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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前锋部队在初春时节大举扫荡市镇和乡村，直抵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降服可以获得赦免和保护，只要稍加抗拒就会为刀兵和火焰所毁灭。黑海周边的希腊地方如梅森布里亚、阿奇隆姆和比宗，一接到召唤就递表归顺。只有西利布里亚拒不从命，遭到围攻或封锁，获得不屈的无上荣誉。勇敢的居民在陆地遭到包围时，竟然乘着船只出海，抢劫库济库斯对面的海岸地带，将掳来的俘虏在公共市场发售。等到穆罕默德二世亲自领军到达以后，整个地区全部安定下来俯伏在他的脚前。他一开始先在距城5英里的地方停止下来，然后摆出会战的队形继续前进，在圣罗马努斯门的前方位置竖起苏丹的大纛，从4月6日（1453 A.D.）起进行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围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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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和欧洲的部队从普罗蓬提斯海到港口，自右至左成一线展开，新军部署在苏丹御帐前方的正面位置，奥斯曼军队的战线用一道深壕加以掩护。一支分遣部队被派去包围盖拉塔郊区，监视不守信义的热那亚人。喜欢追根究底的菲勒福斯在围城之前，已经在希腊居留了30年，确信土耳其的军队无论打着何种名义或方式，总兵力都不会超过6万骑兵和2万步卒。他谴责希腊民族怯懦成性，竟然驯服屈从于一小撮蛮族的手里。事实上他所提到的兵力称为卡皮库利[218]，是土耳其政府的正规部队，随着君王一起进军并且由国库支付薪饷。但地方的行政长官在所管辖的区域，维持或征召省级的民兵单位。[219]军事的任命可以保有更多的土地，掠夺的希望吸引数量庞大的志愿军，神圣的号角声邀请成群饥肠辘辘和不知畏惧的狂热分子，他们至少可以造成令人恐怖的声势。在第一次发起攻击时，他们是最好的炮灰，可以用来磨钝基督徒的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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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卡斯、卡尔科科戴勒斯和开俄斯岛的利奥纳德，都尽量夸大土耳其人的庞大势力，说是总兵力是30万到40万人。但法兰扎是当代的知名之士，作为仲裁者他的计算更为精确，提出的数量是25.8万人，这一数字合乎常理和实际的情况。[220]围攻者的水师实力不足，普罗蓬提斯海面虽然布满320艘各型船只，但只有18艘够得上战船的标准，绝大部分应该都是补给船和运输船，将大量的人员、装具和给养络绎不绝运送到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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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在最后的衰亡状况下，仍旧拥有10万以上的居民，但是这个数据不是参加战争的人数而是来自俘虏的统计。这些俘虏大部分是工匠、僧侣、妇女和缺乏作战勇气的男子，他们比妇女还要苟且偷安。我对这点可以谅解，暴君为贯彻意志迫使勉强的臣民到遥远的边疆去服役。在失去进取精神的社会里，身为男子汉不敢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子女和财产。奉皇帝的命令，在街道和住宅进行一项特别的调查，看看有多少市民甚至僧侣愿意执干戈以卫社稷，由法兰扎负责完成名册。经过一番努力尽量增加人数以后，他带着悲痛和难以置信的神情报告他的主子，整个国家担任守备任务的市民减少到只有4970名“罗马人”。君士坦丁和他所信任的大臣，只有保守这个令人胆寒的秘密使之不外泄。足够数量的盾牌、十字弩和前膛枪，从军械库中取出分发给城市的队伍，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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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获得一些新来的盟友，也就是由热那亚贵族约翰·查士丁尼指挥的2000名外籍军队。皇帝对这些协防军给予丰厚的赏赐，为了奖励英勇行动和争取胜利的决心，承诺将勒诺斯岛赠送给他们的首领作封地。