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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曼纽尔的经验和权威能够保住和平，避免召开宗教会议。他到78岁时穿着僧侣的衣服结束漫长的一生，把值钱的动产分给他的儿女和穷人，还有他的医生和受到喜爱的仆从。在他的6个儿子之中，次子安德罗尼库斯继承帖撒洛尼卡公国，等到他把这座城市卖给威尼斯人后不久死于麻风病，最后这座城市还是被土耳其人占领。意外的机遇使得伯罗奔尼撒（摩里亚）重回帝国的怀抱，曼纽尔处于那段一帆风顺的时期，在这个正面6英里的狭窄地峡[94]兴建石头城墙和153座碉堡，这道城墙被奥斯曼王朝第一次的攻击摧毁。富裕的半岛用来供养4个年轻的兄弟狄奥多尔、君士坦丁、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本来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他们在内部的纷争中耗尽残余的实力，运道最差的竞争者最后只能在拜占庭皇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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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的长子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在父亲逝世后，被尊为希腊人唯一的皇帝（1425—1437 A.D.）。他立刻抛弃发妻要娶特拉布宗的公主，认为成为皇后的首要条件就是容貌美丽。教士也都屈服于他那强硬的态度，除非同意他离婚，否则他情愿退隐到修道院，把宝座让给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平生第一次的胜利，也是唯一一次胜利，是从犹太人身上取得的，[95]经过长时期极为精辟的辩论以后，终于说服这名犹太人改信基督教，此一值得纪念的征服行动非常详尽地记录在正史之中。他很快重新策定东部和西部的统一计划，根本不理他父亲当年的劝告，带着诚挚的意愿接受提议，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在大公会议中与教皇晤面。行程颇为危险的计划受到马丁五世的鼓励，但他的继承人尤金尼乌斯四世[96]表现出冷淡的态度，经过一番冗长的谈判之后，皇帝接到一个拉丁宗教大会的邀请，只是会议性质带着新的主张，巴西尔那些自行其是的高级教士，自认是正统教会的代表和审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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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拉丁教会的败坏和分裂及对希腊帝国的争取（1377—143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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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为宗教自由的大业进行斗争，获得光辉的成果，然而获胜的教士很快受到解救者暴政的压迫，他们发现对政府官员极其锐利有效的武力，对教皇神圣的品格丝毫不能发挥作用。赋予教士自由选举权的伟大宪章，可以用上诉的方法消除选举的结果，可以用委托或推荐的手法予以规避，可以用任意赐予的方式加以阻止，可以用预先和专横的保留加以取代。[97]罗马教廷开始出现公开的拍卖活动，从各个民族掠夺的战利品使红衣主教和受宠廷臣大发利市，每个地区都已经怨声载道，位置重要和地价最高的教会土地，全都集中在国外人士和遥领地主的手里。教皇居住在阿维尼翁的那段时期，雄心壮志堕落为更为卑微的欲望，全心全意贪求财物[98]，要过奢侈的生活。他们严格规定教士要缴纳就任礼金和什一税，对于犯罪、骚乱和腐败的人员可以随心所欲给予赦免，这些形形色色牵连广泛的不法行为，因为西部的教会分裂而变得更为严重，延续的时间长达50多年之久（1377—142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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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和阿维尼翁激烈斗争，敌对双方竭力互揭疮疤，他们的职位朝不保夕，不仅贬低原有的权威，更松弛古老的戒律，增加了浮滥开支和横征暴敛的需要。在比萨（1409 A.D.）和君士坦斯（1414—1418 A.D.）[99]先后召开两次宗教会议，以愈合教会的创伤，恢复君主政体的专制。但是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人员，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实力，决心要维护基督教贵族统治的特权。