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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髙新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第13页，比较第117—118页（以下随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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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伊莉莎·巴特勒，《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林国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464页（以下随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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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彼得·考威尔，《人民主权与德国宪法危机：魏玛宪政的理论与实践》，曹晗蓉、虞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第6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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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ustav Schmidt，Deutscher Historismus und der Übergang zu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Untersuchungen zu den politischen Gedanken von Meinecke，Troeltsch，Max Weber ，Lübeck & Hamburg，1964，第2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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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比较Beat Näf，Von Perikles zu Hitler? Die athenische Demokratie und die deutsche Althistorie bis 1945 ，Bonn，1986，第187—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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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六）：革命与新科学》，前揭，第187—189，21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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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莱因哈特，《古典语文学与古典》，见刘小枫编，《古典学与现代性》，陈念君、丰卫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第150页（以下随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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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比较莫米利亚诺，《十九世纪古典学的新路径》，见刘小枫编，《古典学与现代性》，前揭，第4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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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施特劳斯讲疏，《修辞、政治与哲学：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63），李致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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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钮先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414—427，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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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比较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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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erner Jaeger，Das frühe Christentum und die griechische Bildung ，Berlin，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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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国甫、培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第II页，比较第391—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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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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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中译本导言 《教化》，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高峰与终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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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Werner Jaeger）所著《教化》（Paideia ）第一卷于1933年出版，借助古希腊语“paideia”所包含的诸多意味，以统一的视野考察了古希腊之全景，成为了那一时期德国乃至整体西方世界古典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为尚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痛经历-记忆中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提供了某种具有古典高贵性的精神慰藉。1936年，第一卷的修订版问世。不久，耶格尔离开德国，远赴重洋执教于哈佛大学古典系，在那里，他为《教化》第一卷添加了内容颇为丰富的大量注释，这使得1946年所出的英译版相对于此前的德文版，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1944年与1947年，《教化》的第二卷与第三卷相继出版。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心境，还是外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物非人亦非，第一卷出版时带来的那种精神震撼已不复有，但仍有由第一卷所开启的效果历史与精神影响的余波回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组织翻译出版的《教化》三卷本，是这部古典学巨著（opus magnum）在汉语世界的第一次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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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而言，《教化》第一卷分两编，大体上对应于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就涉及的题材而言，前者包含史诗（荷马、赫西俄德）、弦琴诗[2] （伊奥尼亚和爱奥利亚诗歌、泰奥格尼斯、品达）、哲学（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政治思想（斯巴达传统与雅典传统），后者聚焦于以雅典为中心的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阿里斯托芬）、智者派、史学（修昔底德）。耶格尔为学之博大精深、深刻敏锐，在此卷得以充分展现，希腊精神世界的整体图景与恢弘气象跃然纸上，该书遂成为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所言“第三次人文主义（dritter Humanismus）”的扛鼎之作，[3] 进而成为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命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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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文主义的起源，可上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至《教化》第一卷发表的时代，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以1764年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出版的《古代艺术史》为标志，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欧洲民族更晚也更富于热诚地开启了将自我意识与希腊-罗马（特别是希腊）的古典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作自我命运之核心组成部分的精神历程。1800年，席勒的《希腊诸神》（Götter Griechenlands ）修订版问世，是这场人文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象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有关希腊哲学的引言无法以人文主义加以涵盖，却在更深邃的精神层面上，流露出这种古典人文主义的内在气质：“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gebildet）的欧洲人心中，特别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heimatlich zumute）”，“我们之所以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乃是因为我们感到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这种化外在世界为家园的共同精神（der gemeinschaftliche Geist der Heimatlichkeit）把希腊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4] 这一阶段，古典语文学尚未与对于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哲学、艺术、历史的研究径然分离，它的存在更多是作为教养（paideia）的一部分而非专门性的学科研究（academia），从而被寄予对整体民族进行教育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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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人文主义的第一阶段，古典理想与古典语文学的结合是如此自然而深切，以至于伴随着十九世纪学科分化的不断展开，二者间的疏离显得如此突兀而难以置信，却又无可避免。伴随着基于各种分立的学科原则与方法论对于古代世界的研究，原本作为理想而存在的古典世界，被分解为无数细小的局部而失去其整体性；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命运性精神纽带，被强调要与历史保持适当距离从而得以将历史作为客观对象加以考察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态度所取代（尽管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二者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古典语文学受到古典理想破灭与专业性-工具性特征不断强化的双重影响，故而整体民族教育者的定位不仅在现实层面不复存在，作为学科的自我意识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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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处于这种疏离趋势的日益强化的背景下，作为对于学科分化、学术发展乃至历史理性与时代进步的反思与反动，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古典人文主义通过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er Burckhardt）的《希腊文化史》与罗德（Erwin Rohde）的《灵魂》（Psyche ），寻找到了新的展现形态，其深度理论表达则出现于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之二《历史对于生活的利弊》序言中，作为厌倦于语文学家身份的哲人，他写道：“古典语文学如果不是具有在我们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地（unzeitgemäss）起作用的意义，亦即反对时代（gegen die Zeit），并由此作用于时代且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时代（auf die Zeit und hoffentlich zu Gunsten einer kommenden Zeit）起作用的意义，它在我们的时代还会具有一种什么意义。”[5] 尼采之于这一阶段的人文主义，无论是其深刻、敏感与距离感，正如黑格尔之于其第一阶段。相对于第一阶段，此时的人文主义不复拥有政治热情，而更坚决地转向文化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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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尼采在古典学领域的毁灭性打击者，维拉莫维茨（Ulrich Friedrich Wichard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降最伟大的古典语文学家，他以近乎卓绝的学术能力，展现了古代希腊世界不同于人文主义理想的、极具张力的复杂面目与其背后的高贵伟大，将人文主义对于古典世界、古典作家、古典作品的虔诚转化为古典学家对于自我学术行为的虔诚（Andacht），从而标志着古典学研究中人文主义的终结。[6] 他对于普鲁士政治的高度认同，也与那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非政治化”倾向清晰地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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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战败后十余年的荒乱岁月，维拉莫维茨于1931年辞世，留下了或许是他全部学术生涯中最具思辨性的两卷本遗稿《希腊人的信仰》。[7] 两年后，耶格尔的《教化》第一卷出版，标志着试图将古典理想与现代学术相结合、通过回溯古希腊的精神源头为深处危机的现代欧洲提供精神救赎的第三次人文主义的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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