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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真主!你自己犯了错误，现在才会接受命运的判决。踬踣的罗网是你自己所编织，荆棘的树木也是你自己所栽植。我愿意赦免，甚至愿意帮助穆斯林的护卫勇士：你抗拒我的威胁，你藐视我的友谊，你逼得我带着所向无敌的军队进入你的王国。要是你获得胜利，我不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我和我的部队都会难逃灭亡的命运。但是我不屑于报复行为，你的生命和尊严都将获得保障，我要用对敌人的仁慈表示对真主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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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的国王表现出悔恨的姿态，带着屈辱的神色接受象征地位的长袍，流着眼泪拥抱他的儿子穆萨，经过他的请求才从俘虏当中找出儿子来。奥斯曼君王住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帐幕里，卫兵只有在提高警戒时才免于尊敬的态度。等到他的妻妾从布尔萨来到以后，帖木儿将德斯庇娜王后和她的女儿归还给她们的夫君和父亲。塞尔维亚公主早先获得允许可以信奉基督教，因此帖木儿很虔诚地提出要求，她应该接受先知的宗教不得延误。巴耶塞特获得邀请参加胜利的宴会，蒙古皇帝将一顶皇冠加在他的头上，并且让他手里拿着一根权杖，提出庄严的保证要让他给祖先的宝座带来更大的光荣。苏丹的早逝使这个承诺所要达成的效果完全落空，他虽然有极为高明的医生仔细照料，但受到中风的打击在阿克息尔过世，这个地方就是皮西底亚的安条克，时间是在他战败后大约9个月（公元1403年3月9日）。胜利者在他的葬礼上流出眼泪，遗体用盛大的行列运送到修筑在布尔萨的陵寝，他的儿子穆萨收到黄金、珠宝、马匹和武器等极为丰富的礼物，被授予红色墨水批准的国书，允许他拥有安纳托利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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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提的这段对慷慨的征服者的描述，是从帖木儿自己的编年史中摘录出来的，这部史书完成的时间是在他逝世19年以后，编者呈献给他的儿子和孙儿。[38]当事实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能够记得时，他那真正的行为被明显的谎言所讽刺。提出证据的确很有分量，所有的波斯历史学家全都接受，[39]然而奉承之徒的卑鄙和无耻在东部更普遍。一大串证人都可以证实巴耶塞特受到严苛和羞辱的待遇，依一些人出现的时代和地点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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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读者或许没有忘记法兰西的守备部队，在波西考特元帅离开以后留下来防卫君士坦丁堡。他们在那里最早获得主要敌手全军覆没的消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其中有些人士曾经跟随希腊使臣前往帖木儿的营地。从他们带回来的报告资料中，元帅的仆从和历史学家非常肯定，巴耶塞特的监禁和死亡都是处在“困苦”的状况下，何况相距的时间还不到7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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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15世纪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当中，意大利的波吉乌斯[41]应该算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风格文雅的《对话录》提到命运的变化无常和世事的枯荣兴衰，[42]是他50岁时的作品，正值帖木儿对土耳其人之役获胜后第28年，他对征服者的赞誉不亚于古代极其赫显的蛮族人士。波吉乌斯从几名目击证人口中，获得蒙古皇帝功勋和纪律的第一手资料，没有遗漏奥斯曼国君这个非常切合主题的案例。国君像一只野兽一样被西徐亚人关在铁笼里面，在亚洲被当成稀奇事物展示给民众观看。我可以引用两本意大利的年代记，来加强在史料方面的权威性，或许可以举出更早的日期，至少能够证明有同样的故事，不论内容的真假对错，是在第一次改革浪潮发生的时代传入欧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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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波吉乌斯享誉罗马的时代，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在大马士革写出有关帖木儿的历史著作，文字华丽优美但是内容恶意诽谤，他曾经到土耳其和鞑靼地区去旅行搜集所需的史料。