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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纳修斯的继承人在运用武力对付另一种阿里乌斯派时,只考虑自己的虚荣和野心,殊不知这位敌人在教会阶级中居于第二把交椅,比起阿里乌斯派势力更大罪孽更深。敌对的高级教士间保持一小段时间的联系,他们的通信中用尊敬和仁慈等极为空洞的言语,来掩饰相互之间的仇恨。过没多久,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向君王和人民、东部和西部,公开谴责拜占庭的主教犯下滔天大罪。他从东部特别是安条克,获得的回应是宽容和沉默的暧昧建议,虽然同时向双方提出,实际上偏向于聂斯托利。梵蒂冈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埃及的信使,这种恳求正好迎合切莱斯廷一世[314]的虚荣心。一个僧侣的偏颇观念竟会决定教皇的信仰,何况这位教皇和他的教士,对于希腊人的语言、艺术和神学根本是一窍不通。切莱斯廷召开意大利的宗教会议,权衡双方说辞和整个情况,赞同西里尔提出的信条,斥责聂斯托利的心态和人品,罢黜异端分子的主教职位,给他10天时间发表皈依和悔改的声明,并且将这个草率非法的判决交给他的敌人去执行。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发出如天神霹雳一击的时候,暴露出凡夫的过失行为和执迷不悟,他那十二条破门律[315]仍在折磨一些身为正统基督教徒的奴隶,他们敬重这位圣徒的所作所为,但是没有失去对卡尔西顿宗教会议的忠诚。这些难以涤清污点的大胆言论,难免沾染阿波利纳里斯异端邪说的色彩,但是聂斯托利严肃而又真诚的表白,使现代更为明智而且立场公正的神学家感到满意。[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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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次以弗所大公会议引起东方教派的反对(43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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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东部的皇帝还是大主教,都不愿服从一个意大利教士的命令,一致要求召开正统基督徒的宗教会议,也可以说是希腊教会的宗教会议,认为是唯一可以平息或解决神学争论的办法。水陆交通极为便利的以弗所被选为会议地点,开会日期订于圣灵降临节[317](公元431年6月—10月)。开会通知送到每座大城市,派出警卫来保护这些神父,并且限制他们的行动,除非上天的秘密和世间的信仰获得解决,否则全部不准离开。聂斯托利的光临不像是一名罪犯倒像是法官,不是靠着跟来的高级教士的人数,而是靠他们所具有的分量;他的身边都是强壮的奴隶,来自宙克西普斯浴场,全副武装可以用来打击敌人或者保护他自己。但他的敌手西里尔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的武器,力量显得更为强大,50位埃及主教在后面追随,对于皇家的会议通知,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实际意义,全部不予理会。这些主教都在期待教长的点头示意,让大家知道他已经获得圣灵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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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早已与以弗所的门农主教结成关系密切的同盟;这位亚洲的专制总主教在私下安排,仅他这部分就有30到40张主教票不会投给聂斯托利。大批农民是教堂的奴隶,涌入城市,要用打斗和叫嚣支持形而上的争论。圣母的遗体被安葬在以弗所的城墙之内[318],这份荣誉也激起人民的宗教狂热。从亚历山大里亚开航的船队装载着西里尔和埃及的财富,随船带来大批水手、奴隶和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盲目追随圣马可和上帝之母的旗帜。参加会议的神父和警卫看到这些战斗的队伍,都感到大吃一惊。那些反对西里尔和玛利亚的敌手在街头遭到侮辱,或是在住处受到威胁。西里尔的雄辩和慷慨使追随他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位埃及人估计很快就能有200名主教听从他的召唤和驱使。[319]但是十二条破门律的始作俑者,不仅预见到也害怕安条克的约翰会加以反对。安条克的约翰这时正带着人数较少的队伍,包括各大城市受尊敬的主教和神职人员,从遥远的东部首府一路缓行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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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尔等得非常心急,认为这是故意的拖延行为,应该受到谴责[320],于是宣布在圣灵降临节后的第16天开始会议。