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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历史资料，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290余人，书籍凡800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资料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浑，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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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大不列颠成为治罗马史的重镇，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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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约瑟夫·沃顿、贺拉斯·沃波尔等人撰文称许，并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吉本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亨利·戴维斯和约瑟夫·米尔纳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篡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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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在1779年针对似是而非的攻讦，写了一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取得社会人士乃至神职教士的谅解，然而有人依旧诟詈不休，吉本只能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教会当局还是保持反对的态度，尤其在“神迹和殉教”方面，争议更多；等到最后三卷出版，还是引起强烈的谴责，视吉本为洪水猛兽，对他的私生活和独身未婚，进行毒恶的人身攻击，说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无耻之大成，直至19世纪中叶，批评仍未中止。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如吉本那样遭受长达百年的责难者，实在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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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般读者和文人学者，不像宗教界那样满怀偏见、思想狭隘，他们已将吉本誉为文明进步的先驱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在吉本所擅长的“全观历史”领域，有着极大的进展，无论是经济史观、社会史观还是文化史观，都已经产生了萌芽。货币、铭文和考古学的研究，配合历史的背景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尤其是史料的科学鉴定，严格要求的程度实非吉本时代所能想象。或许因为200年来知识的累积和进步，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运用和文物的考证方面，已无法达到现代所订定的标准，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个时代的脉动，成为史学继往开来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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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鲜有未读过此书者，丘吉尔研究更为精到，在演说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其中警语和辞句，也因此培养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体认到欧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过此海域的交通线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能掌握此一地区，才能获得国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任海军部长，力主英军进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直取巴尔干半岛而拊德国侧背，可惜因加利波利会战和苏弗拉湾会战失利而功败垂成。到了第二次大战，丘吉尔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军气焰冲天，仍能固守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后来发起北非作战，再进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欧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战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影响。20世纪末叶又兴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风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中东冲突这两个重大问题，更是与吉本的历史观极为吻合，可以想见此一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将更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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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马帝国衰亡史》内容概要及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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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的主旨，在于提纲挈领说明罗马帝国1300年的衰亡过程，至于衰亡的原因，就公元4世纪罗马历史家马塞利努斯的说法，是传统的绝灭和道德的沦亡，也是丧失共和国精神的必然后果。还有就是公元5世纪的希腊历史家佐西穆斯的论点：罗马衰亡的原因在于弃绝传统神明，接受基督教义。圣奥古斯丁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罗马陷落之后所写的《上帝之城》里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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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在历史上建立功业，备受赞誉，而他们的子孙已完全堕落，成为祖先光荣的大敌。罗马由先祖创造，辛勤经营，趋于雄伟壮丽，可是他们的子孙使罗马在未陷落前，比陷落后更丑恶。在罗马的废墟中，我们看见满地坍塌的大理石；但罗马人的生活中，我们不仅看到物质崩溃，也看到道德、精神和尊严的沦亡。他们心中燃烧的奢欲，比焚毁他们家园的大火更为致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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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论点倒是综合这几位历史家的说法，所以他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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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中，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统一的罗马政府，慢慢给帝国注入一种毒素，使之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就会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历经10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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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之所以灭亡并非因为外力的摧毁，而是内部的腐蚀，所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减少、风气的败坏、阶级的斗争、商业的败落、专制的政体、繁重的税赋和连年的战争。但是因为有罗马帝国的衰亡，才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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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谈到全书的结构，吉本虽然在1764年决定要写罗马史，但一切还停留在思考层面，等到1770年父亲死后，自己从国民军退役，才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这一艰巨的工作。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撰写第一卷的状况，开始时只是最初的构想，甚至连全书的名称、陈述的范围、写作的深度、各章的区分和资料的运用，都没有着落，只有暗中摸索，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后，他在序言里提到，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0年至476年，即马可·安东尼去世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第二阶段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复兴东罗马帝国到查理大帝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阶段为9世纪初东罗马的恢复国势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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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完成全书六卷后，很明显地看出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卷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约为300年，而后三卷则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涵盖的时间将近1000年。尤其第四卷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与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王朝建立，直到东罗马的灭亡，则包括800年的时间，重大事件与前四卷相比，则占的篇幅较小，记述也较为简单，但是有许多最脍炙人口的章节，像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政教之争、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对外征战、十字军东征、罗马法律的演进等，比前部毫不逊色，尤其最后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围及陷落的生动情节，让人低首沉思有不胜唏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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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是文明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可以细分为帝国的扩张与防卫、元老院和皇帝权力之争、军人干政、自由权利、经济问题等项目；第二是蛮族入侵，包括蛮族之区分、入侵的方式和时程、重大战争的影响等项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讨论基督教的建立、发展的过程、异端和分裂、政教争执、伊斯兰教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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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罗马历史，皇帝的好善为恶都趋向极端，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之后的几位皇帝，像提比略的睚眦必报、卡利古拉的狂暴杀戮、克劳狄的萎靡软弱、尼禄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逸行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在他们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别提到君主专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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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成了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拖曳着镀金的锁链在罗马的元老院受到判决，或是被终身放逐于塞里法斯岛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会被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别无其他。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一个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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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发生互动的关系，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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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逝世后，遗嘱在罗马元老院公开宣读：“帝国的疆域有一定的范围，把自然的限制当作永久的防线和边界：西方到达大西洋，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线，东部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罗马和平的主要防卫力量在于30个以上的军团，以及相当数量的协防军部队，内部的安全在于禁卫军，有2万精兵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皇帝的安全。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很自然会引起军人干政，直接的结果是禁卫军介入帝位的继承、边区军团的弑君和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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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是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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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篡位拥立已成风气，但皇帝和元老院的争权，并未因而缓和，反而势成水火变本加厉，罗马的内战是结束共和走向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过程，使得早期共和国的民兵，成为私有化和职业化的军队，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压制元老院。罗马版图停止扩张，这是帝国式微的先兆。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国，后来势力强大的蛮族记取教训，联合起来攻击边区。帝国基于防卫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军人的威望和军方的权力，统兵将领可以被拥立为帝，贵族统治变成武力统治，在这种交互的恶性循环之下，造成历史上第三世纪战乱频仍、军权至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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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人口递减在于节育和杀婴，以及因战争和瘟疫使死亡率过高，人力供应不足致使蛮族大量迁入居住，影响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的衰退在于农业因水土流失和奴隶制度而破产，大庄园无法支持，致使谷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导致贵金属流向东方，造成货币的贬值；资本因重税成为公用，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军饷、救济金以及庞大政府的开支，加上皇帝和宫廷费用的上升；等到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文明社会，整个帝国就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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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认为蛮族入侵是帝国衰亡的外在因素，全书计有十四章专门叙述不同的蛮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灭亡西罗马帝国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后来灭亡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实上，罗马人所称呼之蛮族，在语意学上与我国古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异邦人”的意义，像波斯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就要较罗马人为高。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开宗明义介绍帝国最大的敌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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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的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权势、元老院敕令甚至军营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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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罗马无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是导致灭亡的主要因素，这个任务已超出能力。等到图拉真要用金钱补助萨尔马提亚人以获得和平时，这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良将上千日耳曼人迁入帝国定居时，官兵均由蛮族组成，进而蛮族将领成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里克和阿提拉攻入罗马，帝国早已沦入蛮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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