拉丁人和阿拉伯人的作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通信联系，要是他们都同意“铁笼”这件事实，那么这是正确性最突出的证据。艾哈迈德·伊本·阿拉布夏同样提到另外那些违反家庭和亲情的暴行，巴耶塞特只有极为痛苦地忍受。他非常不智地提到妇女和不贞，使得嫉妒的鞑靼人怀恨在心。在胜利的宴会中，用女性侍饮者供应酒类，苏丹看到自己的侍妾和妻室混杂在奴隶之中，没有戴面纱暴露在放纵无礼的眼光之下。据说为了避免尔后发生同样的侮辱，他的继承人除了一次例外，禁止举行合法的婚礼。布斯比奎斯是从维也纳宫廷派往索利曼大帝的使臣，他提到奥斯曼人不仅相信还证明此事属实，至少在16世纪仍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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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因为处于这样语言不通的状况之下，一位希腊人的证词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来的影响更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尔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们在较晚的时期享有盛名，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也不是那样肯定，但是更要注意乔治·法兰扎，他是最后那些皇帝的宠臣，生在安哥拉会战前一年。发生这件事以后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宫廷，这位历史学家可能和一些资深的新军人员谈过话，他们曾经与苏丹一起成为俘虏，说是看到他被关在铁笼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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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不管怎么说，最后的证据来自土耳其的编年史，莱克拉维斯、波科克和康特米尔都曾经参考和抄录，他们都悲叹俘虏受到铁笼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学家还是有点可信度，他们如果不揭露国王和国家受到的耻辱，就无法指责鞑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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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对立的前提可以导出明确和合理的结论，谢里菲汀·阿里忠实叙述第一次见面那种夸张的谈话，我感到满意，认为没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为成功而能够表现出体谅别人的态度，装出宽宏豪爽的气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识时务的傲慢，使得帖木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疏离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敌人是安纳托利亚的王侯，他们的抱怨不仅让人觉得公正，也激起愤怒之心。帖木儿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牵引这位被俘的苏丹，用盛大的凯旋行列进入撒马尔罕。他发现有人图谋要让巴耶塞特找机会逃走，挖一条地道通到他的帐篷。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采取严厉的管制手段，在班师还朝的长途行军过程中，载运他的大车装上铁制的囚笼，不能将之看成是恶意的侮辱，而是一种严密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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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读到一些带有传奇性质的历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辈的波斯国王，运用类似的方式处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罗马的恺撒[44]一样，应该受到谴责，要为自己犯下的恶行赎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已经无法去接受审判，虽然他的早逝并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这笔账仍旧要算在帖木儿的头上。帖木儿无须与死者作战，对于一个从他的权力之下获得解脱的战俘，能够赐予的东西也不过是眼泪和坟墓。