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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陷入绝境的王国在两面都受到压迫,南边是热诚而审慎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北边是丕平的儿子——查理曼,那个伟大而又走运的天才人物。教会和国家的英雄在公共和家族的友谊下联合起来,当他们对趴伏在地上的讨饶者施与无情践踏时,表面上装出一副和颜悦色和悲天悯人的样子。伦巴第人仅有的抵抗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关隘和帕维亚的城墙,丕平的儿子对前者运用奇袭加以攻克,对后者施与水泄不通的包围。经过2年的封锁以后,最后德西德里乌斯这位土生土长的君王终于献出了自己的权杖和都城,向敌人投降。伦巴第人在外国的国王统治下,还是运用本国的法律,成为法兰克人的弟兄,而不是变成他们的臣民,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一样是从同为日耳曼人的血统、习俗和语言中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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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丕平和查理曼成为法兰西的国王和罗马的大公(751—76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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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和加洛林家族的相互义务关系,形成古代史和现代史、政府史和教会史之间最重要的枢纽。在征服意大利期间,罗马教会的捍卫者获得有利的态势、华丽的头衔、人民的意愿、教士的祈祷和密谋。教皇送给加洛林王朝的最贵重礼物是法兰西国王[44]和罗马大公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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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圣彼得的宗教王国统治之下,这些民族开始在台伯河畔寻找他们的国王、法律和关系到命运的神谕。法兰克人对政府的名称和实质之间的差异感到百思不解,皇家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宫总管丕平的手里,除了皇帝的头衔以外,无法满足他的野心。他用英勇的战斗消灭敌人,用慷慨的行为增加朋友。他的父亲是基督教世界的救星,四代的服务使个人的功绩显得更为高贵。皇家的名称和形象仍旧保存在基尔德里克的身上,他生性软弱,是克洛维的最后一代子孙,然而那早已过时的权力只能用来作为叛乱的工具。全国民众都想恢复简单的制度,作为臣民而又像君王的丕平,带着雄心壮志要肯定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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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和贵族都曾宣誓要效忠于皇家的傀儡,在他们的眼里,克洛维世系不仅纯洁而且神圣。他们共同派遣使臣写信给教皇,让他们能驱散心中的疑虑或是解除先前的承诺。两位格列高利的继承人是扎卡里教皇,基于利害关系所做的决定是要投其所好,根本不考虑公理正义。教皇公开宣称,国家可以合法地把国王的头衔和权力授予同一个人。而不幸的基尔德里克,这公共安全的牺牲品,则应退位并削发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这样的答复正中下怀,被当作是智者的见解、法官的判决和先知的神谕,立即为法兰克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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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洛温王朝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丕平被自由的人民推举登上帝座,他们已习惯于服从他的法令,集结在他的旗帜下向前迈进。加冕礼在教皇的批准下举行了两次,一次由最忠实的仆人圣卜尼法斯主持,他是日耳曼的使徒;一次在圣丹尼斯的修道院,斯蒂芬三世用感恩的手将皇冠加在恩主的头上。以色列国王的皇家涂油礼也被巧妙地加以运用[45],圣彼得的继承人具备神圣使臣的特性,一位日耳曼的首领经过转变成为神授的君王,现代欧洲人的迷信和虚荣使犹太人的仪式得以传播和维持。法兰克人解除了古老誓言的约束,要是他们胆敢重新恢复过去自由选择的权力,而不是从显赫和神圣的加洛林家族中找出一位国王,那么可怕的“破门罪”就会落在他们和子孙的头上。这些君王毫不忧虑未来的危险,而为现在的安全自得其乐。查理曼大帝的国务大臣认为法兰西国王的权杖完全为教皇的权势左右,在他们最大胆的冒险行动中,对于尘世的司法权仍旧充满信心并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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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罗马大公由于习俗和语言的改变,不仅远离罗慕路斯的元老院或君士坦丁的皇宫,同样也告别共和国的贵族或身为养父母的皇帝。查士丁尼的军队收复意大利和阿非利加以后,这些遥远的行省不仅重要而且处于危险的处境,要求派遣一位被授予最高权力的官员,就给予他一个普通的称号叫作“太守”或“大公”。拉文纳的总督在皇室的资历表上占有一席之地,把他的司法审判权延伸到整个罗马城。自从意大利叛乱失去太守管辖区以后,罗马人处于苦难之中,迫得他们要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即使要采用这种方式,他们也要行使自己独断专行的权力,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相继将罗马大公的荣誉授予“铁锤”查理和他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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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强势民族的首领,定会蔑视奴性的头衔和从属的职位,于是趁着希腊皇帝的统治难以为继,处于帝国权力真空之际,他们从教皇和共和国得到更为光荣的使命。