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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三世[316]最后废除教士和人民混乱的选举（1179 A.D.）[317]，把推选的权利全部移交给唯一的枢机主教团[318]，和平与持续的继承法则才得以确立。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辅祭三个层级完全融为一体。罗马的教区教士在圣秩制度中列为第一位阶，他们是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毫无差别地选择出来的。他们拥有最富有的教区，获得最重要的主教地位，倒是与他们的头衔和职务非常相称。这些如同元老院议员的正统教会元老，他们是至高无上教皇的助理和使节，身上穿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非常自负地认为与国王处于同等的地位，接受的尊荣因成员的稀少显得特别突出。直到利奥十世[319]在位，他们的人数都很少超过20或25人。这样一种明智的安排可以根绝一切怀疑和丑闻，彻底消除教会分裂的根源，在600年的时间内只有一次双重选举，破坏了枢机主教团的精诚团结。但由于通过的票数要在三分之二以上，整个选举常因红衣主教的个人利益和情绪产生议而不决的现象，使得他们各行其是的统治一直拖延下去，基督教世界出现无人领导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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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高利十世当选之前，曾经出现长达3年的教皇空位期，因此他决心要防止未来再产生类似的滥权行为。他发布的谕令排除一些阻力后，正式成为教规，列入神圣的法典之中（1274 A.D.）。有9天的时间为去世的教皇安排葬礼，等待不在教廷的红衣主教到达。第10天每人带着一个仆从被关入一个普通的大厅，或者称为秘密会议室。这个厅堂没有墙壁和布幔加以隔间，必需的物品从一扇小窗送进去，除此以外所有的门户全部紧锁，由城市的行政官员把守，不容许他们与外面世界有任何联系。如果选举没有在3天之内完成，原来丰盛的饮食会减少到午餐和晚餐只有一道菜，8天以后只供应面包、水和酒。红衣主教在教宗的空位期不得动用教会的岁入，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不得擅自行使管理的职权。选举人之间任何协议和承诺都正式宣布为无效。他们的忠诚要用庄严的誓言和正统教会的祈祷来加强，有些不易执行或更为苛刻的条款已经逐渐放松，但是禁闭的原则始终被严格执行，没有改变。他们还受到催促要考虑个人的健康和自由，尽快选出教皇。使用选票或无记名投票的改进办法，能够用仁慈和礼貌的丝质面纱，掩盖秘密会议[320]的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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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这些制度以后，罗马人被排除在选举他们的君王和主教的活动之外，他们正好处于粗野和不稳的自由所带来的狂热之中，对于失去珍贵无比的特权似乎没有什么感觉。巴伐利亚的刘易斯皇帝恢复了奥托大帝的先例。在与行政官员进行协商后，罗马人民全部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阿维尼翁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被罢黜，继承人选出以后，经过全民的同意和欢呼加以批准。他们自由投票通过一项新的法规，教皇在一年之中外出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离开罗马的距离在两天行程之内，要是他经过3次召唤没有返回，这位公仆便会受到降级或免职的处分。[321]但是刘易斯忘记了他的实力很虚弱以及那个时代的偏见，只要超过日耳曼营区的影响范围，他这位有名无实的权势人物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罗马人瞧不起自己扶持起来的人物，这位僭用教皇名号的人向合法的君王求饶，而红衣主教的权威也因这种时机不对的攻击而更加牢固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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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教皇的选举始终在梵蒂冈进行，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肆意践踏了。格列高利七世的继承人不在教廷时，神圣的原则已经被罗马人遗忘，事实上他们自己根本不记得有这项规定，教皇也没有将常用的住处安置在这座城市和教区。