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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出于明智或机遇延缓了他们的入侵行动，要等到土耳其帝国陷入衰弱的状况才下手。初期三位苏丹运用气度宏大的治理之道，亚洲的王国在和平与公正之中恢复统一的局面，他们亲自率领兵多将广的军队，作战的勇气与西方蛮族不相上下，在纪律和训练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在十字军的时代，马立克沙王的四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私人的野心没有察觉到公众的危险。他们的运道处于不断变化的境地，皇室的家臣不知道也不关心真正要效忠的目标。28个埃米尔打着克波加的旗帜进军，这些人原本是他的对手或敌人。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市镇和帐篷中急着征召兵员，土耳其的百战雄师越过底格里斯河运用或消耗在内战之中。埃及的哈里发抓住了土耳其衰弱和混乱的大好机会，恢复已失去的古老统治权利。他的苏丹阿菲达尔围攻耶路撒冷和提尔，驱逐奥尔托克的子女，让法蒂玛世系在巴勒斯坦重新掌握民事和宗教的权势。[67]他们听说基督教的大军从欧洲向亚洲进发，感到大为惊异，很高兴西方蛮族在会战和围攻中击溃土耳其的势力。无论如何，土耳其人是教派和国家的敌手。但是这些基督徒同样也是先知的世仇，自从他们占领尼斯和安条克以后，埃及人逐渐明了十字军的动机，知道他们会继续向着约旦河甚或尼罗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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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的宝座和拉丁人的营地维持着信函和使者的交往，关系的密切或冷落视战争的发展而定。他们之间表现出的自以为是的对立态度，完全是愚昧无知和宗教狂热所产生的结果。埃及的大臣用傲慢的口气宣称，或许会用温和的语调暗示，他们的君主是真正的信徒领袖，要从土耳其人的高压统治下拯救耶路撒冷，朝圣者要是能将人数分散而且放下武器，就会在耶稣的墓地受到安全而友善的接待。哈里发穆斯塔利相信十字军处于即将败北的情势，藐视他们的武力，监禁派去的代表。安条克的征服和胜利使他感到害怕，为了恳求所向无敌的勇士，赠送马匹、丝袍、花瓶和成袋的金银作为礼物。他们在评估这些首领的功勋或势力之后，决定首先接纳博希蒙德，戈弗雷排在其次。十字军的答复非常肯定而且众口一词。他们拒绝去探究穆罕默德信徒私下的主权要求或认定，不论这些人使用哪种名义或是哪个民族，耶路撒冷的篡夺者就是他们的敌人。不要再去想规定朝圣的方式和时程，只有及时投降为上策，他们应该赶快将城市和行省全部交出来，这是属于基督徒的神圣权力，如果这样做可以将之当成盟友，否则就会受到大祸临头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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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十字军击败克波加，光荣的奖品就在眼前可以伸手攫取的时候，对耶路撒冷的攻击还是延迟了10个月（公元1098年7月—1099年5月）。他们的热诚和勇气在胜利的那一刻已经冰消瓦解，他们不愿一鼓作气地趁势进军，而是要完全松弛下来享受叙利亚的奢华生活。我们发现十字军停止作战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兵力和下属的单位。在安条克的攻防战斗中，士兵们承受了极大的辛劳和痛苦，骑兵部队都已损耗殆尽，饥馑、疾病和逃亡使每个阶层都损失了数以千计的人员。对于充沛的资源不知节俭运用，浪费的结果造成第三度的饥荒。暴饮暴食和物资匮乏的交替作用产生流行的瘟疫，有5万名朝圣者被夺去性命。几乎没有人能够控制全局发号施令，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命服从。对外的畏惧可以抑制内部的宿怨，等到危难的状况解除，敌对的行为或情绪再度死灰复燃。鲍德温和博希蒙德的运道和财富激起战友的嫉妒心；他们召募最勇敢的武士前去防卫新成立的公国；雷蒙伯爵对叙利亚的腹地进行无益的远征，耗尽了他的部队和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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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冬季在争执四起和骚动混乱的状况下度过，等到春天，又恢复了荣誉和宗教的情操，低阶士兵受到野心和猜忌的影响较少，首领的怠惰激起愤怒的喧嚣。强势军队的残部在5月由安条克向拉奥狄凯亚进军，在4万拉丁人当中，可以立即服勤的人员只有1500名骑兵和2万名步卒。从利巴努斯山到海岸的行军都很顺利，沿海地区的热那亚和比萨商人慷慨供应缺乏的补给品。的黎波里、提尔、西登、亚克和恺撒里亚的埃米尔奉上大量的捐献，允许十字军自由通行，保证要遵循耶路撒冷的先例。