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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东、西两个帝国的事务和教皇选举的权责（800—106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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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的皇室尊严以不同的方式向着东方宣告，他并没有把希腊皇帝看成父执辈加以尊敬，而是采用兄弟这种平等而又亲密的称呼。查理曼或许想成为艾琳的丈夫，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谈话中表达出和平与友谊，并且可能隐藏着一桩与那位公主的联姻协定，野心勃勃的她已经抛弃了作为母亲的神圣责任。两个帝国相距遥远而又无法融洽相处，这样的联合到底真实状况如何，能够延续多少时间，可能发生何种后果，都无法加以臆测。拉丁人始终保持着沉默倒是让我们感到可疑，也许是艾琳的敌人杜撰出这类的传闻，用来指控她犯下叛逆的罪行，要将教会和国家出卖给西部的外国人士。[84]法兰西的使臣是尼西弗鲁斯阴谋事件的旁观者，几乎成为举国同仇敌忾的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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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罗马的叛国背逆和亵渎神圣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怒火，有句朗朗上口的谚语“法兰克人是好朋友和坏邻居”。然而这种做法很危险，会刺激邻人采取报复的行动，进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用索菲亚大教堂来举行皇家加冕大典。经过一段迂回而又漫长的辛苦行程之后，尼西弗鲁斯的使臣到达位于萨拉河岸的营地。查理曼在一个弗朗科尼亚的村庄，摆出盛大的排场来打击拜占庭皇宫的虚荣，至少也要给他一个下马威。[85]希腊人被连续引进四个接见的大厅：在第一个大厅有位衣着华丽的贵人高坐在上，他们正要俯下身体行跪拜礼时，他告诉他们说他仅是皇帝的奴仆，是皇家马厩的管理人。类似的误会和答话在几个房间里重复进行，陆续出现内廷伯爵、皇宫管事和寝宫总管。使臣越来越无奈，越来越焦急，一直到觐见厅的门打开，他们看到真正的国君坐在宝座上面，到处摆满来自外国的奢侈品，平日他对这些东西极为藐视。四周围绕着获得胜利的军事首长，这些人受到他的宠爱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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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帝国签订和平与联盟的条约，划定东部和西部的国境，以目前主权所及的地区为准。不过希腊人很快忘记了这种令人羞辱的平等，或是仅仅记得要去恨那些勒索过他们的蛮族。基于短暂的联合所感受到的美德和权力，他们用极为推崇的礼节向神圣的查理曼致敬，用罗马皇帝的称号向他欢呼。等他那虔诚的儿子继位后就失去了这种待遇，拜占庭的书信是如此称呼：“致国王或自称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皇帝”。等到权力和美德都已经绝灭以后，他们剥夺刘易斯二世世袭的头衔，使用蛮族对国王的称呼，等于将他贬低到拉丁的诸侯这个阶层。从刘易斯二世的答复中[86]就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他只能用渊博的学识从神圣和世俗的历史中提出证明，“国王”这个称号和希腊的“皇帝”是同义词。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被赋予专属而至高的意义，他的权力来自祖先和教皇，可以合理地分享罗马皇帝的荣誉。奥托统治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他们的使臣生动地描述了拜占庭宫廷的傲慢无礼。[87]希腊人乐于藐视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贫穷无知，在他们最后面临衰亡之际，拒绝让日耳曼国王滥用罗马皇帝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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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皇帝在教皇的选举中，继续运用他们得之于哥特和希腊君王的权力，罗马教会的世俗产业和宗教审判更增加了这种特权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的贵族政体中，教士的主要成员仍然组成了一个元老院，协助主教进行管理工作，或是填补主教的空缺。罗马划分为28个牧区，每个牧区有一位红衣教士或长老负责治理，无论这个头衔的来源是多么普通和谦恭，他们还是渴望与登基的国王一争高下。他们的数量通过7位最重要医院的辅祭，7位拉特兰宫的内廷审判长，还有教堂的显要人物的联合而得到增长。教会的元老院接受罗马行省7位红衣主教的指导，他们每周都要到拉特兰宫去处理事务，留在城郊的奥斯蒂亚、波尔图、维利特里、塔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蒂伯尔和萨宾等教区的时间较少。同时他们要分享教廷的荣誉和权威，教皇一旦逝世，这些主教就推荐一位继承人给红衣主教团去投票选举[88]，产生的结果经由罗马民众的欢呼或叫嚣来批准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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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选举过程仍旧会出现问题，因为要等到教会的拥护者皇帝亲自表示认可和同意，否则教皇不可能合法任职。