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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英雄奈乐何![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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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在没有确切知道君士坦丁的下落——是逃走还是被俘，抑或是在战场阵亡——的情况下，心中仍旧感到不满，好像自己并没有获得全面的胜利。两名新军士兵声称拥有杀死皇帝的荣誉要求给予奖赏，在一大堆阵亡人员当中，鞋上绣有金鹰的尸首被找到，希腊人含着眼泪认出已故皇帝的头颅，这血淋淋的战利品经过公开示众[263]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尊重对手，安排了符合他身份的葬礼。君士坦丁逝世以后，大公爵[264]兼帝国首席大臣卢卡斯·诺塔拉斯成为最重要的俘虏，当他俯伏在宝座的脚前，表示臣服并奉献全部财产时，苏丹气愤地说道：“你为什么不用这些财富来保卫君主和国家呢？”这个奴才回答道：“这些都是您的，上帝要把这些财富保留下来好交到您手里。”这名专制暴君问道：“要是他真要把这一切保留给我，那你为什么不马上交到我手里，还要徒劳无益死命抵抗呢？”根据大公爵的说法，某些国外人士的据理力争和土耳其大臣的暗中包庇，使得这次极为危险的会晤能够平安无事，同时他还获得免于处分和给予保护的承诺。穆罕默德二世还亲自去拜访他的妻子，这位可敬的公主受到病痛和忧伤的折磨，他用仁慈的语气和晚辈的尊敬，对她的不幸表示慰问之意。他对政府的重要官员也表现出了恻隐之心，其中有几位还是由他出钱赎得自由之身，在开头那些天他还自称是这个被征服民族的朋友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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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情况很快发生改变，在他离开之前，那些出身高贵的俘虏在椭圆形竞技场遍洒他们的鲜血。基督徒咒骂这种不守信义的残酷行为，对受到处决的大公爵和他的两个儿子，封上殉教英雄的称号，他的死因被说成是他有大无畏的精神，拒绝那个暴君拿他的两个孩子去满足兽欲。然而，一位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在无意中透露出信息，提到阴谋活动、企图逃走和意大利的援军等说法，这种起义行动极其光荣，勇敢的叛徒冒着生命的危险自然是死而无憾。征服者处死不能再信任的敌人，我们也无须过于责怪。胜利的苏丹在6月18日班师哈德良堡，面带微笑接见基督徒君主派来的使臣，这些低贱而无用之辈从东部帝国的沦陷，看到了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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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成为一片荒漠，没有君王也没有人民。但是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国都，那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却不容抹杀，天生灵秀之气永远胜过时间和命运的一时损害，奥斯曼古老的政治中枢布尔萨和哈德良堡都降为省府。穆罕默德将他自己和继承人的居所，仍旧放在君士坦丁所选的那块高地上面。[265]加拉塔的防御工事原来作为拉丁人的屏障，为了审慎起见已经全部拆除。土耳其的炮火所造成的损伤很快被修复，在8月之前就烧制了大量石灰用来修理首都的城墙。现在所有的土地和建筑，无论是公众还是私人所有，无论是世俗还是教会的产权，全部都归于征服者的名下。他先从三角形的顶点划出一块8弗隆见方的地区，用来建造他的后宫和皇居。就是在这个极其奢侈繁华的核心地点，大君（这是意大利人对他很尊敬的称呼）好像统治着整个欧洲和亚洲。但是他置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很难确保不受敌对水师的进犯。现在已经成为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每年有丰厚的收入，4个角建起高耸的叫拜塔，环绕着树丛和流泉，供穆斯林前来礼拜和休息之用。皇家清真寺也模仿这种建筑的格局和式样，这是穆罕默德所建的第一所寺院，就建在神圣使徒大教堂和希腊皇帝陵墓的废墟上面。城池陷落以后第三天，在一次显灵中发现阿布·阿尤布的墓，他是第一次围城之战阵亡的阿拉伯人，从此以后新任苏丹都会在这位殉教烈士的墓前接过统治帝国的宝剑。[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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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与罗马历史学家不再有任何关系，我也用不着一一列举民事或宗教的建筑物，无论它们是受到土耳其主子的亵渎还是来自新建。城市的人口得到补充很快恢复原状，在那年9月底之前，便有来自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5000户家庭，他们奉皇帝的命令迁往都城的新居，凡是抗命不从者一律处死。穆罕默德二世的宝座受到数量众多而又忠心耿耿的穆斯林的保护。他那合理的政策有助于召回残余的希腊人，只要确信生命财产、自由权利和宗教信仰获得保障，他们很快就会成群结队回来。教长的选举和任职，恢复并且仿效拜占庭宫廷原来的仪式。他们怀着欢欣和恐惧参半的心情，看着坐在宝座上的苏丹把权杖交给金纳狄斯，作为出任教会职位的象征。然后他引导这位教长到达后宫的大门，赠给他一匹鞍辔华丽的骏马，让一些大臣和将领陪他前往指定给他居住的宫殿。[267]君士坦丁堡的教堂由两个宗教均分，非常清楚地标示出界线，直到穆罕默德二世的孙子谢里姆才破坏原来的规定，希腊人[268]享受平等划分的好处达60多年之久。