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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说明仓促拟定的密谋所带来的毁灭性祸害，以及这些主角最后遭遇的景况。[337]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晚年在内部的斗争中消耗殆尽，一再引起的战争和签订的协议，使他的权力和声誉在慢慢衰退，直到一个决定命运的夜晚，城市和皇宫的门户全部敞开，已经无法阻挡他的孙儿长驱直入。负责防务的将领对于危险的警告一向带着藐视的态度，根本不知大难临头，把部队撤下来休息。虚弱的国君遭到抛弃以后只有几位教士和随从陪同，在恐惧之中度过无法入眠的长夜。充满敌意的喊叫很快让人感到惊恐，向公众宣布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头衔和胜利。年迈的皇帝趴俯在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前面，送出一封乞求的信函，只要征服者饶他性命，愿意放弃帝位。孙儿的答复非常合乎情理而且表现出孝心，在他朋友的一再坚持之下，年轻的安德洛尼库斯唯一的要求是掌握政权。年迈的祖父仍然享有太上皇的称号和最崇高的地位，居住在规模最宏伟的宫殿中，每年的用度是2.4万枚金币，一半由国库支应，另外一半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渔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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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到他丧失权力以后，很快受到蔑视被人遗忘。皇宫陷入无边的沉寂之中，只有邻近的牲口和家禽丝毫不感畏惧，大摇大摆地穿过落寞的庭院。津贴减到1万枚金币[338]，不管对方答应多少，他也只能抱着希望而已。他的视力逐渐丧失，为他的灾难带来更多的痛苦，监禁所受到的限制也日益严苛，趁着他的孙儿不在朝中和患病，无情的看守人威胁要立即将他处死，逼他用紫袍去换寺院的服装和修道的生活（公元1328年5月24日）。“僧人”安东尼看破红尘的繁华，然而他在冬季还是有粗糙的皮毛衣服御寒。他的悔罪要禁绝饮用酒类，而医生以患病为理由不让他喝水，他只有把埃及的清凉果汁作为饮料。前任的皇帝即使想花三四块钱去满足这种简单的需要，也不一定能够办得到。要是他期望能借些黄金去帮助朋友，解决他们遭到痛苦不堪的灾难，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真是极其可敬。逊位以后过了4年，安德洛尼库斯二世或安东尼以74岁的高龄，在修道院的小室内逝世（公元1332年2月13日），最后获得奉承之辞，说他虽然在世间一事无成，却能在天堂接受荣誉的冠冕。[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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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统治（公元1328年5月24日—1341年6月15日）并不见得比他的祖父更为光荣或者运道更佳。他用尽心血夺取野心勃勃的成果，但能享用的时间何其短暂而滋味又何其苦涩。他登上权势的顶峰以后，丧失早期仅存的人望，性格的缺陷使得全世界注目。他受到公众的指责，不得不御驾亲征去迎战土耳其人，他的勇气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会战的败北和个人的负伤，是亚洲的远征行动仅能获得的战利品，也是奥斯曼君主国能够稳固建立的保证。文职政府的弊病和陋习已经到达触目惊心的地步，他对惯例和形式的忽略，以及混淆民族的服装，令希腊人深感悲痛，认为是帝国沦亡最明显的征兆。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年轻时生活不检点使得他的身体更加容易虚弱，虽然患了一次重病能够复原，可能是自行的痊愈、医生的治疗或圣母的保佑，但还是在45岁的盛年被死神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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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结过两次婚，拉丁人在武器和艺术方面的进步，使得拜占庭宫廷在这两方面无法保持偏见，他的两个妻子是从日耳曼和意大利的皇室中选出的。头一位是不伦瑞克公爵的女儿，她的名字在家中被称作阿格尼斯，到了希腊则被称为艾琳。她的父亲[340]是日耳曼北部贫穷而又落后地区[341]一位处境不佳的领主[342]，然而能从银矿获得相当的岁入。[343]希腊人对他的家世赞誉有加，认为是年代古老和名声显赫的条顿贵族。[344]这位没有生育子女的公主过世以后，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娶珍妮为妻，她是萨伏伊伯爵的姐妹。[345]伯爵认为皇帝的求婚比起法兰西国王要更胜一筹，[346]以他的姐妹享有罗马皇后的权势为荣。