皇家委员会立即审核选举程序的形式和权限，不可或缺的事项是要先详细审查候选人的资格，然后他才能接受他们的宣誓效忠，同意用捐赠不断充实圣彼得的产业。在经常发生教派分裂的状况下，敌对一方的权利要求会屈从于皇帝的裁决，他在主教的宗教会议中，审讯、宣判和惩处一个犯罪教皇的罪行。奥托一世将一项协定强加于元老院和人民，保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能为国君所接受。[89]他的继承人期待或阻挠他们的选择，他们将罗马的圣职赐给他们的秘书和教师，有点像在科隆或班贝格主教辖区的做法，不论一位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建立了多大的功绩，他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证实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这些特权行为大部分被全民选举的缺陷免除。如果竞争者受到红衣主教的排斥，可以求助于群众的热情或贪婪，梵蒂冈和拉特兰都沾染着受害者的鲜血。那些最有权势的元老院议员，像是托斯卡纳的侯爵和塔斯库卢姆的伯爵，使教廷受到长期而可耻的奴役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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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教皇被暴君侮辱、囚禁和谋杀，正因为教会的产业被人霸占，教会陷入贫穷的境地，教皇才会遭到不幸的待遇。教皇不能再支持罗马这个君主国家，也不能再做教士应尽的善行。[90]玛罗齐娅和狄奥多拉是当妓女的一对姐妹，靠着财富和美丽发挥影响力，用政治活动和风流艳事进行各种不法的密谋。她们有很多入幕之宾，其中最奋发图强的爱人获得罗马的法冠，统治的方式[91]可以让人联想到黑暗时代[92]传说[93]中的女性教皇。[94]玛罗齐娅的私生子、孙子和曾孙都曾经盘踞在圣彼得教堂的宝座上，像这种光宗耀祖的家谱倒是很罕见。她的孙子在19岁就成为拉丁教会的首领，在年轻和成人时保持容光焕发的神色。各国的朝圣客带着证据当着奥托大帝的面，在罗马的宗教会议上对他提出控诉。就拿若望十二世来说，他拒用圣职的服装和礼仪，认为自己是士兵，可以饮酒、杀人、放火、赌博和狩猎，这些对士兵而言都不是可耻的事。他可能是出于穷困的原因，公开买卖圣职。他做出祈求朱庇特和维纳斯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如果真有其事，也不会有多么严重。然而我们读到一些让人感到惊奇的事，玛罗齐娅的这位可敬的孙子与罗马的贵妇人通奸，公开姘居在一起，拉特兰宫变成卖淫的大本营。他强暴处女和孀妇，使女性朝圣客不敢朝见圣彼得的墓地，以免在虔诚的礼拜过程中为他的继承人所侵犯。新教徒用带有恶意的心态乐于详述这个伪基督的品性，但是在深通世故的人看来，教士的恶行远没有美德那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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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在长期丑闻不断的状况下，由个性严峻和热心公益的格列高利七世对其加以改革和整顿。这位满怀雄心壮志的僧侣奉献出他的一生要达成两个目标：其一，律定红衣主教团在教皇的选举方面，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行使的职能，永远废除被皇帝和罗马人民篡夺的权利；其二，确保西部帝国再度成为教会的采邑或封地[95]，扩展尘世的统治权给予地球上所有的帝王和王国。经过50年的斗争以后，他完成了第一件规划的工作，他的建议获得圣秩制度坚定的支持，每个成员的自由权与他们最高的职位有关；第二项企图虽然获得部分成就，表面看来相当光彩，但是受到世俗权力的强烈反抗，最后由于人类理性的进步还是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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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罗马的政教之争和意大利王国的建立（774—102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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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主教还是人民，对于罗马帝国的复兴，都不可能将丧失的行省赐予查理曼或是奥托，因为这些行省是过去他们抓住时机、运用武力才赢得的。然而罗马人有为自己选择主人的自由，在把全部职权委托给大公以后，又赞同西部的法兰西和撒克逊皇帝兼任大公，现在局面已经变得无可挽回。罗马城从恺撒统治到郡守统治的这段时期，留下了一些残破不全的记录，对于他们的皇宫、铸币厂、法庭、诏书和正义之剑保存了若干蛛丝马迹的回忆，最晚一直到13世纪。处于教皇的谋略和民众的暴力之间，罗马的最高权力已经破碎和残缺。查理曼的继承人满足于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头衔，对于维护地方审判权根本不予理会。在兴旺繁华的时候，他们的野心会转向更有诱惑力的目标，等到帝国处于衰败和分裂的处境，他们被迫要保卫世袭的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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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已经残破不堪，艳名远播的玛罗齐娅勾引了一名篡夺者前来成为她的第三任丈夫，勃艮第国王休·卡佩在她的党派引导之下，领兵进入哈德良的堤道或圣安杰罗堡垒，这里控制着主要的桥梁和进入罗马的门户。