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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十六岁在人文中学念高中那年（1904），维拉莫维茨的《古希腊语读本》（Griechisches Lesebuch ）就激发了他投身古典研究的生命热情。无论是维拉莫维茨，还是耶格尔，都是古典人文中学培育出来的“尖子”——可见，威廉·洪堡的教育改革确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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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运动的倡导者明显意在继续坚持威廉·洪堡的古典教育理念，斯普朗格的任教资格论文以威廉·洪堡的古典式“人文品质理念”为题（1909）便是直接的证明。[26] 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这两场古典人文主义运动的政治语境 不可同日而语：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871）是明确的分水岭（Stiewe，第79—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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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人文主义兴起之际，标志着普鲁士崛起的七年战争 爆发（1756—1763）。这场战争不仅让整个欧洲陷入战端，而且波及北美洲、中美洲、西非海岸以及南亚的印度半岛和菲律宾群岛。丘吉尔 （1874—1965）有理由说，这场战争算得上是现代的“第一次世界性 大战”，因为它也是英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国际性战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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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又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大战，从1792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算起，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历时长达二十三年。若与七年战争加在一起，德意志的新古典人文主义运动恰好与欧洲的第二次 三十年战争平行，而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1775—1783）则将这两次“世界性大战”连成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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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让德意志邦国形成统一政治单位的是拿破仑的军队，而非新古典人文主义运动，但威廉·洪堡设立古典人文教育制度的举措，又恰好在拿破仑走向战败之时，其政治成效的历史评价迄今难有定论。在当今德国的自由派史学家眼里，威廉·洪堡的古典人文教育最显而易见的成就是打造了一支强有力的普鲁士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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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6年的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失利后，普鲁士是欧洲第一个实施义务服兵役和义务教育的国家。德国的士兵能够［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人的原因是，他们在接受严格训练的同时还在接受［人文］教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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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让我们想起大半个世纪前伊莉莎 ·巴特勒 （1885—1959）提出的一个观点。在这位英国小说家兼日耳曼学者眼里，新古典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整体重演，只不过舞台设置在德意志”。由于经历过十七世纪的那场三十年战争的“大灾难”，德意志人的古希腊主义 “自然不同于欧洲其他地方”，其民族特色 是“僵硬、诡异、危险、毛骨惊然，还有就是荒诞不经。所有这些都是那么异乎寻常”。[29] 她据此提出的观点迄今让一些政治人觉得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说服力：德意志的智识头脑追慕古希腊的人文理想，无异于让古典人文理想对现实处境中的国民施行暴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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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大复兴运动中，如果说古希腊人是暴君，那么德意志人便注定了是奴隶。这样一个古希腊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的整体走向，古希腊的思想、标准、文学形式、意象、视野和梦想，只要是世人能够寻获的，都在这场运动中发挥出足够的威力。然而，在这一纵横四海的古希腊影响的潮流当中，德意志成为至高典范，以一己之身见证了这场古希腊精神暴政的大跃进。（巴特勒，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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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因此认为，新古典人文主义运动是一出让她感到“令人极为怜悯”的“悲喜剧”（巴特勒，第465页）。这种不乏得意的“怜悯”感很可能来自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经验：政治体不可能凭靠学习古希腊语和研读古代经典获得繁荣 和富强 ，应该依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的教诲才对。在德意志，恐怕唯有康德算是明白人 ，他就不信新古典人文主义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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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佩尼斯把话说得更明：德意志的古典人文主义者“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他毫不掩饰地说，所谓“政治”指的就是“议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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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政治的“高贵”替代物的观点，首先是全盛时期的魏玛古典主义提出的。这种以文化的名义远离议会政治的态度，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民众对它的广泛接纳与情感支援的根源。如果当时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态度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便不会沦为纳粹的猎物。（勒佩尼斯，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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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德意志在二十世纪遭遇大灾难，根源就在于新古典主义把德意志政治问题的解决引向了“特殊道路”——追求政治的“特殊德性”，以至于德意志智识人看不到政治的实情 ，没有“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由于古典人文理想的“暴政”，德意志人丧失了对人世政治悲剧的感知力，让不着边际的哲学理想僭夺了本来应当交托给注重实际的政治人 对人世政治生活的立法权和训诫权。威廉·洪堡是显著的例子，他“一身贵族气”，把“古典主义的教育大权独揽在手”，其改革行动“优劣参半”，以至于到了“1918年，人们再也不能成功地对它们做出全面修正”（贝格拉，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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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1918年的最后一个月，德国的自由主义法学家接受了议会政治原则，且不到一个月就草拟出了《魏玛宪法》。[30] 紧接着，韦伯 （1864—1920）就在慕尼黑大学做了题为“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1919），全面修正 威廉·洪堡的古典人文理想。