她的随从行列包括骑士和贵妇，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重新皈依和加冕大典，使用正教常用的称呼改名为安妮。婚礼的盛大节庆上举办各种活动，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用执矛冲刺和马上比武，表现尚武的精神和作战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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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约翰五世的继位和坎塔库泽努斯的当政（1341—139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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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伏伊的安妮这位皇后的丈夫过世以后，他们的儿子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成为年仅9岁的皇帝（公元1341年6月15日—1391年），处于孤儿寡母的状况，需要有力和可靠的希腊人给予保护。他的父亲长久以来就与约翰·坎塔库泽努斯建立起真诚的友谊，对于君王和臣民都是荣誉的行为。他们在年轻时共同追求欢乐的生活，双方的家族都是高贵的世家[347]，过去接受的良好的私家教育，使他获得身御紫袍的最高奖赏。我们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坎塔库泽努斯将年轻的皇帝从他祖父的权力之下拯救出来，经过6年的内战以后，这位受到重用的宠臣带着他凯旋进入君士坦丁堡皇宫。在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统治之下，皇家内卫统领控制着皇帝和帝国。完全依仗坎塔库泽努斯英勇的行动和指挥的才能，莱斯沃斯岛和伊托利亚公国才恢复了古老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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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塔库泽努斯的敌人全都承认，在抢劫公家财物的强盗当中，只有他个性温和而又简朴。他的账目非常清白和详尽，完全由自己的家产供应生活所需，可以推断他的财富来自合法继承的授予，并不是巧取豪夺的累积。他无须一一登录钱币、金银器具和珠宝的价值，然而，仅是心甘情愿送出的礼物就有200个银瓶，还有更多是被朋友私下藏匿，或者是被敌人夺走的，他所丧失的财富足够建立一支有70艘战船的舰队。他从没有估算过产业的价值和数量，但是他的谷仓有堆积如山的小麦和大麦，数以千计上轭的牛在耕田种地，要是按照古代用犁作为计算的方式，耕地的面积大约有6.25万英亩。[348]他的牧场饲养2500匹母马、200头骆驼、300匹骡子、500头毛驴、5000头长角牛、5万头猪以及7万只羊。[349]这在帝国的后期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呈现出农村的富足和兴旺，这些田地很可能是在色雷斯，不断发生国外和国内的敌对行动，使这些农村一再面临荒废的命运。坎塔库泽努斯受到的恩宠更盛于他的产业。皇帝在病重时想起过去的亲密关系，恨不得马上除去双方因地位造成的隔阂，迫着他的朋友接受冠冕和紫袍。皇家内卫统领的德行高洁，用自己的记载证实曾经拒绝这危险的建议，但是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在最后的遗嘱中，指名要他担任儿子的监护人和帝国的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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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摄政发现服从和感恩可以适时获得回报，或许就会忠心耿耿地鼎助他的受监护人。一支500名士兵组成的卫队保护人身和皇宫的安全，正式举行先帝的葬礼，首都安宁无事而且政令推行毫无阻滞，坎塔库泽努斯在一个月内发出500封信函，通知所有行省皇帝的崩殂和他们应尽的责任。在皇帝未成年时期可以获得的平静，被大公爵、水师提督阿波考库斯打破。为了夸大他那不忠不义的行为，皇家的历史学家（坎塔库泽努斯）乐于将之归罪于自己的不智，因为没有听从有识人之明的君王最后的遗言，还是把他擢升到这样重要的职位。他的个性不仅大胆而且狡猾，到处抢夺钱财，在花用的时候又视为粪土，阿波考库斯的贪婪和野心轮流占据上风，具备的才能只能用来毁灭自己的家园。等到他掌控了一支海上部队和一个难以攻陷的城堡以后，更是平添傲慢的气焰，戴着效忠和奉承的假面具在暗中阴谋对付他的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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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的宫廷充满脂粉气，很容易受到贿赂和指使，他教唆萨伏伊的安妮提出主张，依据天理人情都应该由她来保护和教导自己的儿子。