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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议员托勒密成为人民的领袖，克雷森提乌斯的寡妇毒死皇室情人，为丈夫报仇，内心感到痛快，也获得受人尊敬的名声。奥托三世的构想是放弃北方荒凉的国土，在意大利设立他的宝座，恢复罗马君主国的制度。他的继承人平生只来过一次台伯河畔，在梵蒂冈接受加冕的皇冠。[97]当他们缺席时被人藐视，一旦前来参加就引起厌恶和畏惧。这些君王率领蛮族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成为这个国家的外乡来客和世仇大敌，短暂的巡视引起动乱和流血的场面。对这些蛮族的祖先还有微弱的记忆，仍旧在折磨着罗马人的心灵，罗马人因而用虔诚的愤怒之情注视着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士瓦本人和波希米亚人的后裔子孙，过去是这些人篡夺了恺撒的紫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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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只为了顺从遥远的国家和外国的民族，这是天下最不合情理的事。蛮族的洪流根本不理会地面的状况，但是要支持一个面积广大的帝国，必须在政策和压制这两方面建立一套严密有效的系统：绝对的权力居于核心地位，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也可以立即获得丰富的资源；距离遥远的边陲有快捷而便利的交通；构建的城堡工事阻止反叛活动的蔓延；依法行事的施政作为保护人民和惩罚罪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使敌人敬畏，不会激起叛逆的情绪和陷入绝望的处境。日耳曼的恺撒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充满野心要奴役意大利王国。他们世袭的田产沿着莱茵河延伸，或是散布在各个行省，但是后续的诸侯出于一时的轻率或穷困，竟将这广大的领土转让。他们的税收来自微不足道和令人痛恨的帝王特权，岁入很难用来维持整个皇家的需要。他们的军队由封建的家臣依据法律或志愿投效所组成，抱着勉强的态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处抢劫，根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反复无常的习性使他们在战役没有结束之前就不告而别。炎热气候产生的瘟疫使整个军队受到感染，幸存的人员将诸侯和贵族的遗骨带回去。[98]他们毫无节制的酗酒产生的致命影响，常常归咎于意大利人的背叛和恶意。当地的土著很高兴蛮族终于遭到浩劫。这些不合常情的暴政可以与意大利令人感到可怜的暴君相比较，不论是民众还是读者，对于这种争执事件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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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世纪和12世纪时，伦巴第人的勤奋和自由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这种光明正大的先例终于被托斯卡纳共和国仿效。意大利的城市保有市政府的组织，始终没有受到废止，皇帝的恩典和政策使这些特权得到认同，意图通过平民的障碍来防止贵族的独立。不过这些兴旺的社区无论在数量还是精神方面，都使城市迅速发展，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实力和权益。[99]每个城市根据面积列入主教辖区或行政区域，无论是修道院院长还是主教，边境侯爵还是地区伯爵，都丧失了对土地的裁量权。最高傲的贵族受到说服或是被迫放弃孤独的城堡，接受自由人和官吏更为光荣的身份。市民大会继承立法的权责，但是执行的权力被委托给三位执政官，每年从贵族、豪门和平民这三个阶层中选出，共和国通常有这样的区分。基于法律平等所给予的保护，农业和商业的工作都逐渐恢复，但面临危险的情势培育着伦巴第人好武善战的精神。通常在警钟响起或旗帜[100]高举时，城市的大门涌入大批英勇无畏的队伍，他们对乡土的热忱经过因势利导，很快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对这个风行一时的防御体系，自负的恺撒也葬身在它的墙脚。自由的风向所向无敌，凌驾于两位腓特烈之上，他们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君王，头一位在军事武德方面的表现更为卓越，第二位在和平与知识方面有较杰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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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腓特烈一世和二世的事功及日耳曼诸侯的独立（1152—125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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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一世（1152—1190 A.D.）的抱负是要恢复身御紫袍的威严和光彩，带着政治家的手腕、士兵的英勇和暴君的残酷入侵伦巴第共和国。新发现的《民法汇编》是最有利于专制政体的一门学问，被收买的拥护者公开宣扬，皇帝对他的臣民而言，是掌握生命和财产而有绝对权力的主子。腓特烈的皇室特权一般说来没有那么可恶，在隆卡格利亚的议会中通过。