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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典主义衰落时历史研究兴盛了起来，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使我们脱离了那种古典信仰。今天，如果我们遇到相反的危险——一种无穷无尽、漫无目的、把一切都看作历史的激情，一个所有的猫在其中都变成灰色的暗夜——即使回到古典时期的永恒价值，我们也不再可能把它们作为超时间的偶像树立起来。除非作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景之内起作用的力量——正如它们在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已不能展示其含义中隐含的标准，不能展示它们改变和塑造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们再也不可能孤立地 （in vacuo）阅读或写作希腊文学的历史——跟产生它以及它向之说话的社会相分离的历史。希腊思想将其强大的力量归功于这一事实：即它深深植根于共同体的生活。在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全部理想，都是由那些创造它们并将它们归结为美的形式的人，从那种超个人的共同体生活中提取出来的。伟大的希腊人的著作所揭示的人是一种城邦的人（political man）。希腊的教育不是一系列旨在创造一个完美的独立人格的私人技艺的总和。［xxvi］直到这样的希腊城邦已经烟消云散、希腊文化（Hellenism）江河日下的衰落时期——现代教育学直接来源于这个时期——也没有人相信它曾经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生活于一个非城邦时代的德国古典学者会遵循这一信念，而我们对城邦的兴趣也为我们打开了眼界，使我们看到这一事实，即在希腊的黄金时期，没有城邦的精神与没有精神的城邦同样是不可能的。希腊文化最伟大的作品都是一种独特的城邦意识的纪念碑，这种独特的城邦意识是从荷马史诗的英雄时代到柏拉图的教育型城邦连续不断地发展而来的——在柏拉图的城邦中，个体和共同体在哲学领域进行了最后的决斗。任何未来的人文主义都必须建立在所有希腊教育的基本事实之上，而所有希腊教育的基本事实是，对希腊人来说，人性永远包含着一个人类存在物的必不可少的品质，也即他的城邦特性。[10] 那些最伟大的希腊人永远觉得他们是城邦共同体的仆人，这一点是创造性的艺术生活和智识生活与共同体紧密联系的一个标志。这种态度在东方也广为人知：在生活是由一种准宗教的严格规定来组织的国家里，这种态度似乎是最自然而然的。然而，希腊的伟人们并没有站出来道说上帝之言，而是把他们自己所知道的教给人们，并清晰地表达他们的理想。即使是在以宗教启示的形式说话时，他们也把这些启示转换成了个体的知识和形式。尽管它在外表和目的上可能是个体的，但他们觉得它完全是社会的，无可置疑地是社会的。诗人、政治家和哲人（ ， ）的三位一体体现了希腊民族最高的领导理想。在那种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希腊的创造性天才受深层知识的约束（就像受神圣法则的约束那样）为共同体服务，他们构想并实现了那种崇高的教育理想，这使它远远高于我们时代个人主义文明的那种肤浅的艺术和智识才华。正是那种崇高的教育理想把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学从单纯的审美范畴中提升出来——多少人曾经徒劳无益地设法在审美范畴中理解希腊古典文学，也正是那种崇高的教育理想，赋予了希腊文学对人性无法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持续了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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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理想对我们的影响中，希腊艺术——就像它在其最伟大的时期和最高贵的杰作中所是的那样——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我们需要一部希腊艺术史，［xxvii］一部被看作希腊人的理想——它不时支配希腊人的生活——的反映的艺术史。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晚期，那种理想一直是共同体精神的主要表达，这对希腊艺术和希腊文学来说都是真实的。例如，如果没有见过奥林匹亚赛会胜利者的塑像（它向我们展示了它的肉体前身），或者没有见过诸神的形象（这些形象体现了所有希腊人认为人在身心两方面可能达到的完美境界），那么，又有谁能理解诗人品达的胜利颂歌所召唤的体育理想呢？毫无疑问，多利安神庙是多利安人（Dorican）的品格和多利安人的理想——每个个别部分严格地从属于一个固定而紧密的整体——留给我们的最庄严伟大的纪念碑。它仍然具有一种使历史上已经销声匿迹的生活（它把这种生活永恒化了）和宗教信仰（它本身就是受此信仰启示的结果）重新呈现的巨大力量。不过，希腊人相信，教育（paideia）的真正代表并非这些无声无息的艺术家——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而是诗人、音乐家、演说家（演说家意味着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们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立法者比造型艺术家更接近诗人；因为诗人和立法者都负有教育的使命。只有立法者可以要求雕刻家的美名，因为只有他塑造活生生的人。尽管希腊人常常将教育行为与造型艺术家的工作相比拟，尽管他们自己拥有艺术家的天性，但几乎从来没有想过，如温克尔曼（Winckelmann）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可以通过观看艺术作品而受教育。他们认为，可以塑造灵魂的唯一真实力量是语言和声音，以及——就它们通过语言或声音或二者起作用而言——节奏与和谐；因为一切教育（paideia）的决定性因素是充满活力的能量，这种能量在精神文化中甚至比在锻炼身体的力量和敏捷性的赛会（agon）中更加重要。根据希腊人的设想，美术（fine art）属于另一个不同的范畴。整个古典时期，美术自始至终将自己固定在它所发源的宗教领域。