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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五次大公会议（公元553年5月4日—6月2日），有3位教长和165位主教参加，把“三章”的创作者和辩护者全从圣徒的行列中除名，用严正的态度把他们交给邪恶的魔王。拉丁教会更加羡慕利奥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所获得的荣誉，要是他们仍如以往在罗马的旗帜下作战，就会使理性和人道的大业获得优势的地位。不过他们的领袖是被敌人抓在手里的俘虏，圣彼得的宝座一直为买卖圣职所玷污，现在被怯懦的维吉利乌斯出卖，他在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以后，终于屈服于查士丁尼的专制和希腊人的诡辩。他的叛教行为激起拉丁人的愤怒，现在找不到两位以上的主教，愿意对他的辅祭和继承人贝拉基乌斯举行按手礼。然而，教皇的坚毅在不知不觉中将教会分裂分子的称呼转移到他们对手的头上。伊利里亚、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教堂，全部受到行政和教会势力的压迫，军队的力量也不是没有效果。遥远的蛮族照抄梵蒂冈的信条，只要一个世纪的时间，“三章”引起的分裂便在威尼提亚行省一个偏僻的角落宣告结束。[348]意大利人在宗教方面的不满，却有助于伦巴第人的征服行动，罗马人一直习惯于怀疑拜占庭暴君的信仰，厌恶自己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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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为了坚定自己和臣民那种轻浮善变的宗教观点，其间的过程非常微妙，事实上他的作为难免前后矛盾无法始终如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对任何偏离正统路线的微小过失都会气愤不已，等到了老年以后，自己却超越了异端所容许的限度。他公开宣称基督的肉体是金刚不坏之身，他的人生经历不会遭受匮乏和疾病之苦，那是每个凡夫俗子与生俱来的烦恼。雅各派对这种说法所感到的惊讶，不亚于正统基督教徒。诸如此类异想天开的观点都在查士丁尼最后几道诏书中宣布，就在他适时离开人世的时候，教士拒绝签字副署，君王准备进行迫害，民众决定忍受苦难或者加以反抗。特里夫的一位主教，安全地躲在皇帝的势力所不及之处，以权威与慈爱的语气写信给东部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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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的查士丁尼，请记住你的洗礼和信条，不要让你在年老的时候蒙受异端邪说的恶名，请从流放地召回被你放逐的神父，把你的追随者从绝境中解救出来。相信你会知道，意大利和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已经为你的堕落感到悲伤，大家都在诅咒你的名字。除非你立即摧毁那些要颁发的告示，除非你大声宣布：“我错了!我有罪!要把聂斯托利革出教门!要把优迪克革出教门!”否则你就会将自己的灵魂投入烈焰之中，跟他们一样接受永恒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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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逝世时并未做任何表示。[349]就某种程度而言，他的死亡恢复了教会的平静，在后来的4位继承人查士丁二世、提比略二世、莫里斯和福卡斯的统治期间，出现的最突出的状况，就是东部的教会史有幸成为一片空白。[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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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志论”的争论与后续各次大公会议的成就（629—68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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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的才华与理性最不能自行运作，眼睛无法看清的地方可以用灵魂去考量，然而我们的思想甚至于感觉所获得的结果，就一个良知良能的人类而言，“一个意志”最为重要也是行为的唯一原则。当赫拉克利乌斯从波斯战争班师以后，正统基督教的英雄询问他的主教，他所敬拜的基督是一个人身但是具备两种性质，那么到底是受到单一还是双重意志的驱使。他们的回答是单一意志，皇帝获得很大的鼓励，希望埃及和叙利亚的雅各派，可以通过一种无害而真实的教义的调和而彼此和解，因为连聂斯托利派本身也如此教导。这个尝试没有效果，面对精明而又大胆的敌人，怯懦而暴烈的正统教会在表面的退缩下还是予以谴责。坚持正统教义的派系（占有优势的地位）对于言辞、辩论和解释想出新的模式：他们认为不论基督是哪一种性质，应该毫无疑问可以运用一种适当而明确的能量，但是只要承认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完全相同而且不变，其间的差异就再也无法识别。