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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俗的语言为人民所藐视，再就是受到每天聚集城中与居民混居的大批来客和商人的污染。虽然有一个学院的门生弟子使用拉丁语言，但表达的意义非常的含混而精神是如此的贫乏，只能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译本来补救。我们要追随能够逃过这种污染的希腊人，也只有他们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即使是日常的谈话，他们仍旧使用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得斯的措辞，也就是雅典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语法，写作的风格也更为精准而正确。那些因出身和职务关系要与拜占庭宫廷密切来往的人士，都能保持古代语言的高雅和纯正，丝毫不掺杂外来的口音。这些天生优美的腔调保存在贵妇人的谈吐之中，她们从来不与外国人寒暄应酬。我说的不只是外国人。她们平时生活在深闺之中，避开邻居的注视，很少看到她们在街头露面，而出门上教堂和拜访最亲近的家属，时间总是在傍晚天黑之后，戴着面纱骑在马上，四周围绕着父母、丈夫或仆从。[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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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有相当数目家世富有的教士献身于宗教信仰，僧侣和主教的举止端庄严肃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像拉丁的教士那样分心，从不追逐世俗的欢乐甚至军旅的生活。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才华奉献于教堂或修道院的敬神、怠惰或口角之中，至于那些好学深思或抱负远大的神职人员，会研究本国语言中的神圣和世俗的学术。教士负责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教授哲学和辩论的学校一直维持到帝国最后灭亡。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内的书籍和知识，就数量而言肯定比散布在西部宽阔地区的还要多得多。但是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早已有人注意，希腊人凡事守成，宁愿退而明哲保身；拉丁人积极进取，处事务求奋勇争先。这些民族为独立自主和争强斗胜的精神所鼓舞，甚至只是意大利城邦的小小世界，比起日益萎缩的拜占庭帝国，都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兴旺的局面。在欧洲，那些属于社会较低阶层的群众，早已解除封建体系和奴役制度的压迫，获得自由权利是跨出好学求知的第一步。无论如何，拉丁语的运用不管多么粗俗和谬误甚多，总算通过宗教和迷信保存下来，从博洛尼亚到牛津那么多所大学，[134]都聚集着数以千计的学者，误导的热情能够引向更为自由和合乎人类需要的研究。科学的复兴使意大利第一个抛弃古老的包袱。辩才无碍的彼特拉克靠着他的言传身教，不愧为当代首位继往开来的先驱人物；对古罗马作家的研究和揣摩，能够形成更为纯正的写作风格，笔调表现出豪迈和理性的情操；那些西塞罗和维吉尔的门徒，抱着推崇和敬爱的心情走近希腊大师的圣坛。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在洗劫君士坦丁堡时，对于利西普斯和荷马的作品不屑一顾任意破坏，举世闻名的艺术精品被一锤砸得粉碎，然而不朽的思想在抄录者的笔下获得新生，再度传播开来，就彼特拉克和他的朋友而言，最大的抱负是据有并理解这些抄本。土耳其的武力毫无疑问会迫使缪司逃匿。希腊连同那些学院和图书馆，可能在欧洲从蛮族的洪流中露头出来之前，便已经彻底遭到毁灭；意大利的土地可能在还未完成好培育工作之前，撒下的科学种子就已经被风吹散，我们只要想到这里，真是感到浑身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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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希腊文化在意大利的复兴过程和基础的奠定（1339—141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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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那些学识渊博的意大利人，对于受到遗忘达数百年之久的希腊文学现在获得复兴，不禁极口称赞而且给予最高的评价。然而在意大利与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国土上，有些名字被人引用，其中几位是黑暗时期的知名学者，以希腊语的知识受到特殊的推崇，民族的虚荣高声颂扬他们是饱学之士极其罕见的典范。对于他们的个人成就无须深入探查，事实就看得非常清楚：他们的科学根本没有基础，自然不能产生结果；他们很容易使自己和更无知的同代人获得满足；而且他们如此奇妙地掌握的言语，只记录在很少见的抄本中，在西方的大学都没有讲授过。希腊语在意大利的一个角落，被当作地方或至少是宗教的方言，让人隐约觉察到它的存在。