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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匹夫之勇就能从臣民的地位爬升到耶路撒冷或是君士坦丁堡帝王的宝座，只有骑士时代才会产生这种现象。虚有其名的耶路撒冷王国已传到玛丽的手里，她是蒙费拉的康拉德和伊莎贝拉的女儿，阿尔梅里克的孙女。她在公众的欢呼声中，嫁给布里恩的约翰，他出身于香槟一个贵族家庭，根据腓力·奥古斯都的看法，约翰是圣地最杰出的保卫者。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他曾率领10万拉丁人征服埃及，靠着他才完成达米埃塔的围攻，后来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使节的傲慢和贪婪。等到他的女儿和腓特烈二世结婚[256]以后，皇帝的忘恩负义使他在一怒之下接受托付，愿意指挥教会的军队。尽管布里恩的约翰年事已高，被剥夺皇室的权利，但他那锋利的长剑和抖擞的精神，仍然时刻准备为保卫基督教世界而战。科特尼的鲍德温在他的兄长7年统治期间，幼稚的性格还没有脱离孩子气，罗马尼亚的贵族感觉十分有必要将王权交到一个男子汉或英雄人物的手中。耶路撒冷在位已久的国王可能对摄政的称呼和职位不屑一顾，他们同意授予他终身国王的头衔和特权（1228—1237 A.D.），唯一的条件是他的二女儿要嫁给鲍德温，让鲍德温成年后继承君士坦丁堡的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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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恩的约翰凭着他的名声、他的推选和他的临朝，给希腊人和拉丁人带来莫大的期望。大家都崇拜他那英勇的神态、年过80仍然硬朗，朝气蓬勃保持着超乎常人的极其魁梧和伟岸的身材。[257]但是贪财重利和好逸恶劳的念头似乎冷却了他的雄心壮志，军队都已解散，2年的时间白白浪费，没有任何行动和建树。直到尼斯的瓦塔西斯和保加利亚国王阿扎恩危险地结盟，才使他清醒过来。他们从海上和陆地两面包围君士坦丁堡，分别率领一支10万人的大军和300艘战船的舰队。这时拉丁皇帝的军力只剩下160个骑士，以及数量不多的下级武士和弓箭手。我现在提到这件事都感到心惊胆战，这位英雄不去防守城市，反而率领骑兵出击，敌人有48个骑兵队，仅有3个队从他所向无敌的剑下逃脱。他的榜样鼓舞了士气，步卒和市民抢登停泊城墙附近的船只，其中有25艘被大家喜气洋洋地拖回君士坦丁堡港口。在皇帝的召唤之下，这些船只和盟友都全副武装，参加守备的行列，冲破阻挡他们通过的障碍。翌年，他们再次打败同一批敌人。那个时代一些文词粗俗的诗人，将布里恩的约翰比为赫克托耳、罗兰和犹大·马加比，[258]但他们的功勋和他的光荣，都因希腊人的不置一词而受到贬抑。帝国很快失去最后的捍卫者，这位临死的君王渴望穿上方济各会修士的服装进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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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里恩的约翰获得两次胜利的战争中，那位受他监护的鲍德温，我未曾发现他有任何功绩，也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在那时已到达服役的年龄，在养父逝世后继承他的宝座（公元1237年3月23日—1261年7月25日）。这位皇家年轻人被授予更适合他个性的使命，被派去拜访法兰西国王的西部朝廷，尤其是教廷的所在地，希望他的天真坦诚和所受苦难能激起同情心，获得一些人员或金钱的援助，解救濒临灭亡的帝国。他曾经3次从事乞师列国的工作，每次他都故意拖延时间迟迟不肯返国，25年的统治中在国外度过的年头比国内还要多，皇帝认为没有一个地方，比起他的故乡和首都使人感到更不自由和缺乏安全感。在某些公共场合，奥古斯都的称号和紫袍的荣耀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还有就是在里昂的大公会议上，腓特烈二世被废黜，并被判处破门罪，鲍德温身为东部的共治者，最大的礼遇是能坐在教皇的右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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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这位出亡者、流浪汉和皇家乞丐到处打躬作揖、腼腆求情，遭到自己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白眼。他第一次出访英格兰，在多佛受到拦阻和严辞谴责，竟然说他未得许可擅自进入一个独立王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耽误以后，鲍德温终于获准继续他的旅程，各方对他的接待都很冷淡，临别时他还要为700马克的礼物一再表示感激。他从贪婪的罗马只能得到十字军的一纸公告，以及教会恩典所赐予的一笔财富，那些钱币因为发行和使用的浮滥，在流通的市场上已经贬值。家世出身和流离颠沛使他得到慷慨的表兄路易九世的青睐，但是这位圣徒想要在军事上有番作为，却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埃及和巴勒斯坦。鲍德温只有出售最后的世袭产业，就是那慕尔侯爵和科特尼领主的封地，[259]暂时缓解公众和他个人所处的贫穷困境。他只有接受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带领一支3万人马的军队再度回到罗马尼亚，由于希腊人的恐惧心理，夸大了部队兵员的数量，将之翻倍。最初送到法兰西和英格兰的信息是他的胜利和希望，他所侵入的国家离首都只有3天的行程，如果能够顺利夺取一座虽然没有名气但重要的城市（很可能是契奥利），不仅边境能得到安全，进出也更为容易。