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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这个信号发出去以后，拉文纳、威尼斯以及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彭塔波里斯[30]，全都追随宗教的大业，海上和陆地的军事实力绝大部分由本地人士组成，就是受雇的外来佣兵也都感染爱国的精神和热诚。意大利人发誓要保护教皇和神圣的图像，生死与共也在所不惜。罗马的人民效忠他们的教父，甚至伦巴第人也蠢蠢欲动，想要分享圣战的功劳和利益。公开的最叛逆行为和最明显的报复手段，就是把利奥三世的雕像打得粉碎；收效最大和深受欢迎的造反活动，就是意大利扣留缴纳的贡金，剥夺他的权力，让他无法滥收新颁布的丁税。[31]进行选举产生官员和总督，行政独立的形式也因这次的事件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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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怒火高涨，使得意大利人准备拥立一位笃信正统教义的皇帝，用一支舰队和军队伴随他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拜占庭宫廷将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斥为叛乱的罪魁祸首，竭尽一切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想把他们抓住，然后明正典刑取其性命。罗马不断受到访问或突击。派来的人员是卫队队长，或是负有秘密使命的高阶官员像是公爵和太守，他们带着外国的部队一起登陆，得到一些本地人士的协助。那不勒斯的迷信行为也会为之羞愧，因为他们的父执盲从于异端邪说的事业。然而这种暗中或公开的攻势被罗马人的勇气和警觉击退，希腊人的阴谋被揭露，人员遭到屠杀，领导者死得极为可耻。教皇虽然心怀慈悲之念，却始终拒绝为这些罪有应得的受害者求情说项。拉文纳[32]城内有好几个区域，长久以来笼罩着充满血腥的传统的宿怨，在宗教的争论中为党派的倾轧找到新的素材。然而图像的信徒在人数和勇气上都具有优势，太守想要力挽狂澜，却在群众的叛乱中丧失性命。皇帝为了惩罚这桩重大的罪行，恢复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威，派遣一支舰队和军队进入亚得里亚海湾，尽管在狂风巨浪下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一路多有耽搁，但希腊人最后还是在拉文纳附近地区登陆。他们威胁要血洗这个罪恶滔天的都城，不仅要仿效还要超过查士丁尼二世的前例——他为了惩治上一次的叛乱，曾将该市主要的人物选出50人来处死。妇女和教士怀着忏悔的心情趴在地上祷告，男子手执武器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共同面临的危险使各党派团结起来，宁可双方对垒决一死战，也不愿长期忍受围困之苦。有一天正在苦战时，两军互有输赢形成拉锯的态势，忽然看到一个幻影并且听到声音，拉文纳获得胜利的保证而得意扬扬。外来的人员撤到他们的船上，人烟稠密的海岸到处都是沉没的船舶，波河的水面被鲜血染得一片深红，在6年之内公众出于忌讳，始终不愿食用河里的鱼类。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建立图像崇拜的制度时，希腊暴君也受到永久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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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基督教凭借武力获得胜利以后，罗马教皇召开反对“圣像破坏者”异端邪说的宗教会议，有93位主教参加，经大家一致同意后宣布，凡有人在言语和行动上攻击祖先的传统和圣徒的图像，一律处以革出教会的制裁，这样的判决也心照不宣地将皇帝包括在内[33]，但是最后的表决只是提出没有结果的劝告，似乎暗示革出教会的裁定并没有落在皇帝的头上。等到自己的安全、对图像的崇拜，以及罗马和意大利的自由全都获得保证以后，教皇立即放宽原来那种严厉的态度，对拜占庭领域的残余部分予以赦免。他们举行温和的会议，延迟并阻止选举新的皇帝，规劝意大利人不要从罗马帝国这个主体中分裂出去，允许太守居住在拉文纳城内，身份不是主人而是俘虏。直到查理曼大帝加冕成为皇帝之前，罗马和意大利的统治者所使用的名义，始终是以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自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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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伦巴第人向罗马进击及丕平的救援行动（730—77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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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过去运用武力和权谋对罗马的自由进行压迫，经过750年的长期奴役统治以后，罗马从伊索里亚人利奥三世的宗教迫害中获得解放。