聂斯托利完全靠着东部的朋友到场帮忙,就像他的前任克利索斯托一样坚持原则,否定敌手有下达指示的权力,更不听从开会的通知。敌人匆忙安排对聂斯托利的审判,而由原告坐在主审官的座位上。在68位主教中,22位兼有大主教的职称,提出温和而自制的抗议,为他的案子进行辩护,结果被同教的弟兄赶出会场。坎狄狄安用皇帝的名义要求会议延后4天,这位亵渎神圣的官员受到侮辱,圣徒的集会用暴力把他驱逐出去。整个重大事件在夏季的一个白天完全处理完毕(6月22日),主教个别发表意见,但是这种表态雷同的格调,可以显示出有人在暗中指使,不仅发挥影响力,还进行操控。这个主谋的行为受到指责,因为他的恶例,使得作证和签名无法取信于人。大家毫无异议认为,西里尔的书信符合尼西亚教条以及神父的教义。但是他们从聂斯托利的讲道词和书信中,断章取义摘录若干词句,夹以革出教会和破门律的诅咒,因此免除这个异端分子的主教职位,剥夺他的圣职荣誉。把聂斯托利当成新犹大所恶意签发的判决书,张贴在以弗所的街头,并且派人大声宣布。那些疲惫不堪的高级教士从上帝之母的教堂里走出来,被当作为她冲锋陷阵的勇士,受到大众的欢呼。为了庆祝她的胜利,那个夜晚真是灯火通明,歌声四起,人潮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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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5天(6月27日),东部主教的抵达以及他那气愤填膺的表情,使西里尔的胜利大为失色。安条克的约翰在旅社的房间里,来不及掸去鞋子上的尘土,便匆忙接见了皇帝的大臣,坎狄狄安向他叙述了他企图预防或阻止埃及人一意孤行,现在却完全失败的努力。同样的仓促行事和一意孤行,50位主教参加了东部的宗教会议,他们罢黜西里尔和门农的主教职务,并且在十二条破门律中,谴责阿波利纳里斯异端是绝对的恶毒,并且把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描绘成恶魔,从出生到接受教育都是为了要毁灭整个教会。[321]约翰的宝座虽遥不可及,但是他们决定马上赐福以弗所的羊群,给他们找一位虔诚的牧人。门农保持高度的警觉,发现状况不对就关起大门,让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进驻主座教堂。军队在坎狄狄安的指挥下立即发起进攻,外围的哨兵很快被击退,有的死于剑下,但是整个教堂固若金汤。围攻的人员开始撤退,结果受到猛烈的追击,损失乘骑的马匹,很多士兵被棍棒和石块打成重伤。以弗所这个圣母之城陷于暴乱、骚动、叛逆和杀戮之中。敌对的宗教会议指使他们的御用机构,向对方宣判破门罪和开除教籍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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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和埃及两个派系相互攻讦和各说各话的陈述中,狄奥多西的宫廷混淆不清,无法辨别是非。在那极为忙乱的3个月里,皇帝竭尽诸般手段,想要调停这一次的神学争执,其实最有效的办法是置之不理和表示藐视。他试图使用一般的审判方式,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用来除去或恐吓双方的领导人物;他对派往以弗所的负责官员授以极大的权限及军事力量;他要两派各选出8位代表到首都附近集会,远离为群众狂热所感染的地区,开诚布公讨论双方的歧见。但是东方的人士拒绝屈服,正统基督教会认为人数众多还有拉丁同盟,反对接受联合或宽容的条款。最后个性温和的狄奥多西忍无可忍,在震怒之中驱散了主教所产生的动乱,经过13个世纪漫长岁月以后,谁知第三次基督教联合会议又出现这种古老的场面。虔诚的君王说道:“上帝可以作证,我没有引起这场混乱。上天知道谁是罪人,必定对他施加处罚。你们回到行省以后,只有靠着自己的德行,来补救这次集会所造成的灾难和羞辱。”他们回到各自的行省,但以弗所大公会议带来不安的情绪,现在弥漫到整个东部世界。经过3次坚持到底和势均力敌的战役以后,安条克的约翰与亚历山大里亚的西里尔,终于解释清楚,可以握手言和,但是这种表面的再度联合,归于双方都需审慎从事,并非理性考量的结果,只能说是双方都已困倦不堪,而不是教长能发扬基督教仁慈为怀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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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宗教战争下西里尔的胜利和聂斯托利的放逐(431—43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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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大主教为了诋毁埃及对手的人格和行为,早在皇帝的耳边灌输种种带有偏见的言辞。