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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腊帝国的暗中掣肘以及与土耳其人的战事（1147—118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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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弱的希腊人恐惧于外乡人的数量和性格，夹杂着对他们的痛恨，只是迫于土耳其人的权势，才缓和了这种厌恶的感觉。拉丁人的抨击之辞，倒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认知，那就是阿历克塞皇帝掩饰对拉丁人无礼的不满，消除他们所表现出的敌意，双方愿意讨论那些过分鲁莽的行动，同时为热诚的十字军敞开朝圣和征服的道路。但是等到土耳其人从尼斯和海岸地区撤离，拜占庭的君主不再畏惧远在科尼的苏丹，这时他们对西部的蛮族能够在国内自由通行，难免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不仅侵犯到主权的尊严，也危及帝国的安全。发起第二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是在曼纽尔·科穆尼努斯和艾萨克·安吉卢斯统治的时期：对于前者而言，情绪非常浮躁，通常带有恶意；后者的身上自然展现出怯懦和胡闹两种性格的结合，没有具备任何优点也毫无功劳可言，只是因缘际会惩处了一个暴君，就趁势据有他的宝座。君主和人民都在暗中打定主意，或是心照不宣地认同一致的行动，那就是用尽各种伤害和压迫的手段来打击朝圣者，至少也要让他们寸步难行灰心丧气。十字军的行事不够谨慎，部队的纪律不够严明，不断地为希腊人提供可用的借口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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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国君与拜占庭宫廷签订条约，要求基督教弟兄为他们在国内提供安全的通路和公平交易的市场，双方批准以后，用誓言和人质保证贯彻执行。在腓特烈的军队中，连最贫穷的士兵也能获得3个银马克，以支付路上所需的费用。但是希腊人奸诈和不义的行为违反了所有的保证。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证实拉丁人的抱怨，他爱真理胜过自己的国家。[105]无论是帝国在欧洲还是亚洲的城市，十字军根本没有得到友善的接待，等十字军到来就关闭城门，数量很少的食物都放在篮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怯懦的猜忌之心，但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以及善尽职责，应该禁止将白垩[106]或其他有毒的成分掺混在面包里面。即使曼纽尔能洗清那些邪恶的罪名，但是在与朝圣者进行交易时，他还是犯下供应成色不足钱币的罪行。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遭遇各式的阻碍和错误的向导。行省的总督接到私下送达的命令，要加强关隘的守备力量以及破坏桥梁妨碍他们的行动。零星的迷途人员遭到抢劫和谋杀，士兵和马匹在森林里被不知自何方射来的箭矢贯穿，病患在床上被活活烧死，大道两旁的绞架吊着死者的尸体。这些伤害和羞辱激怒了十字军的勇士，他们没有《福音书》教诲的耐心和修养，拜占庭的君主挑起力量悬殊的战争，促成了这群强大客人的登船和进军。巴巴罗萨在土耳其国界的边缘地区，饶恕有罪的菲拉德尔菲亚[107]，奖赏友善的拉奥狄凯亚，为他的刀剑很难避免沾染基督徒的鲜血而深感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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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与日耳曼和法兰西国君的交谈中，希腊人的自负成为一切烦恼的根源。他们可以吹嘘在第一次会面时，路易的座位是一个很矮的板凳，放在曼纽尔宝座的旁边。[108]但等到法兰西国王将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马上拒绝参加第二次会议，除非他的兄弟愿意用同等的条件与他见面，无论在船上还是陆地上，他都没有意见。要是与康拉德和腓特烈晤面，礼仪的安排更为讲究，产生更多的困难，就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样，他们自称罗马皇帝，用坚定的态度维持头衔和地位的纯正。康拉德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只愿在开阔的原野上，与曼纽尔骑在马背上交谈。腓特烈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婉拒在君士坦丁堡拜访它的统治者。