母爱的焦虑掩饰权力欲的追求，何况帕拉罗古斯家族的创始者，劝告他的子孙要特别小心，不能让奸诈的监护人运用先例夺权窃国。教长是阿普里的约翰，是性格自大而身体衰弱的老人，被一群傲慢的亲戚所包围，他提出安德洛尼库斯二世一封过时的信件，里面说到要把君王和人民交给他，用虔诚之心加以照料。前任教长阿尔塞尼乌斯所遭遇的下场，让他提高警觉要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惩罚篡夺者的罪行。当阿波考库斯看到拜占庭的教士竟敢如罗马教皇那样自认为有权插手政府和世俗的事务，为自己阿谀之言能够成功感到极为高兴。[350]皇后、公爵和教长这3个人，无论就地位还是个性而言都有极大的差异，最后还是缔结了私下的同盟：恢复元老院极其微弱的权势，用自由权利的名义去骗取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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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力强大的联盟开始时暗中派刺客对皇室内卫统领下手，后来才发起公开的攻击。他的特权引起争议，他的意见被人藐视，他的亲友受到迫害。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城市，他的安全都备受威胁。他出任公职偶尔缺席，就受到叛逆的指控，教会和政府公开宣布他是国家的敌人。所有追随他的人员都要接受正义的制裁、人民的报复和恶魔的凌虐。他那年迈的母亲被关进监狱，他为国服务的功劳全部化为灰烬被人遗忘。冤屈和不公逼得他要犯下被指控的罪行。[351]回顾他过去的行为，坎塔库泽努斯显然没有任何反叛的意图。要说他清白无辜唯一让人怀疑之处，在于他用暴烈的抗议使得情势更为紧张，然而又认为自己的德行极其纯洁，可以经得起所有的考验。就在皇后和教长外表装出和衷共济的模样时，他不断提出请求同意他引退还乡，甚至去过寺院的生活。等到他被宣布为国家的公敌，还抱着热切的期望投身到年轻皇帝的脚前，引颈就戮死而无怨。后来他还是带着勉强的心情，聆听理性的呼声，为了拯救他的家族和友人，他要负起神圣的责任，拔出佩剑使用皇帝的头衔，如此才能自救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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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坎塔库泽努斯的摄政、反叛、即位和废立（1341—135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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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城市德摩提卡在他的特定版图之内，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皇帝在此称帝，他的右脚由高贵的亲戚帮着穿上紫色的官靴，左脚则是由拉丁人的首长替他穿靴，他将骑士的勋位颁赠给他们。然而即使在叛变的行动中，他仍旧孜孜不倦地表现出忠诚的态度，公开宣布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和萨伏伊的安妮的头衔，位置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艾琳的前面。像这样毫无意义的登基典礼（1341年10月26日），只能在表面暂时掩饰谋反的罪行，何况孤儿寡妇并没有个人的缺失，不足以使一个臣民有借口起兵反对他的君主。缺乏事先的准备，更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反而可以使篡夺者确定：自己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不得已而非主动选择。君士坦丁堡拥护年轻的皇帝约翰五世，保加利亚国王被请求出兵前去解救哈德良堡，色雷斯和马其顿的主要城市经过一番犹豫和考量以后，宣布不再听命于内卫统领。部队和行省的领导者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情愿接受妇人和教士较为仁慈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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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塔库泽努斯的军队分为16个师，配置在梅拉斯河的两岸，用来劝告或威胁首都。然而部队在背信弃义及畏惧之心的驱使下四散而逃，军官普遍接受贿赂，特别是拉丁的佣兵部队，他们愿意向拜占庭宫廷输诚。