随着开会的通知附上一封满是威胁和抨击的书信,指责他是钻营、无礼和猜忌的教士,混淆人们简朴的信仰,扰乱教会和国家的安宁,并运用权谋分别给狄奥多西的妻子和妹妹写信,这种行为可以明确认定,是为了在皇室内部散布不和的种子。接到君王严厉的命令后,西里尔来到以弗所,他在那里遭到行政官员的抵制、威胁和囚禁,这些官员应聂斯托利和东部人士的要求,已经在吕底亚和爱奥尼亚集结军队,要镇压教长那批充满宗教狂热而又不遵法度的随员。西里尔毫不考量皇帝是否会赐予恩典,逃过警卫的看守匆忙上船,抛弃已经四分五裂的宗教会议,退回安全而又自主的教长城堡。他那两名手腕高明的使者在派往宫廷和都城以后,竭力平息皇帝的怒气,恳求他的宽容,都能得到善意的回应。阿尔卡狄乌斯的儿子个性软弱,受到妻子、妹妹、宦官和宫中妇女相互矛盾的影响,立场始终摇摆不定,她们的情绪受到迷信和贪婪的控制,身为正统教会的头目,对前者极力危言耸听,还要尽力满足后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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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和近郊修建了多所修道院,地位圣洁的院长达尔马提乌斯和优迪克[322],早已将宗教的热忱和忠心奉献给西里尔的理想、玛利亚的崇拜和基督的统合。他们从僧侣生活的第一天开始,就不与尘世打交道,也不愿踏上城市污秽的土地,然而自从教会出现可怕的危机,他们的誓言被极为崇高而又绝对必要的责任取代,于是他们带领一大队僧侣和隐士,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口中唱着颂扬“上帝之母”的赞美歌,从他们的修道院奔向皇宫。这个前所未有的壮举使人民极为兴奋和激动,害怕得发抖的君王倾听圣徒的祈祷和诉求。他们提出大胆宣告,要求皇帝接受阿塔纳修斯的继承人并且赞同他的信条,否则就没有希望获得上帝的救赎。同时对通往帝座的每条道路都展开“金钱攻势”,在“颂词”和“祈福”这些光明正大的名义之下,所有廷臣无论性别,按照他们的权势和贪念,得到数目不一的贿赂。他们无厌的需求,却等于把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圣所洗劫一空。教长的权威也无法压制教士的抱怨,为了支付可耻的腐败伎俩所需的费用,已经负下6万镑的债务。[323]普尔喀丽亚使她的弟弟免于承受帝国的重担,是正统教会最坚固的支柱。宗教会议的雷霆之声和宫廷的窃窃私语,产生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西里尔能够保证即使弄走一个宦官,换上一个还是会得到狄奥多西的重用。然而,这位埃及人还是无法吹嘘自己能获得光荣和最后的胜利。皇帝表现出乎寻常的坚定气概,要信守诺言保护无辜的东部主教。西里尔尽量软化心意不要下达破门律,在他能对不幸的聂斯托利展开全面的报复行动之前,只能用暧昧不清和勉为其难的态度,承认基督的双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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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斯托利生性鲁莽固执,一直到宗教会议结束,始终受到西里尔的压迫、宫廷的辜负和东部朋友微弱无力的支持。恐惧或气愤的情绪使他想要趁着时机未晚,能够很风光地自愿退位。他的愿望或至少是他的请求获得允许,盛大的队伍将他从以弗所护送到安条克,进入早期修行的古老修道院。留下的职位空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的接班人马克西米安和普罗科卢斯,相继成为君士坦丁堡合法的主教。但是,那位被黜免的主教在孤寂的斗室之中,再也无法适应普通僧侣的清静与安宁。他对过去感到遗憾,对现在表示不满,对未来心怀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东部的主教相继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排除在一切活动之外;分裂的派系把聂斯托利尊为信仰坚定的圣者,现在人数已经日益减少。他在安条克居留4年以后,狄奥多西签署一份诏书,把他列为术士西门之流的人物,取缔他的言论和追随者,谴责他的著作并收集起来烧毁,先是把他流放到阿拉伯的佩特拉,最后将其送到利比亚沙漠的一处绿洲,就像身处孤岛一样。[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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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被放逐者虽然已经与教会或世界丧失接触,偏颇的见解和战斗的意识所引起的怒气却仍旧萦回心头。一个布伦米人或努比亚人的游牧部落,入侵那个监禁他而又非常偏僻的地点,离开时留下一批无用的俘虏。