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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蒙福孔神父分配给自己观察的时间是20天，他访问城市不同的部分应该要以周或月来计算才对。博学的本尼狄克会修士评论古代罗马的地志学家，像是最早致力于此的布隆杜斯、弗尔维乌斯、马尔提阿努斯和福努斯；还有孜孜不倦的皮洛斯·利戈里乌斯，如果他有高深的学识会获得更大的成就；像是潘维尼乌斯的著作现在已经失传；多纳图斯和纳尔迪尼最新的作品都不够周详。然而蒙福孔仍旧渴望对这个古老的城市有完整的平面图和著述，必须运用下列三种方法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其一，要测量废墟的空间大小和间隔距离；其二，研究碑铭以及所发现的位置；其三，调查中古时代所有的法案、特许状和日记，其中所提到罗马的地点或建筑物。如同蒙佛康的期望，这是一件极为辛劳的工作，必须得到君王或公众的大力赞助。诺利的现代地图（1748 A.D.），为罗马的古代地志提供坚实和精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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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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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吉本（1737—1794 A.D.）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想，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2世纪一直叙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200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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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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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业有成的军事承包商，从威廉三世的大陆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来从事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因船难事件遭受重大的损失，全部财产从超过10万英镑减少到1万英镑，但是他仍然没被厄运击败，重新站起来奋斗，到1736年去世时，再度成为有大批资产的财主。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吉本生于1707年，后来进入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成为彼得菲尔德的国会议员，在1734年进入下议院，娶朱迪思·波滕为妻，生育七个小孩，除长子外均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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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7年4月27日，吉本诞生于帕特尼，是家中的长子，名字仍旧取为爱德华，出生后六个月祖父过世。小爱德华幼年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顾，靠姨母凯瑟琳·波滕看护。他10岁时，母亲过世，此后由姨母抚养，她自小培养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以及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在1786年姨母去世时，吉本把她称为“生命中幸福和荣誉的泉源”。吉本在入学前延请家庭教师启蒙，然后进入金斯顿小学，1749年就读于威斯敏斯特中学。吉本在校极不适应严苛的求学环境，后来把它称为“充满恐惧和悲伤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时前来，为学校办了一个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学度过两年时光。1750年，他罹患神经性疾病，被送到巴斯温泉地区疗养，停止正规学校教育，完全请家庭教师教导。后来他父亲带他回乡，因家中藏书甚丰，每日以读书为乐。他在自传中提到，12岁那年是他心智开启的一年，对其后影响甚大，他发现历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粮，到了14岁已经将主要历史典籍阅读完毕，对整个历史的发展建立起大致的轮廓，并力图解决有关编年的困难问题。他早年的研读除受益于姨母指导外，完全是自我苦读的结果，终其一生历史写作从未询问他人的意见，这种特殊的风格成为他的标志。另外他从幼年起，就已打下非常扎实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基础，可以流利地阅读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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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身体在1751年突然转好，于是他的父亲老爱德华决定将他以自费生的名义，送入牛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他的学识让教授感到惊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则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未过多久，他对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失去学习的兴趣，他的导师“只记得束脩，不愿负责任”，对他的研究项目根本无力指导，在完全放任的状况下，吉本经常逃课出游，校方根本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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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对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年6月8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其实纯粹是他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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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会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寄宿在加尔文派牧师丹尼尔·帕维拉尔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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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第一次在瑞士的五年居留。学习的环境完全改变，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老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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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他对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为他解决宗教和学业的疑难。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吉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其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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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文学的钻研，吉本不仅扩大了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这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吉本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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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后，他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地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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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他的父亲娶多罗西亚·巴顿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多亏了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此吉本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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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1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但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300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的女友苏珊·屈尔绍，说她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认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吉本结婚的理想对象，要求吉本与之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能和苏珊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哀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身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身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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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恪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了许多令他终身受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退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了两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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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许广场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他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和约翰逊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待了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他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致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750英镑，使他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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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500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出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但任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51岁生日当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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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因友人去世而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于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58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地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在世界上获得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无须接受任何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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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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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他将西塞罗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花了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了他后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到恺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对维吉尔的史诗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对其侧目而视，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却出版本书向沃伯顿的权威发起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犊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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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身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1月，他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了贝克·霍尔罗伊德，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他成为终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他尚未发表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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