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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的答复充满敌意，成为最后的宣判，现在要塞已经建造完成。在他离开回到哈德良堡之前，安排了一位警觉性很高的将军和400名新军，任何国家的船只在他们火炮射程之内通过都要缴纳贡金（公元1452年9月1日）。对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主人所下达的命令，一艘威尼斯的商船拒绝服从，结果被发射的一枚炮弹击沉（公元1452年11月26日）。船主和30名水手逃到一艘小船上面，带着枷锁被拖到奥斯曼政府所在地，船主受到刺刑，他的手下都被斩首。历史学家杜卡斯在德摩提卡看到他们的尸体被抛在郊外喂野兽。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延到翌年春天，但是一支奥斯曼的军队向摩里亚进军，先要消灭君士坦丁的兄弟所拥有的作战实力。在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像托马斯藩王这样无能为力的君王，生下一个儿子可以获得祝福也会带来悲伤（公元1453年1月17日）。忧愁的法兰扎说道：“末代继承人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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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耳其人进行围攻的准备和巨炮的铸造和试射（1452—145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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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全都度过了一个焦虑难安和夜不成寝的冬天，前者心怀恐惧要保持警觉，而后者是充满希望而感到精神百倍，双方全力准备攻防作战（1452年9月—1453年4月）。这两位皇帝的成败得失都受到民族情操的影响。就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种情操来自年轻和气质所激起的狂热。他在哈德良堡的时候，用修建建筑来打发休闲的时光，建造高耸宏伟的耶汉·努马皇宫（原文的意思是“世界的瞭望塔”），但要征服恺撒城市的雄心壮志绝不会改变。[209]一天深夜2时左右，他突然从床上惊起，立即下令召见首相。苏丹在这样一个时刻召唤他入宫，使卡利尔·巴萧有东窗事发的感觉，他过去得到穆拉德二世的信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等到他的儿子接位以后，首相还能稳保职位，表面上看很受重用，但是这位资深的政治家一直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感觉自己随时会失足堕于万丈深渊之中。他与基督徒的关系密切，被人谴责获得加波儿·奥塔契的称号，指他是“不走正道者的义兄”，这在前朝是平常事，不会受到影响。贪婪使他被敌人收买，里通敌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被查出来受到严惩。现在他接受皇帝召见的命令，就与妻子和儿女做最后一次的告别。他在杯中装满金块，火速进宫晋见苏丹，按照东方的习惯呈献贡金作为尽责和感恩。[210]穆罕默德说道：“我并不需要你们呈献礼物，情愿能够加倍奉送到你们的身上。对我而言存在更有价值和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君士坦丁堡。”首相很快从惊慌中恢复过来，于是他说道：“真主已经将罗马帝国大部分的疆域赐给您，对于残余的领土和首都绝不会吝啬，他的恩惠再加上您的实力，一定能获得成功。我自己和其余的人员都是您忠实的奴才，愿意为完成您的大业奉献我们的生命和财产。”苏丹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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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211]（师傅），你看到这个枕头没有？虽然我很疲倦，但整夜还是辗转反侧，把这个枕头推过去拉过来难以成眠，一直在惦念着罗马人的金银。现在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优势，可以获得真主的协助和先知的赐福，必须要尽快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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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探士兵的意愿和了解状况，他经常单独到街头微服出访，避开民众的目光不让人得知，要是有人发觉他是苏丹，就会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危险。他为了攻占这个充满敌意的城市，花费了很多时间草拟计划，不断与将领和工程人员进行讨论，决定部署炮兵阵地的位置、用来攻击指定区段的城墙以及挖掘坑道和架设云梯的地点。白天进行各项练习，必要时还得挑灯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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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所有的毁灭工具之中，花了特别多的精力学习拉丁人威力强大的最新发明，他所创立的炮兵就当时世界的标准而言优于任何国家。