十字军从恺撒里亚出发向着内陆前进（公元1099年5月13日—6月6日），他们的教士认出利达、拉姆拉、伊茂斯和伯利恒这些神圣的地点，一旦远远看到圣城，十字军就会忘记所有的劳累，宣示他们应得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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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围攻作战值得怀念，不仅次数很多而且极为重要，在这方面圣城享有大名。经过漫长和坚持的斗争之后，巴比伦和罗马才能压制人民的顽抗，崎岖的地面或许可以取代堡垒的作用，对于很容易进入的平原，则要用城墙和高塔来加强防御的能力。在十字军的时代，这些阻碍的作用变得极为微弱。堡垒在过去全部受到摧毁，虽然经过修复，但还是不够理想，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已被永久驱离。但天然的形势比起人事的沧桑还是更难以改变，耶路撒冷坐落的位置发生了局部的迁移，没有过去那样险峻，但仍旧是一座坚城，可以抗拒敌军的攻击。埃及的萨拉森人从最近一次的围攻和三年的占领经验中，知道这个地方的弱点何在，经过相当程度的弥补和改进，无论是荣誉或宗教都不容他们弃守不顾。阿拉丁是哈里发的部将，受命负责防务，他的策略是努力约束当地的基督徒，让他们感到畏惧，威胁他们说，圣墓会随着他们一起毁灭；然后用获得现世和永恒的报酬的保证来鼓励穆斯林。据说他的守备部队有4万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如果他能集结2万居民，整个的兵力已经超过围攻的军队。要是拉丁人的实力和人数都已减少，还能掌握整座城市约有4000码（相当于2.5英里的长度）[68]的周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下到本·赫农的谷地和凯德伦的急流，[69]或者是趋近南边和东边的悬崖，难道这些地点还能给他们带来希望或是畏惧？他们的围攻更为合理的方向应该是指向城市的北边和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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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永的戈弗雷在骷髅地的第一个高地竖起他的旗帜。从左翼一直到圣斯蒂芬门，坦克雷德和两位罗伯特继续维持攻击的战线。雷蒙伯爵从面前的要塞到西昂山山脚建立连续的营地，那时的西昂山已经不再包括在城区的范围内。十字军的围攻作战（公元1099年6月7日—7月15日）在第五天带着宗教狂热的希望发起全面攻击，没有制造攻城器具来冲破防壁，也没有准备云梯攀登城墙，仅仅靠着一股蛮力突破第一层障碍。他们损失了相当多的人马，很不光彩地被逐回营地。显灵和预言这些宗教的伎俩，滥用以后就会减弱影响力，发现只有时间和辛劳是获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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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的过程在全力施为之下坚持了40天之久，但他们遭遇灾难吃尽苦头，一再受到饥荒这种最古老祸害的打击，这也要归咎于法兰克人贪吃成性而且胃口很大。耶路撒冷遍地岩石，缺乏可以饮用的水源，稀少的山泉和湍急的河流到了夏季全部干涸，不像城市可以用人工的方式准备储水池和供水渠道，围攻部队的饮水问题无法获得解决。周围地区同样缺少树林以提供遮阴或提供建筑的材料，但是十字军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一些木材。靠近示剑有一座森林，景色迷人的树丛受到塔索[70]歌颂，现已被砍伐一空。坦克雷德费尽力气和技巧将需要的木头运到营地，有一些热那亚工匠正巧在雅法的港口登岸，前来协助规划和制造攻城的器具。洛林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出资，在他们的阵地构建两座可以移动的木塔，避开最容易接近的路线，大家非常卖力地将其推到防御工事最受忽略的地段。雷蒙的木塔被守城部队纵火烧成灰烬，但是他的袍泽更为勇敢获得了成功，守军被他的弓箭手从防壁上驱离，木塔上的门桥被放了下来。这个星期五下午3时，正好与耶稣受难节同日同辰，布永的戈弗雷带着胜利的神威，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全线战士拿他做榜样奋勇争先。继欧玛尔征服耶路撒冷后，已经过了460年，他终于将圣城从伊斯兰的魔掌下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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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冒险家洗劫公众和私有的财富，一致认同要尊敬最早登城者的统治权。最大一座清真寺的战利品，70个金或银制作的灯座和巨大的花瓶，被当成坦克雷德勤奋和努力的报酬。