对于一位在罗马加冕的皇帝，希腊人在信函中竟然用“国王”这个贬低身份的称呼，或者径称为“阿勒曼尼人的君主”。虚荣而又弱势的安吉拉斯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及君主，装出一副忘记名字的神色。就在他们用痛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拉丁朝圣者时，希腊皇帝与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维持坚实而又机密的同盟关系。艾萨克·安吉拉斯一直在抱怨，说是他与伟大的萨拉丁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才惹起法兰克人的敌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座清真寺，供伊斯兰教徒礼拜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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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第一次十字军前进的大群乌合之众，在安纳托利亚被饥馑、瘟疫和土耳其人的箭雨歼灭。君王带着几个骑兵队逃过一劫，完成悲惨的朝圣之旅。我们应该对他们“常识”和“仁慈”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价：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说是前往耶路撒冷之路，先要完成对波斯和呼罗珊的征服，事实上毫不相干；谈到他们的仁慈，是对一座友善的基督徒城市，民众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出来迎接时，他们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康拉德和路易的军队没有那样残酷和莽撞，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仍然对基督徒世界带来毁灭的后果。希腊人曼纽尔受到自己臣民的指控，说他及时送给苏丹有关的情报，同时将背叛的向导交给拉丁君王。原来是要采取双钳攻击，在同一时间从两个方向粉碎共同的敌人，结果日耳曼人被激起竞争之心迅速前进，而法兰西人则产生猜忌而延误，因而无法达成预想的成效。康拉德在米安得河两岸极其光荣的作战行动中，没有获得胜利，反而损失了大部分的军队，当归来的皇帝要求与路易会面时，他根本没有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康拉德见到土耳其人盛大和堂皇的阵营，对比之下只有赶紧撤退，抛弃那些有独立地位的诸侯，就他继承的世袭部队看来，等于是有辱自己的身份。他借用一些希腊人的船只，经由海路去完成巴勒斯坦的朝圣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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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国王没有考量他人痛苦经验的教训，也不研究这个地区的作战特性，向着同样的国土前进，当然会遭到完全雷同的下场。前锋部队打着皇家的旗帜和圣丹尼斯的标志，[109]用不考虑后果的速度急行军，加重了行军的辛劳。后卫由国王亲自指挥，夜间的营地中，士兵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在黑暗和骚乱之中被不计其数的土耳其人包围，受到攻击而全军覆灭。须知在12世纪时，土耳其人的兵法和战术都优于基督徒。路易在毫无希望之下爬上一棵大树，靠着自己过人的英勇和敌军不明白当前状况的契机，保住了性命也没有被俘，等到天亮后他赶紧逃走，几乎是单独一人到达前锋的营地。他现在不再要求继续陆上的远征行动，而是带着残余的军队，很高兴在友善的港口萨塔利亚找到避难所。从此地他乘船前往安条克，但是供应的希腊船只数量极为有限，所有的空间只能用来装载骑士和贵族，留下平民组成的步兵部队，葬身在潘菲利亚山区的山麓地带。皇帝和国王在耶路撒冷相遇，不禁抱头痛哭，他们的辎重行列以及一支大军的残部，全部加入叙利亚的基督徒队伍，对大马士革的围城无功而退，成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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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和路易带着虔诚和英勇的名声乘船返回欧洲，但东方人竟敢抗拒法兰克人实力强大的国君，过去对他们的作战名声和军事力量一直感到芒刺在背，[110]或许他们对腓特烈一世的久经战阵更为忌惮，年轻时他在叔父康拉德的指挥下曾到亚洲服役。巴巴罗萨从日耳曼和意大利的40场战役中习得用兵之道，他的士兵甚至是帝国的诸侯在他的统治之下，习惯于服从命令。他走出菲拉德尔菲亚和拉奥狄凯亚这两座位于希腊边界的城市的视线，陷入满是盐渍地和不毛之地的沙漠。