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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主义者不限于拜占庭帝国狭窄的领域，在马穆鲁克权杖的保护之下，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长召集人数众多的宗教会议，否认参加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代表，谴责拉丁人的信条和会议，以联合抵制东部教会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腊宗教团体的信徒当中，俄罗斯人最为强势、无知和迷信。他们的大主教也就是红衣主教伊希多尔，匆忙从佛罗伦萨赶回莫斯科，[160]将独立的民族降格置于罗马的束缚和控制之下。但是这些俄罗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赞同教士的神学理论。他们对教皇特使的头衔、排场和拉丁十字架大为反感，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胡须，在举行神圣的礼拜仪式时还戴着手套和指环。伊希多尔在宗教会议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监禁在修道院，红衣主教从一个凶狠和狂热民族的手里逃脱，可说是极端困难的工作。[161]罗马传教士渴望越过塔内斯河使异教徒皈依[162]，俄罗斯人拒绝让他们通过国境。根据教规，这种否决是正当的行为，偶像崇拜的罪行没有像宗教分裂那样可恶。波希米亚人憎恨教皇，所以过错可以被原谅，一个由希腊教士组成的代表团要与这些乐观的狂热分子建立友谊。[163]当尤金尼乌斯四世对希腊人的联合决议和正教信仰感到扬扬得意时，支持他的党派只限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甚或皇宫之内。帕拉罗古斯的宗教热诚完全基于利害关系，受到反对以后很快冷却下来。企图背离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诚的叛徒高举起义的旗帜，并不缺乏国外和国内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为了宗教的事业准备动用武力，在意大利保持戒慎恐惧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态度。土耳其苏丹穆拉德看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谊，表现出不悦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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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穆拉德二世的统治特色以及性格作风（1421—145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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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穆拉德（或称阿穆拉）享年49岁，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六个月零八天。他是一位公正而又英勇的君王，为人勤劳、博学、仁慈、虔诚、宽厚，具有高尚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个人好学不倦，不遗余力推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是勤政爱民的皇帝，也是建立丰功伟业的将领。古往今来没有人比穆拉德获得更伟大的胜利，只有贝尔格勒这个城市能够抗拒他的攻击。在他的统治之下，士兵保持常胜的令名，市民不仅富裕而且安全。要是他征服任何一个国家，最关心的事项是要兴建清真寺、客栈、医院和学校。他每年将1000个金币送给先知的子孙，并且拿出2500个金币分配给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宗教界人士。[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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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奥斯曼帝国一位历史学家对穆拉德非常详尽的描述，但是就一个奴性和迷信的民族而言，他们将热烈的掌声浪费在最恶劣的暴君身上。苏丹的德行对他自己来说是最大的罪恶，所有的臣民全都同意这种观点。一个民族要是不明白自由和法律具有同等的利益，就会被专制权力的闪光所吓倒，藩王的残酷会假借公正的名义，把他的挥霍当作慷慨，刚愎看成坚毅。要是最有道理的辩词都遭到否决，那么除了奉命从事几乎再没有自主的行为了。罪犯难免要胆战心惊，就是清白无辜的人有时也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要想将民众的安宁和部队的纪律维持在最佳的状况，就必须在战场上不断采取作战行动。新军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战争，凡是经历战阵危险能够幸存的人员，可以分享掠夺到的战利品，赞誉统治者极其慷慨的野心。忠诚的伊斯兰信徒首要的责任是要传播坚持正道的宗教，不信者非但是穆斯林也是先知的敌人，土耳其人手里的弯刀是让不信者皈依唯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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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之下，穆拉德的公正和节制从他的行为中可以获得证实，就是基督徒也都承认的确如此，他们认为长治久安和寿终正寝是他莫大功德应得的报酬。