执政官的胜利完全在恺撒的手里失去，经历帝国的衰亡过程，地界神所掌管的神圣国境线，在不知不觉中从大洋、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向后撤离，罗马又缩回从维泰博到特拉奇纳，从纳尔尼到台伯河口的古代疆域。[35]想当年那些国王被放逐以后，共和国之所以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完全靠的是智慧和美德。王政时期永久的统治权，现在分别由两个任期一年的行政官员掌管，元老院继续执行行政和咨询的权力，立法权则交给人民的会议，会议的席位按照财产和功绩很公平合理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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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罗马人对奢侈的技艺一无所知，却能改进政府和战争的智能。社会的意愿绝对不容侵犯，个人的权利具有神圣地位，13万名市民全副武装保卫国家或从事征战。这是由一帮强盗和化外之民陶铸而成的民族，全力追求自由精神和雄心壮志的荣誉。[36]等到希腊皇帝的统治权被剥夺以后，罗马的废墟显现出绝灭和残破的凄凉景象，这座城市的奴役是一种习惯行为而自由只是偶然现象，迷信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自己成为欢愉或恐惧的目标。制度所残留的内容甚至于形式，已从罗马人的行动和记忆中全部擦拭得干干净净，他们缺乏再度建立共和国架构的知识或德性。这群智能不足的残兵败将是奴隶和移民的后代子孙，在胜利的蛮族眼中毫无地位可言。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要是用最藐视的口气对待仇敌，就会称对方是罗马人。勒特普朗德主教说道：“在这个称呼之中，包括人性中最卑鄙、最怯懦、最恶毒、极端贪婪奢侈和腐败堕落的成分。”基于当前情况的需要，罗马居民被安置在共和国政府这种粗制滥造的模式之中，他们被迫在和平的岁月选举法官，在战争的时期选举领袖。贵族聚会进行商议，决定的事项没有群众的参与和同意便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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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管的施政风格已经恢复，但内涵的精神完全丧失得无影无踪，法纪荡然以及高压手段引起喧嚣的冲突，新兴的独立地位受到打击和玷辱。法治观念的缺乏只能靠宗教影响加以弥补，主教的权威使外交和内政的议事受到掣肘和拖累。教皇的赈济、布道、与西部的国王和高级教士通信联系、最近的礼拜仪式以及他们的感激和誓言，使得罗马人已经习惯于把他看成本市的首席官员或君主。教皇身为基督徒的谦恭态度，不会因为“主上”或“主子”的称呼而受到损害，他们的面容和铭文在最古老的钱币上面历历可见。他对尘世的统治受到1000年的尊敬，现在已经获得肯定，高贵的头衔得之于人民的自由选择，因为是他们把罗马人从奴役的状况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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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希腊发生争执时，伊利斯[37]神圣的人民在朱庇特的保护之下，享受永恒的和平，并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38]。如果有类似的特权保护圣彼得教堂使之免遭战争的侵害，如果基督徒参拜神圣的庙堂时，必须在使徒和他的继承人面前收起他们的刀剑，那么罗马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但是只有立法者和贤德之士手执权杖才会追蹑神秘的循环过程，这种和平的体系与教皇的热忱和野心根本无法并存。罗马人不可能像伊利斯人那样安于纯洁和宁静的农耕生活，意大利的蛮族受到天候的影响，性情已经变得稍温和了些，但比起希腊城邦在公众和个人的生活上都有规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伦巴第国王勒特普朗德的忏悔和虔诚形成令人难忘的先例，这位征服者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梵蒂冈的大门前，听到格列高利二世的声音[39]，就将部队向后撤回，放弃武力征战的行动，他带着恭敬的态度去参拜圣彼得大教堂，等到完成礼拜的仪式之后，将自己的长剑和匕首、胸甲和斗篷、银十字架和黄金皇冠，全部奉献在使徒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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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宗教的热忱主要还是一种错觉或策略，对于利益的诉求不仅强烈而且持久不变，伦巴第人的习性就是爱好武力和掠夺，对于他们的君王和人民来说，一直萦回于内心的就是意大利的混乱局面、罗马人的手无寸铁、新主子的放弃武力。