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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暴力的运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视为自然之事。在我们的纵容之下，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争议的权力都会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家之间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是就圣战的名义和性质而论，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查证。我们不能贸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毁灭的宝剑，除非动机相当纯洁、争执完全合法、需求无法避免。作战行动的策略要求取决于经验获得的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得来何其缓慢。在采取行动之前，宗教事业的公正与合理要能满足我们的良心。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被说服，认为发动十字军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事。他们不断滥用《圣经》和修辞的文句来掩饰他们的实际想法，看起来像是坚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赋予的自卫的权利。然而他们却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定称呼，将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视为邪恶的敌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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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将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内，这是很合理的事。权利的获得基于危险的存在，敌人的恶意和实力所形成的双重考量是评估的重点，归咎于穆斯林信奉对人类有害的教条，他们认为有责任要用刀剑灭绝所有其他的宗教。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指控受到《古兰经》的驳斥，从伊斯兰征服者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公开与合法的宽容，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东方的教堂受到严苛的束缚和高压的迫害。即使处于这种环境，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他们对于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依然坚持己见维护神意的权力要求。在正统教会的信条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终是巨大的威胁，会让我们丧失现在的宗教或未来的自由。到了11世纪，土耳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确令人感到忧虑，这种后果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经近在眼前，不到30年的工夫，他们就征服了亚洲所有的王国，最远到达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峡，希腊帝国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除了对基督教弟兄表示诚挚的同情，拉丁人基于公理正义和利害关系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这是西方世界最关紧要的天堑，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击退眼前的强袭，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为了达成目标，必须提供适度的援助。我们同意非常现实的考量，但是派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力到距离遥远的东方去作战，亚洲无力供应强大的援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欧洲会因人口减少而降低应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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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夺取巴勒斯坦对拉丁人的战力或安全毫无助益，征服这个距离远、面积小的行省，唯一合理的借口是宗教狂热的信念。基督徒肯定“应许之地”是不可剥夺的名称，它流淌着神圣救世主的宝血，他们有权力和责任从不义的据有者手里光复继承的产业，那些邪恶的异教徒亵渎基督的墓地，在朝圣的路途上欺压他的信徒。但崇高的耶路撒冷和神圣的巴勒斯坦，类似的宣称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地方早已废止了摩西的律法。基督徒的上帝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神明，伯利恒和骷髅地分别是他的出生和埋葬之处，就是光复也无法补偿对《福音书》有关道德训诫的侵犯。