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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经过16年的忍辱负重和休养生息之后，回忆当年失败的情况，激起他进行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斗志，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十字军东征（1270 A.D.）。经济已经复苏而且国土有所扩张，新生一代的战士成长起来，他充满信心地率领6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卒登船起航。安条克的失陷促使他加速行动，希望为突尼斯国王受洗的狂妄构想，诱使他向着阿非利加海岸航行。传说在那里可以获得大量财富，他的部队因此不在乎延迟向圣地的行程。他们没有见到新入教的人，反而受到重重包围。法兰西人在炽热的沙漠里受尽饥渴死去，圣路易亡故（公元1270年8月25日）在他的帐幕之中。他才刚刚闭上眼睛，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就发出撤退的命令。一位叙述生动的作家[155]说道：“一位身为基督徒的国王，发起战争对付穆罕默德的信徒，在迦太基的废墟附近捐躯，想当年狄多把叙利亚的神明引进到这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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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马穆鲁克的掌权及驱逐拉丁王国的法兰克人（1250—151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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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制定一部如此偏袒和荒谬的法规，竟然宣判一个国家的当地人士，永远要在外族和军奴的专横统治下过着奴役的生活？然而埃及就有500多年处于这种情况。巴哈里雅特和波吉特王朝最为显赫的苏丹，都是从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的行伍中脱颖而出，还有24个总督或军队首长，都不是由自己的儿子而是由军奴来接任。他们制定关系到个人自由权利的丹书铁券，就是谢利姆一世与共和国签订的条约。奥斯曼皇帝仍然从埃及获得进贡和臣服的承诺，但是拘束力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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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王朝除短暂的和平与安定以外，整个时期的主要特色是充满掠夺和血腥。但不论他们的王座是否摇摇欲坠，始终能屹立在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两根支柱之上，统治的地区延伸到埃及、努比亚、阿拉伯和叙利亚。马穆鲁克从800名骑兵增长到2.5万名之众，整个数量还要加上行省民兵10.7万名，必要时还可获得6.6万名阿拉伯人的援助。[156]如此强势而又积极的君王，不可能在他的海岸地区，长期容忍一个充满敌意的独立国家存在。法兰克人建立的政权能够延长大约40年，完全是靠着对手的统治还不够稳定，蒙古人的入侵以及一些好战的朝圣者偶然的帮助。英国读者会从这些人当中注意到第一位爱德华的名字，他的父亲亨利还健在时他已经举起十字架。这位未来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征服者，率领1000名士兵解了亚克城之围，带着一支9000人的军队向拿撒勒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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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获得的名声与他的叔父理查德不相上下，凭着英勇的行为订立10年的休战协定。一名宗教狂热的刺客手执佩剑向他下手，虽然他逃脱一死，但还是身负重伤。安条克的位置已较少暴露在圣战的灾难之下，但最后仍旧被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邦多克达或比巴尔斯占领和摧毁，拉丁公国遭到毁灭的命运。在这个最早获得基督教这个名字的政治中枢，居民有1.7万人被杀，10万人被俘为奴，几乎成为人烟寥落的鬼域（公元1268年6月）。滨海的城镇拉奥狄凯亚、加巴拉、的黎波里、贝莱图斯、西顿、提尔和雅法，以及医院骑士和圣殿骑士坚固的城堡，全都相继陷落。法兰克人整个生存空间，只限于圣约翰的亚克这座城市和殖民地，这个地方有时用托勒密这个更为古典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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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耶路撒冷沦陷以后，距离有70英里的亚克成为基督徒的都会区，兴建坚固和雄伟的建筑物、供水渠道、一个人工港口和双层的城墙。