君士坦斯会议的神父对两位教皇提出人身指控，判定他们有罪后加以摈弃，接着罢黜已经承认其统治权的第三位教皇，进而研讨罗马最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一直要等到建立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大公会议的权力机构，否则他们不愿意解散。他们为了教会的管理和改革，决议定期召开类似的集会，每次会议结束之前，要确定后续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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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下次在西恩纳召开的会议很容易就避开了，但是巴西尔会议（1431—1433 A.D.）[100]大胆而强硬的议程，几乎给当政的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带来致命的打击。神父怀疑他别有用心，急忙公布第一项信条，即世界上所有教会反邪恶的斗士的代表，都对包括教皇在内的所有的基督教徒拥有神圣的宗教裁判权。除非经过协商获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任何一次大公会议都不得解散、延期或迁移。尤金尼乌斯在怒气冲天之下，为反对大会的决议而颁布谕令，因此他们大胆召唤、劝诫、威胁和谴责圣彼得蛮横无理的继承人。他们一再延后，是为了让他获得充分悔悟的时间，最后宣布给他60天的期限，如果不能听命行事，他将被暂停行使所有尘世和教会的权力。他们为了显示对君王和教士同样拥有统治权，出面接管阿维尼翁政府，废止神圣财产权的转让，保障罗马人的权益免于缴纳新税。这些大胆的行为不仅受到教士在舆论方面的认同，也获得首批基督教世界的君王给予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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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斯蒙德皇帝宣称自己是宗教会议的仆从和保护人；日耳曼和法兰西拥护他们的神圣事业；米兰公爵是尤金尼乌斯的仇敌；教皇在罗马人民的暴乱中被赶出梵蒂冈。现在他同时被尘世和宗教的臣民遗弃，除了屈服已经别无选择，教皇下达一道丧失颜面的谕令撤销自己的议案，批准会议的决议事项，他的使节和红衣主教全部并入受到尊敬的团体，似乎完全顺从最高立法机构所制定的信条。这个团体的名声传遍东部地区，西吉斯蒙德当着他们的面接见土耳其苏丹派来的使臣，他们把12只装满丝绸衣服和黄金的大瓮放在他的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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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尔的神父认为最大的荣誉，是将希腊人和波希米亚人约束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他们派出代表邀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教长，参加到受到西部各民族所信赖的宗教大会中来（1434—1437 A.D.）。帕拉罗古斯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他的使节被用适当的礼仪介绍给正统教会的元老院。但是会议地点的选择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他拒绝越过阿尔卑斯山或西西里海，明确要求把宗教会议移到意大利交通便利的城市，必要时也可以在多瑙河地区。这项协定的其他条款都很顺利地议定了，同意支付皇帝的旅行费用，包括700人的随从行列，[101]立即汇给8000达克特[102]作为希腊教士膳宿之用；在皇帝出国期间，额外提供1万达克特、300名弓箭手和若干艘战船，用来保护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维尼翁城先行垫付部分筹备经费，马赛进行装运的准备工作时遭遇很多困难和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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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部皇帝参加大公会议的本末和尔后的影响（1437—143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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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身处困境中时，西部的教会势力都在争取他的友谊。但是这位手段高明而又积极进取的君王，比起讨论缓慢和态度固执的共和国，在这方面倒是占到上风。