有一个丹麦人乌尔班是火炮的铸造专家，在希腊人的军队中服役几乎饿死，后来受到土耳其苏丹的重用，穆罕默德二世怀着满腔热忱极力催促这位工艺家，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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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问我是否有能力铸造一门火炮，抛射很大的弹头或石块去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我对这些城墙的强度了如指掌，知道它们比巴比伦的工事更为结实，我也会铸造出威力更为惊人的火炮来对付，炮位的选定和操作要由你的工程人员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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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获得明确的保证，就在哈德良堡建立一个铸炮厂，准备所需要的金属，经过3个月的努力工作，制造出一根黄铜炮管，这样的庞然大物简直令人不敢置信。它的口径经过测量有12掌长，石弹的重量超过600磅。[212]新宫殿前面有块空地被选来进行第一次的试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带来惊慌和恐惧，事先发布翌日要发射火炮的通告。在距离100个弗隆（约为12.5英里）范围之内都可以感受或听到爆炸的声音，火药的威力将炮弹发射到1英里之外，落下的位置将地面打出1英寻[213]深的大洞，整个弹丸全部埋在土里。30辆大车连接起来组成一个载具，60头牛在前面拖曳，用来运送这个毁灭性的武器，每边有200人在维护行进的平衡，支持载具稳定地滚动，还有250名工匠在前面整平路面和修护桥梁。这趟极为辛劳的行程距离只有150英里，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位立场鲜明的哲学家[214]在这种状况下竟然嘲笑希腊人过于轻信敌人的能力，当然他的说辞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对于一个被击败的民族还说出这种夸大的言辞，当然难以认同。经过他的计算，发射一个200磅的弹丸，需要装填150磅的火药，只有不到十五分之一的分量能在同一时间燃烧，爆发的能量必定非常软弱无力。我对于这毁灭的技术非常陌生，但我也知道现代炮兵的发展和改进在于火炮的数目而不是增加炮身的重量，火炮发射以后迅速传来爆炸的声音，甚至可以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然而我不敢否定当代作者明确和一致的证词，早期的技术人员凭着抱负，生产出粗糙的成果，能够逾越现代的标准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一门土耳其火炮比穆罕默德二世的产品更为庞大，仍旧在护卫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最近的测试发现威力还是不可轻视。一发1100磅重的石弹需要装填330磅的火药，发射以后在600码的距离裂成三块岩石碎片，穿越海峡时漂过海面，激起的水花成为一阵泡沫，再度升起后落到对面的小山。[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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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士坦丁堡受到围攻的态势和双方的兵力（145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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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威胁东部都城时，希腊皇帝用虔诚的祈祷恳求来自世间和天国的援助，但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他的哀诉装聋作哑，基督教世界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完全无动于衷。埃及苏丹出于对土耳其的猜忌和暂时的需要，倒是答应给予相当的支援。有些国家本身的实力衰弱，还有很多国家的距离过远，有人认为是杞人忧天，也有人知道大难临头已经无法避免。西部的国君全部陷入没完没了的内部争执之中，希腊人的欺骗和固执使罗马教皇仍旧气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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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五世[216]并没有妥善运用意大利的军队和财富来帮忙希腊人，反而提出先入为主的看法，说他们已经在劫难逃，好像他的荣誉完全在于使预言成真。或许是他们所遭遇的灾祸已经陷入绝境，他那拒人于千里的态度有软化的迹象，但是教皇的恻隐之心过于迟缓，不仅没有全力以赴，也无法产生任何作用。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特遣舰队发航离开港口之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经落入敌手，甚至就连摩里亚和统治希腊岛屿的王侯也都装出冷漠的中立立场。热那亚的加拉塔殖民地想要进行谈判，私下解决，苏丹允许他们保有虚幻的希望，那就是帝国灭亡以后在土耳其人大发慈悲之下，他们还能获得幸存的机会。平民和一些拜占庭的贵族，对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只会一味地规避。贪婪的念头使他们拒绝支持皇帝，情愿将财富留给土耳其人享用，否则他们可以用不为人知但数量庞大的金钱，征召更多的佣兵队伍前来防守这座城市。[217]不管怎么说，贫穷而孤独的君王还在加强准备，要抵挡极其可畏的敌手。虽然他的勇气能够克服危局，但是他的实力不足以与奥斯曼的君王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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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前锋部队在初春时节大举扫荡市镇和乡村，直抵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降服可以获得赦免和保护，只要稍加抗拒就会为刀兵和火焰所毁灭。