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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拉丁人在文艺方面的进步和古代学术的影响（1428—149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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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稍为详尽地叙述了希腊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充满热情的拉丁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希腊人。意大利分为很多独立的城邦，在那个时候，君王和共和国在奖励文学方面，为了一比高下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 A.D.）的勋业远超过他的名声，他出身于平民家庭，靠着操守和学识使得地位日益提升，把为人之道放在教皇的利益之上，同时准备好针砭的工具对准罗马教会下手。[149]他曾经是当代知名学者的朋友，后来更成为他们的赞助人，由于他的个性非常谦逊，这种变化不论是自己还是友人都很难发觉。如果他硬要别人接受一份丰硕的礼物，那并不是用来奖赏对方的功劳，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有人自命清高会婉拒他的赐予，他会带着理应如此的态度说道：“拿去吧，尼古拉不会老跟在你旁边的!”这位教宗的影响力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运用这种影响力寻找书籍而不是追求名利。从拜占庭图书馆的废址到日耳曼和不列颠最阴暗的修道院，他搜集到许多古代作家满布尘土的手稿，凡在他无法拿走原稿的地方，总要请人很忠实地抄录一本供他使用。梵蒂冈是谕令、传说、迷信和副本的古老储藏所，现在每天都要补充一些更珍贵的品项。尼古拉是如此的勤快，在位的8年时间建成一个5000卷典藏的图书馆，全是他的慷慨手笔，拉丁世界才拥有各种译本，像是色诺芬、狄奥多鲁斯、波利比阿、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阿庇安的作品，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伊利亚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有价值的著作，托勒密、狄奥弗拉斯图斯以及希腊教会许多神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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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行为得到一个佛罗伦萨商人的推动和效法，他在没有军队和头衔的状况下统治这个共和国，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是一个王侯世系的始祖，他们的名字和时代几乎成了文艺复兴的同义语（1428—1492 A.D.）。科斯摩的信誉使他获得高贵的名声，财富用来为全人类造福。他同时与开罗和伦敦保持通信联系，印度的香料和希腊的书籍经常装载在同一艘货船中输入国内。他的孙子罗伦佐有天赋的才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成为文艺界的赞助人，也是他们的裁判官和受到一致拥护的候选人。在他的宫殿里，遭遇不幸的人就会蒙受救助，才华卓越的人必然获得重赏。他带着愉悦的心情把空闲的时间用在柏拉图学院，鼓励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和安吉罗·波利提安的竞争，工作积极的使者雅努斯·拉斯卡里斯从东方返国，带回200部珍贵的手稿，其中有80部是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图书馆里。意大利其他地区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整个民族的进步在回报君王的开明作风。拉丁人拥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成为别人无法染指的财富，这些希腊人的门徒很快能够接受和改进他们所学的课程。外国老师陆续来到的时期很短，移民的浪潮慢慢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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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语言却传过阿尔卑斯山，那些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的土著[150]，把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所点燃的圣火携回自己的国土，思想也如同土壤一样会产生成果，靠着勤劳和技术一定会胜过自然的禀赋。在伊利苏斯河畔被遗忘的希腊作家，他们的大名在易北河和泰晤士河畔如雷贯耳。贝萨里翁或加萨可能会对蛮族极其卓越的学术成就羡慕不已，诸如布多乌斯的准确、伊拉斯谟的风格、斯蒂芬斯的多产、斯卡里杰的博学、雷斯克或本特利的精明。从拉丁人这边来说，印刷术的发明获得的好处不过是随手而得，阿尔杜斯以及不计其数的后人运用功效奇佳的技术，可以保存和复制古代的作品。[151]从希腊运进一本原稿可以印成1万本书，每本书都比原稿更为清晰精美，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是荷马和柏拉图本人阅读自己的作品都会感到更为满意，他们的评注者会将这份功劳归于西方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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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文学复兴之前，欧洲的蛮族处于蒙昧无知的状况，刺耳的腔调显示出举止的粗野和生活的贫困。习得罗马和希腊更为完美的语言，可以使学生进入光明和科学的新世界，也可以进入古代民族自由和文雅的社会，可以与不朽的伟人亲切地交谈，他们都使用雄辩和理性的崇高语言。这种交流对于现代人来说，可以精进他的品位，提升他的智慧。然而，从最早的经验所得到的认知可以看到，对古人的研究只是给人类的心灵套上枷锁而非增添翅膀。不论多么值得赞许，模仿的精神终究充满奴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第一批门徒，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土，始终是一群外来的陌生人。探索遥远的古老时代所付出的细致和辛勤的努力，会对当前的社会状况产生改进和美化的作用：文艺批评家和形而上学理论家都是亚里士多德的奴才；诗人、历史学家和演说家都以重复奥古斯都时代的思想和言论为荣；要用普林尼和狄奥弗拉斯图斯的观点来看待描述大自然的著作；有些多神教的信徒在暗中崇拜荷马和柏拉图笔下的神明。