多里克和爱奥尼亚殖民地留下最初印象，始终没有完全抹除干净；卡拉布里亚教会长期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皇室；圣巴西尔的僧侣在阿索斯山和东部的学校求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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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布里亚是巴拉姆的故乡，他曾经以信徒和使节的身份出现，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最早使人再度记起荷马大名的人，至少他一直劝人重读这位诗人的作品。巴拉姆被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描述为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但是就学识和天分而论真是高大无比，虽然口齿木讷拙于辞令，但观察事物鞭辟入里，在很多代的希腊人中（他们确信如此），就历史、文法和哲学而论，找不到可以与他媲美的学者。他的才学受到君士坦丁堡君王和神学家的推崇，这类的资料至今还留存于世。坎塔库泽努斯皇帝是他敌手的保护人，不得不承认这位学养丰富、思想缜密的逻辑学家，精通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他与居首位的拉丁学者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教廷建立亲密的友谊，能够相互切磋彼此受益匪浅。这位托斯坎人用废寝忘食的精神全力学习希腊语（1339—1374 A.D.），不辞辛劳突破枯燥和艰辛的初步阶段之后，对那些志趣相投的诗人和哲学家，立即着手探索他们的思想和体会他们的灵感。但是彼特拉克很快失去这位有益助手的合作和教益，巴拉姆放弃毫无结果的使臣职位，等他回到希腊以后，企图用理智之光取代奇想，激怒了一大群狂热的僧侣。两位朋友分别3年以后在那不勒斯的宫廷重逢，但是生性慷慨的学生不再重视获得进步这极其难得的机会，巴拉姆经过他的推荐，最后在家乡卡拉布里亚一个小主教区定居。[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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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的职务繁多，过着爱情和友谊的生活，大量通信联系和经常出外旅行，罗马的桂冠使他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出优美的散文和诗，已经没有时间专心进行外语的学习。等到他年事已高，希腊语的造诣不再是希望而成为毕生的意愿。当他50岁时，有位朋友是拜占庭的使臣也是精通两种语言的大师，送给他一部荷马著作的抄本，彼特拉克的回答表现出他的谈吐、感激和遗憾。他首先赞扬赠予者的出手大方，认为这份礼物比黄金或宝石更为珍贵，接着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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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赠送的抄本是神圣诗人真正的原作，一切创作的泉源。对于我们而言都能无愧于心，在你是履行了诺言，在我则满足了渴望。然而，你的慷慨还是存有缺陷，应该把自己的作品连同荷马一起送给我，是你引导我走入光明的领域，让我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看清《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无限神奇。但是，我的上帝!荷马是哑巴，要不我就是聋子，我根本没有能力欣赏我所拥有的美。我已经将他放在柏拉图旁边，让诗歌界和哲学界的君王靠在一起，我以能见到举世赞誉的客人为荣。这些不朽的作品只要译成拉丁文我都很熟悉，但是，看着这些可敬的希腊人表达出最适当的民族气质，即使无法获得实际的好处，也能带来相当程度的乐趣。荷马的容貌使人感到愉悦，每当我拿起这本无声的巨著，都难免要发出感叹的声音，伟大的吟游诗人!我有一个朋友去世而另外一位非常遗憾地远离，因而使得听觉受到阻碍以致失去功能，否则我将会以何等的欢乐来倾听你的歌声!然而我还没有灰心丧气，加图的榜样给我带来安慰和希望，他在生命最后的阶段才进入希腊语的知识殿堂。[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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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的努力未能获得的成就，却被他那幸运而又勤奋的朋友——托斯坎散文之父薄伽丘[137]达成了目标。这位受到欢迎的作家以《十日谈》建立名气，这本书包含100篇极其风趣的爱情小说，但是后来他在意大利恢复对希腊语的研究而获得更高的荣誉。公元1360年巴拉姆有个门徒名叫利奥（利奥提乌斯·皮拉图斯），在前往阿维尼翁的途中被好客的薄伽丘挽留。他让这位来客住在自己家中，劝请佛罗伦萨共和国每年给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固定的薪俸，自己用全部空闲的时间陪伴曾在欧洲各国任教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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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的外表让学习最热心的门徒都会产生反感，他穿着一件哲学家或托钵僧的斗篷，面貌丑陋不堪，脸上满布黑毛，胡须又长又乱，举止粗俗不文，情绪阴沉多变，发表拉丁语演说既不能多加修饰也无法滔滔不绝。但是他的脑海中装满希腊知识的宝藏，历史和寓言、哲学和文法可以说是门门精通，还在佛罗伦萨的学校里朗诵荷马的诗篇。