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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世纪的黑暗和腐败使得两个民族暂停了双方的来往，在心灵方面更难复交和好。但等到诺曼人用武力迫使阿普里亚教会回归罗马的管辖之下，希腊教长发出过于急躁的牧函，警告那些纷纷离去的教友，避免犯下拉丁人的过错，唾弃亵渎神圣的行为。罗马的威望如日东升，不能容忍一个叛徒的侮辱，教皇的使节竟然在君士坦丁堡的市中心，公开将米凯尔·塞鲁拉里乌斯逐出教会（公元1054年7月16日）。他们拂袖而去，把可怖的破门律呈献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面列举了希腊人7条重大的异端邪说，把有罪的导师和不幸的信徒，打成魔鬼和堕落天使一伙，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教会和国家要是发生紧急状况，有时就会恢复友好的关系，用仁慈和融洽的言辞来装点门面，但是希腊人从未放弃谬误的观念，历任教皇也未撤销他们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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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一晴天霹雳，视为分裂最终形成的起点。罗马教皇每次只要采取雄心壮志的行动，就会扩大分裂；希腊皇帝对他的兄弟日耳曼国王可耻的命运，总是感到无比的羞愧和惊悚；人民对于拉丁教士的世俗权力和军事生活，始终怀着气愤和感慨的心情。[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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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拉丁人道不同不相为谋（1100—1200 A.D.），在前面3次圣地远征中产生矛盾，后来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阿历克塞·科穆尼努斯使尽诸般手段，不让势力强大的朝圣队伍出现。他的继承人曼纽尔和艾萨克·安吉卢斯变本加厉，要与伊斯兰信徒同谋，消灭法兰克人几位最主要的君主。这种极其阴险和邪恶的谋略，得到各阶层臣民自愿的从命和积极的支持。毫无疑问这种敌对的情绪，大部分要归因于世界上各民族的隔阂和疏远，以及语言、服装和习俗的相异。一个国家要是被外国军队闯入，这些外国人还声称自己有权穿越领土和通过首都的城墙，这样就会使统治者的自尊受到很深的伤害。他的臣民被残酷的西部陌生人侮辱和洗劫，怯懦的希腊人在暗中嫉妒法兰克人的英勇，能够完成光复圣地的虔诚工作，更加深了心中难解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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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间相互敌视的世俗根源，被宗教狂热的毒液所加强和刺激。他们得不到东部弟兄的亲密拥抱和热情欢迎，每个人不断重复着分裂主义和异端分子的指责。这些话在正统教徒听起来，比异教徒和不信者更为刺耳。他们和他们的导师没有因信仰和仪式的基本一致而受到喜爱，反而因在纪律的规定和神学的问题上与东部教会有所不同而备遭厌恶。路易七世进行十字军东征时，希腊教士要洗刷和净化他们的祭坛，说是被一个法兰西神父的献祭所亵渎。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同伴极为悲痛，感觉到主教和僧侣的积怨已深，使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两方面都受到伤害。这些圣职人员的祈祷和布道，总是极力鼓动人民反对西部的蛮族。教长被指控曾经宣称——信徒只要消灭教会的分裂主义者，所有的罪孽都可以获得救赎。一个名叫多罗修斯的狂热分子，信誓旦旦地预言，日耳曼异端会攻打布拉契尼斯的城门，使得皇帝大为惊慌。然后他又说上帝的报复会给世人树立榜样，让皇帝恢复信心。这些战力强大的部队通过国土，是极其少见和充满危险的事件。但是十字军东征使得两个民族进行频繁而常见的交往，扩大双方的知识范围，却没有消除他们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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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奢侈需要依靠世界各地的物产来维持，进口的品项靠着众多居民的技术和勤劳获得平衡，地理位置吸引全世界的商人。城市存在的每个时期，海外贸易全部操纵在异族手里。等到阿尔马菲没落以后，威尼斯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都在帝国的都城建立工厂定居下来，良好的服务所获得的报酬是崇高的地位和税务的豁免。他们拥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与当地人士的通婚增加了家庭的人口。在容忍建立伊斯兰的清真寺以后，更不可能禁止奉行罗马礼拜仪式的教堂。曼纽尔·科穆尼努斯的两位妻子都是法兰克人，头一位是康拉德皇帝的小姨，第二位是安条克王子的女儿。