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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民从封建暴政的高压统治下解救出来，在种种颁行的措施中，各座城市和市政当局的规章制度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如果巴勒斯坦遭遇的状况与发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同一个时代，其获得的好处是有幸加入最古老的拉丁世界。很多朝圣者参加十字军的阵营是为了逃离领主，法兰西诸侯的策略是要保证他们获得自由的特权和利益，这样才能让他们愿意留在此地。《耶路撒冷条例》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精神，布永的戈弗雷为骑士和领主设置由他主持的贵族法庭以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二级的审判法庭，由城市的行政司法官代表他负责。下级法院的管辖权延伸到整个王国的自由民，选择若干言行谨慎和家世良好的市民组成法庭，经过宣誓要依据法律对地位相等的人员，就他们的行为和财产实施审判和裁定的工作。[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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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和拓殖新兴城市，激起国王和所属主要诸侯沿用耶路撒冷的先例，在圣地丢失之前设置三十几个类似的市政组织。叙利亚人[91]或者说东部基督徒是另外一种阶层的臣民，他们被狂热的教士在多方面进行压迫，靠着国家的宗教宽容得到应有的保护。戈弗雷听取他们合理的诉求，法庭的审判要依据本民族的法律，于是创立第三个法院供他们运用有限的国内管辖权。经过宣誓的成员就血统、语言和宗教来说都是叙利亚人，但是主席（阿拉伯文称为rais）的职位通常由城市的司法行政官担任。《耶路撒冷条例》很难得地提到了村民和奴隶，就是耕种田地的农人和战争的俘虏，几乎被视为财产的“物”，地位远在贵族、自由民和外乡人之下，相差不能以道理计。解救或是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对立法者而言是无关紧要之事，虽然不是为了惩罚，但是要尽可能地将逃走的人员找出来送归原主。他们就像漂流在外的猎犬或鹰隼，合法的主人在失去他们以后还保留要求归还的权利。奴隶的价格与猎鹰大致相等，但是3个奴隶或12头牛才能抵得上1匹战马，在骑士制度风行的时代，血统纯正的良驹售价可达300金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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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五十九章 希腊帝国保存实力 第二次及第三次十字军的兵员数量、经过路线与进展情形 圣伯纳德 萨拉丁在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 夺回耶路撒冷 海上十字军 英格兰的理查一世 教皇英诺森三世以及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 皇帝腓特烈二世 法兰西路易九世以及最后两次十字军 拉丁王国的法兰克人被马穆鲁克驱离（1091—151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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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皇帝阿历克塞的策略运用与影响（1097—111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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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述的风格要是能够不过分严肃，我就会把阿历克塞皇帝比为胡狼，跟随在狮子的后面吞食剩余的残骸腐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经过帝国，给他带来恐惧和辛劳，等到法兰克人凭着战功建立勋业，他从而获得后续的利益和丰硕的报酬。靠着机敏的手段和严密的警戒，他确保首次开战就能取得光复尼斯的成果，占领这个战略要地，逼得土耳其人要从君士坦丁堡的周边地区撤离。这个时候的十字军带着目空一切的勇气，向着亚洲的内陆地区进军。靠近海岸的埃米尔都被召唤到苏丹的旗帜之下，狡诈的希腊人趁着这个良好的机会，将土耳其人从罗得岛和开俄斯岛赶走，收复以弗所、西麦拿、萨尔代斯、菲拉德尔菲和拉奥狄凯亚这些主要的城市。阿历克塞将帝国的疆域从赫勒斯滂海峡，扩展到米安得河的岸边和庞非利亚的岩岸。教堂整修一新，重现昔日的光辉，城镇重新建设并加强了守备的力量，土耳其人放弃的地区用大量基督徒补充所需的人口，这些人口都是从更为遥远和危险的边区迁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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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他基于这种爱护民众的情操，而将拯救圣墓置于脑后，我们也应该体谅他的苦衷。但是他受到拉丁人严厉的指责，认为他犯了通敌和卖友的罪行。十字军的首领曾经对希腊皇帝立下效忠和服从的誓言，但阿历克塞也答应亲自领军支援收复圣地的行动，至少要提供部队和金钱。现在他很卑鄙地撤军，也解除了法兰克人应尽的义务。刀剑是他们获得胜利的工具，也是独立自主的保证。皇帝倒也没有另作打算，不会想要对耶路撒冷王国重申早已作废的主权要求，[93]但是西利西亚和叙利亚的边界地区现在为他所据有，大军可以长驱直入。十字军的队伍数量庞大，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兵力分散。博希蒙德在一次奇袭中成为俘虏，安条克公国变得群龙无首。