等到他丧失部队的向心力和效命之后，身为叛徒的皇帝（他一直在这两种身份之间随着命运而起伏浮沉）带着有所抉择的残部，夺路前往帖撒洛尼卡，然而他的事业在这个重要的地点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的敌人、大公爵阿波考库斯带领海上和陆地的优势兵力在后面紧追不舍，他被赶离海岸，用急行军的方式逃向塞尔维亚的山区。坎塔库泽努斯将部队集结起来，详细调查有哪些人愿意跟随他接受已经大难临头的厄运。那些怯懦自私的多数派屈服于现实或是退缩避走，忠心耿耿的队伍减少到2000名“志愿军”，至少也有500人。塞尔维亚的藩王也被称为“克拉尔”[352]，给予慷慨而友善的接待，但是联盟关系在不知不觉中破裂，他被视为一名乞儿、一名人质、一名俘虏。在这种极其悲惨的依从生涯中，他在蛮族的门口等待即将到来的命运，一位罗马皇帝的生命和自由完全任人支配。最有诱惑力的出价也无法说服克拉尔违反诚信的原则，但是他很快倾向于实力较强的一边，他的朋友丝毫无损地被打发离开，重新去面对充满希望和危险的枯荣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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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1341—1347 A.D.），争执的火焰不断燃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局，带来更为狂暴的愤怒。贵族和平民的党派倾轧，坎塔库泽努斯和帕拉罗古斯两个家族的拼斗，使得东部帝国所有的城市陷入混乱和迷惑之中。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受到双方乞求协助，被当作达成个人野心的工具，使整个国家遭到破坏和毁灭。摄政对于这种灾难感到极为悲痛，然而他是受害人也是始作俑者。坎塔库泽努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对于国外和国内战争的特质有极其精辟的描述。他说道：“国外战争有如温暖的夏日，总是可以忍受，有时会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国内战争有如热病的高烧，消耗精力，不予治疗就会丧命。”[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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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野蛮民族引进文明国家的冲突和斗争之中，这种极其不当的措施充满羞辱和灾祸，虽然靠着强制的力量能取得一时的利益，但就人道和理性的最佳原则而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抗争的双方都指控对手犯下里通外敌的罪行，通常是得不到助力的一方，带着嫉妒的神色大声咒骂，事实上对于成功的先例很高兴地加以效法。亚洲的土耳其人或许并不比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牧人更为野蛮，但是基于宗教的原因，他们成为罗马和基督教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了获得埃米尔的友谊，两个党派的竞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行为非常卑鄙而且舍得投下本钱。坎塔库泽努斯靠着高明的技巧，获得他们的青睐，然而援军和胜利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把女儿嫁给一个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成为俘虏，同意奥斯曼借道进入欧洲，这是引起罗马帝国灭亡最为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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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罪孽深重的阿波考库斯死亡，这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局势的发展对坎塔库泽努斯有利。有一大群贵族和平民使阿波考库斯感到畏惧和痛恨，他就下令首都和行省将他们全部抓起来，君士坦丁堡有一处古老的宫殿，被指定作为监禁他们的地方，进行改建工程，提升围墙的高度，使房间变得狭小，这种费尽心机的改造，目的是让被关的人无法逃走，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为了使得工程持续顺利进行，这位暴虐的大臣每天都去巡视，带来的卫士配置在宫殿的门口，他站在内庭查问建筑的进度，没有丝毫的畏惧和疑惑。两名帕拉罗古斯家族的囚犯[354]知道陷入绝望之境，非常勇敢地拿起木棍当武器，对他进行攻击，直到他成为地上的一具尸首。报复和自由的谣言到处传播，数目众多的犯人砸开足镣，加强这座监狱的防卫力量，在宫墙的雉堞上面挂出阿波考库斯的头颅，好获得人民的赞同和皇后的善意。得知态度傲慢和野心勃勃的大臣丧生的信息，萨伏衣的安妮甚感欣慰。但是她的决定或行动过于迟缓，民众特别是水手受到大公爵的孀妇大力鼓动，发起叛变、实施攻击和展开屠杀。