他正值活力充沛的盛年，统率着强大的军事武力，如果不是事先受到激怒自认行为正当，很少从事战争的行动。归顺请降会使胜利的苏丹解除军队的武装，如果遵守条约的规定，他的承诺不容违犯而且被视为神圣。匈牙利通常都是发起攻击的侵略者，斯坎德贝格的背叛使他怒气冲天，奥斯曼国君两次击败不义的卡拉马尼亚人后都加以赦免。在他入侵摩里亚之前，底比斯被藩王用奇袭的方式夺取。在征服帖撒洛尼卡的过程中，巴耶塞特的孙儿与威尼斯为最近的购买方式发生争执。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后，苏丹没有受到帕拉罗古斯的灾难、离国或伤害的引诱，不曾趁火打劫来绝灭拜占庭帝国最后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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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穆拉德的生平和性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两次逊位下台，自动放弃土耳其帝国的宝座，要不是动机掺杂迷信行为的作祟，我们就会赞许这位皇家哲学家[165]，在40岁的盛年就看透人类的伟大有如镜花水月，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隐退到马格尼西亚赏心悦目的行宫，生活在圣徒和隐士的社会之中。一直到伊斯兰教纪元4世纪，穆罕默德的宗教才被一种制度所败坏，所谓的苦行僧完全违背先知的精神和意念。但是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很多人开始拿基督教圣职人员甚至拉丁人的僧侣作为榜样，托钵僧的各种等级成倍增加。[166]整个民族的主子屈从于斋戒和祈祷，与宗教狂热分子一起进行无穷尽的旋转动作，他们误以为晕眩的头脑可以产生清明的心灵。[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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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的入侵很快使穆拉德从宗教狂热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听命的儿子最早向他力陈国家的危险和人民的意愿。久经战阵的领袖高举大纛，新军在他的指挥下从事战斗和进行征服。等到他从瓦尔纳的战场班师回朝，重新开始祈祷和斋戒，与马格尼西亚的教友一起不断旋转。国家面临危险的局势，再度中断这些虔诚的功课。胜利的军队藐视缺乏经验的年轻统治者，哈德良堡整座城市都陷入抢劫和杀戮中，意见一致的国务会议恳求他出面安抚骚动的情势和制止新军的叛乱。部队听到主子熟悉的声音，全都战栗不已愿意听命从事，非常勉强的苏丹被迫要过讲究礼仪的奴役生活，4年以后被死神召唤才获得解脱。年老、病痛、不幸和任性，使得有些君王情愿禅位，等到他们过于空闲不甘寂寞，只有为无法挽回的行为感到懊悔。只有穆拉德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经过帝国权力和孤独的考验之后，还是宁愿过无拘无束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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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尤金尼乌斯和拉底斯劳斯联合对抗土耳其人（144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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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尼乌斯四世在他的希腊教友离开以后，对于尘世的利益还是非常关注。土耳其人的前进会很快侵入意大利的边界，使他感到忧心忡忡，更加关心希腊帝国的状况。十字军的精神已经完全消失，法兰克人的冷漠要是与以往那种奋不顾身的激情相比，其间的变化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11世纪时，一名狂热的僧侣敦促欧洲人前往亚洲光复圣墓，但是到了15世纪，宗教和策略更为急切的动机，还是无法让拉丁人联合起来保护基督教世界。日耳曼是无限供应人员和武器的仓库[168]，这个复杂而又怠惰的政治体，需要强势人物的推动和驱策，腓特烈三世就个人的性格和皇家的地位而论同样无能为力。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长期战争已经耗尽了双方的实力，但还是没有化解彼此的积怨。[169]勃艮第公爵菲利普是一位爱慕虚荣的诸侯，只要本身免于战阵的危险，并不需要支付费用，他就十分乐于让他的臣民从事虔诚的冒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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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组成一支英勇的舰队，从法兰德斯海岸航向赫勒斯滂海峡。濒海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共和国，离开作战的地区并没有那样的遥远，他们之间充满敌意的舰队在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匈牙利和波兰王国在拉丁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安全的掩护，却一直对土耳其人的进展非常关切，抱着激烈的抗拒态度。