曼纽尔又为他的儿子娶了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的女儿，把女儿嫁给蒙费拉侯爵，这位侯爵在君士坦丁堡皇宫接受教育，获得很高的官位。希腊人与西部的军队开战，渴望能够夺取西部帝国。曼纽尔欣赏法兰克人的英勇也相信他们的忠诚，授予他们法官和财务官等待遇优厚的职位，这些不适当的做法反而使他们无法发挥军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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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的政策是求得教皇的结盟，公众大声疾呼，指控他偏袒拉丁民族和他们的宗教，[164]在他和他的继承人阿克里苏斯统治期间，君士坦丁堡对他们的指控是外国人、异端和徇私者。等到宣告安德洛尼库斯还朝和即位以后，这三重罪恶得到严厉的清算（1183 A.D.）。人民揭竿而起，暴君从亚洲海岸派遣部队和船只，帮助他们进行这场民族的复仇运动。外乡人毫无希望的抵抗，只能证实大众的愤怒已经到了杀人嫌刀剑不够锋利的程度。这些死在民族仇恨、贪婪和宗教狂热之下的牺牲品，无论是年龄、性别、朋友还是亲戚关系，都不能让他们获得逃生的机会。拉丁人被杀死在家中或街头，他们的居住区化为一片灰烬，教士被烧死在教堂里面，病人死在医院。他们比较仁慈的举动，是将4000名基督徒卖给土耳其人当作永久的奴隶，从而可以大致估计出有多少人遭到屠杀。为了摧毁教会的分裂主义者，教士和僧侣采取最积极的行动，发出最响亮的呐喊声。当教皇使节红衣主教的头被割下来，绑在一只狗的尾巴上面，带着野蛮的讽嘲意味被拖过街道时，他们竟然向上帝高唱感恩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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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消息灵通的外乡人听到最初的警报，很快撤到他们的船上，穿过赫勒斯滂海峡，逃离血流漂杵的现场。在他们赶回国的路途上，沿着海岸烧杀掳掠长达200英里的地区，要在帝国无辜的臣民身上实施残忍的报复，特别将教士和僧侣当成罪不可赦的仇敌，从抢劫的累积来补偿所损失的财物和朋友。等到他们返回故国，向意大利和欧洲揭露希腊人的富裕和虚弱、背信和恶毒，他们的罪恶被描述成货真价实的异端分子和分裂主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于审慎，错失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大好机会，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前往圣地的通道。后来东部发生一次内部的革命，诱使威尼斯人和法兰西人乘虚而入，很快完成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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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艾萨克统治的恶行和被其弟篡权的本末（1185—1203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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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拜占庭皇帝当中，我已展现出安德洛尼库斯的伪善和野心、暴政和败亡，他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科穆宁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那场使暴君一头从宝座上面栽下来的革命，救出艾萨克·安吉卢斯的性命，还能让他登基称帝[165]（公元1185年—1195年9月12日），他出身于同一王朝女性世系的后代。安吉卢斯的作为酷似尼禄，他可能会发现，要想无愧于臣民的爱戴和尊敬极其容易。即使大众有时也对安德洛尼库斯的施政不无遗憾。这个暴君有清醒和灵活的头脑，能够明白个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当那些能使他有所顾忌的人都对他感到畏惧时，毫无戒心的人民和遥远的行省可能会感到庆幸和祝福，能有这样一位坚持正义原则的主子。但是那位推翻他的继承人渴望和嫉妒他的最高权力，他却根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贯彻执行。艾萨克的恶行对人类极其有害，提到美德（如果他能有任何美德的话）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希腊人把这些灾难归咎于他的大意和疏忽，拒绝承认他有任何短暂或偶然的功劳能够有利于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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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整日无所事事地高居宝座，只有声色之娱能使他振奋起来，靠着喜剧演员和小丑陪他取乐打发时间，甚至这些小丑对皇帝都心存鄙夷和不齿。