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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伯纳德在致他的门生尤金尼乌斯三世的信函中，用机智而狂热的尖锐笔调谴责这个叛逆民族的恶行。克莱尔沃的僧侣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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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谁不知道罗马人的虚荣和傲慢？这个为暴乱、残酷和倔强所培育出来的民族，除非太过虚弱以至于无力反抗，否则一定会对顺从教会抱着不屑的态度。当他们承诺要服从于他人的时候，内心却在渴望进行统治；如果他们宣誓忠诚，那是要寻找叛变的机会；要是你闭门不纳或是拒止他们参加会议，他们会用大声的喧嚣来发泄不满的情绪。他们只会捣乱作怪，没有学会行善的本事，亵渎上帝的行为引起天人共愤；他们善于内斗，对邻国存着猜忌之心，用残酷的手段对待外乡人；他们从不爱人也不为人所爱；他们想要别人对他们心生敬畏之感，自己却生活在卑贱和忧虑之中；他们不会听命于人，更不知道如何管理众人之事；他们对长官毫无诚信，对同侪绝不宽容，对恩主不知感恩图报，无论是向别人提出需求还是拒绝别人都同样的厚颜无耻，承诺得多而履行得少；他们只会阿谀、诽谤、背叛和阴谋等各种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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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阴暗的描述非常正确，基督徒宽恕的笔调[293]并没有言过其实。不过，这些特色虽然刺目而又丑陋，倒是表现出12世纪罗马人极其鲜明的风格。[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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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异端阿诺德恢复共和国的作为和下场（1140—1155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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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拒绝接受基督，原因在于他的平民身份和性质，当他僭用一位尘世君王的尊荣和高傲时，罗马人的辩解之辞是说犹太人对于神的代理人根本是一无所知。在十字军这个极其纷乱的时代，西方世界重新燃起一些好奇和理性的火花。保加利亚的异端就是保罗教派的信徒，成功迁移到意大利和法兰西肥沃的土壤上，诺斯替教派的观点与福音的简朴混合起来，教士的仇敌将他们的热情和良知调和得水乳交融，将自由的欲念与虔诚的信仰互相调和。[295]布雷西亚的阿诺德[296]最早吹响罗马人宗教自由的号角（1140 A.D.）。他的升迁在教会只限于最低的阶层，穿着修道院的装束不是因为这是服从的制服，而是因为这是贫穷的标志。他的敌手无法否认他的智慧和辩才使人印象深刻，勉强承认他的品德高尚、正直、纯洁，把他的错误混合着重要和有益的事实推荐给公众。他在神学研究过程中，师事名声显赫而又下场不幸的阿贝拉德[297]，同样涉及异端邪说的嫌疑。身为埃洛伊莎[298]的爱人，阿贝拉德具有待人柔和与善于适应的天性，他的悔改极其谦恭，使教会的法官也受到感染，不再疾言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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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可能从大师那里得知“三位一体”某些形而上的定义，违反了那个时代认同的真理。他的关于受洗和圣餐的理念只受到轻微的责备，然而政治异端是他获得名声和灾祸的根源。他勇敢坚持己见引用基督的宣示，说他的王国不在世间，刀剑和权杖要托付给政府官员，尘世的职位和财富要授予俗家人士，修道院院长、主教和教皇必须放弃统治的权力，否则就会丧失救赎的天职。等到丧失他们的岁入以后，信徒出于自愿的什一税和奉献就足敷他们使用，戒除奢侈和贪婪，用节俭的生活来执行宗教的工作。很短一段时间之内，传教士像爱国者那样受到尊敬，布雷西亚的不满或反叛被用来对付主教，成为他那危险的教训最早获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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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教士的爱戴并不像憎恨那样经久不退，阿诺德异端在拉特兰的大公会议上受到英诺森二世的谴责，行政官员本身受到偏见和畏惧的驱策，只有执行教会的判决。意大利不再提供庇护所，阿贝拉德的门徒逃过阿尔卑斯山，直到在苏黎世找到安全和友善的避难地，现在的苏黎世是瑞士第一个州。从一座罗马军队的驻地、皇家的村庄到圣母教堂的所在地，苏黎世的人口逐渐增加，成为一座自由而繁荣的城市，米兰人的上诉在此地经常由皇家的委员会[299]加以审理。