这是一片恐怖和苦难的土地（历史学家这么说），20天的行军使人昏厥有如患病，每一步都在大群土库曼人的包围攻击之下，他们的数量在每次败北以后都会增加，愤怒的情绪变得越发狂暴。皇帝继续奋战不息，忍受各种痛苦，当他抵达伊康的城门时，只有1000名武士还能骑在马背上执行勤务，从而可知他们遭受了多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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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起突然和果敢的攻击，打败卫队攻入苏丹的都城，敌人只有乞求宽恕与和平。现在所有的道路已经开放，腓特烈在获胜的状况下向前进军，竟然在西利西亚渡过一条不起眼的急流时惨遭淹毙。[111]剩余的日耳曼人在疾病和逃亡中损耗殆尽，皇帝的儿子连同大部分土瓦本的家臣，在亚克的围攻作战中丧生。拉丁人的英雄豪杰当中，只有布永的戈弗雷和腓特烈·巴巴罗萨能够顺利通过小亚细亚，甚至他们的成就也是一种警告。等到后来的十字军获得更多的经验，每个国家宁可越过海洋，也不愿再进行劳累而又危险的经由内陆的远征行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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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字军的宗教狂热和圣伯纳德的倡导作为（1091—115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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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炽热情绪是自然发生的显而易见的事件，它带来全新的希望、未经考验的危险，以及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欧洲坚持到底的毅力的确值得我们同情和钦佩：没有从状况不变和处于逆境的经验中获得宝贵的教训，每次失败以后还是再接再厉产生同样的信心，连续6个世代一头向敞开在前面的悬崖冲下去，不管这些人处于何种情况，都要用绝望的冒险，占有或光复离家2000英里外的那块墓石，来赌他们在公众和私人方面的运道。克莱蒙宗教会议以后2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年的春季和夏季都会产生一股新的迁徙活动，朝圣的武士要去保卫圣地。但是7次重大的军备活动或称十字军东征，是为一些正在逼近或最近发生的灾难所激发。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出于教皇的权威和国王的榜样。等到神圣的雄辩家登高一呼，燃起宗教的狂热情绪，理性的解说寂静无声。在这些人当中，伯纳德[113]这位僧侣或圣徒或许居有最崇高的地位。大约在第一次占领耶路撒冷前8年，他出生在勃艮第一个贵族家庭中，23岁时献身于斯托的修道院，然后带着原始教会的炽热情绪接受圣职任命。过了2年，他带领这座修道院三分之一的修士，前往香槟的克莱尔沃山谷[114]，一直到去世都在自己创建的社区中，安于修道院院长这个谦卑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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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理性和明智的时代，为了废除精神上的英雄人物所获得的荣誉，以过度自由和善恶不分的方式加以否认和排斥。那些最卑贱的人物运用心灵的力量来凸显自己的不同凡响，至少比信徒和门徒更为优越。在迷信的族群之中，他们得到的奖赏有很多人在争夺。然而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行动，伯纳德始终高高在上，俯视他的对手和竞争者。他的著作绝不缺少机智和雄辩，似乎还保留着许多与圣人的身份相协调的理性和仁慈。他在世俗生活中只分得七分之一的私人继承产业。克莱尔沃的院长基于守贫和苦修的誓言，弃除尘世的诱惑，拒绝教会的职位，成为欧洲发布神谕的代言人，以及160座修道院的创立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使徒的谴责，让君主和教皇为之胆战心惊，法兰西、英格兰和米兰对于教会的分裂问题，都咨询和遵从他的意见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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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森三世用感恩之心报答对他亏欠的情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三世是圣者伯纳德的朋友和门生。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文告中，他就像上帝的传教士和先知那样光芒四射，呼吁全国人民要去保卫圣墓。