他的喜庆宴会和宫殿建筑都远超过皇室奢华的标准，宦官和仆从的总数高达2万人，每天的开支是4000磅白银，使得每年家用和饮食的经费高达400万英镑。他全靠压榨的手段解决巨大的赤字，对赋税的任意征收和应用更加激起公众的不满。希腊人计算他们受到奴役的天数时，有名善于奉承的预言家向他提出保证，因此获得了教长的职位。预言家说他有32年战果辉煌的长期统治，无上的权势扩展到利巴努斯山，征服的地区将越过幼发拉底河。不过他为了实现预言唯一向前迈出的步伐，是向萨拉丁派遣阵容庞大和成员复杂的使节团[166]，要求他归还圣墓，还要与基督徒的仇敌签订攻守同盟。希腊帝国剩余的国土在艾萨克和他兄弟这两个废物手里彻底葬送了。塞浦路斯这个光凭名字就会给人带来高雅和欢乐感觉的岛屿，被一位与他同名的科穆宁君王所篡夺。在一连串相互关连的奇特事件之后，英格兰的理查德用他的剑将这个王国赠给吕西尼昂家族，作为他丧失耶路撒冷非常丰盛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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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叛乱（1186 A.D.），使王国的荣誉和首都的安全受到很深的伤害。自从巴西尔二世获得胜利以来，在17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支持拜占庭君主松散的统治，但君士坦丁堡对于这些野蛮的部落，没有采用任何有效措施来加强法律和习俗的约束力量。在艾萨克的命令之下，他们赖以为生的牛群和牲口全被赶走，奉献给盛大排场的皇家婚礼。他们那些凶狠的武士在军中服役，得不到平等的阶级和应有的薪饷，心中感到愤愤不平。两位有古代国王血统的势力强大的首领彼得和阿桑，要求他们应有的权利和民族的自由。有些装神弄鬼的骗子向群众宣称，圣德米特里乌斯这位光荣的主保圣徒已经永远抛弃了希腊人的事业，于是一场战火从多瑙河一直烧到马其顿和色雷斯山区。艾萨克·安吉卢斯和他的兄弟经过差强人意的努力，不得不默认他们的独立。皇家军队很快在海姆斯山的隘口一带，发现沿路散布着战友的白骨，士气为之沮丧。第二个保加利亚王国凭着约安尼斯的武力和政策，能够稳固地建立起来。精打细算的蛮族向英诺森三世派遣使臣，认同自己在血统和宗教方面都是罗马的嫡子[167]，用恭敬的态度接受教皇授予的铸币权、皇家的头衔以及拉丁总主教的圣职。保加利亚一直是分裂运动的首要目标，梵蒂冈为精神上的征服而欣喜万分。要是希腊人能保住教会的管辖权，就是放弃对那个王国的统治权，也会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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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人怀着恶毒的念头，希望艾萨克·安吉卢斯能够长命百岁，这是他们自由和繁荣的最可靠保证。然而他们的首领却不分青红皂白，对于皇帝的家族和整个民族，都表现出极为藐视的态度。阿桑对他们的军队说道：“对于所有的希腊人而言，同样的气候、性格和教育，就会产生同样的果实。”这位武士继续说：“请看这根长矛的红缨和旗帜上面飘动的长幡，质料是同样的丝绸，是由同一个工匠制造而成的，仅仅颜色不同而已。染成紫色的幡带并不见得价值更高，或是有什么特别之处。”[168]在艾萨克统治帝国期间，好几位争夺紫袍的竞争者旋起旋灭。有一位击退西西里舰队的将领，被忘恩负义的君主逼得造反，最后走上毁灭之途。暗中的阴谋活动和民众的揭竿而起，扰乱了他那豪奢的休闲生活。皇帝能保住性命完全是出于偶然，多亏了几个奴仆的卖力，但他最后还是被狼子野心的弟弟推翻，为了一顶并不稳靠的皇冠，亲情、忠诚和友爱的职责，全部被置之脑后。[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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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在色雷斯山谷，尽情享受懒散和单调的狩猎之乐，他的弟弟阿历克塞·安吉卢斯在军营受到一致的推举，穿上紫袍登基称帝（公元1195年—1203年4月8日），首都和教士同意他们的选择。虚荣心重的新君抛弃父辈传承的名字，采用科穆宁家族高贵的皇室称号。我已经用尽藐视的言辞，来描述艾萨克可鄙的天性，这里只能补充几句：在8年的统治期间，更为下流无耻的阿历克塞获得妻子的支持，身为皇后的优芙罗西尼犯下各种男性常犯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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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发现卫士不再听从他的命令，才得知自己已经被推翻，产生敌视的态度和追捕的行动。他逃了50多英里，到达马其顿的斯塔吉拉，但是失去臣民和追随者的逃犯还是被抓回君士坦丁堡，剜去两个眼珠，关在无人的高塔里，靠着一点面包和饮水聊以维生。发生这场政变时，被视为帝国的希望而受到教养的儿子阿历克塞仅有12岁，受到篡位者的饶恕将他留在身边，以便在平时和战时展现自己不可一世的气派。当他的军队在海边扎营时，一艘意大利的船只使得年轻的王子轻易走脱，他装扮成普通水手逃过敌人的搜查，穿越赫勒斯滂海峡，在西西里找到安全的避难所，前往罗马朝拜使徒的门墙，恳求教皇英诺森三世给予保护。