疾病会伴随着常见的症状，希腊的僧侣却像是已经厌烦“道成肉身”没完没了的争论，就将一种治疗的办法灌输给君王和人民。他们宣称自己是一志论者（明确表达基督有单一的意志），然而他们赋予这个字眼新的意义，认为问题多此一举，建议运用宗教的沉默，这种处理方式最合于福音的审慎和仁慈。赫拉克利乌斯的“阐释”（639 A.D.）和他的孙儿君士坦斯二世的“预示”（648 A.D.），就是陆续在两个朝代中强制运用沉默的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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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4位教长，无论是很快地附和还是勉强地答应，都在皇帝的诏书上面副署表示同意。只有耶路撒冷的主教和僧侣大声提出警告：无论从希腊人的语言还是沉默之中，拉丁教会查出一种潜在的异端思想。教皇霍诺留顺从君主的指示和要求，他的继承人完全是出于无知才收回成命并且加以责难。他们驳斥一志论者是受到诅咒和极其恶劣的异端，想要恢复摩尼、阿波利纳里斯和优迪克的谬论邪说，于是他们在圣彼得的坟墓上签署将其逐出教门的判决书；墨水里掺和圣餐使用的葡萄酒，代表着基督的宝血；同时趁着各种典礼和仪式的机会，使迷信的心理充满恐惧和惊吓。马丁教皇和拉特兰宗教会议成为西方教会的代表，严词谴责希腊人奸诈和有罪的沉默，105位意大利的主教大部分都是君士坦斯二世的臣民，竟敢拒绝他那邪恶的预示和他祖父那亵渎的阐释。他们驳斥一志论的始作俑者和附和的人，连带21名声名狼藉的异端分子，这些人都是背叛教会的变节者，也是魔鬼的爪牙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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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侮辱在一个驯服的统治时代，不可能逃得掉惩罚与报复，马丁教皇在陶里克·切森尼苏斯荒凉的海岸终其余生，他的代言人马克西穆斯院长受到最不人道的刑责，被割去舌头和砍下右手。[351]但还有一些永不屈服的顽固分子，在君士坦斯的继承人登极以后幸存于世，新近的挫败在拉丁人获胜以后能报一箭之仇，也能洗刷“三章”所带来的耻辱。即位不久的君士坦丁四世是赫拉克利乌斯的后裔子孙，参加在皇宫召开的君士坦丁堡第六次大公会议（公元680年11月7日—681年9月16日），完全肯定罗马宗教会议的作为。皇室的宗教发生改变使拜占庭的教长和大多数主教采取追随的行动[352]，异议分子以安条克的马卡里乌斯为主脑，被指责接纳异端思想，要身受来生和现世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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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只有低声下气容忍西部对他们的教训，信条最终被确定，教导每个时代的正统基督徒，基督的两种意志或能量与他的位格完全和谐一致。西部派遣2位教士、1位辅祭和3位主教，代表教皇和罗马宗教会议的最高权威，但是这些名声并不显赫的拉丁人没有武力作为后盾，无法用金钱来实施贿赂，也不能用辩才来加以说服。我不知道他们使用哪些手段，使高高在上的希腊皇帝下定决心，放弃他在幼年时期所学习的教义问答，迫害先帝所信仰的宗教。或许是君士坦丁堡[353]的僧侣和人民心仪拉特兰的信条，说实话这在两种规定的内容中最不合理性，尤其是希腊教士那种不自然的温和态度让人产生怀疑，很显然是在争执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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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宗教会议发生争论时，一名宗教狂热人士提出一个简单的决议：让死者复活。高级教士参加试验并且承认失败，但可以显示热情和偏见的群众不会倒向一志论者的阵营。在下一个朝代开始以后，马卡里乌斯的门徒把君士坦丁四世的儿子赶下帝座并加以杀害，尝到复仇和掌权的味道。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形象和功能遭到破坏，早期的法案全部付之一炬，但是到了第二年，他们的赞助人利奥提乌斯从宝座上一头栽下来，东部的主教不必为求得教义的统合而受到约束，罗马人的信仰由巴尔达尼斯（Bardanes）的正统教会继承人重新植入。对图像的崇拜引起大众极表关怀的争论，涉及有关“道成肉身”这个很微妙的问题倒是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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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希腊与拉丁教会的分合以及各教派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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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的信条原来只限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在公元7世纪结束之前，已经传播到遥远的岛屿不列颠和爱尔兰。