如果说巴耶塞特的儿子穆萨获得允许，统治已成废墟的布尔萨，事实上征服者已经将安纳托利亚几个行省归还给合法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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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帖木儿的凯旋和最后逝世于出征中国的途中（1403—140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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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额尔齐斯河和伏尔加河到波斯湾，以及从恒河到大马士革和爱琴海，亚洲在帖木儿的掌握之中，他的军队百战百胜，他的野心永无止境，宗教狂热令他渴望征服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让基督徒皈依伊斯兰信仰，现在世人听到他的名字无不战栗。他已经抵达陆地最遥远的边缘，但是在欧亚两个大陆之间是一片狭窄而又无法逾越的海洋。[45]身为无数“托曼”骑兵队也就是万人队的最高统帅，麾下竟然没有一艘战船。君士坦丁堡和加利波利是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主要的通道和渡口，前者在基督徒手里，而后者为土耳其人掌握。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势，他们忘记宗教的差别，为着共同的目标要紧密团结在一起，两个海峡用船只和工事进行防卫，帖木儿用攻击对方的敌人作为借口，要求将军队运送过去，遭到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拒绝。他们同时也用贡金作为礼品，派出使臣极力安抚他那高傲的性情，用审慎明智的理由对他进行说服的工作，让他了解采取撤退的行动可以获得胜利的荣誉。巴耶塞特的儿子索利曼苦苦哀求，恳请帖木儿对他的父亲和他自己能够大发慈悲，表示愿意接受帖木儿一份红色国书，作为在罗马尼亚王国登基的叙任式，事实上他早已用武力获得这个国家的主权。他同时还反复陈述他那诚挚的意愿，要亲自前来投身到“世界之王”的脚前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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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皇帝（无论是约翰或曼纽尔都如此）[46]用缴纳贡金的方式表示降服，与原来按规定付给土耳其苏丹的金额完全相同，并用忠诚的誓言确保条约的执行，只要蒙古军队从安纳托利亚退走，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还有很多国家陷入恐惧和幻想之中，那是因为帖木儿的雄心壮志要拟订新的征服计划，从事工程浩大和传奇冒险的迂回行动：计划的要点是要夺取埃及和阿非利加，从尼罗河向着大西洋进军，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等到把基督教世界的王国纳入他的控制之下，再经由俄罗斯和鞑靼地区的旷野返回家园。埃及苏丹的降服能够防止这个路途遥远和充满幻想的危险。祈祷词提到他的名字，钱币上面刻他的头衔，这种殊荣证实帖木儿在开罗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像长颈鹿（或称驼豹）这种稀有动物和9只驼鸟，都是阿非利加地域进贡给撒马尔罕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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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印象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蒙古人，真是会让人感到惊奇不已：他在围攻西麦拿的营地里，进行各种状况的考量，几乎完成入侵中华帝国的规划，帖木儿用民族的荣誉和宗教的狂热来督促这一次的冒险行动。他使得伊斯兰信徒血流成河，只能用毁灭同样多不信真主的人才能赎罪。他现在已经站在乐园的门口，要根绝中国的偶像崇拜者，在每个城市建立清真寺，公开信仰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这些才是他光荣进入乐园的最佳保证。成吉思汗的世系最近在中国遭到驱逐，这是对蒙古姓氏的侮辱，此时中华帝国处于混乱之中，正是报仇雪耻最好的时机。[47]建立明朝、威名远震的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安哥拉之战前四年崩殂（1398 A.D.），他的孙子是个软弱和不幸的年轻人，经过牺牲百万中国人性命的内战之后被烧死在皇宫之中。[48]帖木儿在撤离安纳托利亚之前，派遣一支大军渡过锡霍河，还有大批原有或新近获得的臣民，修筑所需的道路，降服身为异教徒的卡尔梅克人和蒙加尔人，在沙漠中建立城市和仓库。派出的部将辛勤工作，他很快收到从额尔齐斯河的源头直到中国的长城这个未知地区的完美的地图和报告。