阿历克塞接受他的姐姐艾琳慈爱的邀请，她是罗马国王土瓦本的菲利普的妻子。他在穿越意大利期间，听说西部骑士的精英人物到威尼斯集结，准备出兵解救圣地。他的胸中立即燃起一线希望，也许可以利用十字军所向无敌的刀剑，为他父亲夺回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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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起第四次十字军获得法兰西贵族的支持（119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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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失陷以后过了10或12年，法兰西的贵族听从第3位先知的呼吁，再度受到召唤要参加圣战。这位先知或许不如隐士彼得积极进取，比起圣伯纳德的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才能，相差更是不能以道里计。讷伊的富尔克是巴黎附近一位识字不多的教士，他放弃在教区的圣职，要在群众中担任巡回传道士，负起更为自豪的使命。等到他那圣洁和奇迹的名声传遍各地，他用严厉和激烈的言辞抨击那个时代的罪恶，巴黎街头的布道演讲使得强盗、高利贷者、娼妓，甚至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纷纷悔改，愿意受洗加入教门。英诺森三世刚刚登上圣彼得的宝座，马上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法兰西宣布成立新的十字军。口若悬河的教皇生动地描述耶路撒冷的苦难、异教徒的胜利和基督教世界的羞辱。他非常慷慨地提出赎罪的办法，所有在巴勒斯坦亲自服役1年或找到代理服役2年的人，可以被赦免一切罪孽。他派出的使者和演说家都在吹起神圣的号角，其中以讷伊的富尔克声音最响收效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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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几个主要的王国就当时的处境而言，对于宗教的号召产生反感。皇帝腓特烈二世还是个小孩，不伦瑞克和土瓦本两个敌对的家族，使他的日耳曼王国不断发生争执，让人想起圭尔夫和吉贝林两个党派的倾轧。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曾经立下危险的誓言，现在却难以说服他违背良心再度出征，但是他对于美誉的野心不亚于对权力，非常乐意为保卫圣地成立一个永久的基金。英格兰的理查德满足于第一次冒险行动的荣誉和灾祸，竟然对富尔克的规劝加以嘲笑，要知道这位教士在国王面前毫无自惭之色。金雀花王朝的国君说道：“你劝我抛弃骄傲、贪婪和纵欲这3个心爱的女儿，那我就将她们送给最有资格得到的人：我的骄傲交给圣殿骑士，我的贪婪交给基思陶克思的僧人，我的纵欲交给高级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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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愿意听从布道者劝说的是位高权重的诸侯，也就是那些居于第二级的君主，其中以香槟伯爵狄奥巴尔德，在神圣的竞赛中位列前茅。勇敢的22岁青年受到父兄榜样的鼓励，他的父亲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长兄带着耶路撒冷国王的头衔葬身在巴勒斯坦，他的贵族地位获得2200名骑士的服役和效忠。[170]香槟地区的各级贵族在战争方面能够出人头地，狄奥巴尔德与那瓦尔的女继承人缔结婚姻关系，可以在比利牛斯山的两侧，征召强悍的加斯科涅人组成一支队伍。布卢瓦和沙尔特斯伯爵路易同是献身军旅的战友，像他一样具有皇室的血统，这两位诸侯同时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的侄子。此外，还有一大群高级教士和贵族仿效他们的狂热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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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要提到蒙莫朗西的马修，他有出众的身世和功勋；还有蒙福尔的西门，他以“艾伯塔异端之鞭”著称于世；以及一位勇敢的贵族、维尔哈杜因的杰福里[171]是香槟的元帅[172]，身为主要人物，参与各种会议和活动，不惜用当地粗俗的土语[173]写下或口授[174]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就在同一个时候，娶狄奥巴尔德的姐妹为妻的法兰德斯伯爵鲍德温，连带他的兄弟亨利，以及那个富饶和勤奋行省大部分的骑士和市民，一同在布鲁日举起十字架。[175]首领举办马上比武，用来支持他们在教堂立下的誓言。作战的行动方案经过多次集会的充分讨论和说明，找出了解救巴勒斯坦的关键点，即埃及，这个国家在萨拉丁过世以后，几乎已经被饥馑和内战摧毁。