的罪名得到合法的证明，他才能恢复清白无辜以及个人自由；直到最后的百人连的投票被统计和宣布，他才可以和平地离开，前往意大利、希腊或亚细亚的联盟城市。[138]这种民事诉讼的死亡可以维护他的名誉和财产，至少他的儿女不会受到影响；他也可能仍旧享受理性和感官的生活，只要心灵在习惯了罗马那种野心和嚣闹之后，能够忍受罗得岛或雅典的单调和宁静。需要不顾身家性命的努力才能逃脱恺撒的暴政，但是斯多噶学派的哲理使人熟悉这种努力，他们这些最勇敢的罗马人就是很好的范例，那就是合法鼓励自杀的行为。经过宣判已经定罪的罪犯，被处死以后尸体要受到示众的羞辱，也给儿女带来最大的不幸，财产全部充公，使他们处于贫穷的困境。但是如果提比略和尼禄的受害人，在君主或元老院的敕令下达之前先行了断，他们的勇气和死亡会获得补偿，就是公众的赞扬、适当的葬礼以及遗嘱的有效。极端贪婪和残酷的图密善，像是要将不幸的人最后的慰藉全部剥夺殆尽，甚至就是两位仁慈的安东尼皇帝，也仍旧不愿让人得到如此的恩典。涉及重大罪行的案件时，如果自愿赴死的时机是介于起诉和定罪之间，等于是承认有罪，国库就用不人道的手法，将死者的战利品全部攫走。然而法学家通常会尊重市民的自然权利，就是放弃生命也包括在内。塔昆文给死者带来身后的羞辱[139]，是为了防止臣民走上绝境，后世的暴君从没有加以恢复或是效法。要是有人把死看成解脱，那么世间的权力对他已经丧失作用，只有诉诸来生的宗教顾虑，才会使他自戕的手受到约束。维吉尔在他的作品中将自杀列为不幸，并没有视为犯罪[140]，这种地狱幽魂的诗意神话对人类的信仰或习性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福音或教会的训诲，终于还是把虔诚的奴性强加在基督徒的内心，要他们迎接疾病或刽子手的最后一击，而且必须毫无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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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在62卷《御法集》和《民法汇编》之中只占很少的部分，所有的法庭诉讼程序中，决定市民生死的案件，比起契约或继承这些最普通的争论，没有那么受到重视，也很少一直拖延不决。这种非常明显的区别取决于刑法和民法的性质，虽然有时会为了保卫社会的安宁而考量刑法的紧急需要。我们对国家的责任一般而言非常简单而且始终不变。谴责罪犯的法条不仅刻在铜板或大理石上，而且印在罪犯的良心上，通常透过单一事实的证据就能够确定他的罪行。然而我们与每个人的关系是变化多端而毫无限度的，我们的义务之所以能够产生、废止或修正，全部来自伤害、利益和承诺。自愿签订的合约和遗嘱经常会受到欺骗或无知的指使，所以才需要加以解释，也使法官获得实用的练习和经验而做出睿智的判决。广大的领土和兴旺的商业扩展了每个人的事业，市民居住在庞大帝国遥远的行省，不但有许多怀疑及耽搁，还无可避免从地区上诉到最高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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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是君士坦丁堡和东部的希腊皇帝，也是拉丁牧羊人的合法继承人。想当年罗慕路斯把殖民地建立在台伯河的两岸，在1300年这么长的时间内，法律很勉强地随着政府架构和生活方式而改变。想要融合古老名称与新制度的企图值得嘉许，却摧毁了原有的和睦关系，暧昧而又不合常规的体系难免要自我膨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律原谅臣民的无知，也就等于是承认本身还不够完美。罗马法经过查士丁尼删节以后，仍旧是神秘难解的学科，也是有利可图的职业，极为复杂的性质使得学习非常困难，加上从业人员私下运用各种手法，更是陷入10倍的黑暗之中。追求这门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有时会超过应得的报酬。申诉者由于穷困或明智，就不得不放弃最美好的权利。获得正义竟然如此昂贵，或许可以减弱诉讼的风气，但是在不对称的压力之下，只会增加富人的影响力，使得贫民的处境更为悲惨。讼诉程序的进度缓慢而又耗费甚大，有钱的抗辩者居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甚至不必寄望碰到贪污的法官。在体验到一种恶习时难免会引起愤怒之心，这也是我们的时代和国家无法避免的事，真是恨不得拿我们精心炮制的法律体系，去交换土耳其宗教法官极其简明快速的判决。我们平心静气想一下，为了保护臣民的人身和财产，像这样的形式和延迟确有必要。法官的深文周内是独裁者首要的工具，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应该有先见之明，解决在权力和勤奋无限扩展以后所产生的问题。然而查士丁尼的政府把自由和奴役的缺失全部结合在一起，罗马人在复杂多样的法律和主子的任意专制之下，在那个时代受到更多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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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四十五章 查士丁二世当政 阿瓦尔人派遣使者 定居在多瑙河 伦巴第人夺取意大利 接受提比略二世为帝 意大利在伦巴第人及东正教徒控制下的状况 拉文纳的局面 悲惨的罗马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风范（565—64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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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士丁二世登极的始末及阿瓦尔人使臣来朝（565—56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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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的晚年只顾虔诚地沉思美好的天国，衰弱的心智完全忽略尘世的事务。