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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共管的施政风格已经恢复，但内涵的精神完全丧失得无影无踪，法纪荡然以及高压手段引起喧嚣的冲突，新兴的独立地位受到打击和玷辱。法治观念的缺乏只能靠宗教影响加以弥补，主教的权威使外交和内政的议事受到掣肘和拖累。教皇的赈济、布道、与西部的国王和高级教士通信联系、最近的礼拜仪式以及他们的感激和誓言，使得罗马人已经习惯于把他看成本市的首席官员或君主。教皇身为基督徒的谦恭态度，不会因为“主上”或“主子”的称呼而受到损害，他们的面容和铭文在最古老的钱币上面历历可见。他对尘世的统治受到1000年的尊敬，现在已经获得肯定，高贵的头衔得之于人民的自由选择，因为是他们把罗马人从奴役的状况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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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希腊发生争执时，伊利斯[37]神圣的人民在朱庇特的保护之下，享受永恒的和平，并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38]。如果有类似的特权保护圣彼得教堂使之免遭战争的侵害，如果基督徒参拜神圣的庙堂时，必须在使徒和他的继承人面前收起他们的刀剑，那么罗马人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但是只有立法者和贤德之士手执权杖才会追蹑神秘的循环过程，这种和平的体系与教皇的热忱和野心根本无法并存。罗马人不可能像伊利斯人那样安于纯洁和宁静的农耕生活，意大利的蛮族受到天候的影响，性情已经变得稍温和了些，但比起希腊城邦在公众和个人的生活上都有规范，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伦巴第国王勒特普朗德的忏悔和虔诚形成令人难忘的先例，这位征服者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梵蒂冈的大门前，听到格列高利二世的声音[39]，就将部队向后撤回，放弃武力征战的行动，他带着恭敬的态度去参拜圣彼得大教堂，等到完成礼拜的仪式之后，将自己的长剑和匕首、胸甲和斗篷、银十字架和黄金皇冠，全部奉献在使徒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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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宗教的热忱主要还是一种错觉或策略，对于利益的诉求不仅强烈而且持久不变，伦巴第人的习性就是爱好武力和掠夺，对于他们的君王和人民来说，一直萦回于内心的就是意大利的混乱局面、罗马人的手无寸铁、新主子的放弃武力。皇帝颁布最早的诏书，他们公开宣称要成为圣像的捍卫者。勒特普朗德入侵罗马涅行省，从这个很特别的称呼可见一斑。基督教的太守管辖区毫无反抗之力，被他的民政和军事力量降服，一支外国军队首次开进拉文纳这个强攻不下的堡垒。威尼斯人积极发挥海上优势，很快光复了这座城市和堡垒，信仰虔诚的臣民听从格列高利二世的告诫，不要把利奥三世个人所犯的罪行算在罗马帝国的头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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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不在意伦巴第人的附和从命，却重视他们的冒犯行动，这两个民族在信仰方面一直相互带有敌意，要用危险而不真诚的联盟关系来化解双方的歧见。国王和太守进军去占领斯波莱托和罗马，这场风暴很快消失，没有产生任何成效。但是勒特普朗德的策略使意大利提高了警觉，带来的困扰是要就敌对行动和停战协定两者做一抉择。勒特普朗德的继承人是阿斯托法斯，他宣称自己是皇帝和教皇的敌人。拉文纳在武力攻打或阴谋叛逆之下被敌人夺取[41]，这场最后的征战终结了太守这一职位，从哥特王国灭亡和查士丁尼的时代以来，太守一直运用从属的权力统治这个地区。罗马受到传唤要承认胜利的伦巴第人是他们合法的统治者，每个市民为了赎身，每年要缴纳1个金币作为贡金。要是他们不遵从命令，就会被毁灭的刀兵严惩。罗马人始终犹豫拖延，不断恳求和抱怨。直到最后教皇越过阿尔卑斯山，获得一位结盟者的保证，他不仅提供友谊的帮助，还对伦巴第人展开报复的行动[42]，威胁罗马的蛮族才被军队和谈判所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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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一世在极为困苦的状况下，要向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铁锤”查理寻求援助。查理虽然用不起眼的头衔如皇宫总管或公爵统治着法兰西王国，但是他打败了萨拉森人，取得光耀千古的胜利，把自己的国家甚或整个欧洲从伊斯兰的枷锁下拯救出来。查理用适当的礼仪接见教皇的使臣，除了从事友善而无效的斡旋之外，虽然他想要完成最重要的占领行动，却由于他的寿命过于短暂，无法对意大利的事务进行干预。