但是如此众多的皇家军队的悲惨命运，非常清楚地表现出陆上远征的艰辛和危险。如果不是法兰德斯人居住在沿海地区，那么法兰西的贵族仍旧会缺乏船只，保持对航海一无所知的状态。他们采取明智的决定，就是选出6位委员或代表，其中包括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在内，在发誓要尽忠职守以后，让他们全权负责指挥整个联盟的行动。只有意大利滨海的城邦国家拥有运输工具，可以装载神圣的武士以及他们携带的武器和马匹。6位代表前往威尼斯，请势力强大的共和国基于宗教或利益的动机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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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和对外贸易的状况（697—120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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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时，我曾经提到威尼斯人从大陆上已经陷落的城市逃跑，在亚得里亚海湾尽头一连串小岛找到隐蔽的避难所。在这片水域中，他们生活在自由、贫穷、勤劳和隔绝的环境之中，逐渐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威尼斯最早的根基建立在里亚托岛，每年选出12个护民官的制度，被一个终身任职的公爵或元首取代。威尼斯人处在两个帝国的边缘地带，热衷于相信原始和永恒的独立，[176]靠着武力从拉丁人手里确保古老的自由，也许要用文字和条约来加以肯定。查理曼大帝对亚得里亚海湾放弃所有要求的主权，他的儿子丕平对运河交错地区的攻击总是吃败仗，骑兵认为那里的水太深，对于船只的航行而言则又太浅。在日耳曼恺撒统治的每一个时代，共和国的领土与意大利王总是泾渭分明。但是威尼斯的居民反而被他们自己、外地人以及他们的统治者看成希腊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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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有许多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从属的地位，威尼斯的公爵渴望获得拜占庭宫廷赐予的虚衔和奴性的荣誉，就自由人民的官员看来，这完全是自甘堕落的行为。这种附庸关系的结合并非绝对也不可能牢固，由于威尼斯的野心和君士坦丁堡的软弱，双方的联系无形中变得更为松散。从一开始的要求服从退化到保持尊敬，从授予特权发展为专卖，本国政府的自主权随着国外领土的独立而获得加强。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滨海城市，都接受亚得里亚海湾主人的统治。当他们为了阿历克塞的帝业，武装起来反对诺曼人时，皇帝靠的不是他们身为臣民的责任，而是忠实盟友的感激和慷慨。对威尼斯人而言，海洋是祖传的产业[178]：地中海的西部从托斯卡纳到直布罗陀，都已落入他们的对头比萨和热那亚的手里；但是威尼斯早已从希腊和埃及的商业活动中赚到非常丰厚的收益。他们的财富随着欧洲的需求而增长，无论是丝绸、玻璃的制造，还是银行的建立，都是极为古老的行业，使他们能在高贵的公众和私人生活中享受勤劳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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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向外敌报复以及保证航运的畅通，派出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由100艘人员齐备的战船组成。希腊人、萨拉森人和诺曼人曾经在海上遭遇威尼斯的水师。叙利亚的法兰克人接受威尼斯人的帮助，占领了很长一段海岸地区。但他们的热情并非出于盲目或无私，提尔的攻取可以分享这座城市的统治权，能够掌握位居世界第一的商业中心。威尼斯的政策表现出一个商业国家的贪婪和海上强国的傲慢，然而这种野心还是有限度的，他们从未忘记自己因何而强大，如果说武装的战船是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那么贸易的商船就是根基和靠山。他们在宗教方面避免希腊的分裂主义，也不会对罗马教皇表现出奴性的服从，尽量与世界各地的非基督徒自由来往，可以及时遏止迷信行为的狂热。威尼斯的原始政府是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相当松散的混合体，元首由共和国全民大会选举产生，只要有民众的爱戴和成功的施政，就可以用君王的排场和权威进行统治。但是在国家经常发生变革的状况之下，他会被主持正义或毫无正义的群众运动所罢黜、放逐或杀害。在12世纪首度出现明智而又充满猜忌的贵族政治，元首成为华丽的摆设，更不容人民置喙。[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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