犯下大错的信众要用屠城来作为奉献给上帝的牺牲：坚决的抵抗激起十字军满腔的怒气，年龄和性别无法阻止怀着深仇大恨的暴行。他们屠城三日，死者的尸首无人处理，产生了一次传染的瘟疫，7万名穆斯林死于刀剑之下，顺从的犹太人丧生在焚毁的会堂里。他们仍旧保留大批俘虏，完全是基于利益的需要或厌倦才予以赦免。在十字军这群野蛮的英雄人物当中，只有坦克雷德表现出恻隐之心；然而我们也会赞许雷蒙出于自私的宽大为怀，他同意要塞的守军签订投降条约，放他们安全离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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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墓现在已经自由开放，满手血腥的胜利者已经完成了誓言所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光着头赤着脚，怀着悔罪的心情，在教士赞美诗的歌韵声中，登上骷髅地的山顶，亲吻覆盖在救世主圣墓上面的石板，为这永生救赎的一刻流出喜悦和感恩的眼泪。凶残的习气和温柔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使得两位哲学家产生不同的感想：一位[72]将其视为极其容易的当然之事，另外一位[73]觉得绝对荒谬而不敢置信。要求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做出完全相反的行动，或许是过于严苛。重视德行的戈弗雷以本人为榜样，提醒同伴要有虔诚的举止，就他们在那个时候的看法，只要清洁自己的身体就会使心灵纯洁。我不相信在参拜圣墓的最前列中，会有人热衷于杀戮和劫掠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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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推选戈弗雷为耶路撒冷国王及统治的状况（1099—118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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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后过了8天，拉丁人的首领要选出一位国王，保卫和统治已经被他们征服的巴勒斯坦，这时教皇乌尔班已过世，无法与闻。“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带着失去的名望黯然离开，后来经过很长时期的奋斗，发起第二次的十字军，终于光荣战死，建立不朽的声誉。鲍德温在埃德萨、博希蒙德在安条克分别建立公国。诺曼底公爵[74]和法兰德斯伯爵这两位罗伯特，回到西方接受更为可靠的继承权，总比留下竞争不毛之地的权杖要好得多。雷蒙的嫉妒和野心受到追随者的指责，全军一致发出自主和公平的欢声，赞许布永的戈弗雷是基督教世界声望最高的第一号勇士。他有高尚慷慨的气魄，愿意接受充满危险和光荣的职责，在救世主戴着荆棘冠的城市，虔诚的朝圣者不愿意有任何人僭用皇室的名号和纹章，耶路撒冷王国的创建者满足于圣墓守护者和男爵这个平易近人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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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弗雷的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公元1099年7月23日—1100年7月18日），时间太短，无法为公众谋求幸福，即位不过两个星期就受到战场的召唤。埃及的苏丹率军接近，他们的反应太慢不能防止耶路撒冷的失守，现在急着采取报复的行动。伊斯兰教徒在阿什凯隆会战中全军覆没，拉丁人在叙利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兰西诸侯英勇善战的声名遍传世界，他们在这次行动以后便长久告别圣战。部分的光荣来自兵力相差的悬殊，法蒂玛王朝的骑兵和步卒数以万计，虽然我无法准确计算出兵力的数量，但是除了3000名埃塞俄比亚人或黑人受到严厉的惩罚能够坚持不退以外，那些南方的蛮族在第一次的接战中就四散奔逃，土耳其人的积极勇敢与埃及土著的懒散阴柔形成有趣的对比。等到苏丹的剑与旗帜悬挂在圣墓以后，新即位的国王（他够资格获得这个头衔）很高兴地拥抱离开的战友，让英勇的坦克雷德仅维持由300位骑士和2000名士卒组成的军队，用来防护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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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弗雷的统治很快受到一名新仇敌的攻击，只有这个人将耶路撒冷的国王当成一个懦夫。普伊主教阿德玛无论在会议还是战场上都有极其卓越的表现，在安条克上次的瘟疫中亡故，其余的教会人员只保留了他们性格中的傲慢和贪婪，他们曾用煽动的喧嚣要求主教的选举应该先于国王。