阿尔贝里克是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被逼前来参加婚礼的喜宴。他表现出非常勉强的态度，接待宾客说话不得体，当众被后父挥拳责打，这一记耳光就产生了一次革命（932 A.D.）。这个青年大声疾呼道：“罗马人，过去你们曾经是世界的主人，这些勃艮第人不过是最低贱的奴隶，当前在这些贪婪而又残忍的蛮族统治之下，连我都受到伤害，你们怎么逃得掉奴役的生活。”城市每个区域都响起警钟要大家武装起来，勃艮第人在仓促的状况下只能很羞辱地撤离，玛罗齐娅被获胜的儿子关进监狱，他的兄弟教皇若望十一世退位从事灵修的职责。阿尔贝里克以君王的头衔，拥有罗马的统治权长达20年之久。据说他满足了大家的偏好，恢复了执政官和护民官的职位，至少也要先制定各种头衔。阿尔贝里克的儿子和继承人奥克塔维安，后来成为教皇，是为若望十二世，他也和前任一样为伦巴第的君王所激怒，因而找人来解救教会和共和国，奥托的服务所得到的报酬是皇家的尊严和荣誉，但撒克逊人蛮横无礼而罗马人个性急躁，帝王的特权和选举的自由在暗中斗法，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受到干扰，奥托命令他的执剑官片刻不可离身，免得在祭坛的前面受到刺杀和谋害。皇帝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家之前，谴责民众的作乱犯上和若望十二世的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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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在一次宗教会议中遭到罢黜（967 A.D.），郡守被绑在驴背上游街并且当众遭鞭打，然后关进地牢；13个罪行重大的人员被吊死，其他人员受到砍断手足或驱离家园的处分，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古老的法条认可这种严厉的审判程序。义正词严的声音指控奥托二世奸诈和血腥的行为，他用待客和交友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邀请元老院的议员参加宴会然后加以屠杀。[96]他的儿子奥托三世还未成年时，罗马拟定大胆的图谋要摆脱撒克逊人加在身上的枷锁。执政官克雷森提乌斯就如共和国时期暗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斯，以臣民和流犯的身份两次崛起，能够控制整个城市。他随心所欲地用高压手段对付教皇，或是将教皇驱逐出境后再任命一位，同时形成一个阴谋组织要恢复希腊皇帝的权势（998 A.D.）。他对于圣安杰罗堡垒进行坚韧不拔的围攻作战，直到不幸的执政官因对方答应赦免其余人员而被出卖，他被绞架吊死，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堡的雉堞。奥托三世在与部队分离以后运道转坏，被围在皇宫中三天缺乏饮食，可耻地逃走，免得遭到罗马人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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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议员托勒密成为人民的领袖，克雷森提乌斯的寡妇毒死皇室情人，为丈夫报仇，内心感到痛快，也获得受人尊敬的名声。奥托三世的构想是放弃北方荒凉的国土，在意大利设立他的宝座，恢复罗马君主国的制度。他的继承人平生只来过一次台伯河畔，在梵蒂冈接受加冕的皇冠。[97]当他们缺席时被人藐视，一旦前来参加就引起厌恶和畏惧。这些君王率领蛮族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成为这个国家的外乡来客和世仇大敌，短暂的巡视引起动乱和流血的场面。对这些蛮族的祖先还有微弱的记忆，仍旧在折磨着罗马人的心灵，罗马人因而用虔诚的愤怒之情注视着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士瓦本人和波希米亚人的后裔子孙，过去是这些人篡夺了恺撒的紫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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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只为了顺从遥远的国家和外国的民族，这是天下最不合情理的事。蛮族的洪流根本不理会地面的状况，但是要支持一个面积广大的帝国，必须在政策和压制这两方面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系统：绝对的权力居于核心地位，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也可以立即获得丰富的资源；距离遥远的边陲有快捷而便利的交通；构建的城堡工事阻止反叛活动的蔓延；依法行事的施政作为保护人民和惩罚罪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使敌人敬畏，不会激起叛逆的情绪和陷入绝望的处境。日耳曼的恺撒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充满野心要奴役意大利王国。他们世袭的田产沿着莱茵河延伸，或是散布在各个行省，但是后续的诸侯出于一时的轻率或穷困，竟将这广大的领土转让。他们的税收来自微不足道和令人痛恨的帝王特权，岁入很难用来维持整个皇家的需要。他们的军队由封建的家臣依据法律或志愿投效所组成，抱着勉强的态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处抢劫，根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反复无常的习性使他们在战役没有结束之前就不告而别。