巴西尔的信条继续倾向于限制教皇的专制权力，要在教会内部建立一个崇高和永久的法庭。尤金尼乌斯四世对这种束缚感到难以忍耐，希腊人的联合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借口，将叛逆的宗教会议从莱茵河迁往波河，只要越过阿尔卑斯山，那些神父就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他们那时只有勉为其难坚持退守萨伏伊或阿维尼翁，从君士坦丁堡来看，那简直像是远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地方。[103]皇帝和教士都担心长途航行会遭遇危险，他们更被傲慢的宣言所激怒：在惩治波希米亚人新的异端邪说以后，这次会议是要根绝希腊人旧的异端邪说。[104]在尤金尼乌斯这边，一切安排都很顺利，各处受到尊敬和礼遇，他特别邀请拜占庭君主前去消除拉丁教会的分裂，就像他对东部教会采用的疗程一样。靠近亚得里亚海滨的费拉拉，被提出作为双方友好会晤的地点，经过一番故弄玄虚和偷偷摸摸的活动以后，一项秘密的教令被通过，要把宗教会议转移到意大利一个城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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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为了达成这次任务，在甘地亚岛准备了9艘战船，他们的行动积极，比起巴西尔缓慢的船只领先了一步，罗马的水师提督已经接到指示，要将对方烧毁、击沉或破坏。当年这里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霸的海域，教士的分遣舰队原本要在此遭遇，党派的争权夺利更为激烈，为了得到帕拉罗古斯的支持不惜动武来解决。在这种情势下离开自己的皇宫和国土去进行危险的活动，帕拉罗古斯难免感到犹豫不决。父亲的劝告言犹在耳，稍有理性也可以判断出来，拉丁人已经四分五裂，不可能为了东方的事务舍弃前嫌精诚团结。西吉斯蒙德要他放弃这毫无道理的冒险，因为西部的皇帝认同这次宗教会议，提出的劝告当然不带成见；听说日耳曼的这位恺撒要提名一位希腊人成为自己和西部帝国的继承人，[105]他竟然也会完全信以为真，这倒是很奇怪的事。甚至就是土耳其的苏丹这位要是过分信赖很不安全，不慎触怒他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提出过意见。穆拉德并不清楚基督徒的争论，但是很担心他们的团结。他愿意用自己的钱财以供应拜占庭宫廷的急需，同时很豪爽地宣布，就是他们的君王不在朝中，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也不会受到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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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最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完全出于丰富的馈赠和慷慨的承诺，同时希望能暂时避开危险和艰难的处境。他用模棱两可的答复将宗教会议的信差打发走后，宣布他的意图是要登上罗马战船。年迈的教长约瑟只感到畏惧而非希望，海上风涛的危险使他胆战心惊，明确表示对前途非常忧虑。在国外召开的拉丁宗教会议凭着势力和人数，就能将30多位东方正教弟兄微弱的声音给压下去。但是他不得不屈从于皇帝的命令；同时那些奉承的保证，说是西部各民族会把他的话当成神谕，也使得他怦然心动；再有就是他带着私心，希望能向西部的弟兄学习，如何使教会脱离君王的掌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位十字架护卫者或教会的显贵，都要随侍在他的身边，其中一位是教会首席司事（传道士）西尔维斯特·西罗普卢斯[106]，对这次虚情假意的东西教会联合，[107]用自由发挥的风格写出这部奇特的历史。[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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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勉强听命于皇帝和教长召唤的教士来说，服从是首要职责，而坚忍是最高美德。在经过精选、列有20位主教的名单上，我们发现有赫拉克利亚、库济库斯、尼斯、尼科米底亚、以弗所和特拉布宗这几个都主教的头衔，以及以个人才华著称的马可和贝萨里翁，他们因学识和辩才深得信任，也都擢升到主教的位阶。东部提出一些僧侣和哲学家用来表现希腊教会的学术地位和神圣性质，唱诗班的任务由精选的歌手和乐师负责。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长或真或假派出他们的代理人，俄罗斯总主教代表一个全民族的教会。希腊人就建立范围广大的精神帝国而言，可以与拉丁人一争高下。教长为了在行使圣职的仪式中，展现出华丽的排场和气派，圣索菲亚大教堂珍贵的花瓶全都冒着风涛的危险。