罗马使臣把圣彼得祭坛的钥匙交给大公,作为统治权的保证和象征,同时还有一面神圣的旗帜,使他们有权利和责任展示开来保护教会和城市。[46]在“铁锤”查理和丕平的时代,伦巴第国王的干预断送了罗马的自由,也威胁到了它的安全,这时罗马大公对于遥远的保护人而言,不过代表着一个头衔、义务和同盟关系而已。查理曼大帝的权势和政策,为他们消灭了一个敌人,却带来一个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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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拜访这个都城的时候,受到了从前太守作为皇帝代表所受到的一切仪式的欢迎。而这种荣誉由于阿德里安一世教皇所表达的欢欣和感激而更为增色不少。阿德里安一世刚刚接到国君即刻驾临的消息,马上派遣罗马的行政官员和贵族举着旌旗,到离城30英里的地方去迎接。弗拉米尼亚大道长约1英里距离的道路两旁,排列着希腊人、伦巴第人、撒克逊人等各团体和民族的大队人马,罗马青年全副武装,儿童手里拿着棕榈叶和橄榄枝,为伟大的救星唱着赞美的诗歌。在神圣的十字架和圣徒的标志前面,查理曼大帝从马上下来,领着他的贵族队伍走向梵蒂冈。当他走上阶梯时,亲吻使徒门楣的每一步台阶。阿德里安一世率领他的教士在门厅的柱廊下恭候,像朋友和地位平等的人那样行拥抱礼,当他们一起走向祭坛时,国王或大公却擅自挽住教皇的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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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兰克人对虚有其表的礼仪并不满意,从他征服伦巴第到加冕称帝,26年的光阴转瞬而过,是他的武力解救了罗马,这个城市理应臣属于查理曼的王权之下。人民宣誓效忠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用他的名义铸造钱币,以他的审判来主持正义,他有权力对教皇的选举进行审查和核定。除了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力,皇帝并没有比罗马大公多出任何特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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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洛林王朝对罗马教皇的赏赐和回报(751—81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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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家族被罗马教会尊为救星和恩主,教会为其提供很多的恩惠足以表达感激之情。教会一些古老的产业像是农庄和房屋,被很慷慨地转移到城市和行省的世俗主权之下。丕平的征服行动所获得最早的成果,就是把太守管辖区当成送给教会的赠品。[48]阿斯托法斯在叹息声中放弃了他的猎物,各主要城市的钥匙和人质都被交给法兰西的使臣,然后用主子的名义呈送到圣彼得的墓前。太守管辖区[49]的范围非常广阔,原来包括听命于皇帝和代理人的意大利各个行省,但是严格认定的真正疆界仅限于拉文纳、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的行政区域,还有不可分割的属地彭塔波里斯,沿着亚得里亚海岸从里米尼延伸到安科纳,东侧通向中部地区直到遥远的亚平宁山的山脊。在这一次的交易行为中,教皇的野心和贪婪受到极其严厉的指责。谦恭的基督教教士或许应该拒绝接受尘世的王国,要是他不抛弃宗教职责所具备的德行,便很难对这个王国进行统治。一个忠诚的臣民,或者是一个身份高尚的对手,不会急着分享蛮族的战利品。要是皇帝委托斯蒂芬以他的名义请求归还太守管辖区,我认为教皇并不能免予谋叛和欺骗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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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的严格解释,任何人可以接受恩主赐予的东西,只要合于公正的要求都不会因而受到伤害。希腊皇帝放弃或是丧失了他对太守管辖区的权力,何况阿斯托法斯的剑根本不是加洛林王朝的敌手。丕平在一次衔枚疾进的远征行动中,自己亲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与“圣像破坏者”毫无关系。他可以占有也能合法转让征战的成果。对于希腊人一再要求他归还,他虔诚地回答:“任何人也不能敦促他要回送出去的礼物,献给教皇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罪孽和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份极为丰硕的赠予获得最高和绝对主权的认可,世人头一次见到基督教的主教被授予尘世君王的特权,像是官员的选用、司法的审判、赋税的征收以及拉文纳皇宫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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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巴第王国解体时,斯波莱托公国的居民要在这场风暴中找寻避难的地方,比照罗马人惯用的方式剃光脑袋,自称是圣彼得的奴仆和子民,等到公国自愿归顺以后,所形成的范围就是现在这个教会国家。经过查理曼口头或书面的赠予[50],神秘的范围无限扩张,而且查理曼因获胜而一时欣喜,把原来属于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岛屿,从他自己和皇帝的手里转移给教皇。