在一个宗教改革尚未成熟的时代，朱英诺斯的先驱听到赞誉之声，一个勇敢和纯朴的民族吸收了他的信念，能长期保有所具备的特色。他有高明的手腕或过人的长处，能够拉拢君士坦斯的主教，甚至教皇的使节为了他，忘记了主子和整个教会阶级的利益。圣伯纳德用严厉的训诫坚定了他们迟疑不决的宗教热诚，教会的敌人为迫害行动所逼，不得不铤而走险，面对圣彼得的继承人在罗马竖起他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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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受到贵族和平民的保护，可能还有邀请。为了促进人民的自由权利，他的辩才在罗马七山回响着雷霆之声。他的论述掺杂着李维和圣保罗的原文，把福音和古典这两种宗教狂热所形成的动机结合在一起。他特别提醒罗马人，从教会和城市的原始时代以来，教士日趋堕落，他们还能容忍真是让人感到奇怪。阿诺德规劝大家要坚守作为一个人和基督徒不容剥夺的权利，恢复共和国的法律和官职，尊敬名义上的皇帝，限制牧者对羊群的统治，使之仅限于宗教层面，精神上的统治不可能逃开改革者的指责和控制。他凭借自己的经验，教导下级教士要反抗红衣主教，他们篡夺了罗马28个教区极其专制的统治权。革命的行动要是没有抢劫和暴行，没有流溢的鲜血和摧毁的房屋，就不算完成。胜利的党派从教士和敌对的贵族那里获得掠夺品，因而致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从他的使命中享受成果，难免产生悲痛之感。他的统治延续了10年之久（1144—1154 A.D.），其间经历英诺森二世和阿纳斯塔修斯四世两位教皇，他们不是在梵蒂冈过着战栗难安的日子，就是受到放逐，漂流在邻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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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之后，更有活力和幸运的教宗接位，亚得里安四世[300]是唯一擢升到圣彼得宝座的英国人[301]，出身是很普通的僧侣，几乎如同乞丐。他拥有很多优点，能从圣阿尔班修道院中脱颖而出。有一位红衣主教在街上被害（受重伤），使他深为愤怒，对这个充满罪恶的民族下达停止参加圣事活动的处分。从圣诞节到复活节，罗马人禁止参加宗教的礼拜活动，无法获得真实或想象的慰藉。罗马人对尘世的君王抱着藐视的态度，带着悲痛和恐惧顺从精神之父的责难。他们的罪孽从忏悔中获得救赎，放逐叛逆的传教士是他们获得赦免所应付出的代价。报复心切的亚得里安还是没有得到满足，腓特烈·巴巴洛萨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对大胆的改革者带来致命后果。改革者在不同程度上冒犯到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教皇在维泰博的会晤中向皇帝表示，罗马人具有狂暴和难以治理的特性，他本人和教士经常受到侮辱、伤害和威胁，阿诺德异端产生极其有害的倾向，会颠覆政治和教会的隶属原则。腓特烈被这些论点说服或是为加冕称帝的欲望所诱惑，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将夺去一条无辜的生命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事，为达成政治的妥协可以牺牲双方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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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离开罗马以后，受到坎帕尼亚的行政长官的保护，恺撒施展权力将他引渡回去。城市的郡守宣布判决，自由的殉道者当着漠不关心和不知感激的民众面被活活烧死（1154 A.D.）。骨灰被抛到台伯河里以免异端分子收集起来后，将之当成导师的遗物受到大众的崇拜。他的逝世使教士获得胜利，成立的教派就像骨灰一样飘散，对他的怀念仍旧活在罗马人的心目之中。他们从他的学校可能获得了一种新的信仰方式，都市的正统基督教会免于革出教门和停止圣事活动的处分。这些主教宣称他们拥有最高的审判权，凌驾于国王和国家之上，特别是要运用到使徒委派的王公所据有的城市和教区中去。但是他们的宣讲全是空话，即使是梵蒂冈的谴责有如雷霆，要是不加节制滥用，也会削弱应有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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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建元老院和卡皮托及随之而来的诸般举措（114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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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世纪，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努力奋斗，抗拒萨克逊的奥托家族时，对于古老自由的热爱鼓舞了一种信念，他们大声疾呼，要恢复共和政体。