这些论点在沉重的迷信盾牌前面一闪而过，只要抓住奥秘和奇迹的神圣理由，宗教的心灵就很难将它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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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宗教战争已经在地球各个区域开打，从埃及到立沃尼亚，从秘鲁到印度斯坦，获得了传播更为广泛且适应性更强的教义的大力支持。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引起敌对行为的充分理由，人们不仅普遍认同，有时还肯定这是最高的价值。手持十字架的战士可以杀死或制伏冥顽不灵的不信者，这种上帝赐予的恩典是主权和慈悲的唯一来源。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400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这些蛮族，花费同样的时间，运用类似的手段，分别获得罗马帝国在西部和东部的行省。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因时间和条约的关系，合法据有了所征服的地区。但是伊斯兰的君王在臣民和邻国的眼里仍然是暴君和藩王，可以用战争和起义的武力，将这些非法的所得合法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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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严谨的生活和习性已经开始松懈，逼得要加强纪律和忏悔，随着罪孽的增加，纠正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原始教会，进行赎罪的工作之前，如果信徒们能够自愿采取公开告解的方式，就不会引起紧张的对立。中世纪的主教和教士对于罪人，则会审问他，强迫他交代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规定他与上帝修好的条件。任性和暴虐轮番滥用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力，惩戒法规的制定用来告知并规范审判的精神。希腊人最早运用立法的模式，他们的赎罪规则经过翻译，为拉丁教会所仿效。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时代，每个教区的教士都有一本法典，但很审慎地隐藏起来不让一般平民知晓。评估罪行和惩处罪犯是件危险的工作，僧侣根据经验或智慧，知道每种案件都可能发生，全都能够说出差异之处。有些列举的罪状让清白无辜的人难以设想，还有一些罪过超越理性认知的范围。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像是奸淫和私通、伪证和亵渎、抢劫和谋杀，按照不同的情况或环境，用苦修或忏悔来赎罪，期限从40天可以一直延长到7年。在悔改期限之内，通过有益的规律生活，如斋戒和祈祷，病人得以复原，罪犯获得赦免。他的衣着简陋不合时样，表现出忧伤和懊恼，谦卑的态度禁绝社交生活的乐趣和事业的发展。但是严格执行这些法规就会使皇宫、军营和城市的人口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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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蛮族不仅相信这些惩罚而且大为恐惧，然而人性通常厌恶理论的原则，官吏强调教士属灵的审判权，几经努力也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按照字面要求完成悔改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事，每天重复通奸会使罪行加重，屠杀整个民族也包括在杀人的罪行之中。每种行为要是分开计算，数量就会增加。在这样一个社会混乱和恶行如麻的时代，就算是生性谦卑的罪人，宗教方面的罪孽也容易欠下300年的债务，无法负担之下只能要求减刑或赦免。就富人而言，要缴纳26个苏勒达斯银币（大约是4镑）才能减免一年的苦修悔改。[13]穷人只要3个苏勒达斯，约为9个先令。这些布施立刻拨交教会使用，从信徒的罪孽获得的赎金是教会财富和权力取用不竭的来源。300年的债务相当于1200镑，即使是富有资财的人士也会倾家荡产，只能通过转让产业来抵债。丕平与查理曼最慷慨的赏赐，是他们拯救自己灵魂最明确的证据。民法有一条基本的原则：任何人拿不出钱财，就得用身体来抵账。鞭笞的肉刑也为僧侣所采用，这是廉价而又痛苦的等价处分。根据一种极其怪诞的计算方式，一年的悔改还要多加3000鞭的体罚。[14]一位有名的隐士圣多明我绰号叫“铁胸甲”[15]，对接受这种惩处具备技巧和耐性，在6天之内完成一个世纪的数量，也就是受到30万次的鞭打。有很多悔罪苦修者无分性别，都依循这个标准。法律也允许自愿牺牲者代人受罪，一个身强力壮经过训练的人员，可以用他的脊背代他的恩主赎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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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这种金钱和人身的补偿，演变为更体面的方式，让人感到满意。那些在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与萨拉森人作战的士兵，服务军旅所建立的功勋，受到乌尔班二世前任的认同。教皇在克莱蒙的大公会议中宣布，给予献身十字架旗帜的从军人员“绝对的恩典”，一切的原罪都能够获得赦免，尔后所有的罪孽只要依据教规悔改，全部为教会所接受。当前这个时代的人生观非常冷漠，对于过去充满原罪思想和宗教狂热的世界，无法体会那种深刻的印象。本堂神父大声呼吁，唤醒数以千计的强盗、纵火犯和凶手，让他们去救赎自己的灵魂，用伤害基督徒同胞的行为，对不信上帝的异教徒痛下毒手。无论是哪个阶层或教派的囚犯，他们都热诚地赞同赎罪的条件。没有人完全纯洁，不能豁免罪孽的定谳和惩罚。