但是等他冷静下来深入思考问题,难免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盘算他的教会盟友过于壮大的声势。有关他自己和他父亲的承诺兑现等有关问题,他全都用外交辞令加以回避,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强调帝国那不可转让的权力。拉文纳[51]也和罗马一样,无论在查理曼生前还是死后,一直列名在主要城市的名单之中。太守管辖区的统治权逐渐在教皇的手里失去,他们发现拉文纳的总主教成为危险的内部竞争对手[52],贵族和人民全都蔑视一个教士强加于他们的束缚,在那段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他们只能保留对古老权利要求的记忆,曾经在繁荣的时代恢复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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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是衰弱者和奸诈者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强壮却无知的蛮族常常陷入教会策略的罗网之中。梵蒂冈和拉特兰宫是一个军械库和制造厂,他们会视情况需要,制造或隐藏许多真实或虚假、讹传或可疑的鬼祟伎俩,目的是在获取罗马教会的利益。在公元8世纪结束之前,有某一位教皇的御用作家或许就是闻名遐迩的伊希多尔,编纂教皇的《法令集》以及颂扬君士坦丁的捐赠,这是教皇精神和世俗王国的两根神奇支柱。这笔令人难以忘怀的捐赠是用阿德里安一世的信函向世人宣布的,他规劝查理曼效法君士坦丁大帝的先例,并且使大帝的名声再度受到世人的敬仰。根据当时的传说,罗马主教圣西尔维斯特治愈了最早那位基督教皇帝的麻风病,使他的心灵在施洗的圣水中获得净化,从来没有一位医生获得如此光荣的回报。这位皇家新改信者放弃圣彼得的宝座和产业,宣布要到东部去建立一个新的都城,把他对罗马、意大利和西部行省自由而永久的统治权,全部委托给教皇。[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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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杜撰的故事产生了极为有利的效果,希腊的皇帝被宣告犯下了篡夺的罪行,格列高利的反叛是为了讨回合法的遗产,教皇从此摆脱人情的包袱,加上洛林王朝名义上的礼物,只占教会国家极少的部分,何况这些都是应该归还给他的领地。罗马的统治权不再依靠心志不专的人民做出选择,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都被授予恺撒的紫袍和特权。那个时代的无知和轻信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最为荒谬的神话故事,在希腊和法兰西都能被人接受而且受到同样的重视,仍旧列入教会法的条款和敕令[54]之中。皇帝和罗马人都没有能力辨别的伪造谎言,已经损害到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唯一的反对意见来自萨宾地方的修道院,在12世纪初期,对君士坦丁的捐赠就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驳斥。等到恢复文字表达的自由以后,这种杜撰的手法被劳伦提乌斯·瓦拉的大笔戳穿,他既是能言善辩的学者,也是一名罗马的爱国志士。[55]15世纪的当代人士对于他那种胆大妄为的亵渎行径感到大为惊异,然而这种行动代表着理性的进步,默默发展,最终会成为无可抗拒的潮流,还没有等到下一个世纪的结束,这个神话故事就为大家所排斥,受到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藐视、罗马教会辩护者的含蓄或温和的批判。[56]教皇们自己也纵容人们对无知人民的轻信加以耻笑,但是一个不实和过时的头衔仍然维持着他们的统治,靠着曾经支持着教皇法令和西比莱神谕[57]的运道,在基础被掏空以后,整座大厦还继续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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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两位女皇在东方恢复和建立圣像的崇拜(780—84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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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皇在意大利得到自由并建立主权时,东部又恢复了图像的崇拜,这是促成他们叛变的第一动因。在君士坦丁五世的统治期间,政府和教会的联合力量推倒了迷信的大树,但并没有斩断主根。现在这些崇拜行为所维护的偶像,暗中得到教士和女性的尊敬。僧侣和妇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盟,战胜了男子的理性和权威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利奥四世没有用刚正不阿的态度来保卫他父亲和他祖父的宗教,他那美丽动人而又野心勃勃的妻子艾琳,受到雅典人宗教热情的感染,雅典人继承了祖先的偶像崇拜而不是哲学素养。当她丈夫在世时,这种情绪受到危机和掩饰的刺激而变得更为热烈。她也尽力地去保护或是擢升受宠的僧侣,把他们从修行的洞窟里请出来,安置在东部主教的宝座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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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艾琳以自己或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时,她义正词严地要动手消灭“圣像破坏者”。而她为了未来的迫害行动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向全国颁布“宗教自由”的诏书,先要恢复僧侣的地位,陈列数以千计的图像供民众瞻仰,传播数以千计有关他们遭受苦难和奇迹的神话。