经过他的解释和说明，薄伽丘才编撰和翻译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些较少受拘束的散文译本，满足友人彼特拉克的渴求，可能在下个世纪被拉丁翻译家劳伦提乌斯·瓦拉[138]在私下加以运用。薄伽丘从他的叙述中获得很多的素材，供他写出《异教诸神谱系》这篇论文，在当时堪称知识渊博的巨著，在其中他有意添加希腊的人物和文章，激起知识水平较低的读者产生惊讶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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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的起步缓慢而又辛苦，整个意大利也难找到10位荷马的信徒，在罗马、威尼斯或那不勒斯找不到一个名字可以列入好学的名单。要是反复无常的利奥没有在第三年时，放弃这个受到礼遇和收益甚佳的职位，那么学习希腊语的人数会增多，进步的速度也会加快。彼特拉克在他路过帕杜阿时曾经招待过他一段时间，他赏识这位学者的才华，但是对他那阴郁和孤僻的个性有点反感。利奥对整个世界和他自己全都感到不满，用藐视的眼光看待当前的享受，只有想象中的人物和事件才显得无比美好。他在意大利被看成帖撒利人，而在希腊则成为道地的卡拉布里亚人。要是与拉丁人在一起，他瞧不起他们的语言、宗教和习俗，但一到君士坦丁堡的岸边，他又怀念起威尼斯的富裕和佛罗伦萨的风雅。那些意大利朋友对他的强求一味装聋作哑，只有靠着他们的好奇和恩惠，他才能登船再次出航，但是船只进入亚得里亚海以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不幸的教师把自己像尤利西斯一样绑在桅杆上，却被雷电击中命丧黄泉。仁慈的彼特拉克为他的受难洒下伤心之泪，但他急切想要知道，是否可以从水手的手里，救出一些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利斯剧作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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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彼特拉克的鼓励和薄伽丘的培育，希腊学术的弱小幼苗还是很快枯萎凋谢，继起的一代对于拉丁语用于辩论方面的进步感到满意，直到14世纪快要结束，一场新兴的熊熊烈火才在意大利燃烧起来。[139]曼纽尔皇帝在自己启程之前，早已派出使者和说客乞求西部各国君王的同情。在这些使者当中，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140]的名声响亮学养俱佳，是出身高贵的世家子弟，据称他的罗马祖先是随君士坦丁迁移来此。他在出使访问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宫廷，得到一些馈赠和更多承诺之后，受到邀请担任教授职位（1390—1415 A.D.）。佛罗伦萨有幸再度聘请这方面的人才，克里索洛拉斯不仅精通希腊语，而且拉丁语也极为流利，具备的学养和知识无愧于共和国给予他的年俸，也超过市府当局的期望。经常有大批各个阶层和年龄的学子前来学校就读，其中有一位在普通的传记中叙述他求学的动机和成就。利奥纳德·阿雷廷[141]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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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时是一个修习民法的学生，但是内心充满对文学的热爱，愿意花点时间去研究逻辑和修辞。等曼纽尔来了以后，我一直犹豫不决是抛弃法律的学习，还是放弃这万金难求的机会。因此，我怀着年轻人的热情，不停地扪心自问：难道你根本不考虑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吗？你打算放弃与荷马、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亲密交谈的机会吗？还有那些诗人、哲学家和演说家，每个人都有神奇的描述，任何时代都被当成人文科学的大师受到百般推崇，难道你不愿负笈以从吗？民法的教授和学者在各个大学可说是车载斗量，但是像这样一位教授希腊语的老师，一旦错失良机可能再也无法找回。这番道理使我信服，于是我一心一意追随克里索洛拉斯，以致白天学习的课程到夜晚成为梦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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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时候，在同一所学校，彼特拉克的私淑弟子拉文纳的约翰[142]讲授拉丁古典课程，显示出那个时代本土生长的意大利人，能够在一个双语学校中自成一格，佛罗伦萨成为研究和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卓然有成的重镇。皇帝驾临，把克里索洛拉斯从学院召到宫廷，但是他后来又在帕维亚和罗马讲学，授课的热诚和效果获得各方的赞誉。他的余生大约有15年的时光，分别用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负起外交的使命和教学的工作。这位文法学家拥有高贵的职务，要教化一个国外民族，并没有忘怀对君王和国家应尽的神圣责任。