皇帝把能得到手的黄金全部用来装饰他的寝宫和车驾，而当他们尽力维持古老的兴旺家财时，大家却为如何分配教皇送来的第一笔赒济款1.5万个达克特的问题发生争吵。在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后，约翰二世帕拉罗古斯带着众多的随从队伍，在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与教会和政府显要的陪同下，登上8艘帆桨齐备的船只，穿越加利波利的土耳其海峡进入多岛之海，经过摩里亚半岛朝着亚得里亚海湾前进。[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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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7天漫长而艰辛的航行，这支宗教分遣舰队终于在威尼斯下锚（公元1438年2月9日），受到的接待表现出强大共和国的喜悦和慷慨，谦和的奥古斯都统治整个世界，也未能从他的臣民那儿得到这种殊荣，然而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却将之赐给他那软弱无力的继承人。皇帝将他的宝座安放在高耸的舵楼甲板上，接受元首和元老院议员的拜会[110]，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是前来“参拜”。他们乘坐庆典黄金船，有12艘艨艟巨舰随护，海面布满无数壮观和带来乐趣的贡多拉，音乐和欢呼的声音在海面回响。水手穿上丝绸衣服，甚至船只都装扮得金光闪闪，所有的纹章和华饰，都混杂着罗马雄鹰和圣马可狮子的图案。喜气洋洋的游行队伍沿着大运河溯流而上，穿过丽都岛的桥梁。东部的来客带着羡慕的神情，注视这座充满宫殿、教堂和拥挤人群的城市，像是漂浮在波涛的胸膛上面。[111]他们看到那些用来装饰城市的掠夺物和战利品，都是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后运来，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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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罗古斯在这里接受15天热情的款待之后，继续他的行程，或水路，或陆路从威尼斯向费拉拉进发。在目前的状况下，傲慢的梵蒂冈已经有所收敛，他们的策略是尽量让东部皇帝显示古老的声势。他进城时骑着一匹黑马（公元1438年2月28日），同时让人牵着另外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走在前面开道，马衣上面绣着金鹰的纹章。埃斯特的王室成员、尼古拉的亲人、城市的侯爵和权势更大的君王，[112]这4个人将张在他头顶的一面华盖用手高举起来，帕拉罗古斯在抵达台阶底层之前一直没有下马。教皇亲自到寓所的门口迎接，阻止他不要行屈膝礼，像慈父那样拥抱他以后，把皇帝引导到左手的座位就坐。要等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协商出平等的礼仪后，教长才离开他的座舰。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接受他的兄弟表示联合和慈爱的亲吻，也没有任何一位希腊的神职人员，委屈自己去亲西部总主教的脚。在宗教会议的开幕仪式上，中央最尊贵的位置坐着世俗和教会的首脑人物。尤金尼乌斯只能说他的前辈并没有亲自参加过尼斯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所以能够避开君士坦丁和马西安皇帝的古老成例。经过激烈的争辩，最后获得一致的同意，教堂的左右两侧分由两个民族占用，圣彼得单独的宝座放在拉丁人这一侧的首位，希腊皇帝的位置原来是在教士的最前面，现在移到第二位，好与西部皇帝的空位相对而且位置相等。[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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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举行两次大公会议共同的结论是教会的联合（1438—143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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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到节庆和礼仪为严肃的协商所取代，希腊人马上对他们的旅程、自己的行为以及教皇都感到不满。教皇的使者用一支妙笔把教皇描述成威望正隆的模样，位阶列在欧洲的君王和主教的前面，他们对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费拉拉的大公会议那层微薄的掩饰很快暴露出他的软弱，拉丁人在首次会期开始时，仅仅只有5位大主教、18位主教和10位修道院院长出席，绝大多数人员都是意大利籍教皇的臣民和老乡。