恰恰是这个模仿英美议会民主理想的魏玛民国宪法，成为从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中介环节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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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耶格尔曾向普鲁士的国社党当局提交过一份教改方案，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耶格尔与国社党的教育学家随后展开了一场口水战，在他看来，国社党所掌控的青年运动尽管具有激进性质，但其实带有很强的思想性 。[32] 巴特勒的大著出版于1935年，这个年份提醒我们，作者心目中的攻击对象是当时的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毕竟，1924至1933年间，尽管魏玛共和国的政局极为动荡，但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推行的古典人文教育仍有声有色，据说其教育理念包含着对西欧现代文明的蔑视：受过古希腊教化的德意志人才是欧洲的教育者（Stiewe，第252页）。换言之，德国虽然在1918年战败了，但在教化方面却战胜了敌人。由此可以理解，《教化》第一卷在1934年出版后，销路非常之好，次年（1935）即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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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在书中既没有提到耶格尔，也没有提到斯普朗格，而是以对具有超凡魅力的诗人格奥尔格 （1868—1933）的漫画式描述结束全书。的确，虽然斯普朗格在1921年才明确提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但这场古典复兴运动应该从格奥尔格推动的古典教育算起，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甚至还被具体确定为1888年。如今的史学家由此引出了一桩政治史学公案：德国的古希腊研究与激进民主有什么关系吗？经过美国的民主化再教育 ，如今的德国史学界甚至有人认为，“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与“第三帝国”的“第三”含义未必是巧合，与约阿希姆 （1135—1202）的“第三王国”观念也不能说没有关系（Stiewe，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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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特勒看来，格奥尔格提倡的古典教育带有一种由“尼采注入德意志希腊主义血脉当中的诡异、危险且幽暗的元素”，其源头来自十八世纪的温克尔曼（巴特勒，第448—460页）。言下之意，国社党的激进民主酵素，应该追溯到新古典人文主义中的“幽暗元素”。显然，巴特勒并不知道，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英国人的议会政治立宪论 已经带有“极权主义性质”，而洛克（1632—1704）的自主理性 也已经包含浪漫主义“神话”的酵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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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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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大著出版五年后（1941）的春天，也就是德国对苏联发起闪电式入侵大约三个月之前，莱因哈特 （1886—1958）应朋友们的邀请，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就德国古典学的历史命运发表看法。作为维拉莫维茨的得意门生，莱因哈特比耶格尔仅年长两岁，两人几乎同时出道，但他没有参与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运动，算是一位局外人。因此，人们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来自古典学内行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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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首先指出，1918年战败后，德国陷入政治崩溃，知识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内省和反思，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属于其中之一。莱因哈特表示，要澄清这场教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与时代的大众倾向融合”并不容易，而他也不便于谈论这个话题。仅从古典学角度来讲，莱因哈特认为这场运动值得肯定，因为，在新古典人文主义的鼎盛期（1800年前后），“古典”意味着学界的最高准则，而到了“1900年前后，这个意味几乎丧失殆尽”。第三波古典人文主义的出现，毕竟使得“古典”这个语词“重获自豪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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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00到1900年的一百年间，德意志的古典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莱因哈特对这段古典学发展史了如指掌，为何他要说，到了1900年前后，“古典”不再意味着学界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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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的意思是，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古典学越来越走向狭隘的专业化，成了实证式古代史学 的一部分。[35] 也就是说，由于古典学的史学化 与古典学本身承载的人文教育理想背道而驰，古典学陷入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与历史主义现实 之间的困境”，古典人文理想在整个人文知识界的地位才远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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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领导人物的指令下，所有学者开始做史学研究。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时，古典拉丁语文学以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彻底的身份夺取了领导权。工业创建者的精神到处蔓延，也渗透进学术领域。此后，在最辉煌的外表下，古典语文学的内心却是僵化的。十九世纪末，古典语文学研究举步维艰，如同一个机构臃肿、将自身掏空的企业，起初高涨的热情消失殆尽——不是因为麻木冷漠，而是因为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莱因哈特，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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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因哈特眼里，自己的老师维拉莫维茨就是这种“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的代表。古典学与史学越走越近，导致古典学“自我瓦解”，正是青年尼采在普法战争期间觉察到的大问题。于是，尼采以《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和《不合时宜的观察》对古典学的古史专业化取向 发起攻击。随后发生的事情，业内人士都耳熟能详：尼采遭到自己的人文中学校友维拉莫维茨的强硬回击。相反，格奥尔格受尼采激发，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古典学者和古代史学者，致力于让古典学走出实证史学的藩篱，以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古典人文理想。在格奥尔格看来，古典人文教育与任何追求专业化职能 的古典学都不相干（莱因哈特，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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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莫维茨认为，格奥尔格圈子为了古典人文理想而放弃了古典学的专业品质 ，让古典学成了一种文学，而非真正的关于古代 的科学 。莱因哈特是维拉莫维茨的学生，这并没有妨碍他认为，自己的老师为维护古典学的史学传统实际上放弃了 古典人文理想，成了“正处于终结时期的历史主义 的杰出人物”（莱因哈特，第166、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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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的古典人文主义语文学家们是专业人士、编辑、词语解释者、收集人、博学之士，但绝不是真正意义上伟大的古典人文主义者。（莱因哈特，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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