关怀这样的教区远不如管理统一的教会来得重要，教皇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也会感到难堪：他的权威受到反对而个人处于险境。他们从皇帝的迫害和意大利的战争中，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法兰西友善的怀抱之中。在罗马动乱时他们基于审慎的考量，撤到阿纳尼、佩鲁贾、维泰博以及邻近的城市，在一些更为宁静的地点度过余生。当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凌虐或陷入赤贫时，就会用一道严厉的命令将他召回，说圣彼得并没有将他的宝座安置在偏僻的村庄，应该是在世界的都城；或者提出非常可怕的威胁：罗马人要武装起来进军，去摧毁那些胆敢供应庇护所的地点和人民。怯懦的教廷只有听命返回，沉重的债务和账单在迎接他们，包括逃走所造成的损失，诸如住屋的租金、食物的采购以及在宫廷服务的仆人和客卿的各项费用。经过短暂的和平或有力的统治以后，他们再度被新的动乱驱离，然后又被元老院专横或尊敬的邀请召回。在这些不时出现的撤退行动之中，梵蒂冈的流亡人士和难民很少离开都城过远或是过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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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4世纪初叶，使徒的宝座似乎永远从台伯河畔搬到了罗讷河两岸，迁徙的原因在于卜尼法斯八世[322]和法兰西国王的惨烈斗争。[323]革出教门和停止教权是教皇的精神武器，被3个政治团体的联合以及高卢教会的特权击退，但是教皇尚未准备好要面对世俗的武器，“老好人”菲利普竟然有胆加以运用。当教皇住在阿纳尼时，丝毫没有感到会有危险发生，他的宫殿和本人受到300名骑兵的突击，这些部队是诺加里特的威廉和夏拉·科隆纳在暗中征召人马编成。前者是一位法兰西的大臣，后者是罗马高贵而怀有敌意家族的成员。红衣主教全都逃走，阿纳尼的居民背叛教皇，不再有效忠和感激之心。但是大无畏的卜尼法斯独自一人没有保护，坐在座位上就像古代的元老院议员，等待高卢人的刀剑加身。一个外国的敌对分子诺加里特愿意执行主子的命令，由于科隆纳要发泄国内的私愤，教皇受到言语的侮辱和殴打，在遭囚禁的3天时间里，顽固的态度使他们大为光火，生命受到折磨和威胁。但出现奇特的拖延状况，使得教会的拥护者获得时间也增加勇气，把他从亵渎神圣的暴行中拯救出来。他那傲慢的心灵受到致命的伤害，狂怒的卜尼法斯念念不忘报复，竟然在罗马亡故。贪婪和骄纵这些引人注目的恶行使他死后的名声受到玷污，空有成为殉教者的勇气也无法让教会的斗士获得圣徒的荣誉。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当代编年史的评论），像狐狸一样篡夺，像狮子一样统治，像土狗一样死去。性格极其温和的本尼狄克十一世继承他的职位，仍然将菲利普邪恶的密使逐出教会，并且用令人战栗的诅咒加诸阿纳尼这个城市和居民，产生的后果在迷信者的眼中还可以看到。[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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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廷迁往法兰西的阿维尼翁以及大赦年的实况（1300—135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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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本尼狄克十一世亡故以后，冗长的秘密会议因势均力敌而产生的悬而不决的局面，被法兰西派巧妙地打破了。他们提出的看似可行的主张，为大家所接受，那就是在40天的期限内，他们从反对者提名的3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布尔多总主教位列名单第一位，他是国王和国家势不两立的敌人，他的野心勃勃也是昭然若揭，他的良心只服从财富的呼唤和恩主的命令。这位恩主从迅速前来的信使处得到消息，选举教皇的权力已经操在自己的手里。条件在私下的会晤中谈妥，事情的处理过程快速又能隐秘，在秘密会议上一致通过克雷芒五世[325]的当选。[326]两派的红衣主教很快就接到了令他们感到惊讶的命令，他召唤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与他相见，他们到达以后，很快就发现，再也不用想回去了。