等到聂斯托利刚抵达尼罗河的岸边,他就发现状况不妙,不如离开一个有正统教会的罗马城市,宁愿到蛮族去过较为温和的奴役生活。他的逃走被当作一项新的罪行受到惩治。教长的精神影响力对埃及民事和教会的权势人物产生激励作用,行政官员、士兵和僧侣基于虔诚的信仰,要折磨基督和圣西里尔的敌人。在遥远的埃塞俄比亚领土,这位异端分子不停地被押送进去接着又召唤回来,反复的旅程极其艰困而又劳累,衰老的身躯实在是无法忍受。然而他的心灵仍旧斗志高昂,保持独立的见解。蒂巴伊斯市长为他写给信徒的牧函而惊讶不已,亚历山大里亚的正统教会暴君去世时他还健在,经过16年的流放之后,卡尔西顿的宗教会议或许会恢复他在教会的职位,至少也应该让他重回过去的生活。聂斯托利的逝世使他无法接受他们衷心欢迎的召唤[325],然而疾病的传闻带着恶意中伤的色彩,说他的舌头是亵渎的工具,竟然被虫子吃掉。他的遗体埋葬在上埃及名叫克姆尼斯或潘诺波里斯或阿克米的城市,但是雅各派信徒永不消失的怨毒之心,仍旧保持数代之久,一直对着他的坟墓丢石头,到处散播不经的传闻,说是上天对于正直和邪恶的人遍洒雨露,雨露却从来没有落在他的坟上。[326]恻隐之心使人难免要为聂斯托利的不幸下场流泪叹息,但正义之士却可以清楚看出,正是他所极力赞同而且施加于别人的迫害使他自己身受其苦。[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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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优迪克的异端邪说和以弗所第二次大会(448—44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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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在统治32年以后过世,抛下正统基督徒任凭他们发泄宗教的狂热和滥用胜利的特权。在埃及的教会和东部的修道院中,定出严格的规定,只能宣扬一性论的教义(只有一个神性的化身),阿波利纳里斯的原始信条因得到西里尔的认可而获得保护。优迪克是受到他尊敬的朋友,这个名字被用来称呼一个派系,始终与聂斯托利的叙利亚异端针锋相对绝不相让。他的敌手优迪克是修道院的院长,或是兼管几个修道院的方丈,也可能是300位僧侣的监督。要不是拜占庭大主教弗拉维安的冒失或气愤,像这样的丑闻就不会呈现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眼前,那么思想简单而又大字不识的隐士所提出的意见,就会消失在他躺卧达70年的斗室之中了。本派的宗教会议立刻召开,会议程序受到嚣闹和阴谋的阻挠,年纪很大的异端分子在惊愕之余,不得不承认基督的肉身并非来自处女玛利亚的实体。优迪克提出单方面通过的信条,要诉诸大公会议的议决,他的作为得到教子克里萨菲乌斯,以及帮凶狄奥斯科鲁斯的大力支持,克里萨菲乌斯是皇宫中最有权势的宦官,而狄奥斯科鲁斯则继承狄奥菲卢斯侄儿的宝座、信条、才华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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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特别发出开会通告,以弗所第二次大公会议(公元449年8月8—11日)的安排非常用心,包括东部帝国的6个大教区,每个教区有10位都主教和10位主教出席,除此之外还邀请受到重用和才德出众的人士,参加人数增加到135人。叙利亚的巴尔苏马斯作为僧侣的领袖和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和使徒的继承人一起投票。作风专制的亚历山大里亚教长再度对自由辩论施加压力,同样的精神和物质武器再次从埃及的武库中取出。来自亚洲的老兵是一队射手,听从狄奥斯科鲁斯的命令加入战争。势力强大的僧侣不可理喻又无恻隐之心,围攻主教座堂的门户。普遍的看法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神父们全盘接纳了西里尔的信念,甚至包括他的仇恨。对于一些最有学问的东方人所倡导的双重性质邪说,指名道姓连同他们的作品进行严正的指责:“赶快用刀将那些分割基督的人劈成两半吧!把他们剁成肉酱!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些就是基督教宗教会议所表现的慈悲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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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迪克的清白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受到留难,获得了认可。有些高级教士特别是来自色雷斯和亚洲地区的那些,却不愿因为狄奥斯科鲁斯的行使或滥用合法的审判权,就废除他们的教长(弗拉维安)目前保有的职位。