合法教长的权柄和收益被拉丁教士篡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受到异端或分裂的谴责，被排除在外，这被认为是合理的。东部的基督徒在解救者严苛的奴役之下，无比怀念阿拉伯哈里发宽容的统治。戴姆伯特是比萨的总主教，他长期接受罗马见不得人的阴谋的训练，带着本国同胞的一支舰队前来增援圣地，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成为教会有关宗教和世俗事务的领袖。新任教长立即攫取统治的权力，这是胜利的朝圣者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戈弗雷和博希蒙德愿意举行叙任仪式，从教长手里接受封地的所有权。戴姆伯特还觉得不够，要求对耶路撒冷和雅法有直接的所有权。这位英雄并没有立即严词拒绝，他愿意与教士进行谈判，将每座城市的四分之一让给教会。戈弗雷过世后没有子女可以继承他的权力，故作谦逊的主教对于其余部分最后的归属感到满意，或许他以后会在开罗或大马士革要求一个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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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要是没有获得教会的恩惠，这个新成立的王国虽然只有耶路撒冷和雅法，以及邻近地区的20多个村庄和市镇，还是会被人夺走。在这个狭窄的范围之内，伊斯兰教徒仍居住在很难攻陷的城堡之内。农民、商人和朝圣者还是经常面对国内的敌意。戈弗雷和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弟弟和表弟这两位鲍德温，靠着军队让拉丁人过着更为舒适和安定的生活。后来他们向外扩张领土，虽然没有数以百万计的臣民，但看来与犹大和以色列古老的君王不分轩轾。[75]他们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甚至法兰德斯和挪威的舰队获得强大的援助，陆续占领拉奥狄凯亚、的黎波里、提尔和阿什凯隆这些滨海的城市以后，整个海岸地区从斯坎迪罗到埃及边境，全部为基督徒的朝圣者所占有。要是安条克的君主放弃最高的地位，埃德萨和的黎波里的伯爵都承认是耶路撒冷国王的诸侯，拉丁人统治的地区就越过了幼发拉底河，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是穆斯林征服叙利亚以后仅剩的四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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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民族和拉丁教会的法律和语言、习俗和称呼，逐渐传入海外的殖民地。按照封建制度的法律体系，主要的国家和下属的领地可以由男性或女性的世系来继承，但是第一代征服者的子女成为不成才的堕落一代，只能享受奢侈的生活，被时代淘汰。盼望从欧洲到达新的十字军人员，只是偶尔出现的状况。666位骑士服役执行封建制度的任期和权利，[76]预期可以获得的黎波里伯爵麾下200位骑士的援助，每位骑士有4名骑马的扈从[77]或弓箭手[78]伴随进入战场。教会或城市供应5075名下级武士，可能都是步卒。王国全部合法的民兵组织不会超过1.1万人，薄弱的守备兵力要对抗四周数以万计的萨拉森人和土耳其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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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80]和所罗门圣殿骑士，兴建防御能力最为强大的要塞，这些组织是寺院生活和军事训练最奇特的结合，虽然可能由宗教的狂热所推动，但必定是由策略的需要所认可的。欧洲贵族的精英分子渴望参加这个备受尊敬的军事阶级，能够佩戴十字架的标志，立下神圣的誓言，精神和纪律可以永垂不朽。2.8万个农庄或采邑[81]立即被捐出来，供养一支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正规军队，用来保护巴勒斯坦的安全。严峻的修道院生活很快在军队的演练中消失无踪，这些基督徒士兵的傲慢、贪婪和败坏使得人神共愤。他们要求罪行的豁免权和司法的权力，扰乱了教会与国家的和谐。他们出于猜忌的争功心理，使得公众的和平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是在他们的行为最为荒唐放荡的时期，医院和圣殿骑士还是保持无所畏惧和宗教狂热的特质，他们为了服务耶稣基督，将生死置之度外。骑士制度的精神是十字军的本源和成果，后来这种组织从圣墓移植到马耳他岛。