[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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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古代伸出援手的人士，无论在实力还是数量上都给意大利人带来压迫，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亡故以后的那个世纪，出现成群结队的仿效者，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在那个知识爆发的时代，很难找到一项真正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一本极具创见或充满雄辩的著作，是用这片国土的群众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只要大地受到上天雨露的滋润，立时就会充满活泼的生机，现代语言变得更为高雅精纯，雅典和罗马的古典文化激起纯正的风格和全面的竞争。意大利如同后来的法兰西和英格兰，诗歌和小说所掌握的天下续以思辨哲学和实验科学如日中天的光辉。天才人物会在成熟的季节之前来临，但是一个民族所接受的教导，和个人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在扩展理解力和想象力之前必须尽量运用记忆力，艺术家没有学会模仿前辈的作品，休想达到或超越他们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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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六十七章 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宗教分裂 穆拉德二世的治术和风格 匈牙利国王拉底斯劳斯的十字军运动 战败被杀 斯坎德贝格 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拉罗古斯（1421—146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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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现况比较和宗教分裂（1440—144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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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希腊人是意大利学院之父，用高雅的言辞比较并赞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的优点。[153]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看到古老的首都，那是祖先的政治中枢，仅就这一点已经超越他最乐观的期盼，使他不再责备古代诡辩家的高调：罗马不是人类而是神明的居所。那些神明和人类早已消失无踪，但是在爱好自由的狂热人士眼里，庄严的废墟恢复昔日繁荣的景象。执政官和恺撒以及殉教者和使徒的纪念物，从各方面都能满足这位哲学家和基督徒的好奇心。他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罗马的武力和宗教统治整个世界都是天命所归。就在克里索洛拉斯对徐娘半老的母亲高声赞美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儿，是皇帝所建立的殖民地。拜占庭的爱国志士带着狂热和真诚详述君士坦丁的城市，靠着地势的险要、艺术的喜爱和短暂的光荣将之装扮得花团锦簇。然而这完美的模仿仍旧要归功于原件的优异（这是他很谦虚的说法），父母对于子女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定会感到高兴。演说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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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是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通衢要点，在它的居中接应之下，两个海洋和两个大陆才能车驾相接舳舻相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门户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陆围绕，安全的防护和港区的宽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谈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城门，雄伟和壮丽只有巴比伦可与一较高下，人们兴建了很多坚实而高耸的塔楼，第二道城墙构成内围的防护工事，就一个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强守备的力量，彰显显赫的地位。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溪流将水导入护城壕，人工的岛屿就像雅典[154]（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环海是可以绕航的城市，要是拿来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虚。雅典的位置离大海有5英里，也没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边流过）一样，被陆地和水面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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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索洛拉斯提到，新罗马的完美模式是基于坚强的防务和自然的形势这两个原因。身为皇帝的奠基者统治地球上最杰出的民族，为了达成建城的规划，结合罗马人的权势与希腊人的艺术和科学。其他的城市是在时间和事故的考验下方臻于成熟之境，美丽的市容混杂着混乱和隐忧，居民不愿离开出生之地，也没有能力改革祖先的错误，根本的问题是地理位置和风土气候。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自由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和贯彻，完全在于一个伟大的人物，首位君王的臣民和继承人凭着服从的热诚，使得最早的建城模式获得改善。邻近的岛屿蕴藏着供应不绝的大理石，从欧洲和亚洲遥远的海岸运来建筑材料，各种公私建筑物像是皇宫、教堂、供水渠道、贮水池、柱廊、圆柱、浴场和椭圆形竞技场，无不在显示东部都城的伟大形象，并且沿着欧洲和亚洲的海岸耗用过多的财富，整个拜占庭地区一直到黑海和赫勒斯滂海峡，在长长的边墙之内都是人口稠密的郊区和繁花不绝的林园。