每年要从贵族当中选出两名执政官，以及10到12名平民官员，授予他们护民官的名称和职位，但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体制经不起严厉的批评，很快就消失不见。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有时还会发现元老院议员、执政官以及执政官之子的称呼，来自皇帝的授予或是那些有权势的市民僭用，表示他们的阶级、地位以及纯粹的贵族血统。[302]这些都是虚有其表的头衔，并不具备实质的政府官位和职务。只不过从公元1144年起，城市的法案注明建立元老院的日期，将之当成一个光荣时代的开始。出于私人的野心或是公众的热情，很仓促地构建了一个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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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12世纪时，对于古老模式的和谐与组合，不可能仅由古物学家来说明，或是找出立法家来恢复。一个自由或者说是全副武装的民族举行集会，发出响亮的欢呼和极具分量的表决。依据法令分成的35个区部、百人连的财富和数量求得极佳的平衡、针锋相对的演说家产生的激辩、选举和投票按部就班的程序，这些都很难被盲目的群众采用。他们对合法政府的操控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可能获得的利益。阿诺德提议要恢复和遴选骑士阶层，这种做法的动机或评定的尺度在哪里呢？[303]一个全民贫穷的时代无法用金钱来衡量骑士的资格，不需要负起民事功能的法官和租税承包人，他们最原始的责任是服役时担任骑兵，现在的封建领地和武士精神能够供应出身更为高贵的人士。共和国的法律体制不仅过时无用，也不为人知。意大利的国家和族群生活在罗马和蛮族的法律之下，在不知不觉中集合了一大群平民。有些含糊不清的惯例或是不够完整的条文，保留着查士丁尼法典和御法的精义。要不是执政官这一头衔曾经被罗马人抛弃，却被意大利的城市接受并乱用，最后成为地位低下的外国土地上商务代理的官式名称，他们毫无疑问会任意恢复执政官的称呼和职务。护民官有维持正义的权力，这个代表强势的字眼有时会妨碍到公众的计划，通过他却能产生出合法的民主政体。古老的名门世家沦为国家的臣民，现代的贵族勋爵变成当权的藩王。和平与秩序的敌人经常侮辱基督的代理人，并不会长久尊敬解除武装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平民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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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的变革给罗马带来新的生活和时代，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件，说明和证实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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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罗马七丘之一的卡皮托山[304]大约有400码长和200码宽，一段百余级的石阶可以直达塔尔培乌斯岩的绝顶，残破和倒塌的建筑物使悬岩都已填平，就是比较陡峭的斜坡也变得更为平缓。在罗马建城的早期，卡皮托神殿平时是庙宇而战时是堡垒，等到城市失去以后，神殿成为对抗胜利高卢人的据点。在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的内战期间，双方派兵占领、展开攻击并恶意纵火焚烧帝国的圣地，朱庇特和众神的庙宇化为一片焦土。后来在这个地点设置修道院并且建造住宅，坚实的围墙以及遮阴的柱廊在时间的侵蚀下破落或毁圮。罗马人第一个自由权利的法案是要重建卡皮托，虽然重点不是美观，而是要用武器和计划来落实整个地区的防务。他们经常登上这座山丘，就是最冷漠的心灵也会鼓起蓬勃的生气效法祖先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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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早期的恺撒拥有铸造金币和银币的专利，把作为贱金属的铜币放弃给元老院，[305]出于奉承在钱币上面尽量镌刻各种纹章和铭记，君王对于颂扬自己的功绩感到心安理得。戴克里先的继承人根本瞧不起元老院的阿谀之言，他们派驻在罗马和行省的皇室官员，负起直接督导铸币厂的责任。意大利的哥特国王继承同样的特权，后来一系列希腊、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王朝都比照办理。罗马元老院在特权丧失800年以后，重申这种体面而又赚钱的专利，自从帕斯卡尔二世越过阿尔卑斯山另找驻锡之地[306]以后，这个特权已经被教皇在心照不宣的状况下放弃。