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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的位阶虽然要次一等，但在个人财富和军事声誉方面要优于他的对手。如果英雄主义局限于残忍和暴虐的骁勇，金雀花王朝的理查德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狮心王”[142]的不朽功勋长存在英格兰臣民的心头，不仅深受爱戴，而且让他们备感光荣。过了60年以后，那些曾经与他交过手的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留给孙辈的格言和谚语对他大加赞扬。可怖的名字被叙利亚母亲用来止住儿童的啼哭，如果一匹马在路上突然惊跳起来，骑马的人习惯上会大声叫道：“怕什么!难道理查德王躲在那里？”他对伊斯兰教徒的残忍完全出于个人的脾气和宗教的狂热，但是我不相信他身为军人，自由挥洒长矛时毫无所惧，竟然自贬身份去磨利佩剑，好对付英勇的兄弟蒙费拉的康拉德，事实上康拉德在提尔被几名暗中下手的刺客杀死。[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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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亚克投降和腓力离开以后，英格兰国王领导十字军人员收复海岸地区，恺撒里亚和雅法这几座城市加入破碎的吕西尼昂王国。从亚克到阿什凯隆的行军是100英里，这是一场长达11天的重大会战。萨拉丁的部队阵容零乱丧失秩序，他仍旧带着17名卫士留在战场上，还是没有降下他的队标，也没有停止黄铜定音鼓的震耳响声。他再度整顿队伍重新发起冲锋，宣讲师或先锋官大声向“唯一真主”祈求，大家要像男子汉大丈夫一样站起来，打倒信奉基督教的偶像崇拜者。但是已经没有力量可以阻止这些偶像崇拜者的进军。苏丹只有将阿什凯隆的城墙和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以防范十字军占领以后，在埃及的边界建起坚固的堡垒。在这个严寒的冬季，双方收兵休养生息。等到春天来临，法兰克人夜以继日地向着耶路撒冷进军，英格兰国王的旗帜在前面做向导，用主动的精神拦截一支有7000匹骆驼的运输队伍或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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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丁将他的指挥营地设在圣城，但是这座城市受到惊慌和争执的打击。他实施斋戒和祈祷，并且向大家讲道以安定人心，公开宣布绝不会独自离开，要与大家一起面对围城的危险。但他的马穆鲁克卫队记得同伴在亚克的下场，拿反叛作为威胁向苏丹施压，要他珍惜自己的生命和他们的勇气，好让宗教和帝国在未来获得保护。[144]基督徒的突然撤退[145]，使穆斯林安然无恙，他们将这个喜讯归于天降奇迹，理查德的桂冠因战友的审慎或嫉妒而顿告枯萎。这位英雄蒙着面纱冲上高岗，发出愤恨不平的喊声：“那些不愿前去拯救基督之墓的人，他们没有资格看圣地一眼。”等到他返回亚克以后，收到雅法被苏丹奇袭的消息，他立刻登上几艘商船，抵达岸边后，跃马跳上沙滩。他的到来使得堡垒立刻解围，6万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在他的部队前面逃走。等到他们察觉理查的兵力处于劣势，第二天早晨又来围攻，发现他带着毫不在乎的样子在城门前面扎营，只有17名骑士和300名弓箭手，他根本不计算敌人的数量，冲上前去抵挡他们的进攻。我们从敌人的证词中获知，英格兰的国王执着长矛，骑着狂烈的怒马沿着战线从右翼飞驰到左翼，没有一个敌手敢出来应战。难道我在写奥兰多和阿马迪斯的传奇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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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双方进行敌对行动期间，法兰克人和穆斯林展开了迟滞而冗长的谈判，[146]谈判时断时续，有一些行动能表现皇家的礼仪，双方互赠冰块和水果作为礼物，或是用挪威的猎鹰交换阿拉伯的骏马，能够缓和宗教战争的严酷和固执。从互有输赢和祸福无常的结局，君王的心中产生疑惑，上天在他们的争吵当中一直保持中立。双方在经受考验以后，知道没有希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理查德和萨拉丁两人的健康都已每况愈下，分别遭到万里以外国内战乱所带来的灾祸。金雀花王朝的君主急着要去惩处那些不义的敌手，趁他远离本土时竟敢侵略诺曼底；苏丹的心中充满了好战的热情，人民成了牺牲品而士兵是工具，他们的呼吁软化了他不屈不挠的心志。英格兰国王提出的要求是归还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真十字架，非常坚定地宣称，他自己和朝圣的弟兄宁愿为虔诚的工作葬身异域，也不愿带着羞辱和悔恨返回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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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拉丁凭着良心，在没有获得巨额的补偿之下，拒绝基督徒的偶像在此地重新出现，更不能促进偶像崇拜的活动死灰复燃。