皇帝颁布最早的诏书，他们公开宣称要成为圣像的捍卫者。勒特普朗德入侵罗马涅行省，从这个很特别的称呼可见一斑。基督教的太守管辖区毫无反抗之力，被他的民政和军事力量降服，一支外国军队首次开进拉文纳这个强攻不下的堡垒。威尼斯人积极发挥海上优势，很快光复了这座城市和堡垒，信仰虔诚的臣民听从格列高利二世的告诫，不要把利奥三世个人所犯的罪行算在罗马帝国的头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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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不在意伦巴第人的附和从命，却重视他们的冒犯行动，这两个民族在信仰方面一直相互带有敌意，要用危险而不真诚的联盟关系来化解双方的歧见。国王和太守进军去占领斯波莱托和罗马，这场风暴很快消失，没有产生任何成效。但是勒特普朗德的策略使意大利提高了警觉，带来的困扰是要就敌对行动和停战协定两者做一抉择。勒特普朗德的继承人是阿斯托法斯，他宣称自己是皇帝和教皇的敌人。拉文纳在武力攻打或阴谋叛逆之下被敌人夺取[41]，这场最后的征战终结了太守这一职位，从哥特王国灭亡和查士丁尼的时代以来，太守一直运用从属的权力统治这个地区。罗马受到传唤要承认胜利的伦巴第人是他们合法的统治者，每个市民为了赎身，每年要缴纳1个金币作为贡金。要是他们不遵从命令，就会被毁灭的刀兵严惩。罗马人始终犹豫拖延，不断恳求和抱怨。直到最后教皇越过阿尔卑斯山，获得一位结盟者的保证，他不仅提供友谊的帮助，还对伦巴第人展开报复的行动[42]，威胁罗马的蛮族才被军队和谈判所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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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一世在极为困苦的状况下，要向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铁锤”查理寻求援助。查理虽然用不起眼的头衔如皇宫总管或公爵统治着法兰西王国，但是他打败了萨拉森人，取得光耀千古的胜利，把自己的国家甚或整个欧洲从伊斯兰的枷锁下拯救出来。查理用适当的礼仪接见教皇的使臣，除了从事友善而无效的斡旋之外，虽然他想要完成最重要的占领行动，却由于他的寿命过于短暂，无法对意大利的事务进行干预。他的儿子丕平继承了他全部的权力和德行，负起罗马教会捍卫者的职责，对于宗教的热爱和荣誉激起了法兰西君主的炽热情绪。台伯河畔的情势极为危急时，援军却还在塞纳河边。当灾难的距离太过遥远时，我们的同情心也会冷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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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斯蒂芬三世在全城欲哭无泪的状况下，采取最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亲自去拜访伦巴第和法兰西的宫廷，去抗议敌人极不厚道的行动，或是使朋友产生怜悯和义愤之心。他用连祷和演说安抚公众不要灰心丧志以后，在法兰西君主和希腊皇帝派出的使臣的陪同之下，展开这趟极为辛苦的行程。伦巴第国王仍旧固执己见并态度强硬，但威胁之词无法平息罗马教皇的怨言，也不能减缓他行进的速度。斯蒂芬三世越过潘乃阿尔卑斯山，在圣莫里斯修道院停憩，急着抓住保护人的右手，他知道无论是战争还是友谊都不会落空。他以使徒继承人的身份受到妥善的接待，在紧接而来的会议中以及该年3月或5月的战场上，他把所受的委屈表现在一个虔诚而又好战的民族面前。等他再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已不再是一个可怜的求援者，而是站在法兰西军队前的征服者，这些部队由他们的国王亲自率领。伦巴第人经过一阵虚弱无力的抵抗后，只得签订丧权辱国的和平条约，立誓要恢复罗马教会的权力，尊重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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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托法斯一旦从法兰西军队前全身而退，立刻就忘记了他的承诺，想要一雪前耻。罗马再度被伦巴第人的军队包围，斯蒂芬三世忧虑外高卢同盟因为倦怠而失去宗教的热诚，迫得他用圣彼得的名义，写出感人的书信来诉说他所受的冤屈和目前的需要。[43]使徒向他的义子法兰西国王、教士和贵族提出保证，即使他的肉体已死亡，但是灵魂仍然永存不朽。他们现在服从罗马教会创始人和捍卫者的呼吁，圣母、天使、圣徒和殉教者以及所有在天国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有这种需要，而且肯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财富、胜利和乐园用来奖励虔诚的冒险行动，但要是他们让使徒的坟墓、寺院和他的人民落在不忠不义的伦巴第人手里，这种疏忽所带来的惩罚是永恒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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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的第二次远征行动像第一次那样迅速和顺利，罗马获得拯救，让圣彼得感到满意。