就在这个准备阶段，皇帝完成格鲁吉亚最后的征服，留在阿拉克西斯河畔度过冬季，绥靖波斯发生的动乱，经过长达4年9个月的战役以后，用缓慢的班师行列回到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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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登上撒马尔罕的宝座，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展现出统治的气势和权威（公元1404年7月—1405年1月8日），听取人民的诉愿，裁定公正的奖惩，分配经费建筑皇宫和庙宇，接见埃及、阿拉伯、印度、鞑靼地区、俄罗斯和西班牙的使臣，后者呈献的一件绣帷使得东方的画家为之失色。6位孙儿的婚事不仅表现出皇帝慈爱的亲情，也像宗教的仪式受到尊敬。他们的婚礼恢复了古老哈里发的高贵和虚荣，典礼在夏宫的花园里举行，点缀着无数的帐篷和天幕，展示一个伟大都城的奢侈物和一个胜利营地的战利品。整片森林被砍倒，供应厨房所需的燃料，平地上面布满可以食用的肉类，还有无数的美酒，数以千计的客人受到殷勤的款待，政府各阶层的人士和世上各民族的代表，全都前来参加皇家的盛宴，甚至就是欧洲的使臣都没有受到排斥，即使是最渺小的鱼类在广大的海洋也有容身之处（傲慢的波斯人有这种说法）。[49]为了与民同乐，到处张灯结彩和举办庆祝活动，撒马尔罕的贸易过去就很发达，每种行业都在争奇斗胜，运用很特殊的手艺和材料，装点着华丽的装饰，排场极为盛大。宗教法官批准婚约以后，新郎和新娘退回他们的新房，按照亚洲人的习俗他们要着装和卸装9次之多，每次更换服饰的时候，珍珠和红宝石要撒在他们头上，再由他们高傲地赏赐给随侍的人员。为了使大家尽兴，特别宣布金吾不禁，人民的行动不受约束，就是君王也不理朝政。帖木儿的史官可能提到，他用50年的努力建立一个帝国，始终全力以赴不敢稍有懈怠，一生之中只有这两个月的幸福时期，可以避开运用权势所应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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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处理政府和战争的事务，招展的旌旗和标志发起入侵中国的行动。埃米尔提出的报告显示，共有20万人马，都是从伊朗和图朗地区挑选的士卒，再加上久经战阵的老兵。500辆大车和数量庞大的马匹和骆驼队伍，用来运送他们的辎重和给养。部队要为未来长期的缺乏补给完成妥善的准备，因为一个商队从撒马尔罕到北京，平静无事的旅程需要花6个多月的时间。无论是老迈的年龄还是严寒的冬季，都没有让性急的帖木儿受到耽误，他骑上马背在冰上走过锡霍河，从首都前进76个帕勒桑大约是300英里的距离，在奥特拉附近扎下最后的营地，在那里听候死神的召唤。劳累以及不慎饮用冰水，使得热病恶化，亚洲征服者的终年是70岁（1405年4月1日），距他登上察合台的宝座已有35年之久。他的征服大业完全停滞下来，集结的军队很快解散，中国免于遭到入侵的威胁。在他逝世14年以后，最有权势的儿子派遣使臣要与北京的朝廷建立友谊和贸易关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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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帖木儿的行事风格、历史评价和及于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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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显赫的名声享誉东方和西方，他的后裔仍旧被授予皇室的头衔，他受到臣民的颂扬，被当成神明一样地尊敬，就是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在某些方面也深表认同。虽然他一足跛而一手残废，体形和身材倒是符合他的地位，完全靠着自制和锻炼保持活力充沛的健康，这点不仅对他个人非常重要，就是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他在私下的谈话中表现出庄重的态度，声调非常温和，虽然他不懂阿拉伯语，但是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说得很流利，而且用词典雅。他很高兴就历史和科学这类的题材与博学之士讨论交换意见，闲暇的时间喜爱的娱乐是西洋棋，经过他的改良也可以说是误导以后，新的弈法更为精细而且无比复杂。[51]他在宗教方面或许不是正统伊斯兰教徒，却是一个信仰虔诚的狂热分子。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晰的思维，使得我们大可以相信，他对征兆、预言、圣徒和占星家抱着迷信的尊敬态度，仅仅是装模作样拿来当作政策的工具。他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不仅唯我独尊，而且大权在握，没有一个叛徒反对他的权势，没有一个宠幸迎合他的嗜好，更没有一个大臣误导他的判断。他有非常严谨的策略和施政原则，无论产生哪种结果，君王的命令都不容争辩或撤销。但是他的仇敌带着恶意的看法提到，愤怒和毁灭的命令比起施惠和恩宠更会被严格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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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在逝世后留下36个儿子和孙儿，这些都是他最早、也是最顺从的臣民，只要在服行职责时产生偏差，就要按照成吉思汗的家规，用打脚心的笞刑来纠正所犯的错误，等到改过自新以后就恢复职务和指挥的权力。