拉曳一条坚固的铁链横过海港的进口，安排希腊和意大利的战船和商用船只进行支撑。基督教国家的船只从甘地亚和黑海陆续抵达，全部留下担任各种勤务之用。这个城市的周长有13到16英里，仅有7000到8000名士兵的守备部队担任防务，要来对抗当世强国的奥斯曼帝国。[221]欧洲和亚洲的通路全部开放，让围攻军可以通行无阻，希腊人的实力和粮食必须维持每日的消耗，使得存量不断减少，他们无望获得任何外来的援军或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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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希腊和拉丁两个教会联合的幻灭和宗教的狂热（1452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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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罗马人拔出佩剑，下定决心不是死亡就是征服；原始的基督徒对这两者都甘之如饴，抱着耐心和慈悲等待使自己成为殉教者的致命一击。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仅为宗教的精神感到激动，这种风气只会产生怨恨和争执。约翰·帕拉罗古斯皇帝在逝世前公开宣布，放弃与拉丁教会联合这不孚众望的举措，尔后这种观念始终没有获得改善，一直要等到他的弟弟君士坦丁面临灾难，逼得要用奉承和欺瞒当成最后的手段。[222]为了获得尘世的救援，他的使臣接到指示，要将这件事与愿意接受精神上的服从一并进行讨论，并且可以提出保证。他对教会抱着不予理会的态度，借口是有紧急国家大事要处理。他秉持正统教义的愿望，恳求一位罗马使节的莅临。虽然梵蒂冈经常受到对方的欺骗和诱惑，现在接收到悔改的信号却不容忽视，一位使节总比一支军队更容易获得对方的同意。大约在最后灭亡的前6个月，俄罗斯的红衣主教伊希多尔以教皇特使的名义，带着大批僧侣和士兵的随员行列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像是欢迎一位朋友和父执，带着尊敬的神色聆听他的讲道，在教堂的公开场合或者皇帝的礼拜堂。教士和世俗人等都用逢迎的态度在联合法案上签署，原因是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已经获得批准。12月12日（1452 A.D.）这天，两个民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领圣体仪式的奉献和祈祷，两位教宗的名讳都受到大声赞扬和称颂，那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尼古拉五世，以及被叛乱群众所放逐的乔治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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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教士在祭坛进行圣事时所使用的服装和语言，成为引起反感的对象。希腊人用极度厌恶的口气，提到他拿未发酵的面包当作奉献的薄饼，把冷水注入圣餐的酒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承认这种状况实在让他感到羞愧，对于宗教的认同和统一，他的同胞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诚意，甚至皇帝自己也怀着这种用心。拿未来要修改信条当作承诺来拖延仓促和无条件的顺从，最好的借口是自认已经犯下伪证罪，这也许是最糟糕的托辞。但是当他们那些诚实的同教弟兄用谴责的言辞对他们形成压力时，这些希腊人只能喃喃自语：“我们要忍耐，等待上帝将这座城市从吞吃的巨龙口里拯救出来，到时你将了解我们是否真要与阿兹迈特人和解。”但是忍耐不是宗教狂热的主要特性，宫廷的手腕不见得能压制民众对自由和暴力的热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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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不分性别和阶层，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蜂拥前往僧人根纳狄乌斯[223]的小室，请教有关教会未来前途的神谕。