赎金使他欠下沉重的债务，那些追随他的诺曼人力量不够，无法击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敌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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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希蒙德在这种不幸的状况下，还能做出最具远见的决定，把安条克的防务交给他的亲戚——忠诚的坦克雷德，再去组织西方的武力对付拜占庭帝国，为了完成这个计划，要继承他父亲吉斯卡尔的遗志，并且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他很秘密地登船离开，要是我们相信安娜公主记载的故事，那么他是藏身在棺材[94]里才渡过充满敌意的海洋的。他在法兰西受到公众的赞誉，对他的接待非常隆重，他在那里备受礼遇，并与国王的女儿结成连理，带着荣耀的身份归来。当代最英勇的人物都愿接受他这位沙场老将的指挥，于是他率领5000名骑兵和4万名步兵再次渡过亚得里亚海，这些部队来自欧洲最遥远的地域。[95]都拉斯的守备力量、阿历克塞的步步为营、饥馑的大肆暴虐，以及冬季的即将来临，这些使他充满野心的希望受到打击，被金钱收买的联盟部队反叛他的阵营。一纸和平协定[96]使希腊人免于恐惧，这位敌手的死亡终于使他们获得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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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希蒙德而言，平生不受誓言的约束，丝毫不惧危险的恫吓，更不会为成功而感到满足。他的子女继承了安条克公国，疆域受到严格的限制，效忠有明确的规定，塔尔苏斯和马米斯特拉这两座城市被归还给拜占庭帝国。希腊人拥有整个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周边地区，从特拉布宗到叙利亚的门户。罗姆王国的塞尔柱王朝从各方面都与海洋隔绝，并且与他们的伊斯兰教友分离。法兰克人的胜利使苏丹的权势发生动摇，但即使法兰克人一时败北，苏丹的地位也并不稳固。等到丧失尼斯以后，塞尔柱人将宫廷迁到科尼或称伊康，那是个默默无闻的内陆小镇，距离君士坦丁堡有300英里。[97]科穆宁王朝的君主不再为都城受到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对土耳其人发起攻势。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作用，是使得衰微的帝国免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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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的陆上行动和兵力状况（1147—118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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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世纪有三次重大的迁徙行动[98]，从西部经由陆地的进军前去解救巴勒斯坦。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先例和成就，激励了伦巴第、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士兵和朝圣者。圣墓得到解救后，又过了48年，皇帝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发起第二次十字军，支持面临衰微命运的拉丁人。第三次十字军中，一支强大的军队受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99]的领导，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兄弟在耶路撒冷共同遭到惨痛的损失，使他产生同情之心。三次远征行动就兵力的庞大数量、通过希腊帝国的前进路线，以及土耳其战争的性质和过程这几方面而言，看来都非常类似，要是做一个简短的比较，可以省略重复而冗长的叙述。十字军所表现出的外在无论多光耀夺目，发生的原因和获得的结果始终维持不变，几乎成为一个常态的历史事件，所望达成的目标是防卫或光复圣地，有很多次收效甚微而且与最初的构想天差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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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群众亦步亦趋，踩着第一次朝圣者的足迹前进。他们的首领若与布永的戈弗雷和他那些冒险犯难的战友比较，大致出身于相同的阶层，只是名声和功勋远远不及。在队伍的前面招展着勃艮第、巴伐利亚和阿基坦几位公爵的旗帜：前面那位是休·卡佩的后裔，其次是不伦瑞克世系的先祖。米兰的总主教是位世俗的王侯，为了让土耳其人皈依基督教，把教堂和宫殿的财富和饰物全部运走。还有十字军的老将、“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返回战场履行尚未完成的誓言。他们的追随者形成人数众多和组织杂乱的团体，大致编成两个纵队向前运动。第一个纵队的总人数是26万人，第二个纵队可能有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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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提出的主张是征服亚洲，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统治者御驾亲征能够鼓舞贵族的士气，康拉德和路易无论就位阶还是个人身份而言，都可以使发起的理由显得更为尊贵，他们的部队更易于维持纪律，然而要封建制度的首长负起领军的责任，可能会使这些期望落空。皇帝和国王有直属的骑兵部队，分别由7万名骑士和陪伴上战场的随员组成。[101]不算轻装部队、农夫编成的步兵、妇女和儿童、教士和僧侣，总兵力不会少于40万人。整个西部从罗马到大不列颠全都要采取行动，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国王服从康拉德的号召。根据谣传总人数达到90万人，希腊人和拉丁人证实的确如此，在渡过海峡或是河流时，拜占庭派遣的探子到后来只能停止计算人数，无穷无尽的行列实在令人感到害怕。