[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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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耶路撒冷条例》的颁布和法律体制的创立（1099—136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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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弥漫着自由的精神，志愿的十字军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要从最有价值的战友当中选出他们的领袖。奴性成习的亚洲人在引进政治自由权的模式以后，还是无法察觉到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法兰西王国的法律是来自平等和公正最纯正的源头，认同的首要与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获得属下的服从并且确保他们应有的福利。布永的戈弗雷接受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后，立即请求拉丁朝圣者提出有关公众和私人事务的建言和忠告，其中有些人精通欧洲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就教士和俗家人员提供的资料进行商议后，戈弗雷获得教长和所有贵族的核准，颁布《耶路撒冷条例》[83]，这对于封建制度的法律体系而言是一个极其宝贵的里程碑。这部新的法典上盖有国王、教长和耶路撒冷行政司法官的印玺，存放在圣墓中，在后续年代经过增删，内容更为丰富，巴勒斯坦法庭产生任何疑问都可以参考运用。等到王国和城市全部沦陷[84]以后，珍贵的传统[85]和修正的程序使得这部成文法的残篇，仍旧能够保留到13世纪的中期。雅法伯爵约翰·第贝林[86]是地位重要的诸侯，用笔将这部法典恢复原状，到公元1369年完成最后的修订，供塞浦路斯的拉丁王国运用。[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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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审判法庭由不同阶层的人士组成，维持封建制度的司法公正和自由权利，这个办法是布永的戈弗雷在征服耶路撒冷后制定的。国王亲自主持高等法院或称贵族法院，主要的组成人员是四位最显赫的人物，加利利的王子、西顿和恺撒里亚的领主、雅法和的黎波里的伯爵，还有就是佣兵司令或元帅[88]，运用一种特别的规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是法庭的成员和法官。但是所有的贵族只要拥有领地就随之获得权力，具备资格参加国王所主持的法院，当然同时也要担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对于所属的部从和臣民，每位贵族召集会议时都会运用类似的法律体系和程序。领主和家臣的关系是出于荣誉观念和自由意志的，身为恩主受到尊敬，保护部从是他的责任，但是他们会相互立下忠诚的誓言，双方的义务会因任一方受到忽略而停止，要是受到伤害可以解除这种关系。有关婚姻和遗嘱的事务与宗教密不可分，这部分权责为教士所剥夺，但是贵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采邑的继承和时效，成为高等法庭最主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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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公众还是私人的权利，每位成员既是审判的法官又是自由权利的卫士。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要用语言和刀剑支持领主提出的合法要求。但要是一位不义的长官竟敢侵犯臣属的自由或财产，臣属的同僚就会联合起来，用言语和行为来支持他据理力争。他们勇敢挺身而出辨明谁是谁非，要求恢复臣属的自由或财产，得不到结果就停止对他的服务，将受委屈的弟兄从监狱里救出来，可以运用任何一种武器来防卫自己的安全，但是不容对领主的人身做直接的侵犯，领主在他们的眼里还是具有神圣的地位。在他们的诉状、驳复和答辩中，法院的律师不但精明且叙述非常冗长，只是运用的理由和证据经常会被格斗审判所取代。《耶路撒冷条例》在很多案件中同意使用这种野蛮的惯例，后来逐渐为欧洲的法律和风气所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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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只要涉及生命、肢体或荣誉的刑事案件，以及价值一个银马克的民事纠纷，就可以用决斗来进行审判做出裁定。显而易见地，在刑事案件中，格斗是原告的特权，（除了受到叛逆卖国的指控外）可以用来报复个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屈辱，告诉人也可以依据代表的权利为死者讨回公道。