囚犯（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被害者或是行为不检的人员）逃到邻近的教堂，都被杀死在祭坛的前面。看来这个恶魔在死后比在生前引起更多的流血和残杀事件。然而阿波考库斯的才干对年轻皇帝的继位确有裨益，他那些幸存的同僚彼此之间产生猜忌之心，放弃对战争的指导，拒绝接受最有利的调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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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现在了解了状况，经常发出抱怨，提到之所以和坎塔库泽努斯发生争执，完全是因为她受到坎塔库泽努斯仇敌的欺骗。教长利用在教堂宣讲的机会反对宽恕他受到的冤屈，要她用誓言来保证刻骨铭心的仇恨，否则会被施以革出教门的惩处。[355]安妮很快就无师自通，学会了如何表达恨意。她就像异乡人那样带着漠不关心的神色，看待帝国连绵不断的灾祸。现在又有一位敌对的女皇出来竞争，更加激起她的嫉妒之心。这种永不认输的脾气首先出现的征兆，是她威胁教长要召开宗教大会并罢黜他的职位。教会和宫廷的无能和内斗原本可以使坎塔库泽努斯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但是这两个党派都已虚弱不堪，使内战得以延续下去。坎塔库泽努斯过于自制的性格很难免于怯懦和怠惰的指责。他不断收复行省和城市，被监护人的领土最后全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所围绕，这一隅之地却抵得上帝国其余部分。他要想完成最重要的征服行动，必须得到舆论的拥护和私下的联系。法齐欧拉提[356]是意大利人，要接替大公爵的职位，船只、卫队和金门的防务全部接受他的指挥。然而他没有恋栈的野心，很容易就被收买，成为谋逆的工具而完成政变，没有任何危险，也不会发生流血事件。虽然缺乏抵抗的能力和解救的希望，个性刚强的安妮仍然在皇宫守备，带着笑容观看首都陷入大火，即使如此也不愿完整地留给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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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后她还是屈服于朋友和仇敌的祈求，遵奉征服者的指示签订和平协定。坎塔库泽努斯抱着一片赤诚之心，愿意归附恩主的儿子。他的女儿和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的婚事终于完成，被监护人的继承权获得承认，但是要把政事以10年为期单独授予监护人负责治理。两位皇帝和三位皇后同时登上拜占庭的宝座，宣布大赦，使那些罪行重大的臣民不仅可以免于焦虑，也能确保自己的财产。加冕和婚礼的庆典从表面上看来和谐而且盛大，受到众人的称赞，两者其实同样虚幻而难以持久。在最近这段困苦的岁月中，政府的财富甚至皇宫的摆设，都被廉价出售或是任意侵占。皇家的宴会使用白镴或陶土的器皿，在那个贫穷而又重视虚荣的时代，缺乏黄金和珠宝就用不值钱的玻璃和皮革手工品来取代。[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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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结束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的个人历史，[358]他已经赢得胜利和进行统治，但是对于发生的后果，无论他自己这边还是反对他的党派，都弥漫着不满的疑云。他的党徒把大赦称为“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行动。[359]那些至亲好友为了他的事业，家产全都丧失或被侵占，现在饥寒交迫在街头闲逛，嘴里诅咒领导者的自私，竟然会慷他人之慨，刚刚登上帝国的宝座，丝毫不加珍惜就放弃了个人的继承权。皇后的追随者为能保住生命和财产而感到脸红，认为这是篡夺者暂时赐予的恩惠。他们对于女皇的儿子的继承权和安全，都非常谨慎地表现出关怀和重视，来掩饰对报复的渴望。坎塔库泽努斯的朋友提出请愿书，正好让他们提高警觉，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解除对帕拉罗古斯家族效忠誓词的责任，受到信任前去守备一些受到外敌威胁的市镇，这个做法受到热烈支持，但被他用“我有极其卓越和难以置信的德行”加以拒绝（这是那位身为皇帝的历史学家的说法）。阴谋和反叛的声音扰乱了他安宁的生活，他一直害怕合法的君王被国外或国内的敌人偷走，敌人就会用他的名字和所受的委屈高举起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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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儿子快要成年时，他开始一心一意地为自己打算，为了效法父亲的恶行，正在蓬勃成长的野心不仅没被抑制，反而受到激励。