克雷芒五世出于喜爱和承诺，公开表明宁愿住在法兰西，他带着人数庞大的教廷经过普瓦图和加斯科尼，沿途顺路参观城市和修道院，并且耗损这些地方的钱财，最后终于在阿维尼翁停留下来[327]（1309 A.D.），从此这里繁荣70多年[328]，成为罗马教皇的驻地和基督教世界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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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尼翁的位置四通八达，不仅海陆的联系方便，还兼有罗讷河航运之利，法兰西南部几个行省比起意大利不遑多让，建造新的宫殿供教皇和红衣主教居住，教会的财富很快吸引来了为奢华效力的艺术。他们已经拥有了邻近的土地，那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的维纳辛郡。[329]珍妮是那不勒斯第一任女王和普罗旺斯女伯爵，后来他们趁着她年轻和处境困难，用8万弗罗林金币的低廉价格，从她手里买下阿维尼翁的主权。[330]处在法兰西君主政体的保护之下，与一群顺从的人民共同生活，教皇真正享受到尊荣和宁静，这是长期以来久违的福分。但是意大利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悲伤，罗马处于孤寂和贫穷之中，后悔为了无法控制的自由，竟然将圣彼得的继承人赶出梵蒂冈。上帝之城的懊恼为时已晚，而且无济于事，等到年长的成员过世后，枢机主教团全是法兰西籍的红衣主教。[331]他们对罗马和意大利极为厌恶和藐视，后来出现一系列法兰西籍的教皇，甚至还有行省的人士，他们与这个国家建立起了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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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的进步和发展，使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得以建立并日趋富足，正处在自由的年代，也是人口、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工匠和庶民的手工劳动逐渐发展为高雅和智慧的艺术。但是罗马的位置并没有占到地形之利，就是土地的生产也谈不上丰饶，居民的习性因怠惰而自轻自贱，也因傲慢而得意忘形，他们一厢情愿地沉溺于幻想之中，认为臣民的贡金必须永远供养教会和帝国的都城。这种成见难免受到朝圣客的鼓舞，他们不断前来参拜使徒的神龛。教皇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就是圣年制度，[332]给人民带来的好处不下于教士的贡献。自从巴勒斯坦沦陷以后，那曾一度被当成礼物赐给十字军的“绝对的恩典”，虽然保留了下来却已经失去了运用的对象，教会最有价值的财富与公共的流通隔绝了长达8年之久。勤奋的卜尼法斯八世调和野心和贪婪的罪恶，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这位教皇有足够的学识来搜集和恢复百年祭的活动，这是罗马过去每个世纪结束时要盛大庆祝的节日。为了毫无危险地测试公众的轻信程度，他适时发表公开的布道演说，非常巧妙地散布一份报告，找出若干年迈的见证人。在公元1300年1月1日那天，圣彼得大教堂挤满信徒，要求在神圣的时刻获得“传统”的恩典。教皇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感觉到虔诚的群众都已焦急得无法忍耐，他像是被古老的证词说服，承认他们的要求极其正当。他向所有的正统基督徒宣读一篇全面的赦罪文，任何人在这一年中或是在每个类似的时间段内，只要诚心朝拜过圣彼得和圣保罗的使徒教堂，就都可以获得这份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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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传遍整个基督教世界，开始是从最近的意大利行省，后来是从遥远的匈牙利和不列颠王国，大批朝圣客挤满各地的公路。他们要在这趟劳累和花费不菲的旅程中，洗净他们的罪孽，从军事服役的危险中获得赦免。大家处于同样的心情，已经忘记了地位、性别、年龄或体能方面的差异。然而汹涌的人潮急着去朝拜，在街道和教堂有很多人被踩死。很难估算到来的朝圣客数量，更谈不上精确的数据，一位有心的教士非常清楚，榜样的力量会感染人，使人数被夸大。然而有位明智的历史学家当时在协助有关礼仪的工作，很肯定地告诉我们，罗马每时每刻都有外乡人到来，数量从未低于20万人。另外有一位明了实情的人认为，那年外来的总人数是200万人。每个人只要拿出微不足道的奉献，就能聚成一笔皇家的财富，两位教士手拿耙子不分日夜站在那里，来不及清点就把抛在圣保罗祭坛上成堆的金银收集起来。非常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和平与富足的年代，即使那年的草料缺乏，旅馆和客栈收费极为昂贵，由于卜尼法斯的政策和罗马人贪财的好客精神，面包、酒类、肉和鱼都能源源不绝地供应。