那些因死亡或被免职而空出来的主教职位则被她合法地授予他人。急着获得世俗或教会职位的竞争者,想要预先影响她的决定,就要先讨好她。她的御前大臣塔拉修斯获得提升以后,使艾琳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能够管理和指挥东方的教会。大公会议决定的信条,只能用同样性质的会议予以撤销和废止。[58]她把“圣像破坏者”召来开会,这些人为了维护权益非常大胆,不愿意争辩,君士坦丁堡的士兵和民众发出可怕的怒吼,主教那些微弱的声音竟然产生巨大的回响。经过1年的拖延和暗中安排,将难以掌握的部队移防,选定尼斯作为第二次正统基督教宗教会议的地点(公元787年9月24日—10月23日),用来排除可能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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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希腊人所喜爱的阴谋活动,再度将主教的信仰掌握在君王的手里,只用了1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重大的工作。“圣像破坏者”现在已经不是法官,他们要以罪犯或忏悔者的身份出现。教皇阿德里安和东部教长所派遣的代表团[59],使得整个场面增添了很多的光彩。大会主席塔拉修斯拟出决议的信条,350位主教用欢呼和签字给予批准。他们毫无异议地宣称,图像崇拜获得圣书和理性的赞同,也符合祖先和会议的愿望。然而他们对于崇拜是直接还是间接,基督的神性和形象是否有权接受同等的礼仪,还是犹疑不决无法获得定论。第二次尼斯大公会议的议程和提案现在还留存于世,可以说是迷信和无知、虚伪和愚昧的一座奇特纪念碑。我在这里仅仅注意到主教的判断,他们比较图像崇拜和伦理道德各自所具备的优点。有位僧侣与偶像崇拜的魔鬼缔结停战协定,条件是他要中断每日的祷告,去参拜挂在所住小室中的一幅图画。他为此事感到踌躇而去请教长老,决疑者回答道:“你何必再去礼拜基督和圣母的圣像,不如每天到市内的妓院去会见妓女,那对你岂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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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正统信仰(至少是罗马教会正统信仰)的荣誉,多少有些不幸的是,召开尼斯大公会议的两位君王,无独有偶地都在手上沾着自己儿子的鲜血。专制的艾琳对第二次会议给予热烈的赞同和严苛的执行,对朋友很宽容,但是对敌手绝不饶恕。在历时38年连续五个朝代的统治中,这场斗争一直激烈进行,双方的愤怒丝毫没有减弱,图像的崇拜者和破坏者之间互有胜负,我无意详述事件的细节和经过。放逐艾琳而继任的尼西弗鲁斯容许普遍的言论自由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他在统治期间的唯一美德,却受到僧侣的指控,说他基于这个缘故会沉沦地狱。米凯尔一世的性格是迷信和懦弱的,圣徒和图像没有能力保护帝座上的信徒。利奥五世穿上紫袍,肯定亚美尼亚人的头衔和宗教,受到崇拜的偶像连同高举义帜的追随者,遭到第二次流放。他们的欢呼声是在表示对谋杀一个邪恶暴君的同意,米凯尔二世是杀害利奥五世的凶手和继承人,从出生起就沾染了弗里吉亚人的异端邪说,他试图在敌对的双方间进行调停,正统基督徒的倔强顽固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偏袒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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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尔二世胆小怯懦,只有处处采取温和的姿态,他的儿子狄奥菲卢斯根本不知畏惧和怜悯为何物,这才是最残忍的,也是最后一位“圣像破坏者”。那个时代的宗教狂热情绪一直在与统治者唱反调,皇帝如果想要抗拒潮流就会激起群众的愤怒遭到惩罚,狄奥菲卢斯逝世后,他的遗孀狄奥多拉成为帝国的监护人,第二位女性终于使图像赢得最后的胜利。她的办法不仅大胆而且取得了决定性的效果,她杜撰出死去的丈夫最后忏悔的谎言,要为他洗清罪名和灵魂。“圣像破坏者”的教长遭判决以后获得减刑,免予被剜去双眼的惩罚而是抽打200皮鞭。主教兴奋得发抖,僧侣快乐得大叫,图像的胜利使正统教徒的节期保持一年一度的庆典。然而还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图像是否真正具备应有的神性,11世纪的希腊人一直争论不休,所持的见解可以说是集荒谬之大成。我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不能得到肯定而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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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公开宣布,接受尼斯宗教会议的信条,并且大公会议被正统基督教尊为第七次全国会议。罗马和意大利总是顺从教父的指示,只是绝大部分的拉丁基督徒在迷信的竞赛中远远落在后面。法兰西、日耳曼、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教会采取中间路线,处于崇敬和销毁图像的两个极端之间,他们的礼拜堂里也陈列着图像,但他们并不把其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而是历史和信仰极为生动和有用的纪念物。一本愤世之作起于宗教争论,以查理曼大帝的名义编辑和出版[60],经过他的批准在法兰克福召开宗教会议[61],有300名主教参加。他们谴责“圣像破坏者”的狂暴行为,同时也公开发表声明,严词抨击希腊人的迷信活动和自称大公会议的信条,长久以来这些都为西部的蛮族所不齿。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和美洲的很多国家处于偶像崇拜的时代,仍旧笼罩在迷信的黑暗之中,图像崇拜用默默耕耘和不为人知的方式向前发展,对于他们的犹豫和迟疑反而产生了很大的弥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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