[354]所有的基督徒在举行礼拜仪式时，无论是用希腊语还是拉丁语，内心都存有这种观念，口里诵读同样的词句。要是就人数和华丽的排场来看，获得正教基督徒的称呼还是太过于勉强。但在东部，非常显著之处在于使用并不光彩的名字，称为东正教徒或保皇分子[355]，这些人的信仰并非以《圣经》、理性和传统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尘世君王的专制权力上，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他们的敌人可能会断言，说是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自认是国王的奴隶。同时他们会怀着恶意很高兴地提到，马西安皇帝和他那处女新娘激励并改进卡尔西顿信条。处于优势地位的派系一定会劝告大家要尽服从的本分，那些异议分子力主自由的原则免于各种约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处于宗教迫害的权势之下，聂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论者沦为叛贼和逃犯。罗马那些最古老和最能发挥作用的盟友，受到训诲：不要将皇帝看作是基督徒的首领而应看成是仇敌。语言是使人类的种族聚合或分离的首要因素，很快就出现一种特殊而又长久的标志，抛弃沟通的工具与和解的希望，很快可以用来区分东部的各种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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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有历史悠久的统治权，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加上雄辩的技巧，使他们能传播语言，毫无疑问这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的技艺。然而还是有一些民族，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居民，仍旧保持故有的传统，使用本国的方言。不过，差别在于科普特语限于住在尼罗河畔粗鲁无礼和大字不识的农夫使用，叙利亚语[356]使用的范围是从亚述的山地到红海地区，适合诗文和辩论这些层次较高的题材。希腊语的词句和学识传播到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他们那种蛮族的腔调，罗马帝国的居民听到也无法了解，但是现代欧洲的学习风气在恢复古老的蛮族语言。叙利亚语、科普特语、亚美尼亚语和埃塞俄比亚语都用在各自的教堂，成为神圣的工具。不论是《圣经》还是最孚众望的神父，都使用国内的译本[357]，使得神学的理论和词汇更为丰富。经过1360年这么长一段时期以后，聂斯托利的一篇讲道词所点燃的争论火花，仍旧在东部的腹地烧起一场大火，相互敌对的教友依然尊奉创始者的信仰和戒律。聂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论者，处于无知、贫穷和奴役的极为悲惨境地，拒绝承认罗马在信仰和灵性方面的最高权力，兴高采烈接受土耳其主子的宗教宽容和自由。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施加革除教门的诅咒，一边是对圣西里尔和以弗所的宗教会议，另一边是对利奥教皇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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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于东部帝国的灭亡产生哪些重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加以注意，读者也会乐于明了形形色色的景象，包括：其一，聂斯托利派；其二，雅各派[358]；其三，马龙派；其四，亚美尼亚人；其五，科普特人；其六，阿比西尼亚人。前面三个教派通常都使用叙利亚语，后面的民族都使用本国的方言而有所区别。但是现代的亚美尼亚和阿比西尼亚土著，都无法与他们的祖先交谈。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徒拒绝阿拉伯人的宗教，但是采用他们的语言。时间的流逝有助于保留僧侣的行业，在东部跟在西部一样，用已经废弃的语言来赞美上帝的恩典，大多数会众根本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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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聂斯托利派向亚洲各地传教的成效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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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166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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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他出生还是担任主教的行省，不幸的聂斯托利所主张的异端邪说，很快被消除得毫无痕迹可寻。