意大利的税收核定是3万磅白银，财务官员的掠夺使需求的数目增加到无法计算的地步。负隅顽抗的城市要运用威胁或武力加以攻占，抓到的俘虏送给刽子手行刑，尸体用投射器具抛进城里。米兰受到围攻而投降以后，这个雄伟的首都所有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300个人质被送到日耳曼，居民被赶到4个村庄去谋生，由不能通融的征服者实施高压统治。[101]米兰很快从灰烬中重生，灾难使伦巴第人的联盟变得更为坚固，他们的复国大业受到威尼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希腊皇帝的赞助，压迫人民的结构在一日之内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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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一世在君士坦斯的条约里虽然有保留条款，但还是签字将自由权利给予24个城市。他的孙子在成年以后靠着个人的英勇继续斗争，成为腓特烈二世（1198—1250 A.D.），靠天赋得到个人和特定的优点，他的出生和教育让人认为他是意大利人。两个派系发生无法和解的争执，吉贝林派依靠皇帝的支持，而归尔甫派打出自由和教会的旗帜。当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同意帝国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合并时，罗马的宫廷还在昏睡之中。从这些世袭的领土中，腓特烈二世在军队和钱财方面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接济。然而腓特烈二世终于受到压制，是来自伦巴第人的军队和梵蒂冈的威胁。他的王国被交给一个异乡人，家族最后一个子孙在那不勒斯的行刑台上被公开斩首。在60年的时间内，意大利再没有出现一位皇帝，只有当统治者的遗物受到可耻的拍卖时，才能让人记起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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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蛮族征服者们很高兴用皇帝的头衔来装饰他们的首领，但是这并不表示授予他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般的专制权力。日耳曼人崇尚个人的自由，他们的征战完全是出于自发的行为，民族的特质为一种精神所激励，要对罗马最新和古老的奴性法律体系抱着藐视的态度。他们那刚强的性格使他们拒绝顺从官员的命令，而强大的个人武力又使他们具有极强的掌控欲。统治者要想把这种体系强加到他们的身上，这不仅徒然无益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想法。查理曼和奥托的帝国早就被部族或行省的公爵、较小区域的伯爵还有在国界或边陲的侯爵瓜分得一干二净，这些人都拥有民政和军事的全部权责，就像早期的恺撒所指派的部将。绝大部分的罗马总督都是军人出身，靠着机运获得高位，诱惑他们所雇用的军团，觊觎君王的宝座，他们的反叛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会伤害到政府的权力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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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耳曼的公爵、侯爵和伯爵对于权力的诉求不是那么大胆，那么他们的成功所导致的结局会持续更久，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就会更大。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最高的权力阶层，暗中的努力是要建立和拥有行省的独立自主。他们的野心受到下列因素的支持：产业和家臣的分量、相互之间的榜样和资助、下属贵族阶层的共同利益、诸侯和家族的变迁和更换、未成年的奥托三世和亨利四世、野心勃勃的教皇，以及对意大利和罗马并不稳固的皇位的徒劳追求。王室和地区主权的所有价值被行省的军事首长逐渐篡夺，这些权力包括和平和战争、赦免和处死、铸币和征税，以及国外的联盟和国内的经济。不论用暴力获得了什么，都能通过施与恩惠或灾难获得批准，将之当作可疑的选举或自愿的卖命所获得的报酬。无论被授予什么，如果没有受到伤害，就不能拒绝将之传给他的继承人或与他地位相等的人。任何与局部或临时所有权有关的行动，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出日耳曼王国的制度。在每个行省，随处可见的公爵或伯爵，形成介乎帝座和贵族之间的阶层，有法律地位的臣民成为这些私人首长的附庸和家臣。首长从统治者那儿接过的旗帜，常常会在战场上升起来对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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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和撒克逊的王朝基于迷信或政策，对于僧侣的谦恭和忠诚，产生盲目的依赖心理，尊重他们的世俗权力，不断加以提升。日耳曼的主教辖区较之于最富足的军事地区，在控制的地区和赋予的特权方面不相上下，而在丰富的收入和管辖的人口方面更有过之。只要皇帝还保有在主教职务出缺时，拔擢教会和世俗的人员来接替的权力，那么这些朋友和宠臣出于感恩和抱负，就会全力维护皇帝的基业。但是等到主教的叙任发生争执时，皇帝却失去了对于教士会议的影响力。