但是这些希望（假定鲍德温说的真有那么一回事）很快像春梦一样消失，法兰西的军队和钱财在他无能的手里折损殆尽。靠着与土耳其人和科曼人极不光彩的联盟，来保护拉丁皇帝的宝座：他为了笼络土耳其人，同意将侄女嫁给朝廷设在科尼不信上帝的苏丹；同时为了讨好科曼人，答应他们使用异教的仪式，在两军的阵前杀狗献祭，双方歃血为盟以保证彼此的忠诚。[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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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已经穷困到难以维生的地步，将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和监狱的空屋拆除作为冬天的燃料，剥下教堂的铅皮应付日常的开支。一些意大利的商人放给他高利贷，极尽刻薄之能事，腓力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被当作借债的保证抵押在威尼斯。衣食不周的确不幸，但是财富是相对的。一位家用原本富足的君王因为需求的增加，饱尝贫穷带来的焦虑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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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处于难堪的苦难之中，皇帝和帝国还拥有一件相当珍贵的财宝，基督教世界的迷信使它具备非常奇特的价值。真十字架的身价因不断地分割而降低，长期留在异国，与不信上帝的人在一起。东部和西部拿出那么多的真十字架碎片，这种行为自然会有人产生怀疑。但是耶稣受难的另一件遗物保存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家礼拜堂，那顶戴在基督头上的荆棘冠冕同样价值连城而且货真价实。从前埃及的债务人经常使用的办法，是将父母的木乃伊当作贷款的抵押品，出于荣誉和宗教方面的顾虑，到期一定会赎回。在类似的状况之下，罗马尼亚的贵族趁着皇帝不在朝中，就用神圣的荆棘冠冕当作抵押，借到13134块金币。[261]后来他们未能履行契约，威尼斯一位名叫尼古拉·奎里尼的富商愿意为他们垫款，支付给急着要求还钱的债权人，条件是他们如果无法在一个短暂而确定的期限之内赎回作为抵押的遗物，物品就要留在威尼斯成为永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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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贵族将苛刻的条件和面临的损失报告皇帝，帝国无力拿出7000镑的赎金，鲍德温急着从威尼斯夺回宝物，好用光荣而高昂的价格交到虔诚的基督教国王手中。然而谈判带来很微妙的难以处理的问题。哪位圣徒要购买遗物，便触犯买卖圣物牟利罪，但是如果能改变这种表达的方式，他便可以合法地清偿债务、接受馈赠和履行义务。他派出两位多明我会的修士作为使节前往威尼斯，要去赎回神圣的荆棘冠冕，圣物不久之前才逃过海上波涛和瓦塔西斯战船截夺的危险。他们打开木箱，发现里面有一个圣物柜贴着元首和贵族的封条，存放着一个装着耶稣受难遗物的金瓶。威尼斯勉强屈服于正义和实力的要求；腓特烈皇帝同意给予他们礼遇让他们光荣地通过国土；法兰西宫廷前往香槟的特鲁瓦，虔诚迎接价值无法估算的神圣遗物。国王赤脚只穿一件内衫，亲自捧着圣物，用凯旋的行列穿过巴黎城，还用1万银马克的赠款弥补鲍德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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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交易促使拉丁皇帝想用同样合算的条件，处理皇家礼拜堂一些剩余的品项。[262]像是真十字架很大部分的实物，圣子的婴儿衣物，耶稣受难的长矛、海绵和铁链，摩西的手杖，施洗者圣约翰的部分头盖骨。圣路易为了接纳基督教的精神宝藏，花了2万银马克，在一个庄严的地基上兴建神圣的巴黎皇家礼拜堂，赋予布瓦洛的缪司不朽的称号，让人感到十分可笑。任何人都无法提出证据证明遥远的古代遗物真实无虚，只有认为遗物曾经产生奇迹的教徒才会确信无疑。大约在上个世纪的中期，有一个人罹患无药可治的肿瘤，被用神圣荆棘冠冕的刺轻触一下立即痊愈[263]，法兰西最虔诚和最理性的基督徒曾经证实这件异闻。除了那些对宗教的轻信抱着抗拒到底的人，谁也不能证实这种奇迹绝无可能。[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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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希腊人大举进击驱逐拉丁人光复君士坦丁堡（1237—126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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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265]四面受敌，形势岌岌可危，延迟败亡的唯一希望在于，他们的敌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发生内讧。尼斯皇帝瓦塔西斯的优势兵力和策略，使他们仅有的一点希望也为之粉碎。在瓦塔西斯的统治之下，从普罗蓬提斯内海到潘菲利亚的岩石海岸，整个亚洲地区保持着繁荣与和平，每一次战役的结果都扩大了他对欧洲的影响力。多山的马其顿和色雷斯那些坚固的城市，都从保加利亚人的手里被解救出来，这个王国现有的已确定的国界，开始沿着多瑙河南岸延伸。罗马唯一的皇帝不能容忍伊庇鲁斯的领主、西部科穆宁王朝的王侯，竟敢出来争夺或分享紫袍的荣耀。谦恭的德米特里乌斯改换靴子的颜色，满怀感激地接受地区统治者的称号。