狄奥斯科鲁斯站在宝座的踏板上,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这些主教跪下抱住他的膝盖,恳求他饶恕一位神职弟兄的过失,让他保留一点颜面和尊严。冷酷无情的暴君怒吼道:“你们要造反不成?谁在这里负责?”话还没说完,就有一大群僧侣和士兵,手里拿着棍棒、刀剑和链条涌进教堂,面无人色的主教躲在圣坛后面或条凳底下,这些人都没有殉教的炽热情绪,先后在一张空白羊皮纸上签名,然后再写上谴责拜占庭大主教的词句。弗拉维安在这个折磨心灵的竞技场上,立即落入一群野兽的手中,这些僧人在巴尔苏马斯做出榜样的刺激之下,纷纷要为基督所受的伤害报仇雪耻。据说亚历山大里亚的教长大声咒骂君士坦丁堡的同教弟兄,将他打倒在地以后还用脚践踏。毫无疑问,受害者还没有到达流放的地点,在第三天就因受到内伤而死于以弗所。有人主持公道,把第二次大公会议称为强盗和凶手的集会。然而,那些控诉狄奥斯科鲁斯的人,一定会夸大他的暴行,好为自己怯懦和前后矛盾的行为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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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和基督教信条的建立(45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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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信仰赢得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教派却得到一位教皇的支持,他对于阿提拉和根西里克的敌意毫无所惧。利奥的神学理论以及名声响亮的巨著《书信集》,里面阐明天主降临及道成肉身的奥秘,以弗所的大公会议对这件事未予理睬。他和拉丁教会的权威,在他们派出的使者身上受到了侮辱,这些人逃脱苦役和死亡,回来以后叙述狄奥斯科鲁斯的暴虐行为,还有弗拉维安殉教的悲惨故事。利奥召开行省的宗教会议,废除以弗所不合规定的议事程序,然而他本身的做法也未能尽合规定,于是要求在意大利自由信奉正统教义的行省,召开一次全国宗教大会。罗马主教成为基督徒的领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发号施令,毫无危险。普拉西狄娅和她的儿子瓦伦提尼亚,一字不易在他的命令上签字,拿来告诉在东部的君主,应该恢复教会的和平与统一。但是东部皇室的戏码受到那个手法高明的宦官操纵,狄奥多西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聂斯托利点燃的大火在受到公正的惩罚以后已经熄灭,教会已获得最后的和平与胜利。要不是皇帝的坐骑幸运踣地不起,希腊人或许还与一性论的异端邪说牵扯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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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西二世逝世后,身为正统基督徒的姐姐普尔喀丽娅,以及有名无实的丈夫共同登上帝座。克利萨菲乌斯被定罪用火烧死,狄奥斯科鲁斯遭到罢黜下台,流放的人员无罪开释,东部的主教开始预约利奥的巨著。然而教皇对心仪的计划感到失望,拉丁的宗教会议没有如期召开。他对于主持希腊的宗教会议感到不屑,何况还要很快在比提尼亚的尼斯召开。他派出的代表团用很专横的口气,要求皇帝御驾亲临。在马西安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监督之下,疲惫不堪的神父被转送到卡尔西顿。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一个坡度平缓而又地势高起的山顶兴建圣优菲米亚大教堂。整个建筑的三重结构可以称之为艺术和工程的奇迹,视野开阔宽广无垠的海陆景色,使得信徒在内心产生宁静的情绪,默思上帝和宇宙的奥秘。630位主教按照位阶排列在教堂的正厅,但是东部的教长前面是代表团,其中第三位只是一位普通的神职人员。最尊贵的位置保留给20位俗家人员,都是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的位阶。大厅的正中央放着装饰得非常华丽的福音书,教皇和皇家的主要官员还在仔细推敲有关信念的规章,使得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第十三次会期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公元449年8月8—11日)。[328]他们的干预使得放纵的叫喊与咒骂静寂无声,虽然可以维持教会的尊严,但是做法还是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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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提出正式的控告以后,狄奥斯科鲁斯被迫走下宝座,成为阶下之囚,审判官已经将他视为罪犯。