如果我们相信坎塔库泽努斯的表白，那么他曾费尽力气用诚挚的态度，纠正年轻君王那种下流和好色的肉欲，使得他心灵的纯洁上升到与崇高地位相匹配的水平。在塞尔维亚的远征行动中，两位皇帝在部队和行省的面前表现出和衷共济的模样，年长的共治者让这位年轻的同僚了解到战争和政治的奥秘。等到签订和平条约以后，帕拉罗古斯留在帖撒洛尼卡，这里有皇家的行宫，也是一个边疆要地，因为他不在朝中可以确保君士坦丁堡的和平，并且使得年轻人可以离开奢华首都的诱惑。然而相隔一段遥远的距离会减弱坎塔库泽努斯对都城的掌控，安德洛尼库斯的儿子为一群工于心计而不用头脑的同伴所包围，他们向他灌输要痛恨这位监护人，为自己受到放逐而悲伤，而且要伸张所拥有的权利。他私下与塞尔维亚的藩王克拉尔签署协定以后，立刻发起公开的叛乱活动。坎塔库泽努斯就像当年的安德洛尼库斯二世那样，要拼老命去保卫他的特权，他在年轻时也向如他这样的对象发动过猛烈的攻击。在他的请求之下，身为年轻皇帝母亲的太后乘船启程前往帖撒洛尼卡，负起调解的使命，毫无成效只能返回。除非是萨伏伊的安妮接受了逆境中的教训，否则我们会怀疑她进行斡旋的诚意。摄政在这个时候还是紧抓权杖不放，她受到唆使公开宣称，坎塔库泽努斯合法治理国家的10年期程很快就要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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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虚荣世界的苦难考验之后，坎塔库泽努斯皇帝渴望在修道院过宁静的生活，仅有的野心是获得天国的冠冕。要是这种情操是真有其事，那么他的自愿退位就会恢复帝国的和平，正义的行为也会使他的良心得到安慰。如果帕拉罗古斯未来能独自进行统治，那么不管他犯下多大的恶行，总不会比因内战而让蛮族和异教徒再度受邀来帮助希腊人自相残杀更为严重。土耳其人的武力已经在欧洲打下稳固和永恒的基础，由于他们的涉入，使坎塔库泽努斯在第3次冲突中占了上风，年轻的皇帝同时在陆上和海洋受到驱赶，被迫来到特内多斯岛，获得拉丁人的庇护。这种无礼和顽固的行为激怒了胜利者，争执已到无法和解的地步。坎塔库泽努斯将紫袍授予他的儿子马修，实施联合统治，为自己的家族建立继承大宝的权利。但是君士坦丁堡仍旧依附她那古老皇室的血胤，约翰五世所遭受的委屈加速了合法嗣子应享特权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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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出身高贵的热那亚人拥护帕拉罗古斯的复国大业，获得承诺将皇帝的姐妹许配给他，于是率领2艘战船和2500名协防军完成革命的任务。他们借口遭到海难，获得允许开进较小的港口，一个城门已经打开，拉丁人大声呼叫：“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皇帝胜利万岁!”一大群揭竿而起的人随声附和。还是有许多忠诚的党徒追随坎塔库泽努斯的阵营，但是他在历史著作中很慎重其事地提到，他仁慈的天性不愿从事征战的行动，即使保证成功也要加以拒绝（难道他以为别人会相信？）。他带着开放的心灵服膺宗教和哲学的呼吁，愿意退位下台，带着愉悦的心情在寺院过修行的生活。[360]等到他不再是君主以后，他的继承人没有道理不让他成为圣徒。把余生奉献给宗教的信仰和学问的追求，在君士坦丁堡和阿索斯山的修行小室中，僧人佐萨夫受到尊敬，被视为皇帝尘世和属灵的父亲。如果他从退隐之地出来，那也是为了担任和平使者的任务，说服兴兵作乱的儿子不要再负隅顽抗，恳求皇帝原谅他的行为。[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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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塔波山发射神秘的光芒引起宗教的争论（1341—135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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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在修道院里面，坎塔库泽努斯的内心仍旧在从事神学的战争。他用锐利的笔讨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362]无论在哪种状况下，都用同样的热诚去为塔波山的“神圣之光”展开辩护，这个值得纪念的争议，使希腊人的宗教愚行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印度的托钵僧和东部教会的僧侣同样相信，把心灵和肉体的天赋能力全部抽取出来，更纯粹的幽魂会上升到上帝的喜悦和幻象之中。有位方丈能够仅仅用几句话，将阿索斯山修道院的理念和实践[363]很完整地表达清楚，这位方丈在11世纪享有盛名。苦行的导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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