黑海周边的希腊地方如梅森布里亚、阿奇隆姆和比宗，一接到召唤就递表归顺。只有西利布里亚拒不从命，遭到围攻或封锁，获得不屈的无上荣誉。勇敢的居民在陆地遭到包围时，竟然乘着船只出海，抢劫库济库斯对面的海岸地带，将掳来的俘虏在公共市场发售。等到穆罕默德二世亲自领军到达以后，整个地区全部安定下来俯伏在他的脚前。他一开始先在距城5英里的地方停止下来，然后摆出会战的队形继续前进，在圣罗马努斯门的前方位置竖起苏丹的大纛，从4月6日（1453 A.D.）起进行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围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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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欧洲的部队从普罗蓬提斯海到港口，自右至左成一线展开，新军部署在苏丹御帐前方的正面位置，奥斯曼军队的战线用一道深壕加以掩护。一支分遣部队被派去包围盖拉塔郊区，监视不守信义的热那亚人。喜欢追根究底的菲勒福斯在围城之前，已经在希腊居留了30年，确信土耳其的军队无论打着何种名义或方式，总兵力都不会超过6万骑兵和2万步卒。他谴责希腊民族怯懦成性，竟然驯服屈从于一小撮蛮族的手里。事实上他所提到的兵力称为卡皮库利[218]，是土耳其政府的正规部队，随着君王一起进军并且由国库支付薪饷。但地方的行政长官在所管辖的区域，维持或征召省级的民兵单位。[219]军事的任命可以保有更多的土地，掠夺的希望吸引数量庞大的志愿军，神圣的号角声邀请成群饥肠辘辘和不知畏惧的狂热分子，他们至少可以造成令人恐怖的声势。在第一次发起攻击时，他们是最好的炮灰，可以用来磨钝基督徒的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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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卡斯、卡尔科科戴勒斯和开俄斯岛的利奥纳德，都尽量夸大土耳其人的庞大势力，说是总兵力是30万到40万人。但法兰扎是当代的知名之士，作为仲裁者他的计算更为精确，提出的数量是25.8万人，这一数字合乎常理和实际的情况。[220]围攻者的水师实力不足，普罗蓬提斯海面虽然布满320艘各型船只，但只有18艘够得上战船的标准，绝大部分应该都是补给船和运输船，将大量的人员、装具和给养络绎不绝运送到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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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在最后的衰亡状况下，仍旧拥有10万以上的居民，但是这个数据不是参加战争的人数而是来自俘虏的统计。这些俘虏大部分是工匠、僧侣、妇女和缺乏作战勇气的男子，他们比妇女还要苟且偷安。我对这点可以谅解，暴君为贯彻意志迫使勉强的臣民到遥远的边疆去服役。在失去进取精神的社会里，身为男子汉不敢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子女和财产。奉皇帝的命令，在街道和住宅进行一项特别的调查，看看有多少市民甚至僧侣愿意执干戈以卫社稷，由法兰扎负责完成名册。经过一番努力尽量增加人数以后，他带着悲痛和难以置信的神情报告他的主子，整个国家担任守备任务的市民减少到只有4970名“罗马人”。君士坦丁和他所信任的大臣，只有保守这个令人胆寒的秘密使之不外泄。足够数量的盾牌、十字弩和前膛枪，从军械库中取出分发给城市的队伍，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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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获得一些新来的盟友，也就是由热那亚贵族约翰·查士丁尼指挥的2000名外籍军队。皇帝对这些协防军给予丰厚的赏赐，为了奖励英勇行动和争取胜利的决心，承诺将勒诺斯岛赠送给他们的首领作封地。拉曳一条坚固的铁链横过海港的进口，安排希腊和意大利的战船和商用船只进行支撑。基督教国家的船只从甘地亚和黑海陆续抵达，全部留下担任各种勤务之用。这个城市的周长有13到16英里，仅有7000到8000名士兵的守备部队担任防务，要来对抗当世强国的奥斯曼帝国。[221]欧洲和亚洲的通路全部开放，让围攻军可以通行无阻，希腊人的实力和粮食必须维持每日的消耗，使得存量不断减少，他们无望获得任何外来的援军或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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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希腊和拉丁两个教会联合的幻灭和宗教的狂热（145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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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罗马人拔出佩剑，下定决心不是死亡就是征服；原始的基督徒对这两者都甘之如饴，抱着耐心和慈悲等待使自己成为殉教者的致命一击。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仅为宗教的精神感到激动，这种风气只会产生怨恨和争执。约翰·帕拉罗古斯皇帝在逝世前公开宣布，放弃与拉丁教会联合这不孚众望的举措，尔后这种观念始终没有获得改善，一直要等到他的弟弟君士坦丁面临灾难，逼得要用奉承和欺瞒当成最后的手段。[222]为了获得尘世的救援，他的使臣接到指示，要将这件事与愿意接受精神上的服从一并进行讨论，并且可以提出保证。他对教会抱着不予理会的态度，借口是有紧急国家大事要处理。他秉持正统教义的愿望，恳求一位罗马使节的莅临。虽然梵蒂冈经常受到对方的欺骗和诱惑，现在接收到悔改的信号却不容忽视，一位使节总比一支军队更容易获得对方的同意。