在一个没有贸易或实业的城市，发了一笔横财后，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但是下一个世代的贪婪和羡慕，看到这个世纪还有遥远的一段时期，只有恳求克雷芒六世提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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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的教皇顺从他们的心愿，宁愿自己遭受损失也要为罗马提供一点小小安慰，为了使得日期的变更有充分的理由，在实施时正式命名为摩西大赦年[333]（1350 A.D.）。他的呼吁获得各方的响应，就人数、热情和慷慨而论，都不亚于最早的节庆。但是他们遭到战争、瘟疫和饥馑的三重灾害，很多妻子和少女在意大利的城堡受到侵犯，野蛮的罗马人即使主教在场也不受管束，抢劫和杀害了不少外乡人。大赦年的期限一再减缩，变为50年、33年和25年，可能是源于教皇的急躁，没有耐性等待，虽说第二种期限正好和基督在世的年岁完全一致。过度的恩典、新教的反叛以及迷信的没落，大幅降低大赦年的价值。但即使是第19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节庆，对罗马人而言也带来了欢乐和巨大的收获。就是哲学思潮带来的讪笑，对于教士的胜利和人民的愉悦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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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罗马的贵族豪门及他们之间发生的世仇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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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11世纪初期受到封建暴政的摧残，不论是君王还是人民都苦不堪言。人类天赋的权利受到为数众多的共和国的极力维护，很快将自由和统治从城市扩展到邻近的乡村。贵族的刀剑已被折断，奴隶获得解放，城堡全被拆除，开始接受并服从社会的习惯，他们的野心局限于获得城市的荣誉，即使是在威尼斯或热那亚最自负的贵族体制下，每一位贵族人士也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334]罗马软弱而失序的政府无法胜任管束叛逆儿孙的职责，他们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城外都藐视行政官员的权威。现在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为夺取政府的主权而引起斗争：世家豪门靠武力保护个人的独立，府邸和城堡加强防备能力用来对付围攻，他们之间的私人争执仍在众多的家臣和部从之间进行着。在出身和感情方面，这些贵族对于他们的国家而言完全是外人。[335]如果还有真正的罗马人这号人物，他就会拒绝承认这些傲慢的异乡人，因为这些异乡人瞧不起罗马市民的称号，非常狂妄地自称是统治罗马的皇亲国戚。[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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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连串阴暗无比的革命过程后，所有的家谱记录都已丧失，姓氏的区别已不复存在，不同民族的血胤经由千百条渠道混杂起来。哥特人、伦巴第人、希腊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和诺曼人靠着皇家的赏赐或英勇的特权，拥有最丰厚的财富和产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希伯来的族人擢升到元老院议员和执政官的位阶，在这些悲惨的流亡者长期遭受监禁的历史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337]利奥九世[338]统治的时代，一位家世富有而且学识渊博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受洗时有幸使用教父，也就是在位的教皇的名字。利奥九世的儿子彼得凭着热情和勇气，为格列高利七世的事业立下显赫的功绩。教皇把控制哈德良的陵墓（克雷森提乌斯塔楼）的工作，托付给最忠实的追随者，这个地点现在称为圣安吉洛城堡。父子俩都有众多的后裔，靠着高利贷累积的财富能与城市最高贵的家族分享，联姻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这位改信者的孙子靠着亲戚的力量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大多数的教士和人民都支持他的作为，他在梵蒂冈统治了几年的时间。