[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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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通过地中海进行海上航行，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部队数量要较少一些。1.5万名骑士以及同等数量的扈从都是日耳曼骑兵部队的精英分子。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在匈牙利平原集结，接受皇帝的检阅。经过这样重复计算以后，我们不再为60万的朝圣者感到惊异，在最后的迁徙行动中被轻易相信并记载下来。[103]这种非常夸大的数字只能证明，那个时代的人士对这件事感到极为惊愕。他们的惊愕很好地证明了，的确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群众，但具体的数字并不明确。希腊人对于战争的技术和策略有高人一等的认识，因此广受称誉，他们承认法兰西人的骑兵和日耳曼人的步兵[104]不仅实力强大而且作战勇敢，看到这些外乡人有魁梧的身材，描述他们为刚强善战的种族，目露凶光，杀人不眨眼，会使得整个东部血流成河。在康拉德的旗帜下，有一队女兵身披全副铠甲，用男人的姿势骑在马上，这些“亚马逊女战士”的首领穿着镀金马刺和高统靴，获得“金足女将”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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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帝国的暗中掣肘以及与土耳其人的战事（1147—118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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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弱的希腊人恐惧于外乡人的数量和性格，夹杂着对他们的痛恨，只是迫于土耳其人的权势，才缓和了这种厌恶的感觉。拉丁人的抨击之辞，倒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认知，那就是阿历克塞皇帝掩饰对拉丁人无礼的不满，消除他们所表现出的敌意，双方愿意讨论那些过分鲁莽的行动，同时为热诚的十字军敞开朝圣和征服的道路。但是等到土耳其人从尼斯和海岸地区撤离，拜占庭的君主不再畏惧远在科尼的苏丹，这时他们对西部的蛮族能够在国内自由通行，难免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不仅侵犯到主权的尊严，也危及帝国的安全。发起第二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是在曼纽尔·科穆尼努斯和艾萨克·安吉卢斯统治的时期：对于前者而言，情绪非常浮躁，通常带有恶意；后者的身上自然展现出怯懦和胡闹两种性格的结合，没有具备任何优点也毫无功劳可言，只是因缘际会惩处了一个暴君，就趁势据有他的宝座。君主和人民都在暗中打定主意，或是心照不宣地认同一致的行动，那就是用尽各种伤害和压迫的手段来打击朝圣者，至少也要让他们寸步难行灰心丧气。十字军的行事不够谨慎，部队的纪律不够严明，不断地为希腊人提供可用的借口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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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国君与拜占庭宫廷签订条约，要求基督教弟兄为他们在国内提供安全的通路和公平交易的市场，双方批准以后，用誓言和人质保证贯彻执行。在腓特烈的军队中，连最贫穷的士兵也能获得3个银马克，以支付路上所需的费用。但是希腊人奸诈和不义的行为违反了所有的保证。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证实拉丁人的抱怨，他爱真理胜过自己的国家。[105]无论是帝国在欧洲还是亚洲的城市，十字军根本没有得到友善的接待，等十字军到来就关闭城门，数量很少的食物都放在篮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怯懦的猜忌之心，但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以及善尽职责，应该禁止将白垩[106]或其他有毒的成分掺混在面包里面。即使曼纽尔能洗清那些邪恶的罪名，但是在与朝圣者进行交易时，他还是犯下供应成色不足钱币的罪行。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遭遇各式的阻碍和错误的向导。行省的总督接到私下送达的命令，要加强关隘的守备力量以及破坏桥梁妨碍他们的行动。零星的迷途人员遭到抢劫和谋杀，士兵和马匹在森林里被不知自何方射来的箭矢贯穿，病患在床上被活活烧死，大道两旁的绞架吊着死者的尸体。这些伤害和羞辱激怒了十字军的勇士，他们没有《福音书》教诲的耐心和修养，拜占庭的君主挑起力量悬殊的战争，促成了这群强大客人的登船和进军。巴巴罗萨在土耳其国界的边缘地区，饶恕有罪的菲拉德尔菲亚[107]，奖赏友善的拉奥狄凯亚，为他的刀剑很难避免沾染基督徒的鲜血而深感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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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与日耳曼和法兰西国君的交谈中，希腊人的自负成为一切烦恼的根源。他们可以吹嘘在第一次会面时，路易的座位是一个很矮的板凳，放在曼纽尔宝座的旁边。[108]但等到法兰西国王将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马上拒绝参加第二次会议，除非他的兄弟愿意用同等的条件与他见面，无论在船上还是陆地上，他都没有意见。要是与康拉德和腓特烈晤面，礼仪的安排更为讲究，产生更多的困难，就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样，他们自称罗马皇帝，用坚定的态度维持头衔和地位的纯正。康拉德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只愿在开阔的原野上，与曼纽尔骑在马背上交谈。