或许他的心灵并非缺少与人相处的美德，或许他不是不能去爱护朋友和宽恕敌人，但是伦理学的规范是建立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大可以更多地赞许一位帝王的智慧，对人民慷慨大方不会耗尽民财，对人民公平正义使得国泰民安。他的工作是要维持权威和服从的平衡，惩罚倨傲和保护弱者，奖励有功的人员，将罪恶和怠惰驱离统治的领域，保障旅客和商人的安全，抑制士兵的劫掠，珍惜农夫的辛劳，鼓励勤奋工作和努力求知。关于这些可以提出一个非常公允的评估，那就是君王的责任是不增加人民的税赋而能提高国家的岁入，在善尽这些责任以后，他发现可以立即获得丰硕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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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可以吹嘘，他在刚刚登上宝座时，亚洲是战乱和掠夺的俎上之肉；等到他建立兴旺的君主国，就算是一个幼童带着一袋黄金从东部走到西部，也无须害怕，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他能够功成名就的信心来源，这方面的改革使他有理由获得胜利，争取到的头衔可以统治全世界。不过，下面四点意见可以从公众的感激中，辨别出他所主张的观点，我们或许应该获得这样的结论：蒙古皇帝是人类的公敌而非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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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要是一些局部的混乱或地区性的迫害要用帖木儿的刀剑来治疗，那么治疗会比疾病带来更大的伤害。波斯那些权势有限的暴君，他们的掠夺、残酷和争执使得臣民受苦，但是整个国家在改革者的脚步下面化为齑粉。在满布繁荣城市的大地上面，经常出现他那极其可厌的战利品，是用人类的头颅所堆成的圆柱或金字塔。阿斯特拉罕、花剌子模、德里、伊斯法罕、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布尔萨、西麦拿和1000座其他的城市，当着他的面被他的部队洗劫、纵火或是完全摧毁。要是一个僧侣或哲学家试着计算一下成为他建立和平与秩序牺牲品的数百万的受害者，或许他的良心也会感到一阵惊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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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他进行毁灭性最大的战争，完全是入寇而不是征服。他侵略突厥斯坦、哥萨克、俄罗斯、印度、叙利亚、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根本不抱希望或意愿要保存这些遥远的行省。他在离开的时候满载战利品，但是没有留下部队来约束那些强悍的土著，也没有官员来保护驯服的居民。等到他把古老政府的组织架构尽情破坏以后，就将这些城市遗弃给那些因他的入侵而加剧或引起的恶行，任何现有或可能的恩惠都无法补偿这些恶行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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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河间地区和波斯的王国才是他尽力栽培和美化的地域，将要永远为他的家族所继承。但是征服者的远离使得和平的工作受到干扰，有时还会产生破坏的作用。当他在伏尔加河和恒河获得胜利时，他的仆从甚至他的儿子都忘记了他们的主人和责任，调查和处罚迟缓而又偏袒，使公众和私人受到的伤害很少获得补救。我们只能将帖木儿所谓的“制度”，誉为一个完美的君主政体极其虚伪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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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不论他的施政作为会带来多少幸福，都随着他的生命化为乌有，他的儿孙辈所具有的野心是统治而不是管理，他们相互之间充满敌意，全都成为人民痛恨的对象。他最小的儿子沙洛克还维持着这个四分五裂的帝国昔日的光荣，但是等到他逝世以后，整个局面再度陷入黑暗和残杀之中，100年内，河间地区和波斯受到乌兹别克人来自北方的蹂躏，土库曼人在这里放牧他们的羊群。要不是在乌兹别克人的军队征服印度之前，有一位英雄人物赶快逃走，帖木儿的家族在他的子孙传到第五代就要完全绝灭。他的继承人（伟大的蒙兀儿诸帝）扩展了他的统治，从克什米尔的山区到科摩林角，从坎达哈到孟加拉湾，全部成为他们的领土。在奥朗则布的统治之下，整个帝国冰消瓦解，一个波斯的强盗将德里的财富搜刮一空。但他们王国的所有膏腴之地如今全部为一个基督教的商业公司所有，这个公司位于北方大洋一个遥远的海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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