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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设想，如今欧洲主流学界的古典学者会对“六点”的古典人文热忱感到不解，但会对“轻与重”译丛报以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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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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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的三卷本《教化》成书于1933至1943年，仅比马鲁的《古典教育史》早五年。可以说，无论是《教化》，还是《古典教育史》，都是二十世纪的那场欧洲大战 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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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二十世纪的两次欧洲大战不过是同一场战争 的两个阶段——史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与十七世纪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相比，两者的首要差异在于，介入西方基督教内战 的域外政治单位增多了。若非大洋彼岸的美国介入，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结局定会不同，而是否会有第二次欧洲大战——或者说，是否会有纳粹的崛起，也是未知数。数百年来，欧洲内战 连绵不断，正是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立国和跨洋介入，决定性地改变了欧洲内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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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耶格尔在柏林大学古典系以研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二十三岁。[4] 紧接着，他考订大约生活于公元五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涅墨修斯 （Nemesios）的传世文本，以此完成了任教资格论文（1913）。[5] 次年，欧洲大战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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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耶格尔没有被征召入伍。他成功申请到巴塞尔大学古典系的教职，时年二十六岁。作为古典学家，耶格尔不会不知道，当年尼采到巴塞尔大学任教才一年多，普法战争就爆发了。[6] 尼采向校方申请离职，想要加入普鲁士军，中立的瑞士未予批准，尼采只好“作为战地救护人员上战场”，去了阿尔萨斯前线。尽管尼采仅战斗了一个星期就因染疾退下战场，但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法兰西这只猛虎正在侵袭德意志文化，应该不惜代价打败它。可没过多久，战争进程又让这位血气方刚的古典学家醒悟到，德意志人的文化基础 实际上不堪一击，普鲁士的获胜“对［德意志］文化来说是最危险的力量”。针对这一政治现实，尼采提出了具有新古典人文主义色彩的教育改革构想 。正是在普法战争期间，尼采写下了《狄俄尼索斯的世界观》草稿，即《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雏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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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爆发的欧洲大战与普法战争有直接关联，否则，战后的法国不至于用《凡尔赛和约》如此羞辱德国。德国智识人不得不反省：德国的战败仅仅是因为军事或政体方面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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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大学是德国年轻学人进入德国名校任教的跳板，耶格尔在这里仅待了一个学年，就获得基尔（Kiel）大学古典系的聘职，并返回德国。尽管没有上战场，而是继续自己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耶格尔深受震撼。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充分表明，基督教欧洲的文明传统已然崩溃。鉴于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史无前例 ，这种感受完全可以理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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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耶格尔做了题为“作为传统和体验的古典人文主义”的学术报告，被视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Dritter Humanismus）兴起的标志之一。[9] 两年后（1921），他获得了一份殊荣，到柏林大学接替维拉莫维茨 （1848—1931）退休后空出的古典学教席，这让他有了更具影响力的学术地位来推动古典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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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柏林大学的两年，耶格尔完成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形成史的基础》，深度介入古典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师徒关系问题，以此在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站稳脚跟。[10] 事实上，完成任教资格论文后，耶格尔也曾到意大利识读抄件 ，可见他对校勘古籍之类的古学专业同样兴趣浓厚。可是，德意志的政治成长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基督教欧洲文明所面临的危机让耶格尔深切感到，古典学必须走出象牙塔，成为普通人文教育的基础。因此，到柏林大学古典系任教后，耶格尔随即与时任哲学系主任的斯普朗格 （1882—1963）教授一同发起了一场古典人文教育运动——史称“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由此成为一名通识教育活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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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朗格早年在柏林大学跟从狄尔泰 （1833—1911）和鲍尔森 （1846—1908）学习哲学、教育学和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希望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拿起武器上战场，却因身体健康状况不及格未能如愿。但与耶格尔不同，在战争期间，斯普朗格就已是一名通识教育活动家，他热情投入青年人文教育的推广，甚至累得病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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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那年（1914），斯普朗格发表过一篇长文《生命的诸形式》，把狄尔泰的文化类型说应用到教育学，提出了人的六种性情类型 的区分：沉思人 对真理感兴趣，经济人 对实利感兴趣，审美人 把获得生命的形式感视为人生的最高目的，社会人 与共同体的人民心往一处想，政治人 热衷于获得统治权力，宗教人 则仅仅关心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的联系。战争结束后，斯普朗格将这篇长文发展成专著，问世后（1921）一时洛阳纸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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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审美人”时，斯普朗格把这种类型的人格成长 与古典人文教育联系起来：“审美人”成型的标志是“内在形式”感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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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存在的两个方面——印象和内心世界——完全平衡了，那才是“内在形式”的人，这种人具有真正的可塑性，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作“古典类型”的人。这种人能敞开思想，能很快融入生活印象之中：他们的内心是自我发展的。他们的特点是形成清晰的美感；这种感受必须与纯知识和技术才能区别开来。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创造出艺术作品。他们本身就是形式、美、和谐、均衡。