那些仇视西里尔更甚于聂斯托利的东部人,都把罗马人看成自己的救星:色雷斯、本都和亚细亚这些地方,对于谋杀弗拉维安的凶手极为愤恨,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的新任教长,靠着牺牲他们的恩主保住自己的职位。巴勒斯坦、马其顿和希腊的主教原来拥护西里尔的信仰,现在面对宗教会议极为炽热的战斗,这些领导人物连同听命的随员都从右翼转到左翼,像这样及时发生的反正事件决定了胜利的归属。从亚历山大里亚乘船前来的17名副主教当中,有4名受到引诱改变了效忠的对象,另外13名趴在地上叹息哭泣,请求宗教会议大发慈悲,并且很可怜地宣称,如果他们现在屈服,等回到埃及一定会被愤怒的民众杀死。狄奥斯科鲁斯的同谋获得恩准,要用长期的悔罪来消除所犯的罪孽和过失。他们的罪过全部累积在他一个人的头上,狄奥斯科鲁斯既不要求也不希望得到赦免,那些恳请给予大赦的人们的温和声音,被胜利和报复的叫声淹没。过去追随他的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名声,费尽心机故意找出他个人的过错,说狄奥斯科鲁斯将教皇革出教会是鲁莽而且不合法的行为,还有他的个性倔强拒绝参加宗教会议(那时他是受到监禁的囚犯);很多证人出面为他的傲慢、贪婪和残酷作证;神父带着厌恶的神情听到教会的施舍款项被浪费在舞女的身上,他的府邸,甚至是他使用的浴场,完全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妓女开放,下贱的潘索菲娅或是艾琳成为教长的侍妾,受到公开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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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斯科鲁斯犯下可耻的罪行,不仅受到大公会议的制裁,也被皇帝流放,但是他的纯正信仰受到神父的肯定和默许。他们出于审慎,不愿公开揭露优迪克是异端,所以他从未被法庭召唤。当一名大胆的一性派信徒把西里尔的作品丢到他们的脚前时,根据这位圣徒所提出的教义,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将他逐出教会时,他们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没有任何表示。要是我们抱着公正的态度,仔细阅读正统教会记录卡尔西顿会议的经过[329],会发现大多数主教赞同基督的一体化这个论点,至于对他“产生于”或“出自”两种性质的结合,也只不过含糊笼统地表示让步,可能在暗指过去的存在或后来的混乱,或从人的受孕到神的转化那段危险的过渡期间。罗马神学非常积极和精确,采用基督存在于两种性质的说法,使埃及人听来备感刺耳,像这种极为重要的用词(不一定让人了解却容易记住),几乎使正统教会的主教产生分裂。利奥的巨著获得许多人的恭维和诚挚的赞同,但是他们在连续两次辩论中提出抗议,根据圣书和传统的规定,在尼斯、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设定的神圣原则,要想逾越是既不切实际也不合法的。最后他们对主人不断的请求只有屈服,但是他们制定绝对正确的信条,经过慎重的投票和激烈的宣示获得批准以后,受到代表团和东部朋友的反对又被推翻。附和主教的群众不断发出喊叫:“神父的解释合于正统教义,绝对不能更改!异端分子总算现出原形了!把聂斯托利革出教门!要他们离开大公会议!让他们滚回罗马!”即使这样也没有效果。代表团到处施加威胁,皇帝又保持超然的地位,于是由18位主教准备新的信条,迫使大会只有非常勉强地予以接受。运用第四次大公会议的名义,向基督教世界宣布,基督是一个人兼有两种性质:在阿波利纳里斯的异端和圣西里尔的信仰之间,画出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通往天堂之路就像锋利如剃刀的桥梁,任凭神学艺术家极为奇妙的双手,悬空架设在无底深渊的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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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盲从和思想奴化的10个世纪里,欧洲任凭梵蒂冈的神谕左右他们的宗教观点。有些古代早已锈蚀不全的学说,被那些反对罗马教皇最高权威的改革分子,未经讨论就纳入他们的教条之中。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仍然在新教教会占有优势,但是争论所产生的骚动已经平息,今天即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与信仰有关的“道成肉身”问题,不是毫无所知就是漠然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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