军队是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世袭产业，这些民族彼此竞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他们的刀剑被任性地使用于血腥的内部争端之中，现在可能会指向共同的敌人。然而他们养成的风气不利于协调合作与服从命令：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和财力有限的君王无法维持一支常备部队。波兰和匈牙利的骑兵队伍纪律松弛，欠缺高昂的士气和合适的武器，不像过去曾给法兰西的骑士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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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联合对抗土耳其人而言，激起罗马教皇的谋略和他的特使红衣主教朱利安的辩才：这得要靠着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170]；以及拉底斯劳斯[171]的头上戴着联合的两顶皇冠，他是一位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战士；还有一位骁勇善战的英雄约翰·哈尼阿德斯，在基督徒中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土耳其人的克星。教皇的特使有一个用之不竭的宝库，那就是可以任意挥霍的教会的赦免和恩典。法兰西和日耳曼很多私人豢养的武士接受征召，投身到神圣的旗帜下，十字军从欧洲和亚洲新的盟友那儿获得实力和名声。一位流亡的塞尔维亚藩王夸大多瑙河对岸基督徒的灾难和热情，说是会同心协力揭竿而起，来维护他们的宗教和自由。希腊皇帝[172]具有他父亲身上所没有的锐气，提出保证要防守博斯普鲁斯海峡，会亲自率领本国军队和佣兵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击。卡拉马尼亚的苏丹[173]通知穆拉德的撤退，以及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发起牵制攻势行动，要是西方的舰队能在同一时刻占领赫勒斯滂海峡，就会造成奥斯曼君主国的分离和毁灭。无论天上人间，对于邪恶异教徒的永坠地狱都必定兴高采烈，教皇的特使用审慎的态度和暧昧的言辞灌输他的见解：这完全要靠圣子和圣母给予暗中或公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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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在波兰和匈牙利的议会里成为一致的呼声，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拉底斯劳斯率领一支由联邦的臣民所组成的军队，抵达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索非亚。他们在这次远征中获得两次引人注目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哈尼阿德斯的英勇和卓越的指挥。第一次的胜利是他率领1万人马的前卫奇袭土耳其人的营地，第二次是他击败并俘虏对方战功彪炳的将领，即使这位将领具有地形和兵力的双重优势。冬季即将来临，加上海姆斯山天然和人工的阻碍，妨碍到英雄人物的未来进展。他打算在6天的短暂时间内，从山麓向着哈德良堡充满敌意的塔楼进军，接着指向希腊帝国友善的都城。敌军的退却没有受到干扰，进入比尤达立即成为军事和宗教的伟大成就，国王和武士徒步跟随着一支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他尽量保持两个民族功绩和酬劳的平衡，征服的骄傲混合着基督教谦卑的习性。土耳其的13名高阶将领、9面军旗和4000名俘虏，毫无疑问全部成为战利品。数以万计的土耳其人遗尸战场，[174]大家全都相信也没有人质疑，十字军人员带着毫不羞愧的自信添油加醋。胜利最确凿的证据和最有利的结果，是土耳其的国务会议派出一个求和的代表团，愿意归还塞尔维亚、赎回战俘和从匈牙利的边区撤离，这份条约可以使战争达成合理的目标。国王、藩王和哈尼阿德斯本人在塞吉丁的议会当中，对于公众和私人所获得的报酬都感到满意；签订10年的停战协定；耶稣和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对着《福音书》和《古兰经》宣誓，证明大家把神的旨意当成真理的护卫者和背信的报复者。土耳其的代表就《福音书》的立场，建议要以圣餐的仪式代替，使能真实呈现正统信仰的神性；基督徒拒绝亵渎他们神圣的教义，誓言包含的精神能量比起外在的可见象征，对于一个迷信的良知更难达成有力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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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徒违反和平条约以及瓦尔纳会战的成败（144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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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处理期间，身为红衣主教的特使保持着充满愠怒的沉默。他对于国王和人民同意这种方式，虽然不赞同但也缺乏反对的能力。等到卡拉马尼亚人入侵安纳托利亚以及希腊皇帝占领色雷斯，这些令人喜闻乐见的消息可以稳固朱利安的立场，议会也因而解散。