东部的主教在以弗所当面抗拒西里尔的傲慢，他用拖延时日的让步来抚慰他们的情绪。这些高级教士或他们的继承人，在卡尔西顿的裁决上面签字的时候，难免口里发出喃喃的怨言。一性论者获得的实力，基于一致的热情、利益以及逐渐产生的信心，能够与正统教会达成和解，最后只有在为“三章”进行辩护时，他们才无可奈何发出叹息的声音。那些表示异议的弟兄，态度虽然不怎么温驯，倒是非常诚挚，全部在刑事法的压制下化为齑粉。早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就很难找到属于聂斯托利派的教堂。越过帝国的边界，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激起对自由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去征服。在波斯虽然受到祆教祭司的抗拒，基督教还是扎下很深的根基，东部的民族能在有益身心的阴影下面休憩。总主教居住在首府，拥有所属的宗教会议和教区，以及都主教、主教和教士，形成外表壮观而且秩序井然的教阶制度。他们为新入教者人数的增加而欣慰不已，这些信徒从信奉《阿维斯陀圣书》转变为接受基督的福音，还有人要脱离尘世过寺院生活，而且他们要面对一个手段高明而又势力强大的敌人，更能刺激强烈的宗教狂热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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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传教士建立波斯教会，他们的语言、纪律和教义与最早期的组织架构紧密交织。总主教由所属的副手和主教选出后直接任命，但是他们对安条克教长非常尊敬和顺从，这可从东方教会的宗教法规证实此事。[359]在埃德萨的波斯学派[360]之中，之后的世代用虔诚的态度吸取聂斯托利派的神学用语，莫普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尔有叙利亚文译本1万卷，可以供他们学习之用，他们尊敬使徒的信仰和神圣的殉教者，以及一脉相传的门人聂斯托利。等越过底格里斯河以后，那边的民族对于聂斯托利派的状况和语言全不知晓。埃德萨的伊巴斯主教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课程，是教导他们要厌恶埃及人，因为西里尔在以弗所的宗教会议，用非常不虔诚的方式混淆基督的两种性质。大师和学者曾经两次从叙利亚的雅典被赶走，一群传教士随之分散各地，很快激起宗教和复仇的狂热。在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期间，团结合作的一性论者已经占据了东部的宝座，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激怒他们的对手，公开宣布基督的两个位格是精神而非肉体的结合。自从最早宣讲福音书的教义以来，萨珊王朝的国王用怀疑的眼光看这群外来人和叛教者，他们不仅接受本国世仇大敌的宗教，甚至还赞同他们的侵略行为。皇家的命令禁止他们与叙利亚的教士建立危害国家的通信联系，基督教发生分裂使猜忌和傲慢的佩罗捷斯感到满意，所以一位颇富心机的高级教士才有机会大展如簧之舌。这位教士把聂斯托利描述成波斯的朋友，可以利用他来确保国王的基督教臣民有忠诚之心，因为罗马暴君宁可将聂斯托利派当成牺牲品和仇敌。聂斯托利派在教士和人民之中占有人数优势，他们受到专制君王微笑优容的鼓励，认为在面临刀剑加身时不惜兵戎相对，然而想到要与基督世界断绝原本已经松懈的关系，有很多软弱的同教弟兄感到惊慌，加上7700名一性论者或正统教徒的流血牺牲，确定波斯教会信仰和纪律的一致。基于理性的开明原则甚或是策略的需要，他们的教会制度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严苛的修院教规已经放宽，逐渐被遗忘，慈善机构拿捐献的房屋来养育孤儿和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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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的教士不理守贞的教规，而这在希腊人和拉丁人而言是要强制推行的。波斯教士、主教甚至教长举行公开或重复的婚礼，使得选出的人数不断增加。打出符合自然和宗教自由的旗帜，东部帝国的各个行省有数以万计的流亡分子前来效命，工作勤奋的臣民大量迁徙，使思想观念狭隘的查士丁尼受到惩罚。他们把平时和战时所需的技艺传入波斯，对这些有贡献的人员，有识人之明的国君予以重用和擢升。走投无路的教派对于努息万大帝和他那凶狠的孙儿，在重整军备的时候提供意见、金钱和部队，他们潜伏在东部从小生长的城市，宗教狂热的报酬是把正统教派的教堂送给他们当礼物。但等到这些城市和教堂被赫拉克利乌斯光复以后，受到公开指认的叛徒和异端分子，被迫只有到外国盟友的疆域里寻求庇护。虽然聂斯托利派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却通常会面临危险的局势，有时会面临毁灭的命运。他们会涉入东方专制体制常见的恶行之中，即使他们对罗马始终带有敌意，也无法使信仰福音书一事经常获得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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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殖民地有30万雅各派教徒，都是阿帕梅亚和安条克的俘虏，靠着宫廷的优容，他们获得同意可以面对总主教建立一个敌对的祭坛。