他在韦泽雷的议会上当着国王的面发表演说，路易七世和贵族从他的手里接过十字架。克莱尔沃修院院长专程前去说服康拉德皇帝，这样一个冷漠的民族听不懂他说的话，但还是被他那充满狂暴热情的声调和姿态所感动。他的行程从君士坦斯到科隆，凭着口若悬河的辩才和虔诚炽热的信心，引起极大的反响。伯纳德赞誉自己减少了欧洲的人口，很肯定地表示有很多市镇和城堡已经空无人烟，在留下的人员当中，一个男子要安慰7个寡妇寂寞的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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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的宗教狂热分子要推举他为主将，但是隐士彼得的下场他很清楚。虽然他保证十字军人员会蒙受神的恩惠，但为审慎起见他还是婉拒了军事指挥的职位，因为无论胜败都会玷污他的声誉。然而等到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以后，克莱尔沃的院长受到异口同声的指责，说他是一个伪先知，为公众和个人带来悲伤和不幸。他的敌人欣喜若狂，而朋友感到羞愧，他提出道歉的时机过于迟缓，用语无法令人满意。他认为服从教皇的指示并没有过错，详述天意的神秘道路难以测知，把不幸归咎于朝圣者自己的罪孽，同时很谦逊地暗示他的传道得到预兆和奇迹的认可。要是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他的论点就是决定性因素。虔诚的门徒在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群众大会中提出诉求，列举在一天之内为此事而发生的20到30件奇迹。这些特异的奇闻就目前来说，只要走出克莱尔沃地区就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对盲者、跛子和病人来说，超自然的治疗是神所赐予的恩惠，我们不可能分得很清楚，这到底是出于意外、幻觉、欺骗还是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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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伊斯兰的反击与土耳其人征服埃及的行动（1127—1169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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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万物的神明总是逃不过立场不同的信徒的大声抱怨。同样一件事的结局在欧洲看来是解救而大加赞扬，而亚洲则认为是灾难，不仅悲痛还要加以指责。耶路撒冷失陷以后，流亡的叙利亚人到处散布惊恐和忧惧；巴格达感觉受到了羞辱而悲伤万分；大马士革的宗教法官扎因丁为了表示悲愤，当着哈里发的面撕扯自己的胡须；整个国务会议听到这件凄惨的事故，如丧考妣。但是信徒领袖能做的也只有痛哭流涕而已，他们都是土耳其人手里的傀儡，阿拔斯王朝到末期曾经恢复若干临时的权势，但是他们没有开疆辟土的野心，能够统治巴格达和邻近行省就已感到满足。真正的藩王是塞尔柱的苏丹，他们无法避免亚洲王朝的自然法则，那就是英勇的崛起、事功的建立、内部的倾轧、堕落的后裔和衰亡的结局这个永不止息的循环。他们现在的精神和权力，已经无法用来捍卫神圣的宗教。在波斯遥远的边区，桑吉尔是宗族最后一位英雄人物[115]，基督徒对他的名声和军队感到陌生。当苏丹深陷后宫的温柔乡中，他把虔诚的宗教任务交付给奴隶来执行，这些奴隶的土耳其名称叫作阿塔贝克，有点像拜占庭的大公，也可以称之为“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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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坎萨是位骁勇的土耳其人，曾经得到马立克沙王的赏识，获得殊荣可以站在宝座的右边。他在随着国君逝世而引起的内战中，丢了自己的头颅和阿勒颇的统治权。原来在他手下任职的埃米尔仍旧追随他的儿子曾吉，他们这支部队第一次作战是在安条克击败法兰克人。曾吉为哈里发和苏丹效命，在30次战役中建立起军事方面的声誉。他是唯一能为先知的宗教受到羞辱而进行报复的勇士，因而被授予摩提尔总督的职位。他没有让公众失望，在围攻25天以后终于攻占埃德萨，越过幼发拉底河光复被法兰克人所征服的地区。[116]摩提尔和阿勒颇的独立统治者接着降服了库德斯坦那些黩武好战的部落，他的士兵受到教导要把营地视为仅有的国土，相信以曾吉慷慨的个性，会赏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何况他有很高的警觉心，保护留在后方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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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吉的儿子努尔丁率领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逐渐将伊斯兰信徒的势力统合起来，将大马士革王国纳入阿勒颇，对叙利亚的基督徒发起长期的战争，终于获得胜利。