这样一来自己的臣民为他的卑劣和无能所激怒，向他们最高的主子瓦塔西斯请求保护。经过一番抵抗以后，帖撒洛尼卡王国并入尼斯的帝国，瓦塔西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统治了从土耳其边界到亚得里亚海的广大版图。欧洲的君主全都尊重他的才能和实力，如果他愿意签署一份正统教义的信条，教皇就会毫不勉强地放弃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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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瓦塔西斯逝世，接位的儿子狄奥多尔的统治短暂而多事，他的孙子约翰年幼无能为力，延迟了希腊人的复国行动。我在下一章要叙述国内的重大变故，在这里只能提到，监护人和共治者米凯尔·帕拉罗古斯野心勃勃（公元1259年12月1日），的确表现出一代新王朝奠基者的德性和罪恶，年轻的君王深受他的压迫。自我安慰的鲍德温皇帝认为，用无约束力的谈判可以收复一些行省和城市。他的使臣在尼斯受到嘲弄和藐视以后只能铩羽而返。他们提出很多希望能够归还的地方，帕拉罗古斯指出，由于非常特殊的缘故，这些地方在他看来，不仅非常可爱而且让他珍惜：有一个地点是他的出生地，还有一处是他擢升军事指挥官的地点，再有就是享受狩猎乐趣的位置，他希望能长远保有这种福分。极为惊愕的使臣问道：“那你准备将哪个地方交还我们呢？”希腊人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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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没有，寸土尺地都不给。如果你们的主子真心寻求和平，就让他每年付给我贡金，额度是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和关税收入。答应这个条件，我就同意他继续统治。要是他拒绝，我只有诉诸战争。我对用兵可不是外行，一切全靠上帝和武力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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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对伊庇鲁斯暴君的一次远征，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在获得了一次胜利以后，他紧接着遭遇了一场败北；科穆宁家族和安格利家族在他的斩草除根和统治以后，还能在山区幸存；而亚该亚的君王维尔哈杜因被俘，则使拉丁人失去了他们行将毁灭的王国的最活跃、实力最强的诸侯。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共和国第一次的海上交锋，是为了争夺东部海域和贸易的控制权。骄傲和利益使威尼斯人投身于君士坦丁堡的守备工作，他们的对手则一心想要促成希腊人的计划，热那亚人与分裂主义的征服者结盟，使得拉丁教会极为愤慨。[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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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尔皇帝全心全力要达成远大的目标，亲自巡视色雷斯的部队训练，以及加强工事整备。拉丁人的残余队伍被驱离最后一个据点。他攻打加拉太的郊区，没有成功，与一位想要反叛的贵族建立联系，事后证明贵族没有意愿或是缺乏能力，无法开启这个大都会的城门让他进去。次年春天，备受赏识的部将阿历克塞被授予恺撒的头衔，奉命带领800名骑兵和若干步卒，[267]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执行秘密的远行任务。他接到的命令是要他尽量接近这座城市，进行探听和侦察，但是绝不能冒失行动，以免引起危险和状况不明的交战。在普罗蓬提斯海到黑海之间相邻接的地区，有一群吃苦耐劳的农民和罪犯在讨生活，他们经常操练各种武器，没有确切的效忠对象，语言、宗教和眼前利益使他们比较倾向于希腊人。他们被称为“志愿军”[268]，自动投效以后，加上色雷斯的正规部队和科曼人的协防军[269]，阿历克塞的兵力扩大到2.5万人。志愿军的热诚积极和阿历克塞自己的雄心壮志，使得恺撒不再忠实执行主子的命令，相信只要获得胜利就能赢得国君的宽恕和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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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士坦丁堡的防务空虚和拉丁人的色厉内荏，这些“志愿军”早已看在眼里，认为目前是出击和攻取城市的最佳时机。威尼斯殖民区的新总督是一名行动鲁莽的年轻人，率领30艘战船和最精锐的法兰西骑士启航，对达弗努西亚进行非常任性的远征行动，这座城市位于黑海沿岸，相距有40个里格。剩下一部分的拉丁人失去自卫能力，也不明了自己的处境。他们接到的信息是阿历克塞已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由于知道他原来的兵力并不强大，所以并不感到忧虑，对于后来增加的数量，没有采取审慎的做法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时志愿军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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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留下主力作为行动的支撑和后援，就可以率领精选的队伍利用暗夜掩护前进。