臣民对于他那绵长的寿命和无尽的统治感到难以忍受，然而所有人都怀着忧虑，害怕在他过世的时刻，引起都城的暴乱与帝国的内战。没有子女的国君有7个侄儿和侄孙，都是他的兄弟和姐妹的后裔，他们生下来就享受皇家的荣华富贵，接受良好的教育，在行省和军队中担任很高的职位。大家对他们的为人处事都很熟悉，各个都有一批忠诚而热心奉献的追随者，在一个满怀猜忌的时代要尽量延后指定接位的人选，使得每个侄儿都抱着继承伯父皇位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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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在统治了38年以后逝世在皇宫（公元565年11月14日），维吉兰提娅[141]的儿子查士丁靠着朋友的帮助，抓住了决定性的机会。午夜时分，他的家人被雷鸣般的打门声音惊醒，得知来人是元老院的主要成员后就让他们进入。这些受到欢迎的代表宣布最重要的机密信息，皇帝已经崩殂，据称在临终前选择了最受喜爱和赞许的侄儿继承他的皇位。他们恳求查士丁要预防群众的动乱，同时他们也知道时机稍纵即逝，稍有疏忽就会失去拥立之功。查士丁的面容显现出惊愕和悲伤的神色，同时也表示谦让的态度，在他的妻子索菲娅的规劝下，愿意听从元老院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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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静静地迅速进入皇宫，卫队向新统治者致敬，接着举行加冕大典，完成军事和宗教的仪式。他从高阶官员的手里接受皇帝的服饰，穿着红色的官靴、白色的上衣和紫色的长袍。有个幸运的士兵实时被授予护民官的职位，把象征军阶的领圈套上他的脖颈。查士丁很安稳地坐在一面盾牌上，由4名强壮的青年高举起来，接受臣民的欢呼与敬贺。教长的祝祷表示批准他们的推选，把一顶皇冠加在信奉正教的皇帝头上（公元565年11月15日—574年12月）。椭圆形竞技场早已拥满无数的群众，等到皇帝出现在宝座上面，不论是蓝党还是绿党全部响起一片欢呼的声音。查士丁二世对元老院和人民发表演说，承诺要改进使前朝蒙羞的时弊，展现一个公正和仁慈政府的典范，同时宣布要用个人的名义和宽阔的胸襟，在元月1日（566 A.D.）[142]接受罗马执政官的头衔。为了能够立即偿还他伯父所欠的债务，表达确实遵守诚信和慷慨的誓约，一队挑夫背负成袋的黄金进入椭圆形竞技场，使得查士丁尼时代原本毫无希望的债权人，接受这份主动发给的礼物作为他们应得的补偿。还不到3年的时间，索菲娅皇后不仅比照他的先例，有的地方还要做得更好。她将很多贫穷的市民从负债和高利贷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让他们脱离不幸的苦海。这种慈善的行动获得无比的感激，但是君王的恩典最容易被挥霍和欺骗所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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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即位的第七天，接受阿瓦尔人使臣的觐见，整个场面经过布置，务必要让蛮族感到震惊、尊敬和畏惧。从皇宫的大门开始，宽阔的内廷和绵长的柱廊配置成列的警卫，他们佩戴着冠毛高耸的头盔和金光闪闪的圆盾，手执长矛和战斧，比在战场更显得威风凛凛。伴随着君王的军官或许是为了展现皇家的权势，全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按照军职和文官的位阶排列。等到内殿的帘幕拉开以后，使臣可以看到坐在宝座上面的东部皇帝，位于4根圆柱支撑的天棚或圆顶的下方，顶端装饰着展翼欲飞的胜利女神雕像。他们在一开始不禁大吃一惊，只有屈从于拜占庭宫廷奴性极重的跪拜之礼，但是很快从地上站起来，首席使臣塔吉提乌斯表现出蛮族的自由和傲慢。他在通事的翻译之下，极口颂赞他们的领袖台吉的伟大，他的仁慈使得南方的王国得以生存不致灭亡，他那战无不胜的臣民越过西徐亚冰冻的河流，无数的帐幕现在已经遮盖了多瑙河的河岸。逝世的皇帝每年提供价值高昂的礼物，与感激的国君建立深厚的友谊，罗马的敌人也尊敬阿瓦尔人的盟友。查士丁尼的侄儿过去所受的教导，是要一成不变采取审慎的作风，仿效他伯父慷慨的行为，从一个无法击败的民族手里买到和平的祝福，这个民族不仅喜爱战争的行为，而且擅长战争的训练。现在皇帝从基督教的上帝、罗马的古老光荣事迹以及查士丁尼新近获得的胜利中，建立起坚定的信心，他的回答带着高傲的口吻，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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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有数量庞大的兵员和马匹以及供应充足的武器防守边界，胆敢入寇的蛮族必定会被惩罚。你们声称要提供协助，却又威胁采取敌对行动，我们根本不把你们的敌意和帮助放在眼里。阿瓦尔人的征服者恳求我们要建立联盟的关系，难道我们还怕他手下的残兵败将？[143]我的伯父之所以赐给你们年金，是同情你们不幸的遭遇和谦卑的请求。现在你们将从我这里得到更重要的恩惠，那就是看清楚自己的弱小。觐见结束，你们可以告退了，使臣的生命会得到保障，如果你们再来恳求我的宽恕，或许会获得我的恩赐。[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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