在这样夸张的描述之下，过去和现在的景况、兴旺和没落的时代，全都被有心人故意混淆在一起，但是演说家还是不禁要发出一声叹息或一阵自我辩白，这个悲惨的国家成为自作孽的亡灵和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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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和蛮族的暴力行为摧毁了古代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遭到破坏被夷为平地，帕洛斯（努米底亚）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或是使用在糟蹋高贵材料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雕像空空如也的基座知道其位置所在，很多石柱是否存在则要靠着破碎柱头的大小来确定，皇帝的坟墓分散在地面，时间的侵蚀力量为暴风雨和地震所加速。根据民间的传说，在不留一物的空间装点着神话中饰金包银的纪念物，这些令人感到惊异的事物，鲜明地存在于记忆和信念之中。无论如何，他还是能够分辨出斑岩石柱、查士丁尼的纪念柱和硕大雕像[155]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特别是它那高耸的圆顶。在没有其他的对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后，不必描述它的优点可能是最好的结局。但是他已经忘记，在一个世纪之前，雕像和教堂摇摇欲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及时维护之下获得拯救和保固，皇帝用两个新的扶壁或堆垛来增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强度；后来又过了30年，圆顶的东半部突然倒塌，圣像、祭坛和圣所被落下的墙面压得粉碎。巨大的灾害后，建筑很快得到修复倒是事实，人们不分阶级和年龄全力以赴清理破碎的砖瓦和垃圾。希腊人对于东部最堂皇和古老的神殿，奉献他们剩下的极为可怜的财富和劳力。[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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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面临灭亡的城市（帝国）最后的希望，在于母亲和女儿要能和睦相处：罗马要发挥母爱的亲情，君士坦丁堡要克尽孝道地顺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相互拥抱、完成签署和提出承诺，但是这种友谊的前提是奸诈的计谋，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157]缺乏基础架构的联合如同一场消失的春梦。[158]皇帝和高级教士乘坐威尼斯战船返国，当他们停靠在摩里亚、科孚和莱斯沃斯这些岛屿时，拉丁的臣民发出怨言，说虚假的联合成为压迫的工具。他们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陆，激烈和不满的耳语就排山倒海而来，这不是情绪昂扬的欢迎，而是不假辞色的痛击。在他们离国两年期间，首都失去行政和教会的统治者，无政府状况激起盲从的宗教狂热，暴怒的僧侣控制着妇女和偏执者的心灵，顺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则，是对拉丁人有关事物保持深痛恶绝的态度。皇帝去国赴意大利之前，用讨好的言辞对城市提出保证，可以获得立即的救助和强大的援军；教士对于正统教义和学识才能充满信心，对于自己和他们的教民提出承诺，会轻易战胜西部盲目的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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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为双重的失望所激怒，签署条文的高级教士的良知被唤醒，受到诱惑的时刻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比起他们想要获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众的愤怒更为他们所畏惧。他们并没有为言行的正当性提出辩护，反而伤感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失，乞求上帝和他们的同胞大发慈悲给予原谅。面对谴责的质问，意大利的宗教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能产生什么作用吗？他们的回答是叹息和眼泪：“啊!上帝!我们已经制定新的信条，我们已经用虔诚来交换不敬，我们已经背叛纯洁无瑕的祭祀，我们都会变成阿兹迈特分子[159]。”“啊!上帝!我们受到的诱惑是来自灾难、欺骗以及对短暂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惧。砍断签署联合决议的手，连根割去宣读拉丁信条的舌头!”琐碎繁杂的仪式和难以理解的教义更加重了他们对宗教的狂热，成为悔改最有效的证明，从各方面来说都要与西方绝对分离，连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着道义之心坚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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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教长约瑟逝世以后，赫拉克利亚和特拉布宗的总主教鼓起勇气拒绝空下的职位，红衣主教贝萨里翁情愿在梵蒂冈获得温暖而又舒适的庇护。皇帝和教士的选择都是库济库斯的梅特罗法尼斯，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授圣职仪式，但是参加典礼的人员寥寥无几，连执十字架的护卫者都放弃了他们的职责。这种状况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梅特罗法尼斯发出教会的雷霆之声，对一个分裂论盛行的民族丝毫不能发挥效用。希腊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马可，把他看成护卫国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获得的回报是赞美和称誉的颂辞。马可的典范和著作散布宗教争论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离开尘世，然而马可的福音书并非宽恕的法律，他在临终时提出要求，不得有罗马的追随者参加他的葬礼或为他的灵魂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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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主义者不限于拜占庭帝国狭窄的领域，在马穆鲁克权杖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长召集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否认参加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代表，谴责拉丁人的信条和会议，以联合抵制东部教会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腊宗教团体的信徒当中，俄罗斯人最为强势、无知和迷信。