查士丁尼在他的最后一份和平条约中，对于在波斯的基督教加上若干条件，倾向于扩大或加强给予他们的宽容。无视良知权利的皇帝，无法对异端教派表示怜悯和尊敬，而这些人抗拒神圣宗教会议的权威。但是他自我安慰，认为他们慢慢就会感觉到与帝国和罗马教会的联合所产生的现实利益。要是他无法让他们生出感激之情，那么他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国君会被激怒而对他们忌恨在心。大部分基督教国王的行事都基于迷信和策略，比如在之后的时代，路德信徒在巴黎被判处火刑烧死而在日耳曼却获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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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教士无论在哪个时代，为了使上帝获得灵魂，使教会获得臣民，总会激起最积极的工作精神。他们从波斯的征服开始，带着宗教的武器向北方、东方和南方前进，简朴的福音沾染流行一时的叙利亚神学色彩。公元6世纪时根据一位聂斯托利派旅行家[361]的报告，基督教成功传播给巴克特里亚人、匈奴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兰人、梅德人和佩萨美尼亚人。从波斯湾到里海有数不清的蛮族教堂，他们在近代的信仰更为虔诚，表现也极为突出，由僧侣和殉教者的数量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一斑。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与大洋的索科特拉岛和锡兰岛，居住着人数众多而且急速增加的基督徒，这些偏僻地区的教士和主教从巴比伦的正统教会获得圣职任命。在接续而来的时代里（500—1200 A.D.），聂斯托利派的宗教热忱能够超越当前的范围，希腊人和波斯人的野心与好奇却受到限制。巴尔克和撒马尔罕的传教士一无所惧，追随游牧的鞑靼人前进的脚步，用曲折迂回的方式到达位于伊穆斯山山谷和塞林加河两岸的营地。他们向不识字的牧民解说形而上的信条，对于嗜杀的武士规劝他们要仁慈和安静。然而有一位可汗说要在他们的手里接受洗礼的仪式，甚至还有圣职任命的仪式，当然他们为了虚荣起见，故意夸大他的权势，约翰长老[362]轻信之名传遍欧洲常常被人取笑。为了迁就皇室的改宗者，使用一个可以移动的祭坛，但是可汗派遣一名使者去见教长，询问在大斋节期间应如何戒绝肉食，不生产谷类和酒的沙漠如何举行圣餐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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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斯托利派用海陆并进的方式进入中国，在广东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区。[363]中国的官员不像罗马的元老院议员，罗马的议员会见祭司和占卜这类人物时会面带笑容，中国的官员在公开场合装出哲学家道貌岸然的样子，私下对流行的迷信不论哪种方式都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他们虽然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却对其推崇备至，基督教的传播唤醒了这个国家的猜忌心理，经过短时期变幻无常的命运安排，外国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宠，接着面临迫害，终于在无知和遗忘中消灭殆尽。[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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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里发的统治时期，聂斯托利派的教堂从中国散布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人数加上雅各派的信徒，远超过希腊和拉丁的全体教友。他们有25位都主教组成的教阶制度，但其中有几位免除出席宗教会议的责任，因为路程非常遥远且危险，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伦的总主教或是教长，证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和绝对的服从，一个不明确的称呼还继续用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的皇家席次上。这些遥远的分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枯萎，古老教长所形成的主体现在分为几个部分：摩提尔的以利亚几乎是直系后裔，是真正和原始的继承代表；阿米达的约瑟夫已经与罗马教会和解；还有就是凡恩或奥米亚的西蒙，在16世纪时，波斯的索菲斯带领4万户家庭发起大规模叛变。聂斯托利派的整个团体有30万人，名义上是迦勒底人或亚述人，经常会与古代东部最博学和最有势力的民族混淆而分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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