他的儿子丕平继承了他全部的权力和德行，负起罗马教会捍卫者的职责，对于宗教的热爱和荣誉激起了法兰西君主的炽热情绪。台伯河畔的情势极为危急时，援军却还在塞纳河边。当灾难的距离太过遥远时，我们的同情心也会冷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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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斯蒂芬三世在全城欲哭无泪的状况下，采取最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亲自去拜访伦巴第和法兰西的宫廷，去抗议敌人极不厚道的行动，或是使朋友产生怜悯和义愤之心。他用连祷和演说安抚公众不要灰心丧志以后，在法兰西君主和希腊皇帝派出的使臣的陪同之下，展开这趟极为辛苦的行程。伦巴第国王仍旧固执己见并态度强硬，但威胁之词无法平息罗马教皇的怨言，也不能减缓他行进的速度。斯蒂芬三世越过潘乃阿尔卑斯山，在圣莫里斯修道院停憩，急着抓住保护人的右手，他知道无论是战争还是友谊都不会落空。他以使徒继承人的身份受到妥善的接待，在紧接而来的会议中以及该年3月或5月的战场上，他把所受的委屈表现在一个虔诚而又好战的民族面前。等他再越过阿尔卑斯山时已不再是一个可怜的求援者，而是站在法兰西军队前的征服者，这些部队由他们的国王亲自率领。伦巴第人经过一阵虚弱无力的抵抗后，只得签订丧权辱国的和平条约，立誓要恢复罗马教会的权力，尊重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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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托法斯一旦从法兰西军队前全身而退，立刻就忘记了他的承诺，想要一雪前耻。罗马再度被伦巴第人的军队包围，斯蒂芬三世忧虑外高卢同盟因为倦怠而失去宗教的热诚，迫得他用圣彼得的名义，写出感人的书信来诉说他所受的冤屈和目前的需要。[43]使徒向他的义子法兰西国王、教士和贵族提出保证，即使他的肉体已死亡，但是灵魂仍然永存不朽。他们现在服从罗马教会创始人和捍卫者的呼吁，圣母、天使、圣徒和殉教者以及所有在天国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有这种需要，而且肯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财富、胜利和乐园用来奖励虔诚的冒险行动，但要是他们让使徒的坟墓、寺院和他的人民落在不忠不义的伦巴第人手里，这种疏忽所带来的惩罚是永恒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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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的第二次远征行动像第一次那样迅速和顺利，罗马获得拯救，让圣彼得感到满意。阿斯托法斯被外国主子鞭笞，使他获得教训，知道行事要公正，做人要守信。伦巴第经过两次惩处以后国势凋敝，在20年内一直处于衰弱和破落的状况。但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因所处的境地而感到卑下，缺乏实力并没有使他们产生爱好和平的德性，仍旧保持乖张的作风，不断地用对主权的诉求、边境入寇和攻击行动来侵扰罗马人，开始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等到受到羞辱的打击后就草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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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陷入绝境的王国在两面都受到压迫，南边是热诚而审慎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北边是丕平的儿子——查理曼，那个伟大而又走运的天才人物。教会和国家的英雄在公共和家族的友谊下联合起来，当他们对趴伏在地上的讨饶者施与无情践踏时，表面上装出一副和颜悦色和悲天悯人的样子。伦巴第人仅有的抵抗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关隘和帕维亚的城墙，丕平的儿子对前者运用奇袭加以攻克，对后者施与水泄不通的包围。经过2年的封锁以后，最后德西德里乌斯这位土生土长的君王终于献出了自己的权杖和都城，向敌人投降。伦巴第人在外国的国王统治下，还是运用本国的法律，成为法兰克人的弟兄，而不是变成他们的臣民，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一样是从同为日耳曼人的血统、习俗和语言中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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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丕平和查理曼成为法兰西的国王和罗马的大公（751—76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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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和加洛林家族的相互义务关系，形成古代史和现代史、政府史和教会史之间最重要的枢纽。