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被皇帝派到大公会议执行公务，死于君士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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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皇贝萨里翁全力促进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400—15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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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索洛拉斯的范例发生作用，一批批难以糊口而学有专长或精通语言的移民，前来意大利推动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军队带来的恐惧和压力，纷纷逃往一个神奇而富足的自由乐土。宗教会议将希腊教会之光及柏拉图哲学的神谕引进佛罗伦萨。流亡人员坚持统一，不仅在于善尽基督徒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统教会的复兴大业，所以他们有双重理由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园。一名爱国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诱，牺牲自己的党派和良心，仍旧可能具有个人和社会的美德。他不再听到奴才走狗和变节分子的指责，从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复尊严。贝萨里翁审慎信奉正统教会的态度使他获得罗马的紫袍，这时他定居在意大利。这位希腊的红衣主教也是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长，被尊为全民族的首领和保护人。他出使博洛尼亚、威尼斯、日耳曼和法兰西，展现出过人的才能。等到他参与圣彼得宝座的选举活动，在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难以掌控的气氛中，他的当选一度摇摆不定。[143]他在教会的地位使得文学成就和作品能够散发出显赫和崇高的光辉。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学校，每当这位红衣主教拜访梵蒂冈，总有两个民族组成学者的队伍在一旁陪伴，[144]这些人互相捧场也获得公众的赞扬，那些已经尘封的作品在当时不仅受到喜爱也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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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5世纪致力于恢复希腊文化的人士，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只要满怀敬意提到狄奥多尔·加萨、特拉布宗的乔治、约翰·阿吉罗普卢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也就够了，他们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教授本国的语言。他们的努力比起贝萨里翁毫不逊色，只是他的紫袍受到尊敬，他的运气为他们在暗中羡慕而已。但是这些文法学家的平生显得寒微鲜为人知，他们拒绝走上教会这条可以飞黄腾达的路径，穿着和举止像是被排除在经商这个行业之外，要是他们的长处仅限于学识这个范畴，那么或许满足于安贫乐道的报酬。就这个问题来说，雅努斯·拉斯卡里斯[145]倒是一个例外，他那出众的辩才、潇洒的风度和皇家的出身，受到前后几位法兰西国王的重用，在这些城市他被请去教学或是参加谈判。责任和兴趣激励他们加紧培养对拉丁语的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人士获得说和写的能力，运用这种外国语文不但流利而且文雅。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土抱着根深蒂固的虚荣，他们的赞誉或至少是敬意仅限于本族的作家，这些人为他们带来名声和生计。有时他们用肆无忌惮的批评或嘲讽，表示对维吉尔诗篇和塔利[146]辩词的轻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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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师的优越性来自亲切使用一种活的语言，那些最初的门徒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实践方面，要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退步的状况不能以道里计。他们引进谬误的发音[147]，被学校中明理的后辈废除。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人对重音的重视，那些古阿提卡语的腔调，听进阿提卡人耳中如同歌唱的音符，必定是产生和谐而又不为人知的精义所在，后来在他们的眼中如同我们今日所见，是一堆无声无息没有意义的符号，出现在散文中显得多余，更会给韵文带来困扰。他们的确掌握了文法的技巧，阿波罗尼乌斯和希罗底安价值很高的只言片语在课堂中被灌输给大家，他们有关句法和语源的论文，虽然欠缺哲理的概念，学习希腊语的学生仍旧可以运用。拜占庭的文物遭遇劫难时，每位流亡人士总要携带一部分财物，或许是某些作家的一部书，如果不是他费尽力气带出来，可能就此在世间绝灭。手稿经过不断的抄录和文人雅士的需要而增加，原文的谬误得到勘误和改正，年长的训诂家添加注释对其加以解释，希腊古典作品经过翻译传到拉丁世界，虽然神韵不足但是原义未失，意境之美在译本中当然更难保持。