城市的人口因朝圣者和避难者不断涌入而日益增多，在敌对行动歇止时，交通的便利引来大批东方和西方的商人，市场能够提供各个地区的产品和各种语言的通译。但是在许多民族混杂的情况下，各种恶行都在滋长和泛滥，在耶稣和穆罕默德的信徒当中，亚克的男女居民被认为自甘下流和堕落，法律的约束也不能纠正亵渎宗教的不当行为。城市有很多统治者，却缺乏管理的机构。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的国王，吕西尼昂王朝的国王，安条克的王子，的黎波里和西顿的伯爵，医院、圣殿和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共和国，教皇的代表，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国王，都自认有独立管辖的权力。17个法庭掌握生死大权，每个罪犯在相邻的居住区得到保护。各个民族之间永远存在着猜忌之心，经常爆发流血冲突。有些亡命之徒侮辱十字架的形象，没有能力付账就去抢劫伊斯兰教徒的村庄。19位信誉良好的叙利亚商人被基督徒绑走吊死，基督徒拒不认罪使得哈利勒苏丹师出有名。他率领6万名骑兵和14万名步卒向着亚克进军，他的炮兵（要是这个词当时可用的话）行列不仅数量很多而且非常钝重，一门投射机具的木制结构拆开要用100辆大车运送。曾经在哈马的部队里服役的皇室历史学家阿布尔菲达，就是这场圣战的目击者。法兰克人即使罪大恶极，狂热和绝望也激起了他们的勇气。但是17个首领争权夺利，使得自己的力量成为一片散沙，苏丹的战力能从各方面施以压倒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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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3天的围攻，双重城墙终于被穆斯林突破（公元1291年5月18日），主要塔楼被他们的投射机具摧毁，马穆鲁克发起全面攻击，城市遭到杀戮和洗劫，6万名基督徒不是死亡便是成为奴隶。圣殿骑士的修道院——也可以说是城堡——多守了三天，但是他们的盟主中箭阵亡，500名骑士只有10人幸存，最后还是得不到赦免，被送上绞架吊死，比起力战被杀的牺牲者更为不幸。耶路撒冷国王、教长和医院骑士团的盟主费尽力气撤退到岸边，然而海面上狂风暴雨不断而且船只不足，大部分逃亡人员在到达塞浦路斯之前惨遭溺毙，否则吕西尼昂王朝即使丢了巴勒斯坦，能够返回家乡也可获得一点安慰。苏丹下达命令，将拉丁城市所有的教堂和工事夷为平地，出于贪婪或恐惧的动机，圣墓仍旧向虔诚和失去自卫能力的朝圣者开放。长期以来回响着世界大辩论之声的海岸，为一阵哀怜和孤独的寂静气氛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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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六十章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君士坦丁堡的情况 保加利亚人作乱 艾萨克·安吉卢斯被弟弟阿历克塞推翻 第四次十字军的起源 艾萨克之子与法兰西和威尼斯联盟 两国的海军远征君士坦丁堡 两次围攻最后被拉丁人夺取城市（697—120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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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立的西部帝国，很快被希腊和拉丁的教会瓜分。信仰和民族的仇恨，仍旧使基督教世界两个最大的宗教组织，保持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希腊的分裂主义离间最有用的盟友，触怒最危险的仇敌，使东罗马帝国坠入衰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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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民族仇恨和宗教分裂（857—120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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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恶常常是极为明显和司空见惯之事，最早的起源是痛恨受到罗马人的奴役，到了君士坦丁时代以后，出于平等或支配的关系而感到骄傲，摆出不可一世的姿态。后来反叛的臣民宁愿与法兰克人结盟，双方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希腊人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尘世和宗教知识的优越性而自豪：是他们首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们宣布了7次大公会议的信条；唯独他们拥有经义和哲学的语言，那些沉沦在西部黑暗之中的蛮族，对深奥而秘密的神学问题的辩论，根本没有资格发表意见。