西部的权贵除了勃艮第公爵，没有人亲身拨冗前往参加或派出代理的使节，而且这个会议既不能推翻巴西尔合法的决议，也不会反对尤金尼乌斯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都是上次会议新的选举最后获得的结论。处于这种状况之下，有人提出休会或延期的建议，立即付诸表决，得到一致同意。虽然如此，帕拉罗古斯还是得到拉丁人的认同，要从这次不受欢迎的教会联合中赢得世俗的报酬。因而在第一次的会期以后，公开的议程延后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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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带着挑选出的宠臣和一批担任警卫的“新军”，找到离费拉拉6英里的一处宽敞舒适的修道院作为夏季居所，在欢乐的狩猎中忘怀教会和国家的苦难；出猎时，为了获得丰硕的成果完全不遵守规定，根本不理会侯爵或当地农人的抱怨。[114]就在这个时候，不幸的希腊来客遭到远离家园和生活贫困的煎熬，给这些贵宾的生活费每月是三四个金弗罗林，虽说这笔款项的总额不到700，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窘困或政策，一再发生长期拖欠的状况。[115]他们渴望尽快脱离这个地方，却有三重障碍阻挡他们的逃亡之路：要出费拉拉的城门必须有当局发给的通行证；威尼斯政府要逮捕和遣返逃走的人员；君士坦丁堡有无法逃脱的惩罚在等待他们，像是逐出教会、加重罚锾和定罪宣判，不问圣职的高低一律剥光衣服当众鞭打。[116]希腊人只有在饥饿或争执的交互施压之下，才被说服召开第一次的研讨会，极为勉强从费拉拉赶到佛罗伦萨参加正在全面溃退的宗教会议。转移到新的地点确实有绝对的必要，费拉拉城已经受到瘟疫的传染，侯爵的忠诚令人怀疑，米兰公爵的佣兵队伍正在把守城门，而且他们已经占领罗马的郊区。教皇、皇帝和主教想要找到一条穿越亚平宁山不常使用的道路，不仅相当困难而且多少有一些危险。[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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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皇所面临的阻碍全部被时间和政策克服，巴西尔的神父带来的暴乱对于尤金尼乌斯推行的运动，不仅没有损害反而产生促进的作用。欧洲的民族都厌恶分裂，不承认他们选举出来的菲利克斯五世，他先后成为萨伏伊公爵、出家的隐士和拉丁教会的教皇。势力强大的国君逐渐都被他的对手矫正观念，变成有利的中立派或坚定的拥护者。背弃巴西尔而到罗马阵营的使节中不乏值得尊敬的人士，这边的人数和声望在无形中日益成长：巴西尔的宗教会议减少到39位主教和300名低阶教士参加；[118]同时佛罗伦萨的拉丁人可以拿出可观的签署名册，包括教皇本人、8位红衣主教、2位教长、8位大主教、52位主教、45位修道院院长或担任圣职的宗教领袖。经过9个月的努力工作和25次讨论会的争辩之后，他们终于达成给希腊人带来利益和荣誉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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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教会就4个重要的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议：（一）圣餐礼用未发酵饼代表基督肉体的问题；（二）炼狱的性质；（三）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四）圣灵流出的单一性或双重性。两个民族各派出10名神学辩护士负责对所坚持的观点进行论辩，拉丁人这边由口若悬河的红衣主教朱利安主持，希腊阵营强有力的领导人物是以弗所的马可和尼斯的贝萨里翁。我们看到，他们将第一个问题视为无足挂齿的礼仪之争，因一时一地的风尚不同而产生无害的变异，我们真要大声赞许人类的理性确有很大的进步。第二个问题双方获得一致的认同，说炼狱是一个净化的中间过程，可以消除信徒轻微的罪孽。至于灵魂是否能被自然的烈火净化，成为可疑的论点，在几年之内经过双方的讨论可以解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看来是更为重要而关键的问题。然而，东方人一直将罗马主教尊为5位教长之首，因而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司法裁量权可以与神圣的教规并行而不悖，这是含糊笼统的认可，出于方便起见，可以加以限制或规避。