圣伯纳德的辩才和英诺森二世的胜利，曾给阿那克勒图斯[339]戴上“伪教皇”的标志，等到他败北和逝世以后，利奥的后代不再有显赫的人物，就是现代的贵族也没有人自夸源于犹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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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打算在此一一列举罗马的家族，无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面临衰亡的命运，还是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相当的荣誉。[340]弗朗吉帕尼家族是古老的执政官世系，因其在发生饥荒时与人分享面包的慷慨行为而声名远播。这种义行比起他们与盟友科西家族在城市划出很宽敞的地区供自己使用，然后用工事将这个区域围起来加以保护的行为更为光荣。看来萨维利家族应该出于萨宾人的血统，到现在还维持着最初的尊贵地位；已经式微的姓氏卡皮朱契，是最早把名字刻在钱币上的元老院议员；康提家族还保有西格尼亚伯爵的荣誉，但是产业已经失去；如果安尼巴尔第家族不认为自己是迦太基英雄的后代，那么不是过分无知就是非常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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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城市的这些贵族和王侯当中，或是位居其上的世家，我特别要提到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两个敌对的家族，他们的事迹是现代罗马编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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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科隆纳的名字和纹章[341]就语义学而言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题目，演说家和古文物学家并没有忽略图拉真石柱和赫拉克勒斯之柱，或是基督遭受鞭刑的柱子以及在沙漠中引导以色列人前进的光柱。这个家族首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公元1104年，证实这个姓氏的权势和古老，也说明它具有简单的意义。科隆纳对卡维的篡夺激怒了帕斯卡尔二世，使其不惜动武，但是他们在罗马的郊区合法据有扎加罗拉和科隆纳的世袭封地，后面这个镇也许装点了一些高耸的石柱，是一座庄园或庙宇的遗迹。[342]他们同样拥有邻近城市图斯库卢姆的一半，足以使人相信他们是图斯库卢姆伯爵的后裔，这些伯爵在10世纪时是教皇辖区的暴君。根据他们自己和一般人的看法，这个家族最原始和遥远的源头来自莱茵河两岸，[343]在700年的变革中，建立了显赫的功绩并且以富有知名于世。日耳曼的君主与一个高贵世系有真实或传闻的血缘关系，绝不会辱没皇室的身份。[344]大约在13世纪末叶，家族的一个旁支最有权势，一位叔父和6个兄弟在军队和教会据有高位能够出人头地，其中之一的彼得被选为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乘着一辆凯旋式使用的战车进入卡皮托，虽然大家用恺撒的头衔向他欢呼，也不过徒有虚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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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四世将约翰和斯蒂芬封为安科纳侯爵和罗马纳伯爵，这位恩主是如此偏爱科隆纳家族，后来在一张讽刺画中，绘出他被关在一根空心的柱子里。等到尼古拉四世过世以后，他们那种极其傲慢的举止触怒了怀恨在心的敌人。身为红衣主教的叔父和侄儿拒不承认卜尼法斯八世的当选，使得科隆纳有一段时间，同时受到他那世俗和宗教武力的压迫。[345]教皇声称要组成一支十字军对付个人的仇敌，他们的财产被籍没，位于台伯河岸边的城堡遭到圣彼得的军队和敌对贵族的围攻，等到主要的抵抗中心帕勒斯特里纳（普拉内斯特）被摧毁以后，将整个区域用犁耕过一遍，表示永远成为禁建之地。6个兄弟受到贬黜、放逐和迫害之后，只能隐匿身份逃避危险，浪迹欧洲各地，始终没有放弃求援和复仇的希望。要想实现双重的希望，法兰西宫廷是最保险的避难所。