有些国务会议的大臣希望逃避苏丹的狂热情绪，基督教的拥护者在他们的鼓励之下，竟敢大胆宣称此一划分并非出于君王的慷慨，而是正义行为的要求；并非出于单方面的让步，而是双方协议的结果；要是这座城市的一半是为强攻所夺取，那么剩余的一半是为了信守神圣的条款而放下武器投降。最初批准的协定已经被大火烧掉，但是有3名年迈的新军人员还记得处理的过程，他们的证言能够弥补历史材料损毁的缺憾。在康特米尔看来，这些可以收买的誓言比起那个时代所有史籍一致认同的意见更为可靠。[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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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希腊王朝的绝灭及欧洲的悲伤和恐惧（1453—1481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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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王国在欧洲和亚洲剩余的领土，全部交给土耳其军队处置，但是这两个王朝[270]曾经都在君士坦丁堡实施统治，他们最后的灭亡也就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终结。摩里亚的藩王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是帕拉罗古斯皇族仅存的两兄弟，对于君士坦丁皇帝的死和君主国的毁灭深感震惊。他们知道毫无抗拒的希望，就准备与出身高贵和命运相同的希腊人一起远离奥斯曼的魔掌，要到意大利去寻找栖身之地。胜利的苏丹满足于1.2万个达克特金币的贡金，他们最初的恐惧得以消除。当他将野心全部倾注于如何在欧洲大陆和一些岛屿搜寻猎物时，他放任摩里亚安然度过了7年的时光，但是这段缓刑期却在哀伤、争执和痛苦中度过。地峡的防壁不断修复又不断被摧毁，300名意大利弓箭手已无法守备太长时间。通往科林斯的钥匙也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他们从夏季的寇边行动中归来，带回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受到伤害的希腊人发出怨言，但没人理会，有人听到后还表示厌恶。四处漫游的阿尔巴尼亚人部族靠着放牧和抢劫为生，使得这个半岛充满掠夺和谋杀。两位藩王向邻近的土耳其将领乞求危险而又羞辱的救援，当他平定叛乱以后，教训和斥责成为他们尔后行动的准据。无论是双方的血缘关系还是在圣餐礼和圣坛前反复发出的誓言，甚至是基于需要的更强烈压力，都无法平息或暂停内部的争执。他们用火和剑蹂躏对方的世袭产业，来自西方的救济和援助耗费在国内的敌对行动中，他们的力量被用于野蛮和任性的处决上。弱势的对手出于悲痛和报复，求助具有最高统治权的主子。等到作物成熟的复仇季节，穆罕默德宣称自己是德米特里乌斯的友人，率领一支无敌的部队进军摩里亚，当他据有斯巴达以后，苏丹说道：“你的实力过于衰弱，无法控制这个多事的行省，我准备娶你的女儿，好让你在安全和光荣中度过余生。”德米特里乌斯在叹息之余只有听命，献出自己的女儿和城堡（1460 A.D.），跟随他的国君和女婿前往哈德良堡，得到色雷斯的一座城市和附近的因布罗斯岛、林诺斯岛和萨摩斯拉斯岛，以维持自己和随从人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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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德米特里乌斯有了一个命运乖戾的伙伴，是科穆宁家族最后的成员，在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攻占后，曾经在黑海之滨建立起一个新帝国。穆罕默德在征服安纳托利亚的过程中，曾经用一支舰队和军队包围大卫的都城，大卫竟敢自称是特拉布宗的皇帝。[271]苏丹在整个谈判中只提出一个简短而专横的问题：“你是愿意交出王国来保住生命和财产？还是宁愿同时丧失你的王国、财产和生命？”软弱的科穆尼努斯被恐惧和穆斯林邻邦的榜样所征服：锡诺普的君王[272]接受类似的招降，拱手送出有400门大炮和1.2万名士兵把守的防卫森严的城市。特拉布宗的投降按照条款忠实履行（1461 A.D.），皇帝和家人搬迁到罗马尼亚的一座城堡，但是由于有人怀疑他与波斯国王暗中通信，大卫和整个科穆宁家族全部成为征服者猜忌和贪婪的牺牲品。岳父的身份也无法长久保护不幸的德米特里乌斯免于流放和籍没的惩处，他的卑躬屈节倒是获得苏丹的同情和藐视，追随的下属人员全都迁居君士坦丁堡，获得5万阿斯珀年金可以纾解穷困的生活，历经长久的岁月最后穿着僧侣的服装过世，帕拉罗古斯终于从尘世主子的控制下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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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德米特里乌斯的奴役生活和他的兄弟托马斯的浪迹天涯，哪种更令人感到羞辱，这倒很难说。在摩里亚被敌人占领时，藩王带着一些身无长物的拥护者逃到科孚，然后再转往意大利。他的头衔身份和所受的苦难，还有使徒圣安德鲁的头颅作为奉献的遗物，使他获得梵蒂冈的礼遇，然而他只能从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手中领取6000达克特金币的年金，永无止境地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的两个儿子安德鲁和曼纽尔在意大利接受教育，长子被敌人极其轻视，被朋友视为累赘，生活格调的低下以及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为人所不齿，唯一能够继承的权利是头衔，后来被他陆续卖给法兰西和阿拉贡的国王。[273]查理八世[274]在短暂的权势高峰时期，激起雄心壮志想要将东部帝国与那不勒斯王国合并，举行盛大的典礼，穿上紫袍自封奥古斯都。