阿斯托法斯被外国主子鞭笞，使他获得教训，知道行事要公正，做人要守信。伦巴第经过两次惩处以后国势凋敝，在20年内一直处于衰弱和破落的状况。但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因所处的境地而感到卑下，缺乏实力并没有使他们产生爱好和平的德性，仍旧保持乖张的作风，不断地用对主权的诉求、边境入寇和攻击行动来侵扰罗马人，开始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等到受到羞辱的打击后就草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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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陷入绝境的王国在两面都受到压迫，南边是热诚而审慎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北边是丕平的儿子——查理曼，那个伟大而又走运的天才人物。教会和国家的英雄在公共和家族的友谊下联合起来，当他们对趴伏在地上的讨饶者施与无情践踏时，表面上装出一副和颜悦色和悲天悯人的样子。伦巴第人仅有的抵抗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关隘和帕维亚的城墙，丕平的儿子对前者运用奇袭加以攻克，对后者施与水泄不通的包围。经过2年的封锁以后，最后德西德里乌斯这位土生土长的君王终于献出了自己的权杖和都城，向敌人投降。伦巴第人在外国的国王统治下，还是运用本国的法律，成为法兰克人的弟兄，而不是变成他们的臣民，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一样是从同为日耳曼人的血统、习俗和语言中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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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丕平和查理曼成为法兰西的国王和罗马的大公（751—76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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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和加洛林家族的相互义务关系，形成古代史和现代史、政府史和教会史之间最重要的枢纽。在征服意大利期间，罗马教会的捍卫者获得有利的态势、华丽的头衔、人民的意愿、教士的祈祷和密谋。教皇送给加洛林王朝的最贵重礼物是法兰西国王[44]和罗马大公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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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圣彼得的宗教王国统治之下，这些民族开始在台伯河畔寻找他们的国王、法律和关系到命运的神谕。法兰克人对政府的名称和实质之间的差异感到百思不解，皇家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宫总管丕平的手里，除了皇帝的头衔以外，无法满足他的野心。他用英勇的战斗消灭敌人，用慷慨的行为增加朋友。他的父亲是基督教世界的救星，四代的服务使个人的功绩显得更为高贵。皇家的名称和形象仍旧保存在基尔德里克的身上，他生性软弱，是克洛维的最后一代子孙，然而那早已过时的权力只能用来作为叛乱的工具。全国民众都想恢复简单的制度，作为臣民而又像君王的丕平，带着雄心壮志要肯定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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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和贵族都曾宣誓要效忠于皇家的傀儡，在他们的眼里，克洛维世系不仅纯洁而且神圣。他们共同派遣使臣写信给教皇，让他们能驱散心中的疑虑或是解除先前的承诺。两位格列高利的继承人是扎卡里教皇，基于利害关系所做的决定是要投其所好，根本不考虑公理正义。教皇公开宣称，国家可以合法地把国王的头衔和权力授予同一个人。而不幸的基尔德里克，这公共安全的牺牲品，则应退位并削发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这样的答复正中下怀，被当作是智者的见解、法官的判决和先知的神谕，立即为法兰克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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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洛温王朝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丕平被自由的人民推举登上帝座，他们已习惯于服从他的法令，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向前迈进。