12世纪和13世纪有些共和国的钱币被收藏家展示在陈列柜中，在一个金质奖章上面，镌刻着基督像，他的左手拿着一本书，上面的铭文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誓言：罗马是世界的首都”，反面是穿着正式服装的圣彼得将一面旗帜授予跪着的元老院议员，盾牌上面刻着家族的姓名和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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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随着帝国的衰微，城市的郡守沦为普通的市政官员，然而仍旧执行民事和刑事审判最后的上诉之权。他从奥托的继承人手中接过一把出鞘之剑，当成叙任的模式和职能的象征。出任这个崇高职位的人员仅限于罗马的贵族家庭，经由人民选出后，报请教皇核定。他们同时向罗马、教皇和皇帝效忠，等到三者相互对立、发生冲突以后，必定会使郡守感到困窘不知所从。独立的罗马人见这位服务的官员只拥有三分之一的管辖之权，就会将其辞退，转而选出一位大公来担任这个职位。但是这个头衔连查理曼大帝都无法加以拒绝，对于一位市民或臣民而言太过崇高。在第一次起义的狂热浪潮之后，他们毫不勉强地同意恢复郡守的职称。这个事件发生后，大约过了50年，英诺森三世是最具野心、运道最好的教宗，将罗马和自己从标志着外国领土的羞辱状况下解救出来。他授予郡守一面旗帜用来代替一把宝剑，免除他对日耳曼皇帝所有的誓言以及服务的约束和责任。教皇任命一位神职人员负责罗马的民政，现在即使不是红衣主教也会很快擢升到这个阶层，他的司法审判权减缩到较为狭窄的范围，在重获自由的年代，他从元老院和人民那儿得到公权力或公权力的行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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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等到重新建立元老院以后，尊敬的父老（如果我能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称呼元老院议员）被授予立法和行政之权。然而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很少能够超越目前的状况，那个时代经常受到暴力和动乱的干扰，即使处于全盛时期，整个元老院阶层或参加集会的人数也不过是56位议员。他们之中最显赫的人物会加上“资政”的头衔以示推崇之意，每年要接受人民的提名，先要选出有投票权的选举人，原则是每个区部或教区10个名额，为一个自由权利的制度奠定永久的基础。教皇处于政治风暴之中抱持宁弯勿折的态度，签订条约认可元老院的建立和职权，期望从时机、和平与宗教各方面加以考量，恢复行使统治权的政府。基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动机，有时会使罗马人暂时和偶尔牺牲他们的权利要求，重新对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宣誓效忠，只有这两位才是教会和共和国合法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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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无法律可言的城市，团结合作和朝气蓬勃的公众会议被强制解散。罗马人很快采用一种强势而又简单的施政方式，元老院的名称和权威浓缩为单一的行政长官或两位共治的同僚，等到年终或每隔6个月就要换人，重大的责任用短暂的任期来抵消可能产生的弊病。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在短暂的统治期间，放纵各种贪婪和野心的行为，司法和正义为家族和党派的利益所败坏，处罚的对象都是敌人，因而只有追随者服从他们的命令。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不再有主教用宗教的慰藉来缓和严峻的情势，这一切让罗马人知道他们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国内已经没有希望找到官员的人选，只有求之于国外。出于同样的时代和动机，大多数的意大利共和国受到鼓励都采用类似的措施，不论从表面看来多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还是能够适合他们的情况，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他们从位于外国但是友好的城市，选择一位公正无私的官员，要求他有高贵的出身和无瑕的品格，无论他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靠着祖国和名声，他们将和平与战争时期最高的行政权力授予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合约要立下誓约并签署，有关行使权力的任期、年金和薪俸的评估、双方权利义务的性质，都要有很严谨而明确地进行规定。他们把他当成合法的上司宣誓服从，他也要立下忠诚的盟约，要从一位冷漠的异乡人转变为热情的爱国者。他选择4到6位骑士或市民，出任在军队或司法方面的辅佐官，跟随在身边的是“波德斯塔”，用他自己的费用维持仆从和马匹的适当随员行列。