腓特烈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婉拒在君士坦丁堡拜访它的统治者。对于一位在罗马加冕的皇帝，希腊人在信函中竟然用“国王”这个贬低身份的称呼，或者径称为“阿勒曼尼人的君主”。虚荣而又弱势的安吉拉斯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及君主，装出一副忘记名字的神色。就在他们用痛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拉丁朝圣者时，希腊皇帝与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维持坚实而又机密的同盟关系。艾萨克·安吉拉斯一直在抱怨，说是他与伟大的萨拉丁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才惹起法兰克人的敌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座清真寺，供伊斯兰教徒礼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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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第一次十字军前进的大群乌合之众，在安纳托利亚被饥馑、瘟疫和土耳其人的箭雨歼灭。君王带着几个骑兵队逃过一劫，完成悲惨的朝圣之旅。我们应该对他们“常识”和“仁慈”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价：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说是前往耶路撒冷之路，先要完成对波斯和呼罗珊的征服，事实上毫不相干；谈到他们的仁慈，是对一座友善的基督徒城市，民众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出来迎接时，他们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康拉德和路易的军队没有那样残酷和莽撞，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仍然对基督徒世界带来毁灭的后果。希腊人曼纽尔受到自己臣民的指控，说他及时送给苏丹有关的情报，同时将背叛的向导交给拉丁君王。原来是要采取双钳攻击，在同一时间从两个方向粉碎共同的敌人，结果日耳曼人被激起竞争之心迅速前进，而法兰西人则产生猜忌而延误，因而无法达成预想的成效。康拉德在米安得河两岸极其光荣的作战行动中，没有获得胜利，反而损失了大部分的军队，当归来的皇帝要求与路易会面时，他根本没有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康拉德见到土耳其人盛大和堂皇的阵营，对比之下只有赶紧撤退，抛弃那些有独立地位的诸侯，就他继承的世袭部队看来，等于是有辱自己的身份。他借用一些希腊人的船只，经由海路去完成巴勒斯坦的朝圣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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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国王没有考量他人痛苦经验的教训，也不研究这个地区的作战特性，向着同样的国土前进，当然会遭到完全雷同的下场。前锋部队打着皇家的旗帜和圣丹尼斯的标志，[109]用不考虑后果的速度急行军，加重了行军的辛劳。后卫由国王亲自指挥，夜间的营地中，士兵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在黑暗和骚乱之中被不计其数的土耳其人包围，受到攻击而全军覆灭。须知在12世纪时，土耳其人的兵法和战术都优于基督徒。路易在毫无希望之下爬上一棵大树，靠着自己过人的英勇和敌军不明白当前状况的契机，保住了性命也没有被俘，等到天亮后他赶紧逃走，几乎是单独一人到达前锋的营地。他现在不再要求继续陆上的远征行动，而是带着残余的军队，很高兴在友善的港口萨塔利亚找到避难所。从此地他乘船前往安条克，但是供应的希腊船只数量极为有限，所有的空间只能用来装载骑士和贵族，留下平民组成的步兵部队，葬身在潘菲利亚山区的山麓地带。皇帝和国王在耶路撒冷相遇，不禁抱头痛哭，他们的辎重行列以及一支大军的残部，全部加入叙利亚的基督徒队伍，对大马士革的围城无功而退，成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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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和路易带着虔诚和英勇的名声乘船返回欧洲，但东方人竟敢抗拒法兰克人实力强大的国君，过去对他们的作战名声和军事力量一直感到芒刺在背，[110]或许他们对腓特烈一世的久经战阵更为忌惮，年轻时他在叔父康拉德的指挥下曾到亚洲服役。巴巴罗萨从日耳曼和意大利的40场战役中习得用兵之道，他的士兵甚至是帝国的诸侯在他的统治之下，习惯于服从命令。他走出菲拉德尔菲亚和拉奥狄凯亚这两座位于希腊边界的城市的视线，陷入满是盐渍地和不毛之地的沙漠。这是一片恐怖和苦难的土地（历史学家这么说），20天的行军使人昏厥有如患病，每一步都在大群土库曼人的包围攻击之下，他们的数量在每次败北以后都会增加，愤怒的情绪变得越发狂暴。皇帝继续奋战不息，忍受各种痛苦，当他抵达伊康的城门时，只有1000名武士还能骑在马背上执行勤务，从而可知他们遭受了多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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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起突然和果敢的攻击，打败卫队攻入苏丹的都城，敌人只有乞求宽恕与和平。现在所有的道路已经开放，腓特烈在获胜的状况下向前进军，竟然在西利西亚渡过一条不起眼的急流时惨遭淹毙。[111]剩余的日耳曼人在疾病和逃亡中损耗殆尽，皇帝的儿子连同大部分土瓦本的家臣，在亚克的围攻作战中丧生。拉丁人的英雄豪杰当中，只有布永的戈弗雷和腓特烈·巴巴罗萨能够顺利通过小亚细亚，甚至他们的成就也是一种警告。等到后来的十字军获得更多的经验，每个国家宁可越过海洋，也不愿再进行劳累而又危险的经由内陆的远征行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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