在征服意大利期间，罗马教会的捍卫者获得有利的态势、华丽的头衔、人民的意愿、教士的祈祷和密谋。教皇送给加洛林王朝的最贵重礼物是法兰西国王[44]和罗马大公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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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圣彼得的宗教王国统治之下，这些民族开始在台伯河畔寻找他们的国王、法律和关系到命运的神谕。法兰克人对政府的名称和实质之间的差异感到百思不解，皇家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宫总管丕平的手里，除了皇帝的头衔以外，无法满足他的野心。他用英勇的战斗消灭敌人，用慷慨的行为增加朋友。他的父亲是基督教世界的救星，四代的服务使个人的功绩显得更为高贵。皇家的名称和形象仍旧保存在基尔德里克的身上，他生性软弱，是克洛维的最后一代子孙，然而那早已过时的权力只能用来作为叛乱的工具。全国民众都想恢复简单的制度，作为臣民而又像君王的丕平，带着雄心壮志要肯定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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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和贵族都曾宣誓要效忠于皇家的傀儡，在他们的眼里，克洛维世系不仅纯洁而且神圣。他们共同派遣使臣写信给教皇，让他们能驱散心中的疑虑或是解除先前的承诺。两位格列高利的继承人是扎卡里教皇，基于利害关系所做的决定是要投其所好，根本不考虑公理正义。教皇公开宣称，国家可以合法地把国王的头衔和权力授予同一个人。而不幸的基尔德里克，这公共安全的牺牲品，则应退位并削发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这样的答复正中下怀，被当作是智者的见解、法官的判决和先知的神谕，立即为法兰克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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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洛温王朝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丕平被自由的人民推举登上帝座，他们已习惯于服从他的法令，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向前迈进。加冕礼在教皇的批准下举行了两次，一次由最忠实的仆人圣卜尼法斯主持，他是日耳曼的使徒；一次在圣丹尼斯的修道院，斯蒂芬三世用感恩的手将皇冠加在恩主的头上。以色列国王的皇家涂油礼也被巧妙地加以运用[45]，圣彼得的继承人具备神圣使臣的特性，一位日耳曼的首领经过转变成为神授的君王，现代欧洲人的迷信和虚荣使犹太人的仪式得以传播和维持。法兰克人解除了古老誓言的约束，要是他们胆敢重新恢复过去自由选择的权力，而不是从显赫和神圣的加洛林家族中找出一位国王，那么可怕的“破门罪”就会落在他们和子孙的头上。这些君王毫不忧虑未来的危险，而为现在的安全自得其乐。查理曼大帝的国务大臣认为法兰西国王的权杖完全为教皇的权势左右，在他们最大胆的冒险行动中，对于尘世的司法权仍旧充满信心并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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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罗马大公由于习俗和语言的改变，不仅远离罗慕路斯的元老院或君士坦丁的皇宫，同样也告别共和国的贵族或身为养父母的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收复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以后，这些遥远的行省不仅重要而且处于危险的处境，要求派遣一位被授予最高权力的官员，就给予他一个普通的称号叫作“太守”或“大公”。拉文纳的总督在皇室的资历表上占有一席之地，把他的司法审判权延伸到整个罗马城。自从意大利叛乱失去太守管辖区以后，罗马人处于苦难之中，迫得他们要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即使要采用这种方式，他们也要行使自己独断专行的权力，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相继将罗马大公的荣誉授予“铁锤”查理和他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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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强势民族的首领，定会蔑视奴性的头衔和从属的职位，于是趁着希腊皇帝的统治难以为继，处于帝国权力真空之际，他们从教皇和共和国得到更为光荣的使命。