选举的自由权完全得到恢复，主教的收入已经减少，这对于就职人员的第一次祈祷来说，是庄严的嘲讽，因为他们答应在就职以后，各教堂要推行单一薪俸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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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出任政府职务的总督不必看上官的脸色，只有同侪的判决可以让他降级贬职。在君主政体的早期，指派儿子继承父亲的公爵或伯爵职位，必须要恳求皇帝给予恩典。这逐渐使获得成为一种习惯，索取成为一种权利，从直系继承人延伸到旁系血亲或女性姻亲。帝国（开始时是流行的称呼，最后成为法定的名衔）的领土根据遗嘱和出售可以分割和转让，大势所趋之下，私有和永久的继承使公共的信托完全丧失作用。皇帝不可能再用籍没和摧毁杀戮带来的灾祸获得大量财富，对于无主的采邑按规定要在1年的期限内处理完毕，就是在选择候选人时，也有责任要咨询国会或省级议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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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崩殂以后，日耳曼成为有100个头的怪物。一群诸侯和高级教士争夺这个残破的帝国，各地有无数的领主建立起城堡，仿效上官的行为，根本没有服从的观念，一切都要按照自己所拥有的实力，以征服或掠夺之名不断发生敌对行动。诸如此类的无政府状态是欧洲的法律和习俗无可避免的后果。暴力的摧毁作用同样使法兰西和意大利王国在受到蹂躏以后四分五裂。然而意大利的城市和法兰西的采邑在分崩离析的同时，产生了日耳曼式的联合，在帝国的名义之下形成联邦共和国的伟大体制。议会起初是一种常设的机构，后来则成为永久的制度，使民族的精神保持活力。一个公共立法机构的权力仍旧通过三个部分或团体进行运转，分别是选侯、诸侯以及日耳曼的自由和皇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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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七个最有权力的封建诸侯，获得显赫的称号和位阶，最重要的特权是选举罗马皇帝。这几位选侯分别是波希米亚的国王、萨克森的公爵、勃兰登堡的侯爵、莱茵地区的皇室领地伯爵，以及门兹、特里夫和科隆的总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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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诸侯和高级教士的选举团要从乱哄哄的大批成员中脱颖而出，最终减少到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表决权，包括很多源远流长而且独立自主的伯爵，但是不包括贵族和骑士阶层，就像在波兰的议会，每到选举，就会有6万人骑着马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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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于出身和权势、武力和法冠感到自负的人，非常明智地认同平民是立法机构的第三个部分，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在同一时代被引进法兰西、英格兰和日耳曼的国家会议。汉萨同盟控制着北部贸易和航运，莱茵联邦能够确保内陆地区的和平与交通。城市运用财富和策略发挥影响力，对于选侯和诸侯这两个位阶较高团体所通过的法案，他们的否决依然无效。[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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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耳曼皇帝查理四世虚有其表的尊荣（1347—135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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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到14世纪才能看清楚日耳曼罗马帝国的真正情形和对比状况，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以外，不再拥有图拉真或君士坦丁的任何一个行省。他们那些一无是处的继承人是哈布斯堡、拿骚、卢森堡和施瓦茨堡的伯爵。皇帝亨利七世为他的儿子获得波希米亚的皇冠，他的孙子查理四世要是按照日耳曼人自己的说法，是出生在一个陌生而又野蛮的民族中间。[103]等到巴伐里亚的刘易斯被革出教会以后，查理四世获得处于空位期的帝国，这是教皇的礼物，也可能是对他做出的承诺，然而不自量力的教皇在阿维尼翁的放逐和拘禁期间，自以为正在统治全世界。他的竞争对手的过世使得选举团能够达成一致，查理四世在毫无异议之下被尊为罗马的国王和未来的皇帝。这个头衔在同一时期也曾贱卖给日耳曼和希腊的恺撒，日耳曼皇帝仅仅是被选出的一位职位不重要的行政官员，选他的人是一批奉行贵族政体的诸侯，他们连一个村庄都不让皇帝拥有。他仅有的可以发挥作用的特权是召集国家元老院开会，主持议程和提出议案。他的出生地是波希米亚王国，虽然不如邻近的城市纽伦堡那样的富裕，但已经成为他权力最坚固的基地和岁入最主要的财源。他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全部实力是300名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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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安布罗斯主座教堂，查理四世用一顶铁皇冠加冕，完全是按照伦巴第君主国的传统做法，但是他只被允许带一队没有武装的随从，等他进入以后城门就关闭起来。