炎热气候产生的瘟疫使整个军队受到感染，幸存的人员将诸侯和贵族的遗骨带回去。[98]他们毫无节制的酗酒产生的致命影响，常常归咎于意大利人的背叛和恶意。当地的土著很高兴蛮族终于遭到浩劫。这些不合常情的暴政可以与意大利令人感到可怜的暴君相比较，不论是民众还是读者，对于这种争执事件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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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伦巴第人的勤奋和自由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这种光明正大的先例终于被托斯卡纳共和国仿效。意大利的城市保有市政府的组织，始终没有受到废止，皇帝的恩典和政策使这些特权得到认同，意图通过平民的障碍来防止贵族的独立。不过这些兴旺的社区无论在数量还是精神方面，都使城市迅速发展，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实力和权益。[99]每个城市根据面积列入主教辖区或行政区域，无论是修道院院长还是主教，边境侯爵还是地区伯爵，都丧失了对土地的裁量权。最高傲的贵族受到说服或是被迫放弃孤独的城堡，接受自由人和官吏更为光荣的身份。市民大会继承立法的权责，但是执行的权力被委托给三位执政官，每年从贵族、豪门和平民这三个阶层中选出，共和国通常有这样的区分。基于法律平等所给予的保护，农业和商业的工作都逐渐恢复，但面临危险的情势培育着伦巴第人好武善战的精神。通常在警钟响起或旗帜[100]高举时，城市的大门涌入大批英勇无畏的队伍，他们对乡土的热忱经过因势利导，很快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对这个风行一时的防御体系，自负的恺撒也葬身在它的墙脚。自由的风向所向无敌，凌驾于两位腓特烈之上，他们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君王，头一位在军事武德方面的表现更为卓越，第二位在和平与知识方面有较杰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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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腓特烈一世和二世的事功及日耳曼诸侯的独立（1152—125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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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一世（1152—1190 A.D.）的抱负是要恢复身御紫袍的威严和光彩，带着政治家的手腕、士兵的英勇和暴君的残酷入侵伦巴第共和国。新发现的《民法汇编》是最有利于专制政体的一门学问，被收买的拥护者公开宣扬，皇帝对他的臣民而言，是掌握生命和财产而有绝对权力的主子。腓特烈的皇室特权一般说来没有那么可恶，在隆卡格利亚的议会中通过。意大利的税收核定是3万磅白银，财务官员的掠夺使需求的数目增加到无法计算的地步。负隅顽抗的城市要运用威胁或武力加以攻占，抓到的俘虏送给刽子手行刑，尸体用投射器具抛进城里。米兰受到围攻而投降以后，这个雄伟的首都所有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300个人质被送到日耳曼，居民被赶到4个村庄去谋生，由不能通融的征服者实施高压统治。[101]米兰很快从灰烬中重生，灾难使伦巴第人的联盟变得更为坚固，他们的复国大业受到威尼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希腊皇帝的赞助，压迫人民的结构在一日之内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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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一世在君士坦斯的条约里虽然有保留条款，但还是签字将自由权利给予24个城市。他的孙子在成年以后靠着个人的英勇继续斗争，成为腓特烈二世（1198—1250 A.D.），靠天赋得到个人和特定的优点，他的出生和教育让人认为他是意大利人。两个派系发生无法和解的争执，吉贝林派依靠皇帝的支持，而归尔甫派打出自由和教会的旗帜。当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同意帝国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合并时，罗马的宫廷还在昏睡之中。从这些世袭的领土中，腓特烈二世在军队和钱财方面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接济。然而腓特烈二世终于受到压制，是来自伦巴第人的军队和梵蒂冈的威胁。他的王国被交给一个异乡人，家族最后一个子孙在那不勒斯的行刑台上被公开斩首。在60年的时间内，意大利再没有出现一位皇帝，只有当统治者的遗物受到可耻的拍卖时，才能让人记起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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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蛮族征服者们很高兴用皇帝的头衔来装饰他们的首领，但是这并不表示授予他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般的专制权力。