那些蛮族反过来又藐视东部的人士，说他们是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157]只有挖空心思的争辩和永不休止的浮躁，庆幸自己能保持使徒教会的传统，满足于简朴纯洁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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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的西班牙宗教会议和以后的法兰西宗教会议，对有关“三位一体”的第三神格[158]加以改进，或是毁弃尼西亚信经。在东部进行的长期争论中，对于基督的属性和世系都非常审慎地加以界定，众所周知的圣父和圣子关系，似乎在人的心灵中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印象。生育的概念很难与圣灵相提并论，而且就正统基督徒的认定，圣灵并不是神所赐予的礼物或象征，而是一种物质、一个人、一个神。圣灵不是自父而生，而是按照正统的方式“已经发生”，这种存在难道仅来自圣父，或是来自圣子？还是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希腊人坚持第一种观念，拉丁人认定后面这种看法。尼西亚信经在圣父和圣子之间加上“暨”这个连接词，引起东方教会和高卢教会激烈的争执。在这场争论刚发生时，罗马教皇装出保持中立的温和态度，[159]对于山外高卢教友的这种创见，虽然加以谴责，但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却加以认可，很想给节外生枝和毫无必要的探索蒙上一层寂静和宽恕的面纱，让人无法一窥真面目。从查理曼大帝和利奥三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教皇俨然以心胸开阔的政治家自居，伟大的君王反而自贬身价，像是个性浮躁和满怀偏见的教士。罗马的正统教会迎合现实政策所引发的冲动，利奥想要擦掉的“暨”已被列入信条，在梵蒂冈的礼拜仪式中吟唱。尼西亚和阿塔纳修斯的信条被奉为正统信仰，如果没有这些教义，无人可以获得救赎。现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要忍受和回敬希腊人的诅咒，希腊人否认圣灵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诸如此类有关信仰的项目很难被列入协商的议程，但是那些遥远和独立的教会对于纪律的要求有不同的规定，甚至就是神职人员从理性方面考量，也认为这种细微的差异无可避免，不会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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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计谋或迷信规定，教士和辅祭要严格遵守独身的职责，对希腊人而言守贞只限于主教，这样的牺牲可以用崇高的地位作为补偿，或是年事已高易于克制。教区的教士可以成为父亲，能够与进入圣秩以前所娶的妻子共享家室之乐。11世纪“无酵饼”的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辩，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领圣体仪式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使用“发酵”还是“无酵”的面包。在这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我对于拉丁人长期处于守势，是否应该提一提对于他们的严厉指责？他们忘记了使徒要遵守的教义，不得食用动物的血和绞死而未放血的动物，每个星期六还要禁食，这都是犹太人规定的律法。在大斋期的第一周，他们允许食用奶类和奶酪，[160]那些意志不坚或体格虚弱的僧侣还可以尽情吃肉，要是没有植物油就用动物脂肪来代替。在洗礼中涂圣油只限于主教团，主教就像来到教堂的新郎，手里戴着戒指。他们的教士全都修面刮光胡须，把人浸在水里就算完成洗礼。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被这些罪行激起愤怒的狂热情绪，拉丁教会的神学家以同样的狂热肯定这些神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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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己见和民族恩怨，对于任何争论的问题都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希腊人走向分裂的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居领导地位的高级教士强烈的好胜心理：要维持古老都会教区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居于所有的教区之上；要使统治的首都在基督教世界掌握独一无二的权势，不得屈居于任何城市之下。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一位野心勃勃的俗家人士佛提乌，[161]原来是卫队队长和御前大臣，靠着功劳和宠爱擢升到君士坦丁堡教长这个极其难得的职位。他的学问渊博，甚至教会方面的知识也胜于一般的教士，高超的品德从未受到任何谴责，但是他的任职过于仓促，晋升也不合常规。那位受到排挤的前任伊格纳提乌斯，仍旧受到公众热情的拥护和追随者顽固的支持。