圣人不见外客，通常在沉思冥想，恍惚之中陷入神意的通灵状态，在他小室的门口悬挂一块可以写字的木板，他们读过这些可怕的字句以后陆续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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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可怜的罗马人，你们为什么要抛弃真理，为什么不信上帝而要把一切托付给意大利人？你们要是丧失信仰就会丢掉城市!请怜悯我，啊!上主，我当着你的面诚心禀告，我一生清白无辜没有犯下任何罪孽。啊!可怜的罗马人，要思考未来，要停止作恶，要彻底悔改。在这种重要的时刻放弃祖先的宗教而去接受邪恶的信仰，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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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根据根纳狄乌斯的意见，纯洁有如天使、高傲有如恶魔的守贞修女反对教会联合的决议，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愿与拉丁人在宗教仪式上有任何联系。她们做出的榜样受到绝大部分教士和人民的称赞和效法。虔诚的希腊人从修道院分散到各地的酒馆，饮起酒来就像教皇的奴隶那样令人混淆不清，为了向无垢圣母的圣像致敬而不停干杯，恳求她大发神威抗拒穆罕默德，就像从前她从科斯罗伊斯和台吉的手里拯救这座城市一样。在宗教狂热和酗酒过度的双重麻醉之下，他们神勇百倍地高声喊叫：“有什么理由需要西方的援军、教会联合或是拉丁人？阿兹迈特人的礼拜仪式赶快滚开!”土耳其人征战行动的前一个冬天，这种像时疫爆发一样的狂暴状况使整个民族为之骚乱不已，其他的工作全部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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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斋的斋期和复活节的来临，并没有激发仁慈和博爱的气氛，反而增强了狂热分子的刚愎心理。告解的神父对于信徒的心灵进行仔细的审查并且提出警告，任何人要是从教士的手里接受圣体，对于教会联合表示同意或是加以默许，都要被逼进行严厉的苦修和悔改。拉丁教士在祭坛奉行圣事，等于散播传染病给参加仪式的那些沉默和简朴的观众。邪恶的排场只会让他们丧失僧侣职务所具有的美德，一味地将希望寄托于他们的祈祷和赦罪会带来帮助，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行为，甚至有引发突然死亡的危险。圣索菲亚大教堂刚受到拉丁奉献仪式的污染，马上就被教士和人民当成犹太人的会堂或异教徒的庙宇弃若敝履，在这个巨大的圆顶下面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而过去这里的香火旺盛、灯光灿烂，回响着祈祷和感恩的声音。拉丁人是最可恶的异端分子和背离正统教义的人。大公爵是帝国的首席大臣，据说他宣称，他情愿在君士坦丁堡看到穆罕默德的头巾，也要比教皇的法冠或红衣主教的角帽更为顺眼。[224]这种情怀对于基督徒或是爱国志士没有一点价值，希腊人萦回在心，带来致命的后果。皇帝失去臣民的敬爱和支持，顺从神意的安排和怀着奇迹式的解救希望，使得民族的怯懦行为变得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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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及两军的攻防作战（145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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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三角形状的沿海的两条边，是任何敌人都难以接近的，普罗蓬提斯海的一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靠近港口的一边工事坚固。而在两个水域之间的三角形的底部，也就是陆地的一边，有双重城墙和深达100英尺的壕沟作为保护。[225]根据目击者法兰扎的说法，奥斯曼人的主攻方向是这条6英里长的防线。