加冕礼在教皇的批准下举行了两次，一次由最忠实的仆人圣卜尼法斯主持，他是日耳曼的使徒；一次在圣丹尼斯的修道院，斯蒂芬三世用感恩的手将皇冠加在恩主的头上。以色列国王的皇家涂油礼也被巧妙地加以运用[45]，圣彼得的继承人具备神圣使臣的特性，一位日耳曼的首领经过转变成为神授的君王，现代欧洲人的迷信和虚荣使犹太人的仪式得以传播和维持。法兰克人解除了古老誓言的约束，要是他们胆敢重新恢复过去自由选择的权力，而不是从显赫和神圣的加洛林家族中找出一位国王，那么可怕的“破门罪”就会落在他们和子孙的头上。这些君王毫不忧虑未来的危险，而为现在的安全自得其乐。查理曼大帝的国务大臣认为法兰西国王的权杖完全为教皇的权势左右，在他们最大胆的冒险行动中，对于尘世的司法权仍旧充满信心并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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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罗马大公由于习俗和语言的改变，不仅远离罗慕路斯的元老院或君士坦丁的皇宫，同样也告别共和国的贵族或身为养父母的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收复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以后，这些遥远的行省不仅重要而且处于危险的处境，要求派遣一位被授予最高权力的官员，就给予他一个普通的称号叫作“太守”或“大公”。拉文纳的总督在皇室的资历表上占有一席之地，把他的司法审判权延伸到整个罗马城。自从意大利叛乱失去太守管辖区以后，罗马人处于苦难之中，迫得他们要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即使要采用这种方式，他们也要行使自己独断专行的权力，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相继将罗马大公的荣誉授予“铁锤”查理和他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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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强势民族的首领，定会蔑视奴性的头衔和从属的职位，于是趁着希腊皇帝的统治难以为继，处于帝国权力真空之际，他们从教皇和共和国得到更为光荣的使命。罗马使臣把圣彼得祭坛的钥匙交给大公，作为统治权的保证和象征，同时还有一面神圣的旗帜，使他们有权利和责任展示开来保护教会和城市。[46]在“铁锤”查理和丕平的时代，伦巴第国王的干预断送了罗马的自由，也威胁到了它的安全，这时罗马大公对于遥远的保护人而言，不过代表着一个头衔、义务和同盟关系而已。查理曼大帝的权势和政策，为他们消灭了一个敌人，却带来一个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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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拜访这个都城的时候，受到了从前太守作为皇帝代表所受到的一切仪式的欢迎。而这种荣誉由于阿德里安一世教皇所表达的欢欣和感激而更为增色不少。阿德里安一世刚刚接到国君即刻驾临的消息，马上派遣罗马的行政官员和贵族举着旌旗，到离城30英里的地方去迎接。弗拉米尼亚大道长约1英里距离的道路两旁，排列着希腊人、伦巴第人、撒克逊人等各团体和民族的大队人马，罗马青年全副武装，儿童手里拿着棕榈叶和橄榄枝，为伟大的救星唱着赞美的诗歌。在神圣的十字架和圣徒的标志前面，查理曼大帝从马上下来，领着他的贵族队伍走向梵蒂冈。当他走上阶梯时，亲吻使徒门楣的每一步台阶。阿德里安一世率领他的教士在门厅的柱廊下恭候，像朋友和地位平等的人那样行拥抱礼，当他们一起走向祭坛时，国王或大公却擅自挽住教皇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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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兰克人对虚有其表的礼仪并不满意，从他征服伦巴第到加冕称帝，26年的光阴转瞬而过，是他的武力解救了罗马，这个城市理应臣属于查理曼的王权之下。人民宣誓效忠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用他的名义铸造钱币，以他的审判来主持正义，他有权力对教皇的选举进行审查和核定。除了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力，皇帝并没有比罗马大公多出任何特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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