在城墙最低的位置架云梯时，他们确定有一名年老的希腊人会带领他们的同伴从地下通道到达他的家中。他们很快从内部在金门打开一条进出的通路，这样一来，在拉丁人还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前，征服者已经进入城市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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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讨论以后，恺撒完全听从志愿军的主张，他们都是可靠、英勇和善战的士兵，刚才在叙述计划时，我已经提到他们对计划的实施和最后的成就。但等到阿历克塞通过金门的城门口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不禁急得全身发抖，马上停下来再三考虑。不顾一切的志愿军催他赶快前进，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现在要是撒手不干，会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就在恺撒指挥正规部队排列阵式时，科曼人向四面散开，警报的号角已经吹响，纵火和抢劫的威胁迫使市民要马上做出决定。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记起那些本土的统治者，热那亚商人是他们的新盟友也是威尼斯人的仇敌，城市每个区域都武装起来，空中回响起一致的呼叫声音：“罗马神圣的皇帝，米凯尔和约翰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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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死对头鲍德温被喊声惊醒，然而最凶险的情势也无法鼓舞他的斗志，让他拔出剑来保卫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即使主动放弃这座城市，也只会感到欣慰而不是遗憾。他从皇宫逃到海边，正好远远看到回航的舰队，他们远征达弗努西亚无功而返。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公元1261年7月25日）是无可挽回的命运，拉丁皇帝和显要的家族全都登上威尼斯的战船，发航开往埃维亚岛，后来又驶向意大利。这群流亡的皇室成员受到教皇和西西里国王的款待，主人的脸上难免流露出藐视和怜悯的神色。从君士坦丁堡沦陷到他逝世，他花了13年时间乞求正统基督教强权国家出兵帮助他登基复位。这种受人白眼的遭遇他在年轻时早已经历过，最后这次的流亡比起前3次到欧洲宫廷的朝拜，并不见得更为困苦或羞辱。他的儿子菲利普是一个帝国的理想继承人，菲利普的女儿凯瑟琳嫁给瓦罗瓦的查理，是法兰西“仁君”菲利普的弟弟，也将继承权带走。科特尼家族通过一系列与皇室的联姻始终名列皇族世系中，直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过于显赫，不容与平民的姓氏掺混，才在无声无息间消失并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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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次十字军东征产生的结果和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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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叙述了拉丁人到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的远征行动，以及几次意义重大的十字军东征，我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应该就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参与其事的民族，提出主要的结果和产生的影响。法兰克人的军队刚刚撤走，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世界虽然还保持对他们的回忆，却已抹除了所有的印象。先知那些虔诚的门徒从来没有产生过亵渎的念头，想要去研究偶像崇拜者的法律或语言。他们在和平与战争期间与西部不知名的陌生人来往，原来简朴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没有因而产生丝毫的改变。自视甚高，其实不过是妄自尊大的希腊人则表现得不那么固执呆板。他们为了光复失去的帝国，尽一切努力效法敌人的骁勇、纪律和战术。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文献和学术大可以抱着藐视的态度，但是这些文献和学术所产生的自由精神，却可能让他们更多地理解人权问题。他们以法兰西人为榜样，建立了一些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制度。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的通信来往可以传播拉丁语文的知识，一些先贤的著述和古典的作品终于有幸出现希腊文译本。但是迫害的行动激起东方人产生民族和宗教的偏见，拉丁人的统治使两个教会的分离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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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拉丁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就相关的知识、产业和技艺做一番比较，我们那群粗野的祖先就要落到三等民族的地位。