大多数人对公正的上帝和教会负有应尽的义务，要靠着虔诚的勇气才够资格获得尘世和永恒的赏赐。如果他们作战阵亡，热心的拉丁教士会毫不迟疑地用殉教者的冠冕装饰他们的坟墓；[17]要是他们幸存，也不会没耐心等待天国的报酬，虽然时间已经延迟，但是恩典还会加多。他们将要为神的儿子流血奋战，耶稣不也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吗？他们举起十字架，满怀信心走主的道路，上天在保佑他们的安全，或许当他们神圣的事业遭遇困难时，上帝会用那可见而神奇的力量，使他们化险为夷。耶和华的云柱和火柱[18]先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完全有理由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河流会在他们渡过的时候分开，坚固城市的防壁会在他们的号角声中倒塌，太阳会在飞驰的途中暂时停下，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歼灭那些不信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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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进军圣墓的首领和士兵，我敢很肯定地表示，全部受到宗教狂热精神的感召，有建立功勋的信心，有获得报酬的希望，有神明协助的保证。我同样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对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宗教狂热并不是他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唯一因素，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还不是主要因素。宗教信仰的运用或滥用，对于国家风气所形成的潮流产生很小的阻力，反而是造成的推力却沛然莫之能御。反对蛮族的私人械斗、血腥的马上比武、放荡淫逸的爱情以及不法的格斗审判，教皇和宗教会议只会发出毫无效用的雷霆之声。说实在的，激起希腊人形而上的争论，把社会混乱或政治专制的受害者赶进修道院，将奴才或懦夫的容忍视为神圣之事，或是采用现代基督徒的仁慈和义举来建立事功，看来倒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对于战争与操练普遍怀有热情，作为悔改和赎罪的过程，他们受到嘱咐要满足主宰他们内心的热情，要前往遥远的国土，要拔剑对抗东方的民族。他们的胜利甚至抱有这种企图，为了使装饰着十字架的大无畏英雄名垂千古。即使是最纯洁的虔诚行为，也不可能对军事荣誉的光辉景象毫无感觉。在欧洲那些琐碎不值一提的争吵中，诸如获得一座城堡或是一个村庄，他们都可以让朋友和同胞流血，此时为了对抗路途遥远充满敌意的民族，当然更能够快速地进军，为此，欧洲的人民都已献身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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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幻想自己已抓住亚洲金色的权杖，诺曼人征服阿普里亚和西西里，即使是平民冒险家都有希望被提升到更高贵的地位。基督教世界处于落后的粗野状况，无论是天候还是耕种都无法与伊斯兰国家相比。朝圣者叙述的故事和缺乏通商条件所带回的礼物，都在夸大东方国家天然和人为的财富。一般的庶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接受的教导是要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像是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矿产和宝藏、黄金和钻石、大理石和碧玉建造的宫殿，以及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树丛。在这个人间乐园里，每名战士都能够凭着刀剑创造富裕和光荣的前途，即使是再天马行空的意愿都能够在那片土地上自由驰骋。[19]这些家臣或士兵相信上帝和主人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从一位土耳其埃米尔那里夺得的战利品，可以使营地位阶最低的随员都能发财致富。风味浓郁的葡萄美酒、艳丽动人的希腊美女[20]，产生的诱惑力使十字军的战士难以抗拒，比起他们的职业更能满足天性的要求。追随的群众处于封建体制或基督教会的暴虐统治之下，爱好自由成为更有力的诱因。西部的农夫和自治的公民成为采邑或教会土地的奴隶，接受神圣的号召可以逃避傲慢的领主，让自己和家庭迁移到自由的乐土。僧侣可以借机脱离修道院戒律的管辖，债务人能够停付累积的高利贷并摆脱债主的追讨，各种类型的恶徒和犯人能够继续抗拒法律的制裁，规避罪行所应得的惩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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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动机不仅极其有力而且种类繁多，我们要是单独计算在每个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那可是没完没了的事，就是出名的案例和流行的方式都不胜枚举。早年改信基督教的人员，成为十字军热心和善尽职责的传教士，他们在朋友和同胞中间宣扬神圣誓言的责任、功德和报酬。就是最为勉强的听众，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拖进说服和权威的漩涡。好斗的年轻人要是受到指责或怀疑而产生怯懦的情绪，难免会引起满腔怒火。无论是年老还是虚弱的人，甚至是妇女或儿童，如果能够随着军队去参拜基督的墓地，都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考量的只是宗教的热诚，并非自己的体力。