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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文修辞的精义仍然没有枯竭的迹象，但是腓特烈对于虚华不实的言辞感到不耐，就用严正和征服的高昂声调打断演说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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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罗马人的坚毅和智慧的确天下闻名，但是你的讲话有违智慧的道理，我希望你的行动能表达出坚毅的气概。如同所有尘世的事物，罗马同样能感受到时机和命运的兴衰荣枯和变化无常，那些最高贵的世家都已迁移到东部，居住在君士坦丁的皇家城市。你们所剩余的实力和自由，长期以来为希腊人和法兰克人耗用殆尽。你还想见到罗马在古代的光荣、元老院的威严、骑士的锐气、军营的纪律和军团的英勇？你会在日耳曼共和国找到这些事例，罗马已经不是帝国，只剩下赤裸和孤单，帝国的装饰和德性同样发生迁徙，越过阿尔卑斯山，赋予一个更值得拥有这个称呼的民族。他们可以为你们提供保护，但是会要求你们的绝对服从。你的借口是我本人和从前的皇帝受到罗马人的邀请，说实话你用错了字眼，不是邀请而是恳求。查理曼和奥托将这个城市从国外和国内的暴君手里拯救出来，现在他们已经长眠在自己的国家，他们获得的疆域就是你们得救应付的代价，就是在那块领土上面，还是让你们的祖先生于斯、长于斯和终老于斯。我合法拥有继承权和所有权，谁敢将你们从我的手里夺走？难道法兰克人[310]和日耳曼人的手会因年龄的关系而变得衰弱无力吗？我被人打败了吗？我被人俘虏了吗？我的四周旌旗招展，难道不是围绕着战力强大和所向无敌的军队？你对你的主子强加许多条件，你要求我立下誓约：如果条件公平合理，誓约是毫无必要的废话；要是不能达成公正的要求，这种做法等于把我看成罪犯。难道你有资格怀疑我的公正？我的臣民当中最卑贱者都感受到我的大公无私。为了保卫卡皮托，谁说我不愿拔出我的宝剑？我就是用那把剑将丹麦的北部王国归还给罗马帝国的。我的赏赐如同滔滔不绝和自动自发的溪流，你竟然对我规定出数量和对象。我对耐心等待和建立功勋的人一定会慷慨解囊，而对那些言辞粗鲁和仗势强求者则一毛不拔。[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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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皇帝还是元老院都无法对领土和自由维持这样崇高的权利要求。腓特烈与教皇联合起来，对罗马人抱着猜疑的心理，继续向着梵蒂冈进军。从卡皮托的出击行动干扰到他的加冕典礼，如果日耳曼人的兵力和英勇在血腥的斗争中占有优势，那就不会为了安全起见扎营在这个城市前，而他们自称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过了大约12年以后，他围攻罗马，将一位伪教皇安置在圣彼得的座椅上面，12艘比萨战船在引导之下进入台伯河，但谈判的技巧和疾病的流行使元老院和人民获得拯救，腓特烈和他的继承人没有再度实施敌对的行动。教皇、十字军、伦巴第和日耳曼的独立使他们的统治极为辛劳，刻意寻求与罗马人的联盟。腓特烈二世将一面巨大的标志奉献给卡皮托，那是米兰的卡罗修[312]旗。等到士瓦本皇室毁灭以后，他们被赶过阿尔卑斯山，最后举行的加冕典礼反而泄露出条顿恺撒的衰弱和贫穷。[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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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罗马与邻近城市的战争和意大利的分裂状况（1167—1234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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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德良的统治之下，当帝国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大洋，从阿特拉斯山扩展到格兰扁山时，一位富于幻想的历史学家用描述早期的战争来娱乐罗马人。弗洛鲁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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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个时代的战争：我们的避暑胜地蒂伯尔和普拉内斯特成为敌对行动的目标，要在卡皮托立下誓言发起攻击；我们对阿里西安树丛的阴影产生戒心；我们夺取萨宾人和拉丁人的村庄，获得令人骄傲的胜利；甚至科里奥利获得一个头衔，对一个获得胜利的将领而言完全是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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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些同时代的人物在对比了现在与过去的状况以后，他们的自负都能获得满足，也会为未来的发展感到谦卑。从预言得知，1000年后罗马的帝国将遭到掠夺，领土缩小到最初的范围，将在同一个地点重新发生类似的敌对行动，在那里曾经到处点缀着他们的别墅和庄园。