还有就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勃艮第的舰队已经成为赫勒斯滂海峡的主人。盟友接到拉底斯劳斯大获全胜的消息，但是还不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内容，非常着急地等待军队的班师还朝。红衣主教大声惊呼道[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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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些处理方式，不是在抛弃大家的期望和你自己的机运吗？你对自己所负的职责、你的上帝和你的教友曾经立誓要信守忠诚，所以最优先的义务是要取消对基督的敌人仓促和亵渎的誓言。神在世间的代理人就是罗马教皇，没有他的批准你既不能承诺也不可执行这些条约。我用他的名义赦免你的伪证罪，让你使用的武器具备神圣的性质，追随我的脚步走上光荣和救赎的道路。如果你仍旧有所顾虑，可以把惩罚和罪孽转移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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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有崇高的人格，竟然支持这种带来灾难的狡辩，深得民心的议会朝令夕改轻浮易变，他同样予以支持。他们决定在同一个地点发起战争，直到最近才恢复和平。履行条约时基督徒袭击土耳其人，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是不信神的异教徒。拉底斯劳斯的承诺和宣誓成为骗人的谎言，受到那个时代宗教的缓颊，只要他的军队获得胜利，就能解救东部的教会，这是最完美的辩白，或者说能为大众所接受的借口。但是同样是这份条约损害了他的名誉，削弱了他的实力。和平的宣告使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志愿军带着不满的喃喃之声愤而离开，路途遥远的战事使波兰人筋疲力竭，可能是厌恶外国人指挥的缘故，他们的内卫军首先获得许可，撤回行省和城堡。甚至就是匈牙利人也因党派倾轧而四分五裂，举棋不定的态度使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说来这倒是值得赞许的事。十字军的残余人员发起第二次的远征行动，兵力减少到不足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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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瓦拉几亚酋长率领他的家臣加入皇家的阵营，提到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陪伴苏丹出猎的随从队伍的人数。两匹脚程神速的骏马被当作礼物，提醒拉底斯劳斯对即将发生的大事要有先见之明。塞尔维亚的藩王在光复国土和归还他的子女以后，对方引诱他，承诺可以给予他新的领土。缺乏经验的国王、宗教狂热的特使以及好战无礼的哈尼阿德斯，都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刀剑和十字架无坚不摧的威力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碍。等到渡过多瑙河以后，两条道路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和赫勒斯滂海峡：较近的一条道路直接越过海姆斯山，地形崎岖难以通行；另外一条路程较远但比较安全，经过地势平坦的国度，沿着黑海海岸前进。他们在行军时，按照西徐亚人的作战方式，经常把大车当作移动的工事使侧翼获得掩护。运用后面这条道路是很明智的选择，正统教会的信徒行军通过保加利亚平原，带有恶意的残酷行为，把基督徒土著的村庄和教堂焚烧一空。他们最后一站是靠近海边的瓦尔纳，拉底斯劳斯在此地战败阵亡留下不朽的英名。[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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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决定国家命运的地点，没有发现一支盟邦的舰队可以支持他们的作战行动，反而获得穆拉德即将接近的警报。穆拉德从马格尼西亚的退隐之地出发，把亚洲的军队运过来防卫欧洲。按照一些作者的说法，希腊皇帝出于畏惧或受到诱惑，同意他们使用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通道。贪污腐败这个难以洗刷的羞辱要加在热那亚人身上，还有教皇的侄儿身为正统教徒的水师提督，默许他的佣兵部队放弃防守赫勒斯滂海峡的任务。苏丹率领6万人马离开哈德良堡，用急行军向前挺进。等到红衣主教和哈尼阿德斯可以就近观察土耳其人的兵力和队列时，热心的武士建议撤退，然而这种处置方式非但缓慢而且不切实际。只有国王下定决心，不是征服就是死亡，他原本可以获得光荣和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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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君主位于阵线中间相对的位置，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将领称为贝格勒贝格，他们指挥右翼和左翼的部队，对抗藩王和哈尼阿德斯位于当面的师级单位。土耳其军的两翼在第一波的攻击中被敌军突破，但获得的优势结果反而带来致命的危险，行动鲁莽的胜利者一时激动发起追击，没有给敌人造成困扰反而远离友军的支援。