他们因而向尼古拉一世的法庭提出上诉，这位生性傲慢而又充满野心的罗马教皇，正巧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东部的对手进行审判和定罪。后来因保加利亚国王和民族的教会管辖权而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更加激烈（857—886 A.D.）。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对这两位最高职位的教士不会产生任何作用，除非他们能够计算出来，在自己管辖的教区之内有多少臣民改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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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教长得到本国法庭的协助赢得胜利，但是疯狂的竞争让他接着罢黜圣彼得的继承人，并且大肆谴责拉丁教会传播异端和制造分裂。佛提乌为满足一己之私，为了获得短暂而不稳的统治，情愿牺牲世界的和平。他随着保护人巴尔达斯一起垮台。伊格纳提乌斯的年龄和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尊敬，马其顿人巴西尔恢复他的身份，扮演主持正义的角色。佛提乌从他的修道院或囚禁之处，用充满悲情的诉求和极具技巧的奉承，使得皇帝能够回心转意，等他再度登上君士坦丁堡教长的宝座，他的对手一直在暗中窥伺。等到巴西尔过世以后，他体验到宫廷的兴衰浮沉和皇家门生的忘恩负义。这位教长再度被黜，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过着孤独的生活，可能会缅怀世俗和学习生活的自由。在教会每一次的变革中，统治者的一个眼色或示意，就会被顺从的教士当成圣旨接受。一个有300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随时准备为神圣的佛提乌高声欢呼，或是为他的失宠而大肆抨击。[162]统治者用给予救援或奖赏之类的承诺，蒙骗诱使教皇赞成不同的礼拜程序，教皇的信函或派遣的使节批准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但是宫廷、人民、伊格纳提乌斯、佛提乌，他们都反对罗马教皇提出的要求，派遣的圣职人员遭到羞辱或监禁，护送圣灵的行列和仪式全部被人遗忘；保加利亚永远成为拜占庭王权的附庸；这位不守规定多次举行授予圣职仪式的教长，受到罗马教皇严厉的谴责，使得分裂的局面继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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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的黑暗和腐败使得两个民族暂停了双方的来往，在心灵方面更难复交和好。但等到诺曼人用武力迫使阿普里亚教会回归罗马的管辖之下，希腊教长发出过于急躁的牧函，警告那些纷纷离去的教友，避免犯下拉丁人的过错，唾弃亵渎神圣的行为。罗马的威望如日东升，不能容忍一个叛徒的侮辱，教皇的使节竟然在君士坦丁堡的市中心，公开将米凯尔·塞鲁拉里乌斯逐出教会（公元1054年7月16日）。他们拂袖而去，把可怖的破门律呈献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面列举了希腊人7条重大的异端邪说，把有罪的导师和不幸的信徒，打成魔鬼和堕落天使一伙，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教会和国家要是发生紧急状况，有时就会恢复友好的关系，用仁慈和融洽的言辞来装点门面，但是希腊人从未放弃谬误的观念，历任教皇也未撤销他们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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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一晴天霹雳，视为分裂最终形成的起点。罗马教皇每次只要采取雄心壮志的行动，就会扩大分裂；希腊皇帝对他的兄弟日耳曼国王可耻的命运，总是感到无比的羞愧和惊悚；人民对于拉丁教士的世俗权力和军事生活，始终怀着气愤和感慨的心情。[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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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拉丁人道不同不相为谋（1100—1200 A.D.），在前面3次圣地远征中产生矛盾，后来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使尽诸般手段，不让势力强大的朝圣队伍出现。他的继承人曼纽尔和艾萨克·安吉卢斯变本加厉，要与伊斯兰信徒同谋，消灭法兰克人几位最主要的君主。这种极其阴险和邪恶的谋略，得到各阶层臣民自愿的从命和积极的支持。毫无疑问这种敌对的情绪，大部分要归因于世界上各民族的隔阂和疏远，以及语言、服装和习俗的相异。一个国家要是被外国军队闯入，这些外国人还声称自己有权穿越领土和通过首都的城墙，这样就会使统治者的自尊受到很深的伤害。他的臣民被残酷的西部陌生人侮辱和洗劫，怯懦的希腊人在暗中嫉妒法兰克人的英勇，能够完成光复圣地的虔诚工作，更加深了心中难解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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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间相互敌视的世俗根源，被宗教狂热的毒液所加强和刺激。