他将统治区域扩大至从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的广大区域，阿拔斯王朝用皇室的各种头衔和特权酬庸忠诚的服务。就是拉丁人也被逼得承认，这位所向无敌的对手无论是智慧还是勇气，公正还是虔诚，全都高人一等。神圣的武士无论是一生的言行还是为政之道，都以恢复最早几位哈里发的宗教狂热和简朴生活为己任。他的宫殿抛弃黄金和丝绸，统治的疆域之内禁止饮用酒类，税收很审慎地被用于公共事务，俭省的家用靠战利品合法的配额来维持，还能购买一处私人的产业。受到宠爱的妃子为妇女用品的花费太大而哭穷，国王回答道：“哎呀!真主在上!我不过是穆斯林的司库而已，不能把他们的财产转让给你。不过我在霍姆斯拥有3间店铺，你可以拿去，这些是我唯一可以送给你的东西。”他的审判室让权贵感到悚惧，贫民获得庇护。苏丹过世几年以后，一位受到委屈的臣民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大叫道：“啊!努尔丁!努尔丁!你在哪里？可怜可怜我们吧!请从坟墓里出来保护我们!”担心亡故国君的名字会引起骚动，一个在世的暴君感到羞惭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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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玛王朝统治的叙利亚被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运用武力夺走，就埃及的状况而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权势和影响力的式微。然而他们是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仍旧受到尊敬，在开罗的皇宫维持着天颜难近的习性，轻易不会让臣民或外人窥探或亵渎。拉丁使臣[117],叙述他们接受引见的情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幽暗走道，接着是阳光闪耀的柱廊，啁啾的鸟鸣和潺潺的流泉，四周的景色是一片生机盎然，贵重的摆设和稀有的动物更显得宫廷富丽雄伟，皇家的宝藏展现的只是少数，其余的品项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一列很长的大门敞开，由黑人士兵和内廷宦官担任警卫。觐见厅的内殿用帘幕遮掩，首相在前面引导使臣进入大厅，将弯刀解下，趴俯在地面跪拜3次，帘幕这时才拉开，让他们看到信徒领袖，他向宝座前的第一个军奴表示他的愉悦，这个军奴却是他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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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已经篡夺了埃及最高的行政权力，任何想掌握权势的敌对竞争者都要靠武力来夺取，最为杰出或实力最强者列入“皇家武班”。[118]达冈姆和绍威尔两个党派轮流将对方逐出首都和国土，弱势的一方会乞求大马士革的苏丹或耶路撒冷的国王，给予带来危险后果的保护。无论是伊斯兰的苏丹还是基督徒的国王，就法蒂玛王朝而言都是教派和国君不共戴天的仇敌。土耳其人凭着武力和宗教使埃及无法抗衡；法兰克人可以从加沙直抵尼罗河，进军极为便利。同时基督徒的疆域占据了中间的位置，迫使努尔丁的部队要绕过阿拉伯的边缘地区，路途不仅变得更加漫长而且环境极为恶劣，他们不得不忍受沙漠的焦渴和辛劳，暴露在焚风的吹袭之中。土耳其君王在暗中保持宗教狂热和勃勃野心，渴望用阿拔斯王朝的名义统治埃及，帮助恳求他出兵的绍威尔派复位，只是第一次远征行动冠冕堂皇的借口。整个任务交付给谢拉古埃米尔才获得成功，他是一位英勇而又资深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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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冈姆派被推翻并且遭到屠杀，走运的对手掌权以后，出于忘恩负义或猜忌嫉妒的心态，再不然就是忧虑未来的状况，很快邀请耶路撒冷国王进军，从傲慢的恩主手里解救埃及。谢拉古的兵力面对联军居于劣势，只能放弃尚未成熟的征服行动，撤离佩鲁西乌姆是让他安全退却的条件。土耳其人排成单列，在敌人面前通过，他们的将领走在最后，手拿战斧，充满警觉性地向四周观望。一名法兰克人竟敢问他：如果不是怕受到攻击，为什么走在最后面？大无畏的埃米尔回答道：“你们是有权发起攻击，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士兵要是不能将一个不信真主的人送进地狱，那他就不能进入天堂。”