看到法兰西骑士的接近，希腊人真是欣喜若狂，奥斯曼帝国感到胆战心惊。[275]托马斯的次子曼纽尔·帕拉罗古斯想要重游故国，他的回归不会带来危险，土耳其政府当然表示欢迎。他在君士坦丁堡过着安全而舒适的生活，最后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相当体面的行列为他送葬。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高贵的动物，处于豢养的状况便拒绝繁殖后代，那么皇家的末代王孙应该可以归于格调更为低贱的品类。他接受慷慨的苏丹赠送的两名美女，死后留下一个儿子，无论穿着还是宗教都像土耳其人的奴才，逐渐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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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在失陷以后，重要性才被察觉及夸大，虽然教皇尼古拉五世的统治正处于和平与繁荣的盛世，但东部帝国的灭亡却依然带给他无法推卸的难堪，拉丁人的悲伤和恐惧重新唤起十字军东征的昔日狂热情绪。在西部最遥远的一个国家，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在法兰德斯的利斯勒，接待他的贵族举行盛大的宴会，华丽的场面经过巧妙的安排能使大家的品位和习性获得满足。在饮宴进行时，一个体型高大的萨拉森人牵着一头装扮过的大象进入大厅，象背上有一座城堡。一名穿着丧服的妇女代表宗教的象征从城堡里出来，她为自己处处受到抑制而感叹不已，同时责怪她的卫士们行动何其缓慢。金羊毛的首席使者进来，手里拿着一只活生生的雉鸡，按照骑士的礼仪献给公爵。菲利普是一位英明而年迈的诸侯，在接受这个极具特色的召唤以后，要把自己的身体和力量奉献给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参加宴会的贵族和骑士纷纷效法他的榜样，他们向着上帝、圣母、在场的女士和那只雉鸡发出誓言，响起热烈的呼声，也获得普遍的赞同。但是要采取实际行动，还要视未来和国外可能发生的事件而定，因而勃艮第公爵直到他临终的12年时间里，始终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可见他不仅审慎而且可能极为认真。假如每个人的心中都热血沸腾，假如基督徒不仅团结而且英勇，假如从瑞典[276]到那不勒斯每个国家供应一定比例的骑兵步兵以及人力钱财，那么君士坦丁堡就一定可以得救，土耳其人也会被赶过赫勒斯滂海峡甚或幼发拉底河。但是，皇帝的秘书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277]是位政治家和演说家，负责草拟皇帝的书信及参加每一次的会议，根据他本人的经验描述基督教世界极其可厌的状态和风气。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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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没有脑袋的躯体，一个缺少法律和地方官的共和国。教皇和皇帝凭着崇高的头衔和华丽的画像显得光彩夺目，但是他们毫无指挥的能力，也没有人愿意服从命令，每个城邦都有各行其是的君主，每个君主只关心本身的利益。对于如此多彼此不和与相互敌视的力量，要靠什么样的辩才方能将他们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即使他们能全副武装集结起来，谁又能担任主将的职位？如何维持他们的秩序？军队的纪律又怎么办？谁能喂饱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谁能懂得那么多不同的言语，或是导正他们那些奇特和对立的习俗？凭着一个世俗之人，谁能有办法使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热那亚人与阿拉贡人、日耳曼人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土著和睦相处？如果献身圣战的人数过少，会受到异教徒的围歼；要是人数过多，本身的力量和混乱的状况会使他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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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位埃涅阿斯以庇护二世的称号荣任罗马教皇，付出毕生的精力从事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他在曼图亚的大公会议上激起宗教狂热的火花，不仅虚假而且微弱。等到教皇出现在安科纳亲自领兵登船时，原来的承诺被各种借口加以废止，决定的日期尽量拖延，最后变成无限期的推迟。已经编成的军队包括了一些日耳曼的朝圣客，他只有运用安抚和救济的方式将他们遣散。他的继承人和意大利掌权者根本不理会未来的局势，只顾眼前和本国的利益，进行各种充满野心的图谋和计划。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完全依据距离的远近来决定外形的大小。他们的利益图像经过放大之后，应该会教导他们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要维持防御性的海上战争形态，应该对斯坎德贝格和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给予支援，以避免那不勒斯王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土耳其人对奥特朗托的围攻和洗劫引起普遍的恐慌，西斯笃教皇准备逃过阿尔卑斯山，这场风暴却因穆罕默德二世的亡故而消散（公元1481年5月3日或7月2日）。[278]享年51岁的苏丹凭着雄才大略渴望征服意大利，他拥有一座坚强的城市和宽广的海港，本来可以用新罗马和古罗马来装点他那辉煌的统治。