台伯河两岸的邻近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圣彼得的产业，贵族会采取无法无天的独立行为加以侵占，很多城市完全照本宣科模仿都城的叛变和争执。罗马人在12和13世纪时，费尽力气不断要削弱或摧毁教会和元老院那些鸷悍的家臣，要是他们那种刚愎而自私的野心为教皇所利用，通常会与教会的武力结盟来鼓舞宗教的狂热。他们的战事如同最早期的执政官和独裁官，放下手中的犁然后执干戈以卫社稷，带着武器在卡皮托的山脚下面集结，从城门冲杀出去，抢割或烧毁邻居的庄稼，大家从事一场混战，经过15到20天的远征再返回家园。他们的围攻作战费时冗长毫无技术可言，一旦获得胜利就发泄猜忌和报复之类极其恶劣的激情。他们并不接纳英勇的敌手，反而趁着他们处于不幸的状况尽量加以践踏，身无长物的俘虏颈脖绑着绳索在乞求他们的宽恕，敌对城市的堡垒工事甚至建筑物都遭到破坏和拆除，居民分散到邻近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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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城市现在成为红衣主教府邸所在的位置，像是波尔图、奥斯蒂亚、阿尔巴努姆、图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以及蒂伯尔或蒂沃利，不断为罗马人狂暴的敌对行动所征服。这些城市当中，波尔图和奥斯蒂亚是控制台伯河的要点，仍旧防御空虚而且日益萧条，泛滥成灾和疾病丛生的河岸地区放养着成群的水牛，帕勒斯特里纳河流已经丧失通航和贸易的功能。山丘在秋季的炎热天气提供阴凉的避暑场所，和平的祝福带来满面的笑容。弗雷斯卡提从图斯库卢姆的废墟附近兴起，蒂伯尔或称蒂沃利重新建立城市的地位，名不见经传的市镇阿尔巴诺和帕勒斯特里纳，到处装点着罗马红衣主教和王侯贵族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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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各种毁灭工作时，罗马人的野心经常为邻近城市和他们的联盟所阻止或击退，第一次围攻蒂伯尔时，罗马人进入营地后还是被赶走；图斯库卢姆会战[314]（1167 A.D.）和维泰博会战[315]（1234 A.D.），就两者的关系位置，可以拿最著名的战场特拉西梅诺和坎尼来做一比较。这些小规模战争的第一场会战中，3万罗马人被1000名日耳曼骑兵击败，腓特烈·巴巴罗萨派遣这支骑兵部队前来解救图斯库卢姆之围。如果我们算出被杀有3000人而被俘是2000人，这个资料不仅可信而且是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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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68年以后，他们运用城市全部的兵力，进军对付位于教皇国的维泰博，这是很少见的联盟方式，条顿人的鹰鹫和圣彼得的钥匙这两种旗帜混合在一起，图卢兹的伯爵和温切斯特的主教指挥教皇的协防军。罗马人受到挫折，带来极大的羞辱和伤亡，但是英吉利的高级教士表现出朝圣者的虚荣之心，他把数量增加了几倍，说是有10万人参战，战场的损失高达3万人之巨。要是元老院的政策和军团的纪律随着卡皮托一同恢复，意大利处于分崩离析的状况，将为第二次的征服提供最佳的机会，但是现代罗马人无论是军队还是战术都远低于那些邻近共和国的水平，就是战斗的精神和勇气也都难以为继，发生一些非正规的突击行动之后，全民处于冷漠状态，军事制度受到忽略，再加上可耻而危险地运用外国佣兵部队，使得他们那种热烈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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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皇选举制度的建立及被迫离开罗马的始末（1179—130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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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是在基督的葡萄园里早已存在而又生长迅速的莠草。在早期基督教君王的统治之下，对于圣彼得宝座的争夺是经由全民选举制度下的投票、收买和暴力进行的，罗马的圣殿为流出的鲜血所污染。从公元3世纪到12世纪，频繁发生的分裂活动给教会带来无穷的困扰。当最后的审判权掌握在行政官员手里的时候，这种灾祸还只是短暂的局部现象，它的优点已经经过公正或民众偏爱的考验，失败的竞争者不可能长期干扰对手的胜利。等到皇帝的特权被剥夺，以及基督的代理人不受世间法庭约束的这个原则建立以后，每次神圣教区的空位期，都可能将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场争论和战事。红衣主教、下级教士、贵族和人民的主张非常模糊，只会引起争议。选择的自由被一个城市的动乱操控，这个城市不再有最高领导者，即使有也无人服从。在一位教皇逝世时，两个党派到不同的教堂进行双重选举，选票的数目和分量、时间的优先级、候选人的优点长处，相互之间可能产生平衡的作用。最受尊敬的教士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相距遥远的君王对教宗的宝座一直毕恭毕敬，从这些合法的偶像中无法分辨出真假。皇帝通常是分裂活动的始作俑者，完全出于政治的动机，支持和他关系好的教皇来对抗怀有敌意的对手。