他用同样强硬的态度表示，他基于宗教和民事的权力能够合法统治巴勒斯坦，同时详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拒绝接受有关拉丁人重建或瓜分耶路撒冷王国的任何条款。理查德建议他的妹妹和苏丹的弟弟联姻，但因为信仰不同而无法成功：公主对于嫁给土耳其人感到厌恶，阿迪尔或称萨法丁很难放弃一夫多妻制。萨拉丁借口双方语言不通，婉拒亲自出席当面讨论。他们派出的通译和使节运用各种技巧和拖延手法来操纵谈判，最后的协议还是受到两边热心人士的责难，他们分别是罗马的教皇和巴格达的哈里发。协议规定：要开放耶路撒冷和圣墓，前往朝圣的拉丁基督徒无须缴交贡金也不能被骚扰；阿什凯隆被完全摧毁以后，拉丁基督徒可以完整地拥有从雅法到提尔的海岸地区；停战协定应该将的黎波里伯爵和安条克王子包括在内；在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中止所有的敌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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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主要的首领全都发誓遵守条约的规定，但是国君只要口头答应和举右手表示同意即可，皇家的尊严可以免于宣誓，因为这种动作通常暗示对谎言和失信的疑虑。理查德乘船返回欧洲（公元1192年9月）的下场是遭长期囚禁和英年早逝，没过几个月萨拉丁也结束了他那光荣的一生。东方人描述他在大马士革的过世，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启迪作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对三个宗教给予同样的恩惠，最后他用寿衣而非旗帜向东方提出警告，伟大的事功不仅变迁无常而且很难持久。团结的帝国在萨拉丁死后（公元1193年3月4日）成为一片散沙，他的儿子们受到他们的叔父萨法丁强大武力的压迫；埃及、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苏丹因为利害关系恢复了原有的敌意；法兰克人在沿着叙利亚海岸地区的城堡中站稳脚跟，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对于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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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英诺森三世发起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198—1216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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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竖立代表至高声名的“纪念碑”，使人听到为之惊惧不已，那就是萨拉丁的什一税。这种全面税法是为着圣战的需要，而强加在俗家甚或拉丁教士的身上，运用起来获利极丰，即使时机消逝也难以废止。类似的贡金成为教会圣俸什一税的基础，罗马教皇将征税权力授予天主教国家的君王，或保留给使徒教区直接掌握运用。[147]金钱的酬劳必然可以增加教皇对光复巴勒斯坦的兴趣。等到萨拉丁去世以后，教皇用信函、使节或传道士在各地倡导十字军，要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必须依靠英诺森三世的热诚和才能。这位教士年纪轻轻却雄心万丈，使圣彼得的继承人臻于伟大的顶峰，他在18年的统治时间里，用专制的手法控制着皇帝和国王，可以任意加以擢升和罢黜。要是他们冒犯这位高高在上的圣主，就会受到禁令的处分，剥夺他们在数月或数年之内参加基督徒礼拜仪式的权利。在拉特兰宫举行的国务会议中，他的作为使他看上去不仅是东部和西部的教会负责人，更像一位尘世的统治者。英格兰的约翰跪在他派遣的使节脚前，交出头上的冠冕。英诺森可以夸耀两项最伟大的胜利，能够摧毁人类的理性和良知，那就是“圣餐变体论”的学说和“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在他的呼吁之下，发起第四次（1203 A.D.）和第五次（1218 A.D.）十字军东征，不过除了匈牙利有一位国王参与，其余都是位阶列于第二等的诸侯，他们亲自率领朝圣的队伍，兵力并不符合计划的要求，产生的结果不能满足教皇和人民的希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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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从叙利亚转向君士坦丁堡，希腊人或者说是罗马帝国被拉丁人征服，形成下一章极其适切和重要的主题。