他们推动并指导腓力的宏图大业，要是对被俘暴君的不幸和勇气怀着尊敬之心，那我应该赞扬这种胸襟宽阔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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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民废除卜尼法斯八世的民政措施，恢复科隆纳的荣誉和产业，亡故教皇的同谋和继承人同意支付10万个弗罗林金币作为赔偿，从这可以看出他们所有的损失，从而能够估计他们拥有的财富。所有在宗教方面对他们的谴责和贬斥都为生性谨慎的教皇所禁止，[346]这个家族的运道在经过一场短暂的风暴以后变得更为稳固。夏拉·科隆纳的胆识在于囚禁了卜尼法斯，以及很久以后为巴伐利亚的刘易斯加冕，皇帝出于感激，在他们的章纹上面给石柱戴上皇冠。整个家族成员就名声和功勋而论以斯蒂芬占首位，彼特拉克将他誉为当世无人相匹、放在古罗马时代亦毫不逊色的英雄人物。迫害和流放使他向各民族展示战争与和平的才能，陷于极其困苦的处境中，他不是一个令人怜悯的可怜虫，而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对象，面对危险更要以不忝所生为荣。有人向他询问：“现在你的堡垒在哪里？”他把手放在胸口回答说：“这里。”他在恢复昔日的繁荣以后仍旧保有原来的美德，直到他以衰老之年寿终正寝为止，斯蒂芬·科隆纳的祖先、本人和儿孙，使他在罗马共和国以及阿维尼翁的教廷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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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乌尔西尼家族是从斯波莱托迁移过来的，在12世纪时，他们被称为乌尔苏斯的儿子，都是显赫的人物，仅知道其中之一之后成了这个家族的创始人。但是他们很快从罗马的贵族中脱颖而出，源于亲戚的数量众多而且作战勇敢、居住的城堡非常坚固、元老院和枢机主教团享有的荣誉，以及两位教皇切莱斯廷三世[347]和尼古拉三世来自他们的家族和血胤。他们的财富来自早期大量任用亲戚所形成的族阀政治，圣彼得的产业被慷慨的切莱斯廷[348]转让到受宠爱的亲人手中。尼古拉出于野心，同时也是为了家族，要让那些君王结盟，要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建立新的王国，把罗马元老院的永久职位授予这些族人。凡是能成就科隆纳家族伟大勋业的事物，同样可以增进乌尔西尼家族的荣誉。他们保持长远的世仇，一直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在25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不断扰乱这个教会国家。争执的真正原因是彼此嫉妒对方的名声和权势，只不过为了容易区别，科隆纳家族采用吉贝林这个名字成为帝国党，乌尔西尼家族接受奎尔夫的称号要为教会的事业效力。他们相互敌对的旗帜上面绘着鹰和钥匙，虽然吵闹的起因和性质经过漫长的时间已经被人遗忘。[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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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这两个党派的斗争却更为激烈。等到教皇退避到阿维尼翁以后，他们为了争夺这个处于空位期的共和国不惜动用武力，每年选出两位敌对元老院议员的妥协方案，不仅令人感到可笑，而且使灾祸与不和一直延续下去。这座城市和整个区域因为他们的私仇而变得一片荒芜，交替获得胜利使得双方始终处于起伏不定的平衡态势。直到乌尔西尼家族最著名的保护者，遭到小斯蒂芬·科隆纳的袭击和杀害之前，双方还没有人丧生于刀剑之下。[350]他的胜利受到违反协约的谴责，使人感到羞辱。他们在教堂的门口用暗杀的手段进行下流的报复，刺死无辜的男孩和两个仆人更是失策的行为。然而获胜的科隆纳与该年的同僚被宣布成为任职5年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彼特拉克的缪司在他的心中激起一个期许、一个希望和一个预言：生性慷慨的年轻人是他敬仰的英雄人物的儿子，会重建罗马和意大利，恢复昔日的光荣，相信他那正义之剑会歼灭狼、狮、蛇、熊之类的猛兽，它们一直想颠覆这根大理石“柱”永恒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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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第七十章 彼特拉克的性格和加冕 护民官里恩齐要恢复罗马的自主权和治理权 他的德行和缺失，被驱逐出境以及后来的死亡 教皇从阿维尼翁返回罗马 西欧的教会发生重大的分裂 拉丁教会的统一 罗马人为争自由做最后的奋斗 罗马法 终于成为教会国家（1304—159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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