有些人在傍晚还嘲笑朋友何其荒唐，到了次日自己却兴致勃勃地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无知可以增加冒险事业的希望，减轻遭遇危险的心理负担。自从土耳其人展开征服行动以来，朝圣的路径已经湮没，完全不见痕迹。就是身为首领，对于路程的长度和敌人的状况都毫无概念。至于那些愚蠢的民众，看到在前面出现的城市或堡垒，只要超过他们的见识范围，就会追问是否到达了耶路撒冷——那个长途跋涉全力以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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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字军里较有见识的人员，都不敢确定上天会撒下鹌鹑或吗哪来喂饱他们[22]，因此准备了贵重金属以便在任何国家用来交换商品。为了按照阶级支付他们在路途的花费，君王转让他们的行省，贵族出售土地和城堡，农夫则出售牛只和耕种的工具。产业在群众迫切抛售之下价格大跌，武器和马匹由于缺货和买主的急需，上涨到极其荒谬的价格。[23]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员只要具备常识和现金，在这种流行趋势下就会发一笔横财。统治者用低廉的费用获得家臣和诸侯的田地，教会的买主完成付款并且保证为他们祈祷。布匹或丝绸制作的十字架通常缝在衣服上面。热诚的信徒用烧红的烙铁或不褪色的墨水，在身体上面留下永恒的记号。一个手段高明的僧侣展现胸部显示奇迹的伤痕，得到的回报是在巴勒斯坦受到大众的尊敬和为他带来财富的圣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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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字军的先期行动及所遭遇的苦难（109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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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会议决定，8月15日是朝圣者出发的日期，但是有一大群轻率和贫穷的平民先行开拔。在我提到主要的领袖进行重大和成功的冒险行动之前，先简短介绍他们所引发及遭遇的灾难。早在春天的时候，大约有6万名男女群众，从法兰西和洛林的边界齐聚到十字军最早的这位传教士周围，喧嚣的声音在不断地强求，逼使他立即率领大家赶赴圣墓。隐士自认他的角色就像一位将领，然而却欠缺这方面的才能和权威，冲动的信徒逼得他只有从命，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两岸前进（公元1096年3月）。食物的缺乏和庞大的人数促使他们分离，彼得的部将“穷汉”瓦尔特是名英勇的士兵，然而他此时却一贫如洗，负责指挥朝圣队伍的前锋，一共是8位骑士和1.5万名步卒，这个比例就注定了他们未来要遭遇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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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名宗教狂热人士拿彼得做榜样，追随他的脚步在后面紧跟不舍，这位名叫戈德斯卡的僧侣，靠着讲道从日耳曼的村庄带走1.5万或2万名农夫。还有20万乌合之众在他们的后面形成压力（公元1096年5月），这些都是最迟钝和蛮横的人员，他们为民众所遗弃，宗教的虔诚混杂着兽性的放纵，不断发生抢劫、卖淫和酗酒的行为。有一些伯爵和士绅率领着3000人马，伴随着群众的运动，要分享战利品。这个队伍真正的领导者，是在前面带路的一只鹅及一头羊（我们会相信这种愚行？），那些有见识的基督徒认为这是神灵附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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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这些还是其他宗教狂热分子的队伍，对犹太人发起最早和最易动手的战事，他们把犹太人看成杀害上帝之子的凶手。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边贸易兴旺的城市，犹太人的殖民区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非常富裕，受到皇帝和主教的保护，能够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25]在凡尔登、特里夫、门兹、斯皮尔斯和沃尔姆斯这些城市，不幸的民族有数以千计的人员惨遭抢劫和屠杀。[26]自从哈德良的迫害行动以后，他们还未感受到更为血腥的打击。地区的主教用坚定的态度拯救幸存的余众，接受他们假装的皈依和暂时的改信，但是那些更为倔强的犹太人，抱着同归于尽的信念来反对基督教的狂热分子，将自己的房屋当作抵抗的路障，最后把自己、家人和财富全部投入河流或火焰之中，让不共戴天的仇敌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无法发泄恶意或满足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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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地利的边界到拜占庭君主国的政治中枢，十字军人员被迫要横越600英里的空间，这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野蛮和荒凉的国度，土壤肥沃而且河流纵横，地面覆盖着沼泽和森林，无止境地向前延伸。人们在这里看见苍茫的大地，然而在地球上所据有的领土终有尽头。