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20万法兰克人在尼罗河最东边的河口登陆，他们怀着合理的愿望，认为占领埃及就可以打败巴勒斯坦，因为埃及是苏丹的政治中枢和粮食仓库。经过16个月的围攻，穆斯林为达米埃塔的失陷而悲痛不已。但是担任使节的贝拉基乌斯运用教皇的名义，擅自侵犯将领的职权，他的傲慢和无礼断送了基督徒的大军。患病的法兰克人被尼罗河的洪水和东方人的军队围困，只能用撤离达米埃塔作为条件，交换安全的退却机会、朝圣者的租借用地和真十字架的可疑遗物。部分的失败原因可以归咎于十字军人员的胆大妄为和数量增多。欧洲的皇室家族在同一时期，要用倡导十字军的作为来处理棘手的问题，像是立沃尼亚的异教徒、西班牙的摩尔人、法兰西的艾伯塔异端，以及西西里的国王。在这种论功行赏的服务方式之下，国内的志愿人士从宗教方面获得同样的恩典和赏赐，还有更多的尘世报酬。甚至就是教皇也要用满腔热血来对付内部的敌人，有时就会将叙利亚弟兄所遭受的苦难忘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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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字军最后的时代开始，教皇抓住机会控制军队和税务，一些深入考量问题、具备理性思维的人士，怀疑从第一次普拉森提亚宗教会议开始，罗马教廷的政策就在规划和执行整个十字军运动。这些疑虑并非依据东征的性质或事实。圣彼得的继承人显然是在追随而非引导习俗和偏见所产生的冲动，他们摘取迷信的时代天然生长、已经成熟的果实，事先不知道季节的状况，也没有耕耘土地。他们采收这些果实丝毫不感劳累，更无须冒险犯难。英诺森三世在拉特兰的国务会议上形成含糊的决议，要以自身为榜样来激励十字军人员采取行动，但是神圣船只的领航员不能放弃手里的舵，巴勒斯坦也不可能得到罗马教皇亲临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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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二世实践誓言获致的成就（1228—124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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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者的个人、家庭和产业在教皇直接保护之下，身为精神生活的赞助人立即宣称他们拥有各种特权，指导朝圣者的行为，同时用操控和谴责的手法逼迫他们完成誓言。腓特烈二世[148]是巴巴罗萨的孙子，陆续成为教会的被监护人、仇敌和被牺牲的受害人。21岁时他听从监护人英诺森三世的指导举起十字架，在皇家和帝国的加冕典礼中，一再重复宣布同样的承诺。他与耶路撒冷女继承人结婚，对于他们的儿子康拉德的世袭王国，要负起防卫的责任。但是等到腓特烈年龄渐长而权势日增，年轻时代鲁莽的保证使他悔悟，自由的思想和知识对心灵产生启发作用，教导他要藐视迷信的幻影和亚洲的冠冕，因而对英诺森的继承人不再存有同样的尊敬态度。他的雄心壮志全集中在光复从西西里到阿普里亚的意大利王国，计划的成功会使教皇退回到原始教会的简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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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2年的拖延和推辞以后，教皇用乞求和威胁促使皇帝定出前往巴勒斯坦的时间和地点。在西西里和阿普里亚的港口，他所准备的舰队有100艘战船和100艘其他船只，建造完成以后可以运送和登陆2500名骑士，连带他们的马匹和扈从。他在那不勒斯和日耳曼的诸侯组成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根据权威的报道，英格兰十字军人员的兵力扩展到6万人。但是繁重的准备工作无可避免或是故意产生迟缓的现象，那些比较贫穷的朝圣者耗尽他们的精力和给养，疾病和逃亡使人数日益稀少；卡拉布里亚酷热的夏季等于提出预告，叙利亚战役会带来重大的灾难。皇帝终于在布伦迪西乌斯扬帆发航，率领的舰队和军队共有4万人马。但是他只在海上停留了3天的时间，全军就匆忙撤回。根据他的朋友提出的说法，是他突然患病，虽然不严重却痛苦难忍；他的敌人指控他蓄意抗命拒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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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九世对腓特烈中止神圣的誓言，施以逐出教会的处分，而为了对他擅自将完成誓言的时间延到次年进行惩罚，同一位教皇再度对他处以破门罪。当他还在十字架的旗帜之下服役时，为了对付他，教皇在意大利发起国内的十字军，等到他从巴勒斯坦回国后，被迫要对自己所受的伤害恳求教会的谅解。巴勒斯坦的教士和军事的骑士团事先已获得通知，拒绝他参与宗教活动并且反抗他的指挥。就是在自己的王国里，他也被迫同意营地的命令，使用上帝和基督教共和国的名号。