罗马使臣把圣彼得祭坛的钥匙交给大公，作为统治权的保证和象征，同时还有一面神圣的旗帜，使他们有权利和责任展示开来保护教会和城市。[46]在“铁锤”查理和丕平的时代，伦巴第国王的干预断送了罗马的自由，也威胁到了它的安全，这时罗马大公对于遥远的保护人而言，不过代表着一个头衔、义务和同盟关系而已。查理曼大帝的权势和政策，为他们消灭了一个敌人，却带来一个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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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拜访这个都城的时候，受到了从前太守作为皇帝代表所受到的一切仪式的欢迎。而这种荣誉由于阿德里安一世教皇所表达的欢欣和感激而更为增色不少。阿德里安一世刚刚接到国君即刻驾临的消息，马上派遣罗马的行政官员和贵族举着旌旗，到离城30英里的地方去迎接。弗拉米尼亚大道长约1英里距离的道路两旁，排列着希腊人、伦巴第人、撒克逊人等各团体和民族的大队人马，罗马青年全副武装，儿童手里拿着棕榈叶和橄榄枝，为伟大的救星唱着赞美的诗歌。在神圣的十字架和圣徒的标志前面，查理曼大帝从马上下来，领着他的贵族队伍走向梵蒂冈。当他走上阶梯时，亲吻使徒门楣的每一步台阶。阿德里安一世率领他的教士在门厅的柱廊下恭候，像朋友和地位平等的人那样行拥抱礼，当他们一起走向祭坛时，国王或大公却擅自挽住教皇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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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兰克人对虚有其表的礼仪并不满意，从他征服伦巴第到加冕称帝，26年的光阴转瞬而过，是他的武力解救了罗马，这个城市理应臣属于查理曼的王权之下。人民宣誓效忠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用他的名义铸造钱币，以他的审判来主持正义，他有权力对教皇的选举进行审查和核定。除了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力，皇帝并没有比罗马大公多出任何特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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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洛林王朝对罗马教皇的赏赐和回报（751—81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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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家族被罗马教会尊为救星和恩主，教会为其提供很多的恩惠足以表达感激之情。教会一些古老的产业像是农庄和房屋，被很慷慨地转移到城市和行省的世俗主权之下。丕平的征服行动所获得最早的成果，就是把太守管辖区当成送给教会的赠品。[48]阿斯托法斯在叹息声中放弃了他的猎物，各主要城市的钥匙和人质都被交给法兰西的使臣，然后用主子的名义呈送到圣彼得的墓前。太守管辖区[49]的范围非常广阔，原来包括听命于皇帝和代理人的意大利各个行省，但是严格认定的真正疆界仅限于拉文纳、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的行政区域，还有不可分割的属地彭塔波里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从里米尼延伸到安科纳，东侧通向中部地区直到遥远的亚平宁山的山脊。在这一次的交易行为中，教皇的野心和贪婪受到极其严厉的指责。谦恭的基督教教士或许应该拒绝接受尘世的王国，要是他不抛弃宗教职责所具备的德行，便很难对这个王国进行统治。一个忠诚的臣民，或者是一个身份高尚的对手，不会急着分享蛮族的战利品。要是皇帝委托斯蒂芬以他的名义请求归还太守管辖区，我认为教皇并不能免予谋叛和欺骗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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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的严格解释，任何人可以接受恩主赐予的东西，只要合于公正的要求都不会因而受到伤害。希腊皇帝放弃或是丧失了他对太守管辖区的权力，何况阿斯托法斯的剑根本不是加洛林王朝的敌手。丕平在一次衔枚疾进的远征行动中，自己亲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与“圣像破坏者”毫无关系。他可以占有也能合法转让征战的成果。