[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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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六十九章 12世纪以后罗马的状况 教皇对俗世的统治权 城市的暴动产生政治异端思想 恢复共和国的行动 元老院议员 自傲的罗马人 与附近城市之间的战事 剥夺教会选举教皇和出任的权利，迫使教皇到阿维尼翁避难 大赦年 罗马的贵族世系（1086—15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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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世纪罗马的革命以及与西部诸国的关系（800—15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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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初阶段，我们的眼光毫无例外集中于皇家的都城，它曾经为地球大部分区域制定法律。我们一直关心它的命运，开始是赞美，最后是怜悯，无时无刻不全神贯注。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卡皮托转向行省时，把它们看成帝国躯干上面砍下来的分支。第二个罗马城建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逼得历史学家追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前进，我们出于好奇心忍不住要访问欧洲和亚洲最遥远的国家，探索拜占庭君主国漫长衰落过程的主要原因和始作俑者。查士丁尼的征服行动使古老的城市获得解放，使我们重新回到台伯河畔，但是那种救援是改换形式的奴役，或许是变本加厉的奴役。罗马已经被掳走财富、神明和恺撒，哥特人的统治比起希腊的暴政不见得更为羞辱或残酷。公元8世纪，有关图像崇拜的宗教争端促使罗马人追求独立，他们的主教同时成为一个自由民族世俗和信仰的父亲。查理曼大帝恢复西部帝国，他的头衔和形象仍在装饰着政体独特的现代德意志。罗马的名衔到今天仍旧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气候的状况（不论影响力有多大）已经大不相同[280]，纯正的血统在流过千百个脉管以后变得混杂，但是景象庄严的废墟和昔日雄伟的回忆，都能重燃民族特质的火花。黑暗的中世纪展现一些场面，倒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大约是土耳其人奴役君士坦丁堡的同时，罗马正在默默接受教皇的绝对统治，我要重新回顾整个的状况和革命的后果，否则就绝不结束本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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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初叶[281]，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罗马被拉丁人尊为世界的都城、教皇和皇帝的宝座，他们从永恒之城获得头衔、荣誉和掌握统治尘世的权力。有关的叙述已经中断甚久，重复说明一下还是有点用处，查理曼大帝与奥托皇室的继承人从莱茵河彼岸的国民会议上选出，这些王侯在没有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到台伯河岸寻找皇帝的冠冕[282]之前，抱着谦逊的态度，对于日耳曼国王和意大利国王的称号都感到满足。在距城还有一段路程时，他们的临近受到成群结队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的教士和民众的欢迎。飘扬的军队旌旗上面绘着可怕的狼和狮、龙和鹰的图形，代表着共和国早已不见踪迹的军团和支队。皇帝分别在桥上、城门以及梵蒂冈的台阶3次重申维护罗马自由的誓言，他根据习俗发放赏金的做法，隐约有点仿效最初那些恺撒的豪迈风格。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使徒的继承人为他举行加冕大典，上帝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教皇吾主胜利万岁!皇帝陛下胜利万岁!罗马和条顿军队胜利万岁!”[283]的欢呼表明全民万众一心的归顺。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律、查理曼和奥托的范例，建立了皇帝最高的统治权力。他们的头衔和图像镌刻在教皇的钱币上面，[284]他们将正义之剑授予城市的郡守以表示所拥有的司法权。但是，一位蛮族主子的名字、语言和习俗，恢复了罗马原有的全部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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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弗朗科尼亚）的恺撒只是封建贵族政体的首领，无法执行民政和军事的权力去建立秩序，这种权力只能确保远方下属的服从。虽然日耳曼人没有能力获得自由，但是却无法忍耐奴役生活。每位皇帝在一生之中都有一次或许是仅此一次，率领一支由诸侯和家臣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乘势而下。我已经描述过他们进城和加冕时匕鬯不惊的状况，但是这种安静和秩序总是被罗马人的叫嚣和反叛所扰乱，他们把合法的君王视为国外的入侵者：他的离开何其匆忙，大都感到羞愧难当，并且长期未能临朝统治，他的权威受到轻侮，连名字都被人遗忘。