这两个民族刚开始受到基督教的陶冶，匈牙利人被本国的君王统治，希腊皇帝的部将管辖保加利亚人。这些人只要产生极为轻微的怒意就会被激起残暴的天性，头一批朝圣者的混乱状况激起了遍及整个地区的愤恨。这样的民族必然对于农耕并不熟悉而且极为怠惰。他们用芦苇建造城市，到了夏季就住进猎人或牧人的帐篷。他们粗暴地索取极少的食物，强行攫取并很快将之消耗一空。刚刚开始发生争执的时候，十字军人员尽情发泄怒气和痛下毒手，但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和战争的认识不够，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最后陷于罗网四面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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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的希腊统领指挥一支常备部队，匈牙利国王下达召集命令，好战的臣民有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骑马射箭，运用的策略是严密监视伺隙而动，对于这批宗教的强盗，报复手段十分无情而且血腥残忍。[27]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幸存，连同彼得本人在内，赤身裸体地躲在色雷斯山区。皇帝对拉丁人的朝圣和援助表示尊敬，引导他们走安全和容易行走的路线到达君士坦丁堡，劝他们等待后续教友的到达。他们一时之间还记得自己所犯的错误和遭遇的损失，但是等到受到友善的款待恢复体力以后，马上故态复萌，产生怨恨之心，不法的行为让恩主坐立难安，无论是花园、皇宫还是教堂都遭到劫掠。阿历克塞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引诱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亚洲那边，但是盲目的宗教热情驱使他们放弃皇帝指定的位置，不顾一切地向着土耳其人猛冲过去，而敌人正在防守前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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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蒙羞，但他依然离开营地撤回君士坦丁堡。他的部将“穷汉”瓦尔特称得上是位好指挥官，期望野蛮的群众能够遵守秩序和谨慎行事，但是这种要求没有成功。他们分离是为了搜寻猎物，结果苏丹凭借高明的技巧，使他们更容易落到猎人的手中。谣传说他们在前线的同伴为苏丹首都的战利品而争吵，索利曼用这种方式引诱瓦尔特的主力进入尼斯平原。他们全部为土耳其人的箭雨所歼灭，数以万计的白骨告知后来的同伴这是战败之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人员当中，在把任何一座城市从不信者的手里拯救出来之前，在更为庄严和高贵的同志完成冒险事业的准备工作之前，已经有30万人丧失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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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领袖人物的出身、背景、性格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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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重要君王没有登船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皇帝亨利四世不愿听从教皇的召唤；法兰西的腓力一世把时间都花在声色犬马上面；英格兰的威廉·鲁弗斯最近刚发起一次征战；西班牙国王从事对付摩尔人的国内战争；位于北部的王国诸如丹麦[28]、苏格兰、瑞典和波兰，在对于南部地区的感情和利益方面仍然是外来的陌生人。列名第二等的诸侯在封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通常会强烈感受到宗教的情怀，他们的地位可以依据名望和特性，很自然地区分为四种不同的领袖类型。我不愿重复没有内容的叙述，但是还要特别说明，这些基督徒冒险家共同的属性是作战的勇气和军旅的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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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布永的戈弗雷无论是参与战争还是会议，都名列最高阶级，真是当之无愧。如果十字军可以将自己托付给这个英雄人物，那对他们来说真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戈弗雷的母系家世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就这方面而言是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他的父亲继承了布涅格伯爵的爵位，位于洛林下方的布拉班特[29]行省是他母亲世袭的领地。他自己得到皇帝恩赐被授予公爵的头衔，统治权后来转移到阿登山地的布永，这个地方照理来说并不适合他的身份。他在亨利四世麾下服务时，担任护旗官，打着帝国巨大的旗帜，有次在作战中用长矛插进反叛国王罗多夫的胸膛。戈弗雷是第一位登上罗马城墙的战斗人员，由于运用武力对付教皇使他患病，因而立誓不会再犯，令他终身为此忏悔，下定决心要去访问圣地，不是作为进香客而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他的英勇出于审慎和节制显得更为成熟，不会轻举妄动将自己陷于困境。虔敬的行为虽然会盲目遵从宗教的安排，但是仍旧保持诚挚的态度，在营地极为嘈杂骚动的环境中，他还是像在修道院一样注重自己的德行，无论真假总要成为别人的表率。