对于希腊人一再要求他归还，他虔诚地回答：“任何人也不能敦促他要回送出去的礼物，献给教皇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罪孽和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份极为丰硕的赠予获得最高和绝对主权的认可，世人头一次见到基督教的主教被授予尘世君王的特权，像是官员的选用、司法的审判、赋税的征收以及拉文纳皇宫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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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巴第王国解体时，斯波莱托公国的居民要在这场风暴中找寻避难的地方，比照罗马人惯用的方式剃光脑袋，自称是圣彼得的奴仆和子民，等到公国自愿归顺以后，所形成的范围就是现在这个教会国家。经过查理曼口头或书面的赠予[50]，神秘的范围无限扩张，而且查理曼因获胜而一时欣喜，把原来属于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岛屿，从他自己和皇帝的手里转移给教皇。但是等他冷静下来深入思考问题，难免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盘算他的教会盟友过于壮大的声势。有关他自己和他父亲的承诺兑现等有关问题，他全都用外交辞令加以回避，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强调帝国那不可转让的权力。拉文纳[51]也和罗马一样，无论在查理曼生前还是死后，一直列名在主要城市的名单之中。太守管辖区的统治权逐渐在教皇的手里失去，他们发现拉文纳的总主教成为危险的内部竞争对手[52]，贵族和人民全都蔑视一个教士强加于他们的束缚，在那段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他们只能保留对古老权利要求的记忆，曾经在繁荣的时代恢复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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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是衰弱者和奸诈者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强壮却无知的蛮族常常陷入教会策略的罗网之中。梵蒂冈和拉特兰宫是一个军械库和制造厂，他们会视情况需要，制造或隐藏许多真实或虚假、讹传或可疑的鬼祟伎俩，目的是在获取罗马教会的利益。在公元8世纪结束之前，有某一位教皇的御用作家或许就是闻名遐迩的伊希多尔，编纂教皇的《法令集》以及颂扬君士坦丁的捐赠，这是教皇精神和世俗王国的两根神奇支柱。这笔令人难以忘怀的捐赠是用阿德里安一世的信函向世人宣布的，他规劝查理曼效法君士坦丁大帝的先例，并且使大帝的名声再度受到世人的敬仰。根据当时的传说，罗马主教圣西尔维斯特治愈了最早那位基督教皇帝的麻风病，使他的心灵在施洗的圣水中获得净化，从来没有一位医生获得如此光荣的回报。这位皇家新改信者放弃圣彼得的宝座和产业，宣布要到东部去建立一个新的都城，把他对罗马、意大利和西部行省自由而永久的统治权，全部委托给教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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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杜撰的故事产生了极为有利的效果，希腊的皇帝被宣告犯下了篡夺的罪行，格列高利的反叛是为了讨回合法的遗产，教皇从此摆脱人情的包袱，加上洛林王朝名义上的礼物，只占教会国家极少的部分，何况这些都是应该归还给他的领地。罗马的统治权不再依靠心志不专的人民做出选择，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都被授予恺撒的紫袍和特权。那个时代的无知和轻信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最为荒谬的神话故事，在希腊和法兰西都能被人接受而且受到同样的重视，仍旧列入教会法的条款和敕令[54]之中。皇帝和罗马人都没有能力辨别的伪造谎言，已经损害到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唯一的反对意见来自萨宾地方的修道院，在12世纪初期，对君士坦丁的捐赠就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驳斥。等到恢复文字表达的自由以后，这种杜撰的手法被劳伦提乌斯·瓦拉的大笔戳穿，他既是能言善辩的学者，也是一名罗马的爱国志士。[55]15世纪的当代人士对于他那种胆大妄为的亵渎行径感到大为惊异，然而这种行动代表着理性的进步，默默发展，最终会成为无可抗拒的潮流，还没有等到下一个世纪的结束，这个神话故事就为大家所排斥，受到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藐视、罗马教会辩护者的含蓄或温和的批判。[56]教皇们自己也纵容人们对无知人民的轻信加以耻笑，但是一个不实和过时的头衔仍然维持着他们的统治，靠着曾经支持着教皇法令和西比莱神谕[57]的运道，在基础被掏空以后，整座大厦还继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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