腓特烈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圣墓的祭坛上放着王冠，他用自己的手拿下来为自己加冕（没有一位教士愿意执行这项职务）。但教长在教堂公布一项禁令，说他的出席是亵渎神圣的行为；医院和圣殿骑士通知苏丹，说他前往约旦河游历没有护卫随身，很容易发起突击将他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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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宗教狂热和党派倾轧之下，胜利毫无希望，防卫非常困难，最后还是获得有利的和平，这可能要归功于伊斯兰信徒之间的争执，以及他们对腓特烈品格的尊敬。教会的敌人遭到指控：对异教徒保持善意和友好的交往，这种行为不符合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藐视这块不毛之地；纵情于邪恶的思想，曾经信口开河说，如果耶和华见过那不勒斯王国，就不会让他的选民继承巴勒斯坦当作应许之地。然而腓特烈从苏丹手里光复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提尔和西顿等地，拉丁人受到允许可以在城市居住和加强防务。他颁布了一部民事和宗教自由平等的法典，适用于耶稣以及穆罕默德的信徒，前者可以在圣墓举行礼拜仪式，后者可以在神圣清真寺祈祷和讲道，[149]先知从此处开始前往天堂的夜行。教士痛恨这种引起反感的宗教宽容，势力已经衰弱的穆斯林逐渐遭到强制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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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所有合理的目标在没有流血牺牲的状况下都已达成，教堂被归还或重建，修道院得到人员的补充，在15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的拉丁人数量已经超过6000人。对于这样的和平与繁荣，他们不会感激这位恩主。要等到花剌子模人的入侵（1243 A.D.），和平才宣告结束。这个外来的野蛮游牧民族为了逃避蒙古人的杀戮，带着他们的家人和牲口从里海冲进叙利亚。法兰克人和阿勒颇、霍姆斯以及大马士革的苏丹联合起来，实力还是不足以遏阻这股狂暴的激流。任何人敢站起来抗拒，就被花剌子模人无情地杀死或是拖走成为俘虏。圣地的骑士团在一次会战中几乎全部被歼灭，城市受到劫掠，圣墓受到亵渎，拉丁人这才开始承认并且怀念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的谦和与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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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法兰西国王圣路易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7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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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两次，是由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150]指挥。他在埃及被囚失去自由，然后在阿非利加海岸送掉性命，过世26年以后在罗马被封为圣徒，人们不难发现他的65桩奇迹，严正声明皇家的圣徒真是名实相副。[151]历史的回响提出更为光辉的证词，说他集国王、英雄和男子汉大丈夫的美德于一身；无论对公众还是私人的正义行动都保持热爱，能够规范勇往无前的尚武精神；路易是人民的父亲、邻居的朋友和邪恶异教徒的克星。只有迷信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腐蚀他的理性和良知。他对于法兰西斯和多米尼克之流的游方僧侣，不仅抱持虔诚的信仰屈身从命，还要仿效他们的言行；他用盲从和残酷的宗教狂热追剿基督的敌人；这位高居帝王之首的国君两度离开宝座，经历游侠骑士的冒险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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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僧侣史学家可能会很高兴地对他性格中最荒唐的部分大加推崇，但出身高贵而又勇敢的茹安维尔[152]与路易同时被囚，交情深厚，用真实的手法很自在地描绘出他的德行和过错。我们从他的密友处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过去一直让人觉得怀疑，那些使重要的诸侯感到沮丧的政治观点，实际上全是这些十字军的始作俑者所提出的主张。路易九世超过中世纪所有的君王，能成功恢复皇家的特权，但这些都是在国内而非东部，是为了自己和后代子孙的利益。他的誓言是狂热和病态必然的产物。对于这种神圣的疯狂之举，如果说他是倡导者，同样也是受害人。