[226]皇帝在最危险的地方分配兵力和理清指挥关系以后，自己负责外层城墙的守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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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开始的最初几天，希腊士兵突入壕沟列队出击，但是他们立刻发现在兵力的对比上，一个基督徒要抵挡20多个土耳其人，因此在这次大胆的先发制人式的作战以后，很快就采取审慎的行动，用投掷武器来保护他们的防壁，这种步步为营的做法不应被指责为怯懦的表现。希腊民族的确贪生怕死而且行事猥贱，最后的君士坦丁却无愧于英雄的称呼，出身高贵的志愿军队伍受到罗马武德的鼓舞，就连外国的协防军都有西部骑士的风范。不断投射的标枪和箭雨伴着前膛枪和火炮的硝烟、巨响和火焰，他们使用的小型武器同时发射，可以打出5发甚至10发核桃大小的铅弹，根据双方队列接近的程度和火药的威力，一发子弹可以穿透几层胸甲和躯体。土耳其人的进攻很快就被逼入壕沟之中，或是用尸体当作掩护。战争持续着，每天都能使基督徒增加实战的经验，只是储量不足的火药，却在每天的作战行动中逐渐消耗殆尽。希腊人的火器在口径和数量上都处于劣势，即使他们拥有一些重型火炮，也不敢放置在城墙上面，唯恐古老的结构经不起爆炸的震撼发生倒塌。这一足以致命的秘密早已被穆斯林知晓，他们拿出宗教狂热、金钱财富和专制制度更为优越的力量加以利用。穆罕默德这门巨大的火炮或许已经有人特别注意到了，这是那个时代重要而具体的题材，可以记载在史册上面。这个庞然大物的左右两侧，还有两门威力几乎与它相等的大口径火炮。[227]土耳其的炮兵火力排成一线对准城墙，14个炮兵阵地同时向着最易进攻的位置发起轰击。根据一个含糊不清的报道，有一个地点集中了130门炮，或是发射出130发炮弹。然而，这位苏丹所掌握的权势和展开的行动，让我们感觉到新科学已开始进入幼年期。当时有位大师已经计算出来，这门大炮每天只能装药和发射7次。[228]过热的金属发生不幸的爆炸，几名工作人员被炸死，有位高明的工匠值得钦佩，想到在每次发射以后把油灌进炮口，可以防止发生意外和危险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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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次漫无目标的发射只能产生响声，而没有实际效果，在一名基督徒的建议之下，教导操作人员要将炮口瞄准堡垒突出凸角的两侧。虽然还是不够理想，但重复发射的火炮已在城墙上面留下了无数的弹痕。土耳其人推进到壕沟的边缘，想要填平这巨大的裂隙，开辟出攻城的通路。[229]不计其数的柴束、木桶和树枝，交互混杂地堆积起来；乱成一团的乌合之众行动毫无章法，走在前面或体力衰弱的人就被挤得一头栽下深壕，很快被抛下的杂物所埋葬。对围攻部队来说，填平壕沟是件艰苦的工作，而被围人员清除这些废弃物倒是很安全。经过一场历时长久的血战之后，白天辛苦织成的罗网在夜间被拆除得干干净净。穆罕默德二世想到第二种进攻方法，那就是挖坑道，但是这里的土质全是岩石，每次的企图都被基督徒工程人员所阻绝或破坏。那种在地下坑道塞进很多火药，可以把整座塔楼或城市轰上天的技术，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230]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古代和现代炮兵技术的再度结合。火炮与抛掷石块和标枪的投射装置混杂在一起，发射的炮弹和攻城锤对准同一处城墙。火药的发明并没有取代希腊火的运用，这种液体产生的火焰很难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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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硕大的木制塔楼被安装在轮子上推着前进，这个可以移动的装满弹药和柴火的军火库，外面包上三层牛皮以资保护，上面开着射孔可以很安全地发射成片的子弹和箭矢，在前面装上三扇门，方便士兵和工匠的出击和撤退之用。他们可以走楼梯到上层平台，装着与平台同高的云梯，使用滑轮架起一座吊桥直通对方的防壁，并且用钩爪紧紧抓住。各种不同的攻城技术和方法给希腊人带来极大的困扰，有些最新的发明产生的危害最大。圣罗马努斯门的塔楼最后还是被敌人摧毁，经过一番恶斗之后，土耳其人从打开的缺口被赶了出去，黑夜使他们的行动受到妨害，但他们坚信天亮以后生力军会再次发起攻击，可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战斗暂停时，土耳其人眼看破城的希望就在眼前，皇帝和查士丁尼采取积极的行动，每一分钟都用来改善现况，整夜留在这个重要的据点，不断督导修复保护教会和城市安全的工事。