他们的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伊希多尔，匆忙从佛罗伦萨赶回莫斯科，[160]将独立的民族降格置于罗马的束缚和控制之下。但是这些俄罗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赞同教士的神学理论。他们对教皇特使的头衔、排场和拉丁十字架大为反感，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胡须，在举行神圣的礼拜仪式时还戴着手套和指环。伊希多尔在宗教会议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监禁在修道院，红衣主教从一个凶狠和狂热民族的手里逃脱，可说是极端困难的工作。[161]罗马传教士渴望越过塔内斯河使异教徒皈依[162]，俄罗斯人拒绝让他们通过国境。根据教规，这种否决是正当的行为，偶像崇拜的罪行没有像宗教分裂那样可恶。波希米亚人憎恨教皇，所以过错可以被原谅，一个由希腊教士组成的代表团要与这些乐观的狂热分子建立友谊。[163]当尤金尼乌斯四世对希腊人的联合决议和正教信仰感到扬扬得意时，支持他的党派只限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或皇宫之内。帕拉罗古斯的宗教热诚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受到反对以后很快冷却下来。企图背离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诚的叛徒高举起义的旗帜，并不缺乏国外和国内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宗教的事业准备动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惧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态度。土耳其苏丹穆拉德看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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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穆拉德二世的统治特色以及性格作风（1421—145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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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穆拉德（或称阿穆拉）享年49岁，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六个月零八天。他是一位公正而又英勇的君王，为人勤劳、博学、仁慈、虔诚、宽厚，具有高尚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个人好学不倦，不遗余力推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是勤政爱民的皇帝，也是建立丰功伟业的将领。古往今来没有人比穆拉德获得更伟大的胜利，只有贝尔格勒这个城市能够抗拒他的攻击。在他的统治之下，士兵保持常胜的令名，市民不仅富裕而且安全。要是他征服任何一个国家，最关心的事项是要兴建清真寺、客栈、医院和学校。他每年将1000个金币送给先知的子孙，并且拿出2500个金币分配给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宗教界人士。[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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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奥斯曼帝国一位历史学家对穆拉德非常详尽的描述，但是就一个奴性和迷信的民族而言，他们将热烈的掌声浪费在最恶劣的暴君身上。苏丹的德行对他自己来说是最大的罪恶，所有的臣民全都同意这种观点。一个民族要是不明白自由和法律具有同等的利益，就会被专制权力的闪光所吓倒，藩王的残酷会假借公正的名义，把他的挥霍当作慷慨，刚愎看成坚毅。要是最有道理的辩词都遭到否决，那么除了奉命从事几乎再没有自主的行为了。罪犯难免要胆战心惊，就是清白无辜的人有时也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要想将民众的安宁和部队的纪律维持在最佳的状况，就必须在战场上不断采取作战行动。新军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战争，凡是经历战阵危险能够幸存的人员，可以分享掠夺到的战利品，赞誉统治者极其慷慨的野心。忠诚的伊斯兰信徒首要的责任是要传播坚持正道的宗教，不信者非但是穆斯林也是先知的敌人，土耳其人手里的弯刀是让不信者皈依唯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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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之下，穆拉德的公正和节制从他的行为中可以获得证实，就是基督徒也都承认的确如此，他们认为长治久安和寿终正寝是他莫大功德应得的报酬。他正值活力充沛的盛年，统率着强大的军事武力，如果不是事先受到激怒自认行为正当，很少从事战争的行动。归顺请降会使胜利的苏丹解除军队的武装，如果遵守条约的规定，他的承诺不容违犯而且被视为神圣。匈牙利通常都是发起攻击的侵略者，斯坎德贝格的背叛使他怒气冲天，奥斯曼国君两次击败不义的卡拉马尼亚人后都加以赦免。在他入侵摩里亚之前，底比斯被藩王用奇袭的方式夺取。在征服帖撒洛尼卡的过程中，巴耶塞特的孙儿与威尼斯为最近的购买方式发生争执。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后，苏丹没有受到帕拉罗古斯的灾难、离国或伤害的引诱，不曾趁火打劫来绝灭拜占庭帝国最后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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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穆拉德的生平和性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两次逊位下台，自动放弃土耳其帝国的宝座，要不是动机掺杂迷信行为的作祟，我们就会赞许这位皇家哲学家[165]，在40岁的盛年就看透人类的伟大有如镜花水月，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隐退到马格尼西亚赏心悦目的行宫，生活在圣徒和隐士的社会之中。一直到伊斯兰教纪元4世纪，穆罕默德的宗教才被一种制度所败坏，所谓的苦行僧完全违背先知的精神和意念。但是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很多人开始拿基督教圣职人员甚至拉丁人的僧侣作为榜样，托钵僧的各种等级成倍增加。[166]整个民族的主子屈从于斋戒和祈祷，与宗教狂热分子一起进行无穷尽的旋转动作，他们误以为晕眩的头脑可以产生清明的心灵。[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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