他对这些首长的结党营私保持超然的立场，只会仇视和痛恨基督的敌人。虽然他后来获得了一个王国，但是那种纯洁无私的热诚仍为他的对手所承认。布永的戈弗雷有两个弟弟陪伴在身边，年长的优斯塔斯后来接位成为布涅格伯爵，年幼的鲍德温是一个更难描述的人物。洛林公爵在莱茵河两岸同样受到大众的赞誉，因他的出生地和所接受教育的缘故，能够精通法语和条顿语。法兰西、日耳曼和洛林的贵族将家臣集结起来，组成的联合部队有8万名步卒和1万名骑兵，打着他的旗帜向前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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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克莱蒙会议两个月以后，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上，韦尔芒德瓦的休伯爵当着国王的面，在愿意担负十字架责任的诸侯当中，成为最为显赫的人物。之所以加上“伟大”这个称号，是因为他是法兰西国王的兄弟，有皇室出身，并不完全出于推崇他的功勋或属国（虽说这两者也是重要的条件）。[30]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是“征服者”威廉[31]的长子，他的父亲亡故后，由于自己懒散，而他的弟弟鲁弗斯又行动积极，以致他的英格兰王国被夺走。罗伯特的个性过分轻浮，贪图安逸的生活，身价顿时一落千丈：喜爱欢乐使他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娱；奢侈浪费使得君王和人民变成赤贫；妇人之仁使得国内罪犯日增；性格和善就常人而言是优点，却成为统治者最主要的缺陷。他对英国的篡夺者抱着不在意的态度，竟然为1万金马克的微不足道的款项将诺曼底抵押出去。[32]但他在圣战中履行诺言，表现良好，等于当众宣布罗伯特已经洗心革面，能够使公众对他恢复相当的尊敬。另外一位罗伯特是法兰德斯的伯爵，法兰德斯是一个直属皇室的行省，在这个世纪产生了三位皇后，分别登上法兰西、英格兰和丹麦的宝座。罗伯特的称号是“基督徒的剑和矛”，但是他像士兵那样建立功勋，有时就会忘怀身为将领的责任。斯蒂芬是沙特尔、布卢瓦和特鲁瓦的伯爵，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诸侯之一，城堡的数目可以比喻为一年的365日。爱好文学使他的心中怀有崇高的理想，在军事首长举行会议时，能言善辩的斯蒂芬受到推选担任主席的职务。以上四位是法兰西人、诺曼人和不列颠群岛朝圣者的主要领导人物。那些领有三四个城镇的贵族，要是也列出名单，根据当代一位人士的说法，要超过特洛伊战争的名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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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法兰西的南部，指挥权分别被授予普伊主教阿德玛，他是教皇的代表；以及圣吉勒斯和图卢兹的雷蒙伯爵，他同时还拥有更为高贵的头衔纳博讷公爵和普罗旺斯侯爵。前者是受到尊敬的高阶教士，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来生都同样具备资格；后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武士，在西班牙与萨拉森人浴血搏斗，现在奉献残年余生，不仅为了解救圣墓，更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验和财富使雷蒙在基督徒的营地中拥有极大的权势，对大家遭到的困苦有能力给予解救，通常他很乐意为之。但是比起保有臣民和伙伴对他的敬爱，强索不信者的赞誉对他是更为容易的事。他那卓越的气质被暴躁、傲慢、嫉妒和固执所掩盖，虽然他为侍奉上帝放弃了一大片世袭的产业，但在一般人看来，信仰的虔诚还是掩盖不了他的贪婪和野心。[33]在雷蒙率领的那群乡巴佬中间，重商思想优于好武精神，“乡巴佬”是个很普通的称呼，包括奥弗涅和朗格多克的土著，[34]以及勃艮第或阿尔勒王国的家臣。他从邻接西班牙的边区，找来一帮孔武有力的亡命之徒。等他行军通过伦巴第，一群意大利人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他的联合部队共有10万人马。如果雷蒙最早参加而最晚离开，行程的延迟要归咎于准备工作太过庞杂，因为他要永久告别，不再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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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博希蒙德是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儿子，两次战胜希腊皇帝，获得赫赫威名。但他父亲留下遗嘱将他贬到他林敦公国，后来他被法国朝圣者的谣传和路过所惊醒，否则只能在梦中回忆东方的战利品。我们在诺曼首长身上看到了他具有冷静的谋略和伟大的抱负，对于宗教不至于过分盲从而有所节制。他的行为可以证明他有正确的信仰目标，对于教皇的构想他在暗中进行指导，不仅全力支持并且装出惊讶和诚挚的模样。在阿马尔菲的围攻作战中，他的身先士卒和仗义执言激起联军的战斗精神。他立即撕开外衣制作十字架，供应无数效命的义士，准备率领1万名骑兵和2万名步卒前去君士坦丁堡和亚洲。还有几位诺曼氏族的诸侯前来陪伴久历战阵的将领，他的表弟坦克雷德[35]是作战的伴侣和忠诚的随员，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不仅具备完美的武士德行[36]，还能发挥真正的骑士精神，可以激起人们慷慨的情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比起那个时代卑下的哲理和虚伪的宗教更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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