狄奥多尔·加萨的判断非常正确，选择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更有分量的著作，有关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史，为真正的实验科学打下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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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众用强烈的好奇和热情在追逐飞驰而过的形而上学阴影。有一位可敬的希腊人[148]在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家中任教，使得柏拉图长时间被人遗忘以后，经过他的努力又在意大利复兴起来。正当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陷入神学争论时，他的哲学研究极其雅典化，可能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他表现出的风格是古阿提卡语最纯正的标准，崇高的思想有时适合亲切的交谈，有时装点着诗歌的韵味和雄辩的色彩。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一位圣哲的生与死最戏剧性的描述，而且，每当他从云端降落时，他的道德体系总在谆谆教诲对真理、国家和全人类的爱。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使人对一切事物保持适度的怀疑和自主的探索。如果柏拉图主义者出于盲目的崇拜，对于神圣大师所表现出的幻觉和谬误还是同样敬爱，那么这种热情会使逍遥学派枯燥而教条的方法论有所改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优点可以说是不分轩轾，有的地方却形成对立，产生无穷尽的争论还能保持平分秋色的局面。论点相违的奴隶制度发生碰撞会产生零星自由的火花。现代希腊人分为两派，只会在领袖的旗帜之下狂怒争吵，却没有战斗的能力和技巧，战场也在他们的交锋中从君士坦丁堡搬到罗马。这场哲学的论战很快堕落成文法学家怒意的发泄和个人的口角，贝萨里翁虽然始终都为柏拉图辩护，却以斡旋者的身份提出建议和裁定，能够保住民族的荣誉。在美第奇的花园里，文雅和饱学之士赞赏这个学院所标榜的理论，但是他们这个哲学社团很快解散。如果古希腊哲人的作品是在私室中被研究，更有势力的斯塔吉拉人则继续主宰教会和学校的神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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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拉丁人在文艺方面的进步和古代学术的影响（1428—149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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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稍为详尽地叙述了希腊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充满热情的拉丁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希腊人。意大利分为很多独立的城邦，在那个时候，君王和共和国在奖励文学方面，为了一比高下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 A.D.）的勋业远超过他的名声，他出身于平民家庭，靠着操守和学识使得地位日益提升，把为人之道放在教皇的利益之上，同时准备好针砭的工具对准罗马教会下手。[149]他曾经是当代知名学者的朋友，后来更成为他们的赞助人，由于他的个性非常谦逊，这种变化不论是自己还是友人都很难发觉。如果他硬要别人接受一份丰硕的礼物，那并不是用来奖赏对方的功劳，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有人自命清高会婉拒他的赐予，他会带着理应如此的态度说道：“拿去吧，尼古拉不会老跟在你旁边的!”这位教宗的影响力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运用这种影响力寻找书籍而不是追求名利。从拜占庭图书馆的废址到日耳曼和不列颠最阴暗的修道院，他搜集到许多古代作家满布尘土的手稿，凡在他无法拿走原稿的地方，总要请人很忠实地抄录一本供他使用。梵蒂冈是谕令、传说、迷信和副本的古老储藏所，现在每天都要补充一些更珍贵的品项。尼古拉是如此的勤快，在位的8年时间建成一个5000卷典藏的图书馆，全是他的慷慨手笔，拉丁世界才拥有各种译本，像是色诺芬、狄奥多鲁斯、波利比阿、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阿庇安的作品，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伊利亚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有价值的著作，托勒密、狄奥弗拉斯图斯以及希腊教会许多神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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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行为得到一个佛罗伦萨商人的推动和效法，他在没有军队和头衔的状况下统治这个共和国，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是一个王侯世系的始祖，他们的名字和时代几乎成了文艺复兴的同义语（1428—1492 A.D.）。科斯摩的信誉使他获得高贵的名声，财富用来为全人类造福。