实质上，一幅画或一座雕像就是一件献给神灵的艺术品（agalma），一种装饰品。[11] 但这不适用于英雄史诗，希腊教育的能量从英雄史诗流进了其他各种类型的诗歌。即使在诗歌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地方，它的根须也深深地扎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与诗歌相比，这一道理更适用于散文作品。因此，希腊文化的历史在所有要素上都与希腊文学的历史相吻合：［xxviii］因为希腊文学，从原初创作者的意图来说，就是对希腊理想形塑其自身的过程的表达。况且，在理解古典时代之前的数个世纪方面，除了诗歌，没有别的文字证据可以帮助我们，因此，即使对实际意义上的希腊历史而言，真正可以讨论的唯一主题只能是诗歌和艺术所描绘的这一过程。在那个时代的全部生活中，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幸存下来，这是历史的意志。除了研究希腊诗歌和艺术所形塑和培育的理想，我们没有办法追踪贯穿那些世纪的希腊文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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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决定了本书的方法和目的。在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的选择上，以及各种情况下所要采取的立场方面，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总的来说，它们必须证明它们自己，尽管作为个体，读者毫无疑问会对或此或彼的取舍感到遗憾。这是一个古老的难题，被以一种新的方式放置在这里：因为教育，从其最初的开端起，就与对古代世界的研究紧密相连。继之而来的世代总是把古典时期看作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和文化的宝库——首先是作为一个外在的、有价值的诸多事实和艺术作品的集合，然后是作为可以模仿的理想世界。现代古典学研究的兴起改变了看待问题的基本视角。最近的历史思想主要被用于考察任何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在看清过去的热切努力中，历史学家们渐渐养成了把古典时期仅仅看作一个历史片段的习惯（尽管是一个特别有兴趣的历史片段），而很少注意它对当今世界的直接影响。是否感觉得到这种影响成了历史学家的个人看法，评估其价值也留给了学者的个人趣味。但是，当这种对古代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事实探究的研究方法越来越普遍时（尽管即使在这一理念的伟大实践者那里，所谓的客观和公正也不像他们所相信的那么多），很少有人看到某种类型的“古典文化”事实上仍然存在，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地位。现代历史研究粉碎了古典主义者的历史观念，而古典学却没有为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其理想做出努力。［xxix］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我们的整个文明，由于被一种压倒性的历史经验所动摇而再次开始审查其自身的价值时，古典学必须重新评估古代世界的教育价值。这是古典学的最后课题，其自身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有历史科学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古典学的职责，不是对希腊人作一种阿谀奉承的和理想主义的描述，而是通过研究他们的智识和精神本性来阐释他们不可磨灭的教育成就，以及他们给予后世的文化运动的指导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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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本人收录于《古代和现代》（Altertum und Gegenwart ，2nd ed., Leipzig，1920）II中的导论性论文，该文再版于《人文主义演说集》（Humanistische Reden und Vortraege ），Berli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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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接下来的讨论，参见拙文《柏拉图在希腊教育重建中的地位》（Platos Stellung im Aufbau der grieschischen Bildung，载《古代文明》［Die Antike ］IV，1，Berlin，1928），尤其参见第一部分“文化观念和希腊精神”（Kulturidee und Griechentum ）对原则的阐释，第7页及以下；该文再版于《人文主义演说集》（Berli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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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注：在古代希腊，“形式”的含义比较复杂。形式是感性直观得到的“外观”、“范型”，形式还是理性静观到的事物内部的“结构”、“原则”和“法则”，因而也是“本原”，对该事物的being as being（存在之为存在/是之为是）具有本质的意义，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在解释事物生成的“原因”时，把质料之外的其他原因最后都归结为“形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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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注：理论，拉丁文theoria，英文theory，德文theorie，都来自希腊文 。“ ”一词由 和 结合而成，“ ”一词又由 和 结合而成； 的意思是“看”， 的意思是“我看出、辨认出”，合起来的字面意思就是“在看的观看者”，所以 的意思就是“观众、观察员、观光者、各城邦派到（奥林匹亚等地）去求神谕或观看赛会的观礼员”， 表示状态和性质；所以 的意思首先是在场而不参与其中的“观看”、“静观”或“观照”；观看或观照之所见即对象之“形式”、“范型”或“法则”；然后是观看者的观看状态，因观看而进入“沉思”和“思辨”，其结果即“理论”。所以，这里所说的“希腊哲学的理论［性］”，可以理解为“希腊哲学的观看［性］”，或“希腊哲学的视觉［性］”。当亚里士多德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创制的三种时，理论的生活指的就是沉思的生活或思辨的生活，即在场而不参与的静观生活，亚里士多德还把这种生活推崇为“完美的幸福”、“最高的幸福”、“合乎神性的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10.1178b）。所谓“教育就是按照一个理想来深思熟虑地陶冶人的品格”，可以理解为按照一个看（静观、观照）到的榜样（典范、法则、标准、模型、范式）来深思熟虑地陶冶人的品格的意思。而柏拉图的《理想国》（ ，本书译为《王制》）中的“理想”二字，也不应当理解为乌托邦意义上的空想、臆想，可以将其理解为“根据理论”的意思，这个“理论”就是前述从“静观、观照”而来的“理论”，“根据理论”就是“根据理性的眼睛和视力看见的范型和标准”，所以，“理想国”的意思，大致上可以理解为“根据理性的眼睛和视力看见的范型和标准在言辞中创建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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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典的段落是西塞罗的《演说家》（Oratore ）7—10，这一段落来源于一份希腊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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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人的《古代文明与人文主义》（Antike und Humanismus ），Leipzig，1925，13；再版于《人文主义演说集》（Berli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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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柏拉图，《王制》377b，《法义》671c，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译注：“ ”的本意是“（陶工）用模具定型”，引申为“用一种理想的范式来培养人格，乃至于‘教育’和‘文化’”；汉语中的“陶冶”本意也是“用模具陶铸、浇铸，金属的冶炼”，然后引申为“教化裁成、情操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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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该词的英文对应词“culture”，参见本卷此处 、此处 ，尤其可参考本卷“贵族与德性”一章，此处，注释[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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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格留斯（Gellius），《阿提卡夜话》（Noct. Att. ）XIII，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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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本人的《柏拉图时期的希腊国家伦理》（Die griechische Staatsethik im Zeitalter des Plato ），亦可参见本人的演说集《古代的精神存在》（Die geistige Gegenwart der Antike ），Berlin，1929，第38页及以下（《古代文明》v，第185页及以下）。译注：for the Greeks humanity always implied the essential quality of a human being, his political character，此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political，为明白起见均译为“城邦的”，而非“政治的”。人这种存在物，按其本性，是城邦生活的动物，凡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或自外于城邦的，不是鄙夫，就是超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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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译注： （agalma），古希腊的“雕像”、“画像”，献给神的礼物，让神高兴的东西； ，即“雕刻家”； ，即“雕刻艺术”。希腊人找来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神，不论是原材料，还是表现人体形态的技艺，所以作者说，希腊的美术起源于宗教，而且，在整个古典时期，自始至终都属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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