圣灵的流出究竟是单独来自圣父，还是来自圣父和圣子，这是更要深入沉思的信仰问题，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讨论会中，拉丁人所增加的“暨”字又细分为两个问题，那就是合法与否以及合乎正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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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不必在这里吹嘘对这个题目自己所保持的无所偏私、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是我却不能不深入考量，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反对在尼斯信条，也可说是君士坦丁堡信条再增加任何条款，这一禁令使希腊人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19]很难想象在尘世的事务中，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能够管住有同样权力的继任者，使他们听命于前任的安排。但是神启的指示必然是不可改易的真理，主教个人或省级宗教会议不可以擅自变更正统教会的裁决。就教义的实质问题而论，争执双方势均力敌而且永不罢休；神的流出便可以混淆人的理性；放置在圣坛上的福音书也噤若寒蝉；先人留下版本不同的经文可能出于伪造篡改落于诡辩；希腊人对拉丁圣徒的为人和作品均一无所知。关于这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为对方的论点所折服。理性之光可以照亮偏见，运用我们的天赋才能获得全面的观察，即使表面的一瞥也能辨认清楚。然而那些主教和僧侣从小学习反复诵读成套的神秘语言，民族和个人的荣誉要依靠他们不断念念有词，狭隘的心灵受到公开辩论的恶言相向，变得更为冷酷无情和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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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在乌烟瘴气的纷争中迷失方向时，教皇和皇帝却要谋求表面上的联合，否则就不能达成彼此会晤的目标。公开辩驳时的顽固态度，会因为私下面对面的交谈和妥协而缓和紧张的对立情势。年迈和虚弱的教长约瑟看来已是不久于人世，临终的交代使会议平添仁慈与和谐的气氛，留下的空缺给充满野心的教士带来希望。俄罗斯的伊希多尔和尼斯的贝萨里翁大主教主动积极的服从态度获得荣升红衣主教的鼓励和报酬。贝萨里翁在最刚开始的辩论中，一直是希腊教会热诚而有才华的辩护士，如果他被自己的国家指责是背教者和私生子，那么他在宗教的传闻中，他似乎是少见而又典型的爱国志士。他之所以受到宫廷的重用，在于开始时的大声反对和后来的及时顺从。皇帝在两位宗教助理的帮助下，使自己的论点适合当时的全盘状况和主教的个人特质，他们也接二连三被他的权威和榜样所感动。他们的收入为土耳其人所掌握，而他们自身则落在拉丁人手里：仅有的教会钱财，不过是3件衣袍和40个达克特，很快花得干干净净。[120]返国的希望仍旧有赖于威尼斯的船舶和罗马的施舍，他们穷困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拖欠了很久应支付的债务，也许贿赂可以发挥作用，让他们当作恩惠接受。[121]君士坦丁堡的危机和获救，可以拿审慎和虔诚的伪装行为作为借口，当时已经对大家暗示，凡是阻碍东西方达成协议的极其顽强的异端分子，将被遗弃在一片敌对的土地，任凭罗马教皇进行报复或审判。[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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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在第一次私下召开的会议上，形式上的联合计划获得24位成员的赞同和12位成员的反对，但是那企图代表教长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5名十字架护卫者，却因不合古老的纪律而丧失了资格，他们的选举权转移到善于奉承的僧侣、语法学家和凡夫俗子手中。君王的意志产生了一种虚伪和奴性的无异议赞同，仅不过一两位爱国人士敢站出来表达自己和国人的意见。皇帝的弟弟德米特里乌斯不愿成为教会联合的见证人，躲到威尼斯。以弗所的马可误以为自负就是良知，要与拉丁的异端断绝一切来往，自称是正教信条的卫护者和在世的圣徒。[123]在两个民族的条约中提出双方认同的方式，既能满足拉丁人，同时希腊人又不致遭到贬损。他们对于遣词用字很审慎地进行斟酌和推敲，直到最后那天平的横杆微微偏向梵蒂冈一边。双方同意（我必须提醒读者要特别注意）圣灵的流出来自圣父“和”圣子，如同来自一个原则和一种本质；“由于”圣子有相同的特性和本质才有这种流出；圣父和圣子的一次激发和创造使得圣灵流出。要想理解最初草案的各种条款并不那么困难：教皇应该支付希腊人返国所需的经费；必须每年维持两艘战船和300名士兵用来保卫君士坦丁堡；所有运送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船只要停靠在该城的港口；只要希腊人提出请求，教皇应该提供10艘战船为期一年，或者是20艘战船为期半年；如果皇帝需要地面部队，教皇会对欧洲的君王提出强制要求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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