他们得不到东部弟兄的亲密拥抱和热情欢迎，每个人不断重复着分裂主义和异端分子的指责。这些话在正统教徒听起来，比异教徒和不信者更为刺耳。他们和他们的导师没有因信仰和仪式的基本一致而受到喜爱，反而因在纪律的规定和神学的问题上与东部教会有所不同而备遭厌恶。路易七世进行十字军东征时，希腊教士要洗刷和净化他们的祭坛，说是被一个法兰西神父的献祭所亵渎。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同伴极为悲痛，感觉到主教和僧侣的积怨已深，使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两方面都受到伤害。这些圣职人员的祈祷和布道，总是极力鼓动人民反对西部的蛮族。教长被指控曾经宣称——信徒只要消灭教会的分裂主义者，所有的罪孽都可以获得救赎。一个名叫多罗修斯的狂热分子，信誓旦旦地预言，日耳曼异端会攻打布拉契尼斯的城门，使得皇帝大为惊慌。然后他又说上帝的报复会给世人树立榜样，让皇帝恢复信心。这些战力强大的部队通过国土，是极其少见和充满危险的事件。但是十字军东征使得两个民族进行频繁而常见的交往，扩大双方的知识范围，却没有消除他们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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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奢侈需要依靠世界各地的物产来维持，进口的品项靠着众多居民的技术和勤劳获得平衡，地理位置吸引全世界的商人。城市存在的每个时期，海外贸易全部操纵在异族手里。等到阿尔马菲没落以后，威尼斯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都在帝国的都城建立工厂定居下来，良好的服务所获得的报酬是崇高的地位和税务的豁免。他们拥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与当地人士的通婚增加了家庭的人口。在容忍建立伊斯兰的清真寺以后，更不可能禁止奉行罗马礼拜仪式的教堂。曼纽尔·科穆尼努斯的两位妻子都是法兰克人，头一位是康拉德皇帝的小姨，第二位是安条克王子的女儿。曼纽尔又为他的儿子娶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的女儿，把女儿嫁给蒙费拉侯爵，这位侯爵在君士坦丁堡皇宫接受教育，获得很高的官位。希腊人与西部的军队开战，渴望能够夺取西部帝国。曼纽尔欣赏法兰克人的英勇也相信他们的忠诚，授予他们法官和财务官等待遇优厚的职位，这些不适当的做法反而使他们无法发挥军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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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的政策是求得教皇的结盟，公众大声疾呼，指控他偏袒拉丁民族和他们的宗教，[164]在他和他的继承人阿克里苏斯统治期间，君士坦丁堡对他们的指控是外国人、异端和徇私者。等到宣告安德洛尼库斯还朝和即位以后，这三重罪恶得到严厉的清算（1183 A.D.）。人民揭竿而起，暴君从亚洲海岸派遣部队和船只，帮助他们进行这场民族的复仇运动。外乡人毫无希望的抵抗，只能证实大众的愤怒已经到了杀人嫌刀剑不够锋利的程度。这些死在民族仇恨、贪婪和宗教狂热之下的牺牲品，无论是年龄、性别、朋友还是亲戚关系，都不能让他们获得逃生的机会。拉丁人被杀死在家中或街头，他们的居住区化为一片灰烬，教士被烧死在教堂里面，病人死在医院。他们比较仁慈的举动，是将4000名基督徒卖给土耳其人当作永久的奴隶，从而可以大致估计出有多少人遭到屠杀。为了摧毁教会的分裂主义者，教士和僧侣采取最积极的行动，发出最响亮的呐喊声。当教皇使节红衣主教的头被割下来，绑在一只狗的尾巴上面，带着野蛮的讽嘲意味被拖过街道时，他们竟然向上帝高唱感恩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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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消息灵通的外乡人听到最初的警报，很快撤到他们的船上，穿过赫勒斯滂海峡，逃离血流漂杵的现场。在他们赶回国的路途上，沿着海岸烧杀掳掠长达200英里的地区，要在帝国无辜的臣民身上实施残忍的报复，特别将教士和僧侣当成罪不可赦的仇敌，从抢劫的累积来补偿所损失的财物和朋友。等到他们返回故国，向意大利和欧洲揭露希腊人的富裕和虚弱、背信和恶毒，他们的罪恶被描述成货真价实的异端分子和分裂主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于审慎，错失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大好机会，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前往圣地的通道。后来东部发生一次内部的革命，诱使威尼斯人和法兰西人乘虚而入，很快完成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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