他同时与开罗和伦敦保持通信联系，印度的香料和希腊的书籍经常装载在同一艘货船中输入国内。他的孙子罗伦佐有天赋的才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成为文艺界的赞助人，也是他们的裁判官和受到一致拥护的候选人。在他的宫殿里，遭遇不幸的人就会蒙受救助，才华卓越的人必然获得重赏。他带着愉悦的心情把空闲的时间用在柏拉图学院，鼓励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和安吉罗·波利提安的竞争，工作积极的使者雅努斯·拉斯卡里斯从东方返国，带回200部珍贵的手稿，其中有80部是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图书馆里。意大利其他地区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整个民族的进步在回报君王的开明作风。拉丁人拥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成为别人无法染指的财富，这些希腊人的门徒很快能够接受和改进他们所学的课程。外国老师陆续来到的时期很短，移民的浪潮慢慢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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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语言却传过阿尔卑斯山，那些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的土著[150]，把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所点燃的圣火携回自己的国土，思想也如同土壤一样会产生成果，靠着勤劳和技术一定会胜过自然的禀赋。在伊利苏斯河畔被遗忘的希腊作家，他们的大名在易北河和泰晤士河畔如雷贯耳。贝萨里翁或加萨可能会对蛮族极其卓越的学术成就羡慕不已，诸如布多乌斯的准确、伊拉斯谟的风格、斯蒂芬斯的多产、斯卡里杰的博学、雷斯克或本特利的精明。从拉丁人这边来说，印刷术的发明获得的好处不过是随手而得，阿尔杜斯以及不计其数的后人运用功效奇佳的技术，可以保存和复制古代的作品。[151]从希腊运进一本原稿可以印成1万本书，每本书都比原稿更为清晰精美，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是荷马和柏拉图本人阅读自己的作品都会感到更为满意，他们的评注者会将这份功劳归于西方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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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文学复兴之前，欧洲的蛮族处于蒙昧无知的状况，刺耳的腔调显示出举止的粗野和生活的贫困。习得罗马和希腊更为完美的语言，可以使学生进入光明和科学的新世界，也可以进入古代民族自由和文雅的社会，可以与不朽的伟人亲切地交谈，他们都使用雄辩和理性的崇高语言。这种交流对于现代人来说，可以精进他的品位，提升他的智慧。然而，从最早的经验所得到的认知可以看到，对古人的研究只是给人类的心灵套上枷锁而非增添翅膀。不论多么值得赞许，模仿的精神终究充满奴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第一批门徒，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土，始终是一群外来的陌生人。探索遥远的古老时代所付出的细致和辛勤的努力，会对当前的社会状况产生改进和美化的作用：文艺批评家和形而上学理论家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奴才；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说家都以重复奥古斯都时代的思想和言论为荣；要用普林尼和狄奥弗拉斯图斯的观点来看待描述大自然的著作；有些多神教的信徒在暗中崇拜荷马和柏拉图笔下的神明。[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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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古代伸出援手的人士，无论在实力还是数量上都给意大利人带来压迫，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亡故以后的那个世纪，出现成群结队的仿效者，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在那个知识爆发的时代，很难找到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一本极具创见或充满雄辩的著作，是用这片国土的群众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只要大地受到上天雨露的滋润，立时就会充满活泼的生机，现代语言变得更为高雅精纯，雅典和罗马的古典文化激起纯正的风格和全面的竞争。意大利如同后来的法兰西和英格兰，诗歌和小说所掌握的天下续以思辨哲学和实验科学如日中天的光辉。天才人物会在成熟的季节之前来临，但是一个民族所接受的教导，和个人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在扩展理解力和想象力之前必须尽量运用记忆力，艺术家没有学会模仿前辈的作品，休想达到或超越他们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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