他的妻子、儿子和兄弟很容易受到批评，要留在幕后不能现身，他执行职务期间不允许购买土地，不可与当地人士缔结婚约，甚至不能接受邀请前去拜访市民的家庭。要是有人对他的施政提出反对意见，除非满足他们的申诉和怨言，否则不能保持体面很光荣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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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勃兰卡勒翁和查理的崛起以及对尔后的影响（1252—132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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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了13世纪中叶，罗马人才从博洛尼亚将元老院议员勃兰卡勒翁召回（1252—1258 A.D.），后来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将他从被人遗忘的状况恢复其应有的名声和功绩。他考虑到自己的声望，非常正确地预判出自己未来的任务极其困难，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拒绝他们的选择为自己带来的荣誉，于是他们暂时停用罗马的成文法，把他的任期延长到3年。行为不检的人指控他犯下残酷和纵容的罪行，教士也怀疑他的行事偏颇不公；但爱好和平与秩序的友人，赞誉这位坚定而正直的行政长官，使他们能够重新获得应有的幸福。罪犯没有那样大的势力能让他们反抗勃兰卡勒翁的制裁，或是名不见经传而能逃过他的追捕；安尼巴尔第家族的两位世家子弟，被他判处绞刑；他用铁面无私的态度拆除了城市和邻近地区的140座塔楼，这些都是抢劫和罪恶的庇护所；主教如同一个很单纯的圣职人员，被迫居住在他的教区。勃兰卡勒翁的旗帜在原野中飘扬，能发挥极大的吓阻作用。不知感恩的民族根本不配享有这种幸福，竟然辜负他那极为优异的服务。强盗蜂拥而起，他为了公众而激怒这些歹徒，使得罗马人要罢黜和监禁他们的恩主。要不是在博洛尼亚还留有一份保证他安全的誓词，他连生命都无法得到保护。在他离开就任新职之前，谨慎的元老院议员要求交换罗马最高贵家庭的30员人质，等到传来他遭到危险的信息，在他的妻子请求之下，这些人质受到严密的保护。博洛尼亚在事关城市荣誉的案件中，默默承受教皇停止教权有如雷霆的谴责。像这种心胸宽大的反抗行为，使得罗马人能平心静气拿过去的状况与现在做一比较，他们簇拥着勃兰卡勒翁从监狱前往卡皮托，沿途接受一个忏悔的民族对他的欢呼。他的政府所剩下的官员立场坚定而且幸运，嫉妒很快为死亡所安抚，后来他的头颅被封进一个贵重的瓮瓶，安放在一根高耸的大理石柱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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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不足和优势地位的丧失，使意大利采用更有效的选择。罗马人不会要一个普通的市民，他们的服从不受约束，完全出于自愿，因此极其不稳定，他们要选具有独立权势的君王成为元老院议员，这样才能够保护罗马免于敌人或来自内部的侵犯。安茹和普罗旺斯的查理是那个时代最具野心和黩武好战的君王，分别从教皇和罗马人民的手里，接受那不勒斯王国和元老院议员的职位（1265—1278 A.D.）。等到他通过城市走上胜利的道路，沿途获得市民的效忠宣誓，暂时驻跸在拉特兰宫，在短暂的访问期间，能够掩饰专横个性所表现出的冷酷神态。甚至就是查理也感觉到这些人民的轻浮善变，他的敌手——不幸的康拉丁当年经过时，他们还不是发出同样的欢呼之声。有一位权势极大的报复者在卡皮托进行统治，使教皇感到畏惧和猜忌，原来及身而止的绝对统治，重新为每3年一次的任期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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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三世的敌意使西西里国王不得不放弃对罗马的治理。傲慢的教宗颁布的谕令成为永久的法律，他对君士坦丁的捐赠重申事实的真相、具备的效力和运作的方式，对于教会的独立与城市的和平都同样重要。他要建立元老院议员每年选举的制度，正式宣布所有的皇帝、国王、公侯以及卓越和显赫阶级的个人，都不够资格成为候选人。[307]马丁四世基于个人的利益将这项禁止条款废除（1281 A.D.），他很谦卑地请求罗马人在选举中投票赞同。当着人民的面诉诸他们的权威，两位选举人将元老院议员的位阶不是授予教皇，而是授予高贵而忠诚的马丁，他可以终身拥有共和国最高的行政权，[308]让他或是他的代理人能够随意使用。大约过了50年以后，同样的头衔获得允许赠予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1328 A.D.）。罗马的两位统治者都承认这座城市的自由权利，他们接受一位市政官员，将其安置在首都的政府组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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