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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对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年6月8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其实纯粹是他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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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会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寄宿在加尔文派牧师丹尼尔·帕维拉尔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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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第一次在瑞士的五年居留。学习的环境完全改变，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老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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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他对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为他解决宗教和学业的疑难。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吉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其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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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文学的钻研，吉本不仅扩大了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这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吉本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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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后，他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地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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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他的父亲娶多罗西亚·巴顿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多亏了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此吉本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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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1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但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300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的女友苏珊·屈尔绍，说她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认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吉本结婚的理想对象，要求吉本与之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能和苏珊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哀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身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身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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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恪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了许多令他终身受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退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了两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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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许广场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他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和约翰逊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待了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他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致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750英镑，使他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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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500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出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但任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51岁生日当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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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因友人去世而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于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58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地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在世界上获得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无须接受任何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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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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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他将西塞罗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花了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了他后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到恺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对维吉尔的史诗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对其侧目而视，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却出版本书向沃伯顿的权威发起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犊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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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身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1月，他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了贝克·霍尔罗伊德，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他成为终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他尚未发表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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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于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念头，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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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了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6厚册，花费了20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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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展到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诞生了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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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历史资料，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290余人，书籍凡800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资料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浑，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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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大不列颠成为治罗马史的重镇，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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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约瑟夫·沃顿、贺拉斯·沃波尔等人撰文称许，并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吉本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亨利·戴维斯和约瑟夫·米尔纳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篡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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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1779年针对似是而非的攻讦，写了一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取得社会人士乃至神职教士的谅解，然而有人依旧诟詈不休，吉本只能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教会当局还是保持反对的态度，尤其在“神迹和殉教”方面，争议更多；等到最后三卷出版，还是引起强烈的谴责，视吉本为洪水猛兽，对他的私生活和独身未婚，进行毒恶的人身攻击，说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无耻之大成，直至19世纪中叶，批评仍未中止。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如吉本那样遭受长达百年的责难者，实在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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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般读者和文人学者，不像宗教界那样满怀偏见、思想狭隘，他们已将吉本誉为文明进步的先驱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在吉本所擅长的“全观历史”领域，有着极大的进展，无论是经济史观、社会史观还是文化史观，都已经产生了萌芽。货币、铭文和考古学的研究，配合历史的背景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尤其是史料的科学鉴定，严格要求的程度实非吉本时代所能想象。或许因为200年来知识的累积和进步，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运用和文物的考证方面，已无法达到现代所订定的标准，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个时代的脉动，成为史学继往开来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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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鲜有未读过此书者，丘吉尔研究更为精到，在演说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其中警语和辞句，也因此培养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体认到欧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过此海域的交通线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能掌握此一地区，才能获得国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任海军部长，力主英军进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直取巴尔干半岛而拊德国侧背，可惜因加利波利会战和苏弗拉湾会战失利而功败垂成。到了第二次大战，丘吉尔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军气焰冲天，仍能固守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后来发起北非作战，再进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欧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战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影响。20世纪末叶又兴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风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中东冲突这两个重大问题，更是与吉本的历史观极为吻合，可以想见此一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将更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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