甚至在其最初的倾向中，就带有一定的精神上的美；但它们经常是通过自觉的内心修养来完善自我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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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朗格的观点会让他的读者想起新古典人文主义者威廉 ·洪堡 （1767—1835），正是这位普鲁士的政治人追随席勒和歌德把古希腊人视为“审美人”，[13] 并成功创设了古典人文中学教育体制，与旨在培养实用技术人才 的学校各司其职。1921年，斯普朗格做了一场题为“人文科学的当前地位与［中小］学校（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 die Schule）”的学术报告，并将讲稿献给了耶格尔。一年多后（1923），耶格尔着手撰写《教化》（德文版），他拟定的副标题“形塑古希腊人（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明显与斯普朗格的提法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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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朗格到处做报告、搞学术演讲，在中学推行古典人文教育。至1933年纳粹上台前，他所做的学术报告多达近四百场。[14] 耶格尔则不仅到处发表演讲和谈话，还在1924年发起成立“古代文化协会（die Gesellschaft für antike Kultur）”，次年又发起了“德意志古典语文学家联盟（Deutschen Altphilologenverband）”。同年创办的学刊《古代文明》（Die Antike ，1925—1944）和书评杂志《古遗物》（Gnomon ），很快在古代史学界成为权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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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教化》第一卷脱稿，次年出版，与国社党获得政权碰巧同时。如果斯普朗格和耶格尔推动古典人文教育意在抑制 当时的青年激进运动的话，那么，他们的努力明显失败了。1936年底，因抵制纳粹政权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教育方案，加之第二任妻子有犹太血统，耶格尔流亡美国，任教芝加哥大学，欧战爆发那年（1939），又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成为该校古典研究中心的首任主持人，直至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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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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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第二卷的英译本在1943年问世，当时，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都陷入胶着态势，战火炽热。第三卷的英译本问世时（1947），二十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已经落下帷幕，德国被美军和苏军一分为二，正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德国在1918年战败后“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制，对很多［德国］人而言，这是战胜国的政体，因而不属于 德国”；与此不同，1945年的战败“几乎标志着德国民族史的终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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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英译本至少需要数年翻译时间，《教化》的后二卷大约脱稿于1940年代初。作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的标志性作品，《教化》的诞生刚好连接起二十世纪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的两个阶段。这让我们想到一个政治史学问题：古典人文主义与欧洲的政治成长 有怎样的历史关联。事实上，斯普朗格在1921年的“古典人文中学之友大会（Versammlung der Freunde des humanistischen Gymnasiums）”上做报告时，首次使用“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这个语词，明显意在呼吁再来一次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德意志新古典人文主义那样的精神运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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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语原文含义是“重生/再生（Rinascimento/英文Renaissance）”，并没有“文艺”这个限定词 。若我们把十四至十六世纪的Renaissance仅仅视为一场解放人性的文艺运动 ，只知道“美术三杰”和“文学三杰”，那么，我们对Renaissance的理解难免会过于平面化。毋宁说，Renaissance是日耳曼蛮族成为政治民族 的标志性历史时期。布克哈特讲述意大利Renaissance的大著非常有名，但书名若译作“意大利政治复兴 时期的文化”恐怕更为恰切。毕竟，文化现象仅是意大利政治成长的表征之一，而且是最为表层 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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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说，“查理大帝所代表的那个文化，在七世纪和八世纪的蛮族面前，基本上就是一种Renaissance［政治复兴 ］”。毕竟，查理帝国的建立，实际标志着日耳曼蛮族成为了一个政治民族 。十四至十六世纪时，古典人文主义不仅出现在意大利，也出现在西欧其他地方：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同样“有意识地和经过考虑地借鉴古典文化的某种成分”，以此促进自己所属王国的政治成长。复兴古典的冲动在意大利尤为强劲而且普泛，“无论有学问的人还是一般人，他们的感情都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仅仅因为亚平宁半岛曾是罗马帝国 的发祥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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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格兰和法兰西不同，当时的意大利仍处于破碎的政治状态。由于未能形成统一的王国 ，虽然出现了强劲的“复古”冲动，甚至还出现了一批记叙意大利城邦政体 成长的纪事书（史书），但意大利的城邦政治单位没有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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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积弱，以及城邦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统一的趋势之间的张力，是意大利最直接的问题。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一个纯粹本土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北方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所致，它们作为权力单位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强的竞争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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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文化史家习惯于将文化现象从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单独看待，以便突显文化的永恒价值 ，而政治生活或政体兴衰不过是过眼烟云。尽管这不无道理，但就认识历史而言，却让人容易忽略文化现象与政治生活的血脉关联。彼特拉克 （1304—1374）有着“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的美誉，他整理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史》，搜寻 并校勘 维吉尔、西塞罗乃至荷马的抄本，撰写了三卷本《论［古代］名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彼特拉克是古典学者 。而恰恰是这位古典学者兼诗人，在1347年6月“号召意大利的所有城市派出代表进驻罗马”，以此“为一个统一的、神圣的意大利提供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如今的史学家甚至觉得，这位“古文物研究者”有一个“极为怪诞的幻想”，即希望“通过重建罗马这个古代意大利的中心来实现整个 意大利的统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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