每位竞争者不得不忍受敌人所施加的侮辱，这些敌人根本不畏惧良心的制裁，用金钱从他的拥护者那里买到支持，这些拥护者完全被野心和贪婪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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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316]最后废除教士和人民混乱的选举（1179 A.D.）[317]，把推选的权利全部移交给唯一的枢机主教团[318]，和平与持续的继承法则才得以确立。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辅祭三个层级完全融为一体。罗马的教区教士在圣秩制度中列为第一位阶，他们是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毫无差别地选择出来的。他们拥有最富有的教区，获得最重要的主教地位，倒是与他们的头衔和职务非常相称。这些如同元老院议员的正统教会元老，他们是至高无上教皇的助理和使节，身上穿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非常自负地认为与国王处于同等的地位，接受的尊荣因成员的稀少显得特别突出。直到利奥十世[319]在位，他们的人数都很少超过20或25人。这样一种明智的安排可以根绝一切怀疑和丑闻，彻底消除教会分裂的根源，在600年的时间内只有一次双重选举，破坏了枢机主教团的精诚团结。但由于通过的票数要在三分之二以上，整个选举常因红衣主教的个人利益和情绪产生议而不决的现象，使得他们各行其是的统治一直拖延下去，基督教世界出现无人领导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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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十世当选之前，曾经出现长达3年的教皇空位期，因此他决心要防止未来再产生类似的滥权行为。他发布的谕令排除一些阻力后，正式成为教规，列入神圣的法典之中（1274 A.D.）。有9天的时间为去世的教皇安排葬礼，等待不在教廷的红衣主教到达。第10天每人带着一个仆从被关入一个普通的大厅，或者称为秘密会议室。这个厅堂没有墙壁和布幔加以隔间，必需的物品从一扇小窗送进去，除此以外所有的门户全部紧锁，由城市的行政官员把守，不容许他们与外面世界有任何联系。如果选举没有在3天之内完成，原来丰盛的饮食会减少到午餐和晚餐只有一道菜，8天以后只供应面包、水和酒。红衣主教在教宗的空位期不得动用教会的岁入，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不得擅自行使管理的职权。选举人之间任何协议和承诺都正式宣布为无效。他们的忠诚要用庄严的誓言和正统教会的祈祷来加强，有些不易执行或更为苛刻的条款已经逐渐放松，但是禁闭的原则始终被严格执行，没有改变。他们还受到催促要考虑个人的健康和自由，尽快选出教皇。使用选票或无记名投票的改进办法，能够用仁慈和礼貌的丝质面纱，掩盖秘密会议[320]的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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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这些制度以后，罗马人被排除在选举他们的君王和主教的活动之外，他们正好处于粗野和不稳的自由所带来的狂热之中，对于失去珍贵无比的特权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恢复了奥托大帝的先例。在与行政官员进行协商后，罗马人民全部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阿维尼翁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被罢黜，继承人选出以后，经过全民的同意和欢呼加以批准。他们自由投票通过一项新的法规，教皇在一年之中外出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离开罗马的距离在两天行程之内，要是他经过3次召唤没有返回，这位公仆便会受到降级或免职的处分。[321]但是刘易斯忘记了他的实力很虚弱以及那个时代的偏见，只要超过日耳曼营区的影响范围，他这位有名无实的权势人物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罗马人瞧不起自己扶持起来的人物，这位僭用教皇名号的人向合法的君王求饶，而红衣主教的权威也因这种时机不对的攻击而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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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教皇的选举始终在梵蒂冈进行，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肆意践踏了。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人不在教廷时，神圣的原则已经被罗马人遗忘，事实上他们自己根本不记得有这项规定，教皇也没有将常用的住处安置在这座城市和教区。关怀这样的教区远不如管理统一的教会来得重要，教皇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也会感到难堪：他的权威受到反对而个人处于险境。