法兰西为了侵略埃及，将军队和财力消耗殆尽，塞浦路斯的海面布满1800艘帆船，即使保守估计，兵力也达到5万人。要是我们按那种带有东方夸耀习气的报道，相信他自己的说法，这些船搭载9500名骑士和13万名步卒，在他的权势庇护之下展开朝圣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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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甲胄的路易紧随着飘扬的龙旗，率先纵身跳上海滩。达米埃塔这座防卫严密的城市，他的前辈围攻了16个月才夺取（1249 A.D.），而这次战栗的穆斯林在第一次的攻击中就弃守逃走，但是达米埃塔是他征服的首座城市，也是最后一座。第五次和第六次（1248—1254 A.D.）十字军东征，基于同样的因素也几乎在同样的地点，产生了非常类似的灾难。整个营地感染了流行的瘟疫，在因遭受致命打击而耽误了一段时间之后，法兰克人从海岸地区向着埃及首都进军，尼罗河发生不正常的暴涨现象，他们要努力克服这一阻挡去路的障碍。法兰西贵族和骑士在大无畏国君的眼前，表现出藐视危险和军纪的英雄气概。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带着暴虎冯河的蛮勇强攻马索拉城，一群信鸽将状况通知开罗的居民。但是有一名士兵重新整顿逃散的队伍，就是他在后来篡夺王国的权杖。基督徒的主力落在前卫的后面，阿图瓦在寡不敌众之下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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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射的希腊火如暴雨一样落在侵略者的头上，埃及人的战船控制了尼罗河的航道，阿拉伯人据有开阔的乡土。运送的给养都在途中遭到拦截，疾病和饥馑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等到他们发现必须撤退时，已经为时太晚。东方的作者认为路易可以逃掉，只要他愿意抛弃他的臣民，结果他和大部分的贵族成为俘虏。那些不愿用投降服役或奉献赎金来换取性命的人士，全部遭到残酷的屠杀，开罗的城墙四周挂满基督徒的头颅当作装饰。法兰西国王被铁链锁住，但生性慷慨的胜利者是萨拉丁兄弟的曾孙，他将一件象征地位的长袍送给皇室的俘虏。等到他归还达米埃塔和支付40万枚金币[153]以后，他和被俘的士兵一起被释放（公元1250年4月5日—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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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丁和萨拉丁战友的堕落子孙，生长在温和的气候和富裕的环境当中，根本没有能力抗拒欧洲骑士的精英人物。他们的获胜完全是靠着马穆鲁克所组成的军队，这些身强力壮的鞑靼土著在幼年时期被从叙利亚商人的手里买来，在苏丹的军营和皇宫接受训练。但是埃及很快提供新的例证，证明罗马禁卫军形成帮派后有多危险，这些凶狠的猛兽原来是为了对付外人，受到激怒以后就会残害他们的恩主。图朗·肖是这个民族的最后一任国王，自豪于征服的成果而为马穆鲁克所谋杀。胆大包天的凶手拔出弯刀进入内室，这时国王已成阶下囚，他们的手里沾满苏丹流出的鲜血。坚定不屈的路易博得他们的尊敬，[154]贪财好利的念头胜过凶残狂暴的习性，双方终于签订条约，同意法兰西国王带领残余的部队乘船前往巴勒斯坦。他们不能造访耶路撒冷，也不愿在丧失荣誉的状况下回归祖国，就在亚克城内浪费了四年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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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经过16年的忍辱负重和休养生息之后，回忆当年失败的情况，激起他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斗志，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十字军东征（1270 A.D.）。经济已经复苏而且国土有所扩张，新生一代的战士成长起来，他充满信心地率领6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卒登船起航。安条克的失陷促使他加速行动，希望为突尼斯国王受洗的狂妄构想，诱使他向着阿非利加海岸航行。传说在那里可以获得大量财富，他的部队因此不在乎延迟向圣地的行程。他们没有见到新入教的人，反而受到重重包围。法兰西人在炽热的沙漠里受尽饥渴死去，圣路易亡故（公元1270年8月25日）在他的帐幕之中。他才刚刚闭上眼睛，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就发出撤退的命令。一位叙述生动的作家[155]说道：“一位身为基督徒的国王，发起战争对付穆罕默德的信徒，在迦太基的废墟附近捐躯，想当年狄多把叙利亚的神明引进到这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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