意大利的国王将米兰的统治权授予威斯康提，这时反被后者的部队监禁。查理四世在梵蒂冈再度用帝国的金冠加冕，但是要遵守一项秘密协定：罗马皇帝必须立即离开，不能在罗马停留一夜。口若悬河的彼特拉克[104]凭着幻想恢复卡皮托的光荣，带着悲伤的心情谴责波希米亚人可耻的逃走，甚至他同时代的人都可以看出，查理四世唯一可以行使的职责是高价出售特权和头衔。意大利的黄金可以保证他儿子当选，但是这位罗马皇帝实在贫穷得可怜，有一次在沃尔姆斯的街头被一个屠夫抓住，扣押在一个小酒馆要他还清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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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离开这个丢人现眼的场面，转过头去看看同一位查理在帝国议会上的呼风换雨。确定日耳曼制度的教皇敕书，是用统治者和立法者的名义颁布的，有100位诸侯在他的宝座前躬身行礼，愿意接受总管或大臣的职称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在皇家的宴会上，7位选侯是世袭的高级官吏，阶级和头衔不亚于国王，他们严格履行着内廷大臣的职责；门兹、科隆和特里夫的大主教以及日耳曼、意大利和阿尔勒的终身职大法官，他们带着庄严的神色将3个王国的印玺捧在手里；大元帅骑在马背上，带着装在银器里的燕麦行使他的职责，等他把燕麦倒在地上以后，就立即下马去调整宾客的座位和觐见的次序；宴会管事由莱茵地区享有王权的伯爵担任，他负责将菜肴端上皇帝的餐桌；勃兰登堡侯爵担任寝宫总管，用餐完毕后奉上盥洗的金壶和金盆；波希米亚国王的侍酒大臣是皇帝的兄弟卢森堡和布拉班特公爵。整个行列由几位知名的猎手压阵，他们在响亮的号角和猎犬的吠声中，抬进来一只野猪和一头雄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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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最高权力不仅限于日耳曼地区，欧洲的各世袭君王也明确表示，他具有万人之上的地位和权力，他的祖先是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君王，是西部伟大共和国的世俗领袖[105]，尊贵的头衔长久以来非他莫属，只有他可以与教皇争夺决定国王传承和召集宗教会议的最高特权。学识渊博的巴尔托卢斯是民法的代言人，靠查理四世发给的年金过日子，在他的学院里到处可以听到这种论点：日耳曼皇帝是整个地球合法的统治者，管辖的区域从日出到日落之地。任何反对意见不仅是错误的谬论，而且要被视为异端邪说给予惩处，甚至福音书也如此宣称：“恺撒·奥古斯都明令规定，世人都应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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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奥古斯都和查理四世两人之间的时空距离全部移走，我们会发现这两位恺撒存在强烈的对比：那位波希米亚人夸大其词来掩饰自己的虚弱，而那位罗马人却要礼贤下士来隐藏自己的强大。奥古斯都率领胜利的军团，统治的海面和陆地的领土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直到大西洋，然而他却自称是国家的公仆，和他的同胞完全平等。罗马和所属行省的征服者，采用全民与合法的形式担任监察官、执政官和护民官。他的意志就是人类的法律，但是宣布他的法律却要借用元老院和人民的声音。是元老院和人民的敕令，使他们的主人不断地接受委托治理共和国。奥古斯都的穿着服饰、家庭生活[106]、头衔称呼、社会职能，全都维持一个罗马平民的形象。那些最富心机的谄媚者，对于具有绝对和永恒权力的国君，用尊敬的态度始终保守着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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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五十章 略述阿拉伯地方及其居民 穆罕默德的家世、风范及其教义 在麦加传道 逃到麦地那 伊斯兰用剑传播教义 阿拉伯人主动皈依和被迫降服 穆罕默德辞世及其继承人 阿里及其后裔的权势和机运（569—68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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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追踪君士坦丁堡和日耳曼迅速轮替的恺撒，经过600多年以后，现在要回到赫拉克利乌斯的统治时期，在希腊王国的东部边境停留下来。就在国家因波斯战争而民穷财尽，教会因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者的争执而混乱不安时，穆罕默德一手持剑一手拿着《古兰经》，在基督教和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他的宝座。这位阿拉伯先知的才华、民族的特质和宗教的精神，是东部帝国衰亡的主要因素。我们得用好奇的眼光注视这场令人难忘的变革，如何为世界各民族带来恒久而新颖的面貌。[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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