他们从皇帝的迫害和意大利的战争中，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法兰西友善的怀抱之中。在罗马动乱时他们基于审慎的考量，撤到阿纳尼、佩鲁贾、维泰博以及邻近的城市，在一些更为宁静的地点度过余生。当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凌虐或陷入赤贫时，就会用一道严厉的命令将他召回，说圣彼得并没有将他的宝座安置在偏僻的村庄，应该是在世界的都城；或者提出非常可怕的威胁：罗马人要武装起来进军，去摧毁那些胆敢供应庇护所的地点和人民。怯懦的教廷只有听命返回，沉重的债务和账单在迎接他们，包括逃走所造成的损失，诸如住屋的租金、食物的采购以及在宫廷服务的仆人和客卿的各项费用。经过短暂的和平或有力的统治以后，他们再度被新的动乱驱离，然后又被元老院专横或尊敬的邀请召回。在这些不时出现的撤退行动之中，梵蒂冈的流亡人士和难民很少离开都城过远或是过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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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4世纪初叶，使徒的宝座似乎永远从台伯河畔搬到了罗讷河两岸，迁徙的原因在于卜尼法斯八世[322]和法兰西国王的惨烈斗争。[323]革出教门和停止教权是教皇的精神武器，被3个政治团体的联合以及高卢教会的特权击退，但是教皇尚未准备好要面对世俗的武器，“老好人”菲利普竟然有胆加以运用。当教皇住在阿纳尼时，丝毫没有感到会有危险发生，他的宫殿和本人受到300名骑兵的突击，这些部队是诺加里特的威廉和夏拉·科隆纳在暗中征召人马编成。前者是一位法兰西的大臣，后者是罗马高贵而怀有敌意家族的成员。红衣主教全都逃走，阿纳尼的居民背叛教皇，不再有效忠和感激之心。但是大无畏的卜尼法斯独自一人没有保护，坐在座位上就像古代的元老院议员，等待高卢人的刀剑加身。一个外国的敌对分子诺加里特愿意执行主子的命令，由于科隆纳要发泄国内的私愤，教皇受到言语的侮辱和殴打，在遭囚禁的3天时间里，顽固的态度使他们大为光火，生命受到折磨和威胁。但出现奇特的拖延状况，使得教会的拥护者获得时间也增加勇气，把他从亵渎神圣的暴行中拯救出来。他那傲慢的心灵受到致命的伤害，狂怒的卜尼法斯念念不忘报复，竟然在罗马亡故。贪婪和骄纵这些引人注目的恶行使他死后的名声受到玷污，空有成为殉教者的勇气也无法让教会的斗士获得圣徒的荣誉。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当代编年史的评论），像狐狸一样篡夺，像狮子一样统治，像土狗一样死去。性格极其温和的本尼狄克十一世继承他的职位，仍然将菲利普邪恶的密使逐出教会，并且用令人战栗的诅咒加诸阿纳尼这个城市和居民，产生的后果在迷信者的眼中还可以看到。[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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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廷迁往法兰西的阿维尼翁以及大赦年的实况（1300—135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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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本尼狄克十一世亡故以后，冗长的秘密会议因势均力敌而产生的悬而不决的局面，被法兰西派巧妙地打破了。他们提出的看似可行的主张，为大家所接受，那就是在40天的期限内，他们从反对者提名的3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布尔多总主教位列名单第一位，他是国王和国家势不两立的敌人，他的野心勃勃也是昭然若揭，他的良心只服从财富的呼唤和恩主的命令。这位恩主从迅速前来的信使处得到消息，选举教皇的权力已经操在自己的手里。条件在私下的会晤中谈妥，事情的处理过程快速又能隐秘，在秘密会议上一致通过克雷芒五世[325]的当选。[326]两派的红衣主教很快就接到了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命令，他召唤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与他相见，他们到达以后，很快就发现，再也不用想回去了。克雷芒五世出于喜爱和承诺，公开表明宁愿住在法兰西，他带着人数庞大的教廷经过普瓦图和加斯科尼，沿途顺路参观城市和修道院，并且耗损这些地方的钱财，最后终于在阿维尼翁停留下来[327]（1309 A.D.），从此这里繁荣70多年[328]，成为罗马教皇的驻地和基督教世界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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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尼翁的位置四通八达，不仅海陆的联系方便，还兼有罗讷河航运之利，法兰西南部几个行省比起意大利不遑多让，建造新的宫殿供教皇和红衣主教居住，教会的财富很快吸引来了为奢华效力的艺术。他们已经拥有了邻近的土地，那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的维纳辛郡。[329]珍妮是那不勒斯第一任女王和普罗旺斯女伯爵，后来他们趁着她年轻和处境困难，用8万弗罗林金币的低廉价格，从她手里买下阿维尼翁的主权。[330]处在法兰西君主政体的保护之下，与一群顺从的人民共同生活，教皇真正享受到尊荣和宁静，这是长期以来久违的福分。