日耳曼人崇尚个人的自由，他们的征战完全是出于自发的行为，民族的特质为一种精神所激励，要对罗马最新和古老的奴性法律体系抱着藐视的态度。他们那刚强的性格使他们拒绝顺从官员的命令，而强大的个人武力又使他们具有极强的掌控欲。统治者要想把这种体系强加到他们的身上，这不仅徒然无益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想法。查理曼和奥托的帝国早就被部族或行省的公爵、较小区域的伯爵还有在国界或边陲的侯爵瓜分得一干二净，这些人都拥有民政和军事的全部权责，就像早期的恺撒所指派的部将。绝大部分的罗马总督都是军人出身，靠着机运获得高位，诱惑他们所雇用的军团，觊觎君王的宝座，他们的反叛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会伤害到政府的权力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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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耳曼的公爵、侯爵和伯爵对于权力的诉求不是那么大胆，那么他们的成功所导致的结局会持续更久，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就会更大。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最高的权力阶层，暗中的努力是要建立和拥有行省的独立自主。他们的野心受到下列因素的支持：产业和家臣的分量、相互之间的榜样和资助、下属贵族阶层的共同利益、诸侯和家族的变迁和更换、未成年的奥托三世和亨利四世、野心勃勃的教皇，以及对意大利和罗马并不稳固的皇位的徒劳追求。王室和地区主权的所有价值被行省的军事首长逐渐篡夺，这些权力包括和平和战争、赦免和处死、铸币和征税，以及国外的联盟和国内的经济。不论用暴力获得了什么，都能通过施与恩惠或灾难获得批准，将之当作可疑的选举或自愿的卖命所获得的报酬。无论被授予什么，如果没有受到伤害，就不能拒绝将之传给他的继承人或与他地位相等的人。任何与局部或临时所有权有关的行动，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出日耳曼王国的制度。在每个行省，随处可见的公爵或伯爵，形成介乎帝座和贵族之间的阶层，有法律地位的臣民成为这些私人首长的附庸和家臣。首长从统治者那儿接过的旗帜，常常会在战场上升起来对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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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和撒克逊的王朝基于迷信或政策，对于僧侣的谦恭和忠诚，产生盲目的依赖心理，尊重他们的世俗权力，不断加以提升。日耳曼的主教辖区较之于最富足的军事地区，在控制的地区和赋予的特权方面不相上下，而在丰富的收入和管辖的人口方面更有过之。只要皇帝还保有在主教职务出缺时，拔擢教会和世俗的人员来接替的权力，那么这些朋友和宠臣出于感恩和抱负，就会全力维护皇帝的基业。但是等到主教的叙任发生争执时，皇帝却失去了对于教士会议的影响力。选举的自由权完全得到恢复，主教的收入已经减少，这对于就职人员的第一次祈祷来说，是庄严的嘲讽，因为他们答应在就职以后，各教堂要推行单一薪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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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出任政府职务的总督不必看上官的脸色，只有同侪的判决可以让他降级贬职。在君主政体的早期，指派儿子继承父亲的公爵或伯爵职位，必须要恳求皇帝给予恩典。这逐渐使获得成为一种习惯，索取成为一种权利，从直系继承人延伸到旁系血亲或女性姻亲。帝国（开始时是流行的称呼，最后成为法定的名衔）的领土根据遗嘱和出售可以分割和转让，大势所趋之下，私有和永久的继承使公共的信托完全丧失作用。皇帝不可能再用籍没和摧毁杀戮带来的灾祸获得大量财富，对于无主的采邑按规定要在1年的期限内处理完毕，就是在选择候选人时，也有责任要咨询国会或省级议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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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崩殂以后，日耳曼成为有100个头的怪物。一群诸侯和高级教士争夺这个残破的帝国，各地有无数的领主建立起城堡，仿效上官的行为，根本没有服从的观念，一切都要按照自己所拥有的实力，以征服或掠夺之名不断发生敌对行动。诸如此类的无政府状态是欧洲的法律和习俗无可避免的后果。暴力的摧毁作用同样使法兰西和意大利王国在受到蹂躏以后四分五裂。然而意大利的城市和法兰西的采邑在分崩离析的同时，产生了日耳曼式的联合，在帝国的名义之下形成联邦共和国的伟大体制。议会起初是一种常设的机构，后来则成为永久的制度，使民族的精神保持活力。一个公共立法机构的权力仍旧通过三个部分或团体进行运转，分别是选侯、诸侯以及日耳曼的自由和皇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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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七个最有权力的封建诸侯，获得显赫的称号和位阶，最重要的特权是选举罗马皇帝。这几位选侯分别是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侯爵、莱茵地区的皇室领地伯爵，以及门兹、特里夫和科隆的总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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