但是无论在什么地点都要获得证据，从控诉的性质而言，需要原告就这个事实提出证人。民事案件不容许拿格斗作为工具，来使原告所要求的权利得以成立。但是原告有义务要提出证人，无论这个人是真知道还是装着知道这个事实。这时格斗的特权在于被告，因为被告可能指控证人犯有未遂罪，准备用伪证来剥夺他的权利。从这里可以知道，民事的被告处于刑事案件告诉人的同等立场。接受格斗并不能算是提出证据的方式，也不能当成反面证据，用来证明事实并未发生（这是根据孟德斯鸠的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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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任何案件中，挑战的权利在便于使用武力对所受伤害求得补偿，基于相同的原则和精神，格斗审判如同私人决斗要拼个你死我活。替代的斗士只限于妇女、残废的男子或年满60岁的人员。无论是被告、替代的斗士、证人还是原告本人，战败一方的结局都等于受到死刑宣告。但是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受到丧失荣誉的惩罚和诉讼程序的败北，证人和替代的斗士被处以羞辱的死刑。在很多的案件里，法官有权选择是裁定还是拒绝格斗，但是有两种很特别的状况，接受挑战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要是一位忠实的家臣指责他的同僚说谎，而这位同僚用不公正的手段，对他们的领主要求任何部分的领地；或者是一位讼案败北的当事人谴责法庭的审判和正直。在这两种状况之中，就后者而言，他可以谴责法庭的成员，但是处置的法条非常严厉和险恶。他要在同一天之内陆续与法庭所有的成员格斗，甚至包括审判未出庭的人员，只要一次败北，随之而来的就是死亡和被剥夺荣誉的羞辱。在这种状况之下，挑战者没有胜利的希望，更不可能有人愿意冒险接受这种考验。雅法伯爵在《耶路撒冷条例》里采取合法而奥妙的方式，倡导荣誉而非迷信的原则，在程序上尽量造成很多不便之处，能够规避格斗审判的运用，这种做法真是值得大家赞许。[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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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民从封建暴政的高压统治下解救出来，在种种颁行的措施中，各座城市和市政当局的规章制度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如果巴勒斯坦遭遇的状况与发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同一个时代，其获得的好处是有幸加入最古老的拉丁世界。很多朝圣者参加十字军的阵营是为了逃离领主，法兰西诸侯的策略是要保证他们获得自由的特权和利益，这样才能让他们愿意留在此地。《耶路撒冷条例》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布永的戈弗雷为骑士和领主设置由他主持的贵族法庭以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二级的审判法庭，由城市的行政司法官代表他负责。下级法院的管辖权延伸到整个王国的自由民，选择若干言行谨慎和家世良好的市民组成法庭，经过宣誓要依据法律对地位相等的人员，就他们的行为和财产实施审判和裁定的工作。[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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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和拓殖新兴城市，激起国王和所属主要诸侯沿用耶路撒冷的先例，在圣地丢失之前设置三十几个类似的市政组织。叙利亚人[91]或者说东部基督徒是另外一种阶层的臣民，他们被狂热的教士在多方面进行压迫，靠着国家的宗教宽容得到应有的保护。戈弗雷听取他们合理的诉求，法庭的审判要依据本民族的法律，于是创立第三个法院供他们运用有限的国内管辖权。经过宣誓的成员就血统、语言和宗教来说都是叙利亚人，但是主席（阿拉伯文称为rais）的职位通常由城市的司法行政官担任。《耶路撒冷条例》很难得地提到了村民和奴隶，就是耕种田地的农人和战争的俘虏，几乎被视为财产的“物”，地位远在贵族、自由民和外乡人之下，相差不能以道理计。解救或是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对立法者而言是无关紧要之事，虽然不是为了惩罚，但是要尽可能地将逃走的人员找出来送归原主。他们就像漂流在外的猎犬或鹰隼，合法的主人在失去他们以后还保留要求归还的权利。奴隶的价格与猎鹰大致相等，但是3个奴隶或12头牛才能抵得上1匹战马，在骑士制度风行的时代，血统纯正的良驹售价可达300金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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