等到天亮以后，急着要发起攻击的苏丹看到他的木制塔楼已经被烧成灰烬，感到极为惊讶而悲伤，壕沟清理完毕恢复原状，圣罗马努斯的塔楼又像从前那样坚固和完整。他为计划的失败而哀叹不已，口中发出渎神的喊叫，就是3.7万个先知的话也无法让他相信，这些背弃真主的人竟然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么繁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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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西部海上增援的胜利和穆罕默德的应对策略（145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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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君王虽然个性慷慨，但采取的行动不仅冷淡而且迟缓。君士坦丁最早考虑城市会被围攻时，就与爱琴海各岛屿、摩里亚和西西里，谈判最为重要的补给品供应问题。要不是一直刮着凛冽的北风[231]，5艘[232]满载商品和战争装备的大型船只，早在4月初就从开俄斯岛的港口开过来了。一艘船挂着帝国的旗帜，其余4艘属于热那亚所有，装满小麦、大麦、酒类、食油和蔬菜，更为重要的是前来首都作战的士兵和水手。经过耗时长久的耽搁之后，开始是微风拂面，到了次日变成强劲的南风，将这些船只吹过赫勒斯滂海峡和普罗蓬提斯海。城市无论是从海上还是陆地都被包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处，土耳其的舰队在两岸之间拉开排成新月形阵式，用来拦截或阻挡这支大胆的援军。读者要是能在脑海中浮现出君士坦丁堡的地形图，就会感受到激动的心情，赞誉极其壮观的伟大场面。5艘基督徒的大船，在一片欢呼声中帆桨并用，对着敌人有300艘船只的舰队，全速直接冲撞过去。无论是防壁上面还是营地里面以及欧亚两洲的海岸边上，全都挤满无数的观众，焦急等待这重大救援行动的最后结局。任何人一开始看到这种状况根本不会产生怀疑，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穆斯林占有优势，只要海面风平浪静，他们凭着数量和勇气就一定稳操胜券。但是他们的水师在仓促之间建立，存有很多的缺陷，主要出于苏丹的意愿而非人民的智慧。土耳其人处于成功的巅峰，一直认为真主将陆地交给他们，海洋留给不走正道的人，一连串的海战失利和迅速改变的局势，证明这种谦虚的表白非常吻合事实。他们舰队除了18艘战船具备作战能力以外，其余的组成部分都是没有风帆的小船，不仅粗制滥造而且配备不全，上面挤满部队也没有安装火炮。而且，高昂的士气取决于实力所带来的信心，面对新的作战环境即使最勇敢的新军也会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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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艘坚固而庞大的船只组成基督徒的分遣支队，船长和舵手的技术熟练，其余人员都是意大利和希腊的资深老手，他们的作战经验丰富，久经海上风浪的磨炼。船只的重量可以撞沉或冲散那些微不足道的障碍；他们的炮火横扫海面；他们将液体的火焰直接洒在企图靠近直接登船的敌人头上。对于这群本领高强的航海者而言，愈是猛烈的风浪愈为有利。在这场激战中，几乎快要落败的皇家船只获得热那亚人的救援，土耳其人在远距离的攻击和近接战斗中，两次都被击退而且损失惨重。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马到达岸边，用大声的喊叫和亲临战场来激励士气，他许诺给予奖赏，甚至用令人感到畏惧的惩罚，要部队再次发起攻击。无论是心灵的激情还是身体的姿势[233]，他看起来像是在仿效战斗人员的动作，仿佛他成为自然的主宰，明知不能发挥作用也会毫无所惧纵马冲进海中。他的高声谴责和营地里喧嚣的吼叫，逼得奥斯曼人发动第三次的攻击，比起前面两次更为凶狠和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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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并不相信但仍然要重述法兰扎的证言，他从对方口里听来的说法是：在这一天的大屠杀中，土耳其的损失是1.2万人。