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资源的富足、土著的柔弱、政治的混乱，使努尔丁重新燃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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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达的哈里发赞誉他那虔诚的企图，谢拉古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和1.1万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埃及发起突击行动，然而要对抗法兰克人和萨拉森人的联军，他的兵力仍嫌不足。不过，从他一连串的作为，像是率部渡过尼罗河；向蒂巴伊斯退却；巴贝因会战[119]主宰战场的部队调动；亚历山大里亚的奇袭作战；在埃及的平原和山谷，从北回归线到海洋这片广大的疆域，实施的行军和反向行军等，我的看法是，他把用兵之道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卓越的指挥加上部队的英勇更是如虎添翼，在作战行动的前夕，一位马穆鲁克大声叫道：“要是我们不能从基督徒的手里夺回埃及，为什么不放弃苏丹给我们的职位和报酬，退休后像农夫那样辛勤耕作，或是与后宫的妇女一起纺纱？”虽然谢拉古在战场上竭尽所能[120]，他的侄儿萨拉丁在亚历山大里亚坚守到底[121]，第二次入侵行动还是以签订有利条约和撤退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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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丁保存实力，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发起第三次行动。耶路撒冷国王阿玛里克的野心和贪婪，很快给了努尔丁出兵的机会，因为阿玛里克始终服膺一种错误的原则，那就是“对上帝之敌无诚信可言”。医院骑士的盟主要履行宗教的军事职责，鼓励他继续进军，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答应提供一支舰队，配合叙利亚的军队采取共同的行动。不讲信义的基督徒并不满足于劫掠和津贴，他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要征服埃及。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穆斯林对于大马士革的苏丹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首相身处四面受敌的险境，只有屈从于举国一致的意愿。努尔丁似乎受到优厚条件的引诱，可以享有王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岁入。法兰克人出现在开罗的城门前，但是郊区的古老城市在军队接近时起火燃烧，一场狡诈的谈判使他们受到欺骗，而且希腊人的船只无法越过尼罗河的障碍。法兰克人在充满敌意的国度保持审慎的态度，不愿与土耳其人作战。阿毛里只能退回巴勒斯坦，他的行动丧失公正的立场，也没有达成目标，只给他带来耻辱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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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拉古完成了解救的工作以后，被授予地位崇高的袍服，很快他的袍服就沾染上了绍威尔派的鲜血。土耳其的埃米尔不辞辛劳，暂时担任首相的职务，但外来者的征服行动加速了法蒂玛王朝的灭亡。只要苏丹的信差带来一句话，立即完成刀不出鞘的改朝换代。哈里发的罢黜完全是因为本身的懦弱和首相的暴虐，当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接受拉丁使臣很粗鲁的握手时，就是他们的臣民也感到脸红；当他呈送后宫妇女的头发时，臣民不禁流泪，这是悲伤和忧惧的象征，好引起大马士革苏丹对他的同情。努尔丁的命令和法学家的宣判，阿布伯克尔、欧玛尔和奥斯曼的圣名要用庄严的仪式予以恢复，公共的祈祷要承认巴格达的穆斯萨迪是真正的教徒领袖，阿里之子的绿色制服改成阿拔斯王朝的黑色。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阿德泽德只活了10天，在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前逝世也是一种福分。他留下的财富可以保证士兵的忠诚，平息信徒的不满。在后继发生的各种变革中，埃及再也没有背离穆斯林的正统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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