日耳曼和意大利寻求独立的过程破坏了皇权统治的基础，教皇的胜利却拯救了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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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皇在罗马的权威以及迷信行为的变化无常（1100—15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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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城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着征服的权利进行根基不稳的统治；教皇的权威则是建立在舆论和习惯的基础之上，看似软弱实则更为牢固。清除掉一种外国的影响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红衣主教团自由推选，大部分的红衣主教都是这个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过去日耳曼宫廷那种专断或贿赂的提名办法。官员和人民的欢呼是对当选者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受到服从教会权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罗马的选票，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认为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怀疑主义者都乐于争辩，皇帝是否具备此种权利，以及此种赐予是否有效。事实的真相和他的这一赐予的真实情况，深植于4个世纪的无知和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的结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称呼出现在主教的钱币上面，效忠的欢呼和誓言承认他所拥有的头衔，出于日耳曼恺撒真心或勉强的同意，他们早已对这个城市和圣彼得的产业，行使最高或从属的司法审判权。教皇的统治可以满足罗马的偏见，倒也不会与罗马的自由有所冲突。只要稍为探索便会发现这些权力还有更为高尚的来源，那是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教皇将罗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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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室和教会的联合似乎可以相互增强对方的实力，掌握天堂的钥匙是获得世人服从最可靠的保证。人的过错会使职位的神圣性大为减色，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继承人所具备的严苛而危险的德行，将第10世纪的丑闻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利，进行极具野心的斗争，经历的苦难或最后的成功同样会加强人们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宗教迫害的牺牲者，在贫穷和流放中蹒跚而行，使徒的宗教狂热使他们愿意成为殉教的烈士，每个正统基督徒必定都会被激起爱戴和同情之心。有时他们会从梵蒂冈发出雷霆之声，推举、审判或罢黜世间的国君。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会为服从一位教士而感到羞辱，须知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都吻过他的脚，为他扶过马镫。[285]就算是基于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该保护教皇居所的安宁和荣誉，从教皇那儿，这个虚荣而懒惰的民族，才获得了绝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和财富。教皇每年固定的收入可能受到损失，在意大利和行省有很多古老的世袭产业，为那些亵渎神圣的手所侵占。教会的损失，也不可能只是通过宣示主权，而非实际据有丕平与他的后代更为丰厚的赐予来弥补。梵蒂冈和卡皮托神庙，是靠着不断来到和日益增多的朝圣客和许愿者供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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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的范围扩大，教皇和红衣主教为处理教会和世俗的事务而疲于奔命，拉丁教会为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建立新的诉讼程序，[286]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受到邀请或召唤，在使徒的门口负起求情、申诉、指控或审判之责。有人曾记录下一件少见的怪事，分属门兹总主教和科隆总主教的两匹马，在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又回去，满载着金银珠宝。因而人们很快明白，无论是朝圣客还是当事人，要想打赢官司主要在奉献财物的价值，而非诉讼案情的证据。这些外乡人经常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虔诚，他们所花费的金钱不管是神圣的用途还是日常的支付，都成为罗马人的酬庸，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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