但是意大利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悲伤，罗马处于孤寂和贫穷之中，后悔为了无法控制的自由，竟然将圣彼得的继承人赶出梵蒂冈。上帝之城的懊恼为时已晚，而且无济于事，等到年长的成员过世后，枢机主教团全是法兰西籍的红衣主教。[331]他们对罗马和意大利极为厌恶和藐视，后来出现一系列法兰西籍的教皇，甚至还有行省的人士，他们与这个国家建立起了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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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的进步和发展，使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得以建立并日趋富足，正处在自由的年代，也是人口、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工匠和庶民的手工劳动逐渐发展为高雅和智慧的艺术。但是罗马的位置并没有占到地形之利，就是土地的生产也谈不上丰饶，居民的习性因怠惰而自轻自贱，也因傲慢而得意忘形，他们一厢情愿地沉溺于幻想之中，认为臣民的贡金必须永远供养教会和帝国的都城。这种成见难免受到朝圣客的鼓舞，他们不断前来参拜使徒的神龛。教皇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就是圣年制度，[332]给人民带来的好处不下于教士的贡献。自从巴勒斯坦沦陷以后，那曾一度被当成礼物赐给十字军的“绝对的恩典”，虽然保留了下来却已经失去了运用的对象，教会最有价值的财富与公共的流通隔绝了长达8年之久。勤奋的卜尼法斯八世调和野心和贪婪的罪恶，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这位教皇有足够的学识来搜集和恢复百年祭的活动，这是罗马过去每个世纪结束时要盛大庆祝的节日。为了毫无危险地测试公众的轻信程度，他适时发表公开的布道演说，非常巧妙地散布一份报告，找出若干年迈的见证人。在公元1300年1月1日那天，圣彼得大教堂挤满信徒，要求在神圣的时刻获得“传统”的恩典。教皇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感觉到虔诚的群众都已焦急得无法忍耐，他像是被古老的证词说服，承认他们的要求极其正当。他向所有的正统基督徒宣读一篇全面的赦罪文，任何人在这一年中或是在每个类似的时间段内，只要诚心朝拜过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使徒教堂，就都可以获得这份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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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开始是从最近的意大利行省，后来是从遥远的匈牙利和不列颠王国，大批朝圣客挤满各地的公路。他们要在这趟劳累和花费不菲的旅程中，洗净他们的罪孽，从军事服役的危险中获得赦免。大家处于同样的心情，已经忘记了地位、性别、年龄或体能方面的差异。然而汹涌的人潮急着去朝拜，在街道和教堂有很多人被踩死。很难估算到来的朝圣客数量，更谈不上精确的数据，一位有心的教士非常清楚，榜样的力量会感染人，使人数被夸大。然而有位明智的历史学家当时在协助有关礼仪的工作，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罗马每时每刻都有外乡人到来，数量从未低于20万人。另外有一位明了实情的人认为，那年外来的总人数是200万人。每个人只要拿出微不足道的奉献，就能聚成一笔皇家的财富，两位教士手拿耙子不分日夜站在那里，来不及清点就把抛在圣保罗祭坛上成堆的金银收集起来。非常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和平与富足的年代，即使那年的草料缺乏，旅馆和客栈收费极为昂贵，由于卜尼法斯的政策和罗马人贪财的好客精神，面包、酒类、肉和鱼都能源源不绝地供应。在一个没有贸易或实业的城市，发了一笔横财后，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但是下一个世代的贪婪和羡慕，看到这个世纪还有遥远的一段时期，只有恳求克雷芒六世提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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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的教皇顺从他们的心愿，宁愿自己遭受损失也要为罗马提供一点小小安慰，为了使得日期的变更有充分的理由，在实施时正式命名为摩西大赦年[333]（1350 A.D.）。他的呼吁获得各方的响应，就人数、热情和慷慨而论，都不亚于最早的节庆。但是他们遭到战争、瘟疫和饥馑的三重灾害，很多妻子和少女在意大利的城堡受到侵犯，野蛮的罗马人即使主教在场也不受管束，抢劫和杀害了不少外乡人。大赦年的期限一再减缩，变为50年、33年和25年，可能是源于教皇的急躁，没有耐性等待，虽说第二种期限正好和基督在世的年岁完全一致。过度的恩典、新教的反叛以及迷信的没落，大幅降低大赦年的价值。但即使是第19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节庆，对罗马人而言也带来了欢乐和巨大的收获。就是哲学思潮带来的讪笑，对于教士的胜利和人民的愉悦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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