大约在最后灭亡的前6个月，俄罗斯的红衣主教伊希多尔以教皇特使的名义，带着大批僧侣和士兵的随员行列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像是欢迎一位朋友和父执，带着尊敬的神色聆听他的讲道，在教堂的公开场合或者皇帝的礼拜堂。教士和世俗人等都用逢迎的态度在联合法案上签署，原因是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已经获得批准。12月12日（1452 A.D.）这天，两个民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领圣体仪式的奉献和祈祷，两位教宗的名讳都受到大声赞扬和称颂，那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尼古拉五世，以及被叛乱群众所放逐的乔治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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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教士在祭坛进行圣事时所使用的服装和语言，成为引起反感的对象。希腊人用极度厌恶的口气，提到他拿未发酵的面包当作奉献的薄饼，把冷水注入圣餐的酒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承认这种状况实在让他感到羞愧，对于宗教的认同和统一，他的同胞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诚意，甚至皇帝自己也怀着这种用心。拿未来要修改信条当作承诺来拖延仓促和无条件的顺从，最好的借口是自认已经犯下伪证罪，这也许是最糟糕的托辞。但是当他们那些诚实的同教弟兄用谴责的言辞对他们形成压力时，这些希腊人只能喃喃自语：“我们要忍耐，等待上帝将这座城市从吞吃的巨龙口里拯救出来，到时你将了解我们是否真要与阿兹迈特人和解。”但是忍耐不是宗教狂热的主要特性，宫廷的手腕不见得能压制民众对自由和暴力的热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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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不分性别和阶层，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蜂拥前往僧人根纳狄乌斯[223]的小室，请教有关教会未来前途的神谕。圣人不见外客，通常在沉思冥想，恍惚之中陷入神意的通灵状态，在他小室的门口悬挂一块可以写字的木板，他们读过这些可怕的字句以后陆续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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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可怜的罗马人，你们为什么要抛弃真理，为什么不信上帝而要把一切托付给意大利人？你们要是丧失信仰就会丢掉城市!请怜悯我，啊!上主，我当着你的面诚心禀告，我一生清白无辜没有犯下任何罪孽。啊!可怜的罗马人，要思考未来，要停止作恶，要彻底悔改。在这种重要的时刻放弃祖先的宗教而去接受邪恶的信仰，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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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根据根纳狄乌斯的意见，纯洁有如天使、高傲有如恶魔的守贞修女反对教会联合的决议，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愿与拉丁人在宗教仪式上有任何联系。她们做出的榜样受到绝大部分教士和人民的称赞和效法。虔诚的希腊人从修道院分散到各地的酒馆，饮起酒来就像教皇的奴隶那样令人混淆不清，为了向无垢圣母的圣像致敬而不停干杯，恳求她大发神威抗拒穆罕默德，就像从前她从科斯罗伊斯和台吉的手里拯救这座城市一样。在宗教狂热和酗酒过度的双重麻醉之下，他们神勇百倍地高声喊叫：“有什么理由需要西方的援军、教会联合或是拉丁人？阿兹迈特人的礼拜仪式赶快滚开!”土耳其人征战行动的前一个冬天，这种像时疫爆发一样的狂暴状况使整个民族为之骚乱不已，其他的工作全部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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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斋的斋期和复活节的来临，并没有激发仁慈和博爱的气氛，反而增强了狂热分子的刚愎心理。告解的神父对于信徒的心灵进行仔细的审查并且提出警告，任何人要是从教士的手里接受圣体，对于教会联合表示同意或是加以默许，都要被逼进行严厉的苦修和悔改。拉丁教士在祭坛奉行圣事，等于散播传染病给参加仪式的那些沉默和简朴的观众。邪恶的排场只会让他们丧失僧侣职务所具有的美德，一味地将希望寄托于他们的祈祷和赦罪会带来帮助，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行为，甚至有引发突然死亡的危险。圣索菲亚大教堂刚受到拉丁奉献仪式的污染，马上就被教士和人民当成犹太人的会堂或异教徒的庙宇弃若敝履，在这个巨大的圆顶下面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而过去这里的香火旺盛、灯光灿烂，回响着祈祷和感恩的声音。拉丁人是最可恶的异端分子和背离正统教义的人。大公爵是帝国的首席大臣，据说他宣称，他情愿在君士坦丁堡看到穆罕默德的头巾，也要比教皇的法冠或红衣主教的角帽更为顺眼。[224]这种情怀对于基督徒或是爱国志士没有一点价值，希腊人萦回在心，带来致命的后果。皇帝失去臣民的敬爱和支持，顺从神意的安排和怀着奇迹式的解救希望，使得民族的怯懦行为变得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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