至于后来的进步和现在的领先，可以归功于奋发图强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那些更为优雅的对手对这方面毫无所悉，以致处在停滞的状态，甚至产生退化的现象。拉丁人具备的这种特质，应该能使他们从一连串重大事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世界的光明远景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并使他们与更为开化的东部地区长久保持频繁的交往。首要的、最明显的进步是贸易和生产，这方面的技艺出现强烈的诱因，主要是对财富的渴求、出于生活所迫的需求以及欲念或虚荣的满足。在一群不用头脑的宗教狂热分子当中，一个俘虏或朝圣者有时可能会留意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精致和悠闲的生活。谁要是第一个引进风车[270]，就会成为许多民族的恩人。要是大家只知享受恩泽而不知感激，历史倒会不厌其烦地记载，曾经作为奢侈品的丝绸和蔗糖从希腊和埃及传入意大利。但是拉丁人对智慧的需要在感受和供应方面都比较缓慢，欧洲激起研究和求知的热情，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以及受到近期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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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对于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献和学术根本视若无睹，一些数学和医学方面的入门知识可能通过实践和借助一些图表被传播开来。商人和士兵这些庞大的职业基于需要也产生了若干译者，但是东方的商业并没有将与他们的语言有关的知识和研究传入欧洲的学校。如果一种类似的宗教原则驳斥了《古兰经》的语言形式，就会激起他们的耐性和好奇，想去了解《福音书》原文的含意，相同的文法就会使人能理解柏拉图深邃的思想和荷马优美的诗句。然而在60年的统治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对于臣民的语言和学术始终不屑一顾，手稿和抄本是本地人士唯一可以享受的财富，不会遭到忌恨或抢夺。西部的大学确实把亚里士多德奉为贤哲之士，但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却来自蛮荒之域。身为拉丁的门徒弟子不去溯本追源，只是从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那里，用谦恭的态度接受讹误过多和距离遥远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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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的基本原则是野蛮的宗教狂热，最重要的成果一如发起的原因。每名朝圣者抱持最大的野心，要获得希腊和巴勒斯坦的圣徒遗物，将之当成神圣的战利品凯旋，[271]每件遗物前前后后都必然伴随着一连串的奇迹和显灵。新兴的神话传说败坏正统基督教的信仰，原有的运作方式也受到新的迷信行为影响。像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各种僧侣修道会的创办、恩典和赦罪的滥用以及偶像崇拜最后的发展，全都从圣战有毒的源泉中涌现出来。拉丁人的理性和宗教的生命被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攫走，如果说9世纪和10世纪是黑暗的时代，那么13世纪和14世纪就是荒谬和神话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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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北方征服者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耕耘肥沃的土地，不知不觉与省民混杂在一起，使得古代的技艺从灰烬中复燃。他们大约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定居下来，能获得某种程度的秩序和安定。等到一群新的侵略者将他们推翻，蜂拥而至的诺曼人、萨拉森人[272]和匈牙利人又使欧洲西部国家陷入过去混乱和野蛮的状态。大约在11世纪时，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战败被逐或是改变信仰，第二次的风暴才慢慢平息。文明的潮汐长期处于低落的状态，现在开始以稳定和加快的速度流动起来，新生的一代面前是一幅更美好的远景，充满着和平的希望和成功的机会。在十字军东征的200年间，欧洲经济增长幅度极大，社会发展的速度更为加快。有些哲学家赞扬这些圣战的有利影响，但是就我的看法，圣战只会妨害而不是促进欧洲的稳定和成熟。[273]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劳力葬身东部，要是用来发展自己的国家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勤劳和财富累积的资本将充分满足航运和贸易的需要；拉丁人与东部各地区真诚和友善的交往，不仅会使他们更富有，也会让他们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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