当穆拉德看到自己的骑兵部队败逃，对自己和整个帝国的命运感到万念俱灰。一名久经战阵的新军弟兄抓住他坐骑的缰绳，他后来很宽宏大量地赦免并奖励了这名士兵，竟然看出君王处于恐慌之中，还敢阻止他临阵脱逃。一份条约的抄本被当作基督徒不守信义的证据，在战线的最前列公开展示出来。据说苏丹在大祸临头时，高举双手两眼向着上天，恳请真主给予保护。他向先知耶稣提出诉求，对那些用不敬的言辞嘲笑他的名字和宗教的人，应该施加报复的手段。[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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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国王充满胜利的自信，带着劣势的兵力和混乱的队伍向前猛攻，直到他的进军被无法击破的新军方阵阻止。要是我们相信奥斯曼编年史的记载，他的坐骑被穆拉德投出的标枪贯穿，[178]本人跌落在步兵的长矛阵中。一名土耳其士兵大声宣布：“匈牙利人，看吧!你们国王的头颅!”拉底斯劳斯的阵亡是战败的信号。哈尼阿德斯从冒进中醒转过来，后悔所犯的错误和部队的损失，竭尽全力要拯救皇家的主力，直到他被胜利的乌合之众所压倒，造成全线的彻底溃败。他的勇气和指挥发挥最后的效果，救出瓦拉几亚骑兵队的残部。瓦尔纳会战（公元1444年11月10日）这场惨败有1万名基督徒被杀，土耳其人的伤亡更多，就整个实力来说所占比例不算太大。然而这位富于理性的苏丹，用神色自若的态度承认战争的胜利有运气的成分，他说如果类似的胜利重演，代价可能是他的死亡。他下令在拉底斯劳斯落马的地点竖立一根纪念石柱，高雅的铭文没有提到他鲁莽的行动，只是记下匈牙利年轻国君的英勇事迹，悲悼他不幸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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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字军运动的英雄人物朱利安和哈尼阿德斯（1444—145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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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从瓦尔纳战场移开目光之前，被红衣主教朱利安和约翰·哈尼阿德斯这两位主角的性格和事迹所吸引。朱利安·恺撒里尼出身于罗马的贵族世家，他吸取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精通神学和法律的素养，多才多艺的禀赋同样适合于学院、军营和宫廷。他刚被授予罗马的紫袍就被派往日耳曼，加强帝国的武备对付波希米亚的叛徒和异端。宗教迫害的精神使他不配当博爱的基督徒；军人的职业不适合他的教士身份。但是前者受到那个时代的原谅，后者因朱利安的勇气而变得更为高贵，日耳曼的主人可耻地逃走时，只有他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他身为教皇的特使，召开巴西尔的宗教会议，但是这位主席似乎很快成为最热心的勇士，要争取教会的自由，凭着他的能力和干劲，领导了长达7年的反对运动，采用最激烈的手段抗拒尤金尼乌斯的权威和地位之后，出于利益或良心等隐秘的动机，他突然抛弃深得民心的党派。红衣主教从巴西尔退往费拉拉，涉入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争论，他的辩证充满技巧而且神学的修养博大精深，这两个民族都对他表示钦佩之意。我们看到他在担任匈牙利使节时，诡异的论点和动听的辩才造成有害的后果，朱利安自己成为最早的牺牲品。红衣主教履行教士和士兵的职责，在瓦尔纳战败丧失性命。过世的情节有不同的记载，黄金成为沉重的累赘妨害到他的逃走，引起一些基督教流亡人员的贪念而采取残酷的手段，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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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哈尼阿德斯的家世寒微，或许会令人感到可疑，他完全凭着自己的长处擢升到指挥匈牙利军队的职位。他的父亲是瓦拉几亚人，而母亲是希腊人，她的族人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是姓名我们还不清楚。从他的出生地获得瓦拉几亚人的身份和科维努斯这个姓氏，可能形成证据薄弱的借口，说是他的血统渊源于古老罗马的大公。[179]他在年轻的时候参加意大利的战争，后来与12名骑兵一起被萨格勒布主教雇用。“白武士”[180]的英勇之名很快传播开来，与有钱的贵族家庭联姻更增加了他的财富。他防守匈牙利的边区对抗土耳其人，在同一年内赢得3次会战的胜利。他发挥影响力使波兰的拉底斯劳斯获得匈牙利的王冠，拥立的功劳所得到的报酬是“外斯拉夫尼亚领主”这个头衔和职位。朱利安的十字军旗开得胜，使他获得两顶土耳其的桂冠，瓦尔纳之役给公众带来灾难的致命错误已被人遗忘。当奥地利的拉底斯劳斯这位名义上的国王尚未即位和成年时，哈尼阿德斯被推举为最高首领和匈牙利总督，对他的嫉妒在开始就因恐惧而保持静默，从他12年的统治可以看出他如同精于战争一样熟悉政事。然而处于巅峰状况的将领不会在战役中描述他的治国理念，“白武士”的战斗是用双手而并非头脑，这位酋长率领散漫的蛮族，发起进攻时毫无畏惧之心，落荒而逃时也不会羞愧难安。他的军旅生涯混合着传奇的事迹，交替出现胜利和败北。土耳其人拿他的名字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以讹传讹称他为扬库斯·莱因或“恶汉”，这种痛恨的情绪也可以证明土耳其人对他的敬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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