他们在混乱中逃到欧洲和亚洲的海岸，基督徒的分遣支队却得意扬扬毫无损伤地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行，在港口的铁链之内安全下锚。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吹嘘土耳其人已经屈服在他们的武力之下。那位水师提督身为土耳其的高级将领，从眼睛受伤的剧痛中获得一些好处，也就是可以把作战的失败归于这样的意外。巴尔萨·奥格利是保加利亚王室的叛徒，在军事方面建立的声誉，为令人厌恶的贪婪恶习所污染。在君主或人民的专制政体之下，战争的失利足以构成犯罪的证据，穆罕默德二世极为不满，剥夺他的阶级和一切职务。当着君王的面，这位水师提督被4名奴隶按倒在地，用金棍痛击了100杖；[234]原来已经判处死刑，他要感激苏丹的宽宏大量，最后处以籍没和流放的惩罚。这批补给品的到达使希腊人恢复希望，开始指责西方盟国的按兵不动；然而过去在安纳托利亚的沙漠和巴勒斯坦的山岩下面，数以百万的十字军人员毫无怨尤地牺牲性命。这座帝国的首都对敌人而言，形势险要有如金城汤池，却便于友军的进入和支援。滨海的城邦有合理和适当的军备，原本可以保住残留的罗马名声，能够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腹地区维持一座基督徒的城堡。然而这些就是为解救君士坦丁堡进行的唯一一次软弱无力的努力：相隔遥远的国家根本不了解即将到来的危险；匈牙利也可以说是哈尼阿德斯的使臣，一直住在土耳其的营地里面，不仅让苏丹不必对他们存有戒心，还可以对他的作战行动提供意见。[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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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很难洞悉土耳其国务会议所要保守的秘密。然而，他们却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认定如此固执而出乎意料的抵抗会使穆罕默德二世无法支持。苏丹开始考虑撤退，如果不是位居次席的大臣出于野心和嫉妒，反对卡利尔带有卖国行为的建议，君士坦丁堡很快就会解围，要知道这时卡利尔在暗中还是与拜占庭有书信的来往。土耳其人一定要从港口和陆地同时发动攻势，否则不可能夺取这座城市。但是港口根本攻不进去，对方拉着一条无法穿越的铁链，派出8艘大船和20多艘小船，以及几艘战船和单桅船严密地把守。土耳其人非但不敢强攻这条防线，还唯恐对方的水师出击，再次在开阔的海面正式开战。才智过人的穆罕默德处于这种困境下，想到一个大胆而奇特的计划，并要将之付诸实施：他要把轻型船只和军用补给，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由陆地运到港口的深处。这段距离大约是10英里，地面崎岖不平，四处林木丛生，需要从加拉塔的郊区打开一条道路，至于是能自由通行还是全军覆灭，要看热那亚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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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自私的商人过于短视，只顾眼前，没有长远的眼光，即使要覆灭，也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他们提出要是土耳其人这次运送船只的技术还有不周的地方，他们愿意提供数以万计的人力来支助。由坚硬而又结实木板制成的平台铺出了一条平坦的道路，上面涂着牛或羊的脂肪使之变得更为光滑。80艘轻型战船和双桅帆船，后者配备50名或30名划桨手，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拉上岸来，按照前后次序在船底垫起滚木，用人力及滑轮拖曳前进。每艘船有两名向导或舵手位于舵房或船头，挂的帆全在风中张开，歌声和呐喊声鼓舞大家的干劲，利用一个夜晚的时间，这支土耳其舰队不辞辛劳爬上山岗，经过一片平畴，然后在离希腊人吃水较深的船只远远的、不会受到妨害的地方，从斜坡上面直接滑下港口里面的浅水区。这一个行动的重要性被它所引起的惊慌和产生的自信所大为夸大了，但这一人所周知无可置疑的事实，曾呈现在两个民族的眼前而被记录下来。[236]古代人曾经多次运用类似的策略[237]。奥斯曼的战船（我必须重申此事）应该是大型船只，要是我们将巨大的船体和拖行的距离，将遭遇的障碍和运用的方法进行比较，像这样一个可以吹嘘的奇迹[238]，可能只有我们的时代费尽力气才能达成。[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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