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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译注： （megalopsychos），直译为“巨大的灵魂”，在荷马那里，其本意是“自尊自重”，但越过分寸，就有了自大自负之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6.7中说：“一个人以自己为重大，但这种评价与实际不符，就成了虚荣——对自己评价不足的人是自卑的；所以，自重仿佛德性中的一颗明珠，它使诸德性变得伟大，而离开诸德性，它也不能生成。这样看来，做一个真正自重的人是困难的，因为他必须高尚且善良俱全”；“一个自重的人与荣誉和耻辱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与下文的“自视甚高”（high-mindedness）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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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9。参见拙文《自大》（Der Grossgesinnte），载《古代文明》VII，第9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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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112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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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后分析篇》（Analyt. Post. ）2.13.97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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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kalokagathia”的起源和意义，参见此处，注释[4]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IV，7，1124a4将其与自重（high-mindedness）紧密相连，后者应该以拥有完满的德性为基础。“kalokagathia”一词（作为柏拉图称呼“ ［完美德性］”的一个术语）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没有得到讨论，或者说没有其他别的用法（但X，10，1179b10中简单地提到过它）。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早期形式《欧德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 ）VIII，15中，亚里士多德仍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作为各种特殊德性的总和（ ）。在柏拉图的时代， 一般指富有的人（参见《王制》569a）；但柏拉图试图通过将其从阶级特权的含义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古老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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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1123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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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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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1168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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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译注：即前面说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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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1169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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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译注：此处“悖论”一词，指与诸神相比较而存在的人间凡人，“必有一死”却又想拼死一搏以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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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柏拉图，《会饮》（Symposium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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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Aristotle：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罗宾逊译，Oxford，1934，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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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二章 荷马时代贵族阶层的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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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德性是全部希腊文化的核心理想。通过概览原初希腊贵族阶层的生活——如“荷马时代的”史诗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补充和说明我们关于德性的已有知识。我们会发现这种概览可以证实我们已经得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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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早期希腊文明的历史证据来考虑时，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统一整体，好像它们是单个诗人的独立作品。实际上，我们确实还在继续谈论“荷马”；古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最早把许多其他诗歌归在同一个名字之下。[1] 古典时期（其时，历史意识还没有发展出来）的希腊人首次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其他史诗文集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其他诗歌配不上荷马之名，而将它们抛弃了。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影响我们的判断，且对我们称之为历史传统的东西也并无有效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伊利亚特》是一部比《奥德赛》更为古老的作品，《奥德赛》则描述相对较晚阶段的文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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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把每部史诗纳入创作它们的世纪就非常重要了。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考察史诗本身才能得到解决；所有花费在这一考察上的智力劳作都导致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过去五十年的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希腊史前史的知识，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关于古老的英雄传奇传统的历史基础的观念。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真的肯定它们已经帮助我们确定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时期，因为它们的创作要比作为史诗核心的英雄传奇晚上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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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史诗本身的分析就成了我们确定其创作日期的主要向导。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一开始就是指向这一目的的。［16］史诗的最后修订完成于相对较晚的时期，毋宁说是受到古代传统的启发——这一传统激发了对更早的历史阶段（在此历史阶段，史诗作为无数独立的叙述故事的民歌流传于民间）的想象性重建。[2] 起初，这种分析是在纯粹逻辑和审美的基础上行进的，做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他把这种分析同我们关于原初希腊的历史知识联系了起来。[3]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把历史分析局限在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考察之中（这等于是放弃了这种考察），还是将这种考察适当延伸，从而不可避免地进行一种假设性尝试，即在史诗内部 区分不同年代和不同人物的层次？[4] 这个问题并不影响那种可以证明为正当但并不令人满意的主张：即诗歌首先应当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看待。当然，这种在史诗内部区分不同层次并对其加以考察的理想会影响任何关于荷马诗歌价值的讨论；尽管如此——打一个比方——如果《奥德赛》中最合乎考察目的的诸部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创作的话，那么把这部作品作为希腊原初贵族的一种历史描述来考察就是不可能的了。[5] 简单的怀疑态度并不能反驳这一观点。我们必须通过合理的反驳来解决它，或者就全盘接受它的一系列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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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能在本书中对史诗各部分的创作年代作出自己的分析。尽管如此，我相信自己已经令人满意地证明了《奥德赛》的第一卷（自基尔霍夫以来的批评家们都将其看作是最后插入诗中的一个部分）不仅被梭伦，而且还很可能被梭伦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94年）之前的希腊人认为是荷马的作品。也就是说，它至少是在前七世纪时就被认为是荷马的作品了。[6] 在维拉莫维茨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后著作中，他不得不相信，公元前七和前六世纪的智力大发展运动对《奥德赛》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它只是一个假设、一个即使是他自己也对后期狂想曲（rhapsodic poetry）的描述无法解释的假设——他认为后来的狂想曲是学究式的且远离生活。[7] 另一方面，《奥德赛》现存形式中很高程度的道德和宗教理性主义必定发源于伊奥尼亚的一个更早时期，因为米利都城邦的自然科学在公元前六世纪开端时已然兴起，这一现象既不能与《奥德赛》中描述的社会情形相一致，也不能与它的地理和政治观念相协调。[8] ［17］本人确信，在赫西俄德之前，《奥德赛》实际上已然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了。另一方面，我也确信这一点：关于史诗的起源，语言学分析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发现，即使我们的逻辑和想象永远无法揭开全部秘密，这些基本的发现也仍然有效。学者总想知道比他能够知道的更多东西，其雄心壮志可以理解，但这经常使他的著作名誉扫地。时至今日，一本关于《伊利亚特》的“早期”层面和“晚期”层面的著作（如维拉莫维茨的这部著作所做的那样），必须要有证明其主张的新论据。我相信自己能提供这样的新论据，尽管我不会在这里把它们摆出来。整体上，《伊利亚特》给人一种比《奥德赛》远为古老的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形成最终版本的时间要比它的姊妹篇早很多。诚然，它是后世史诗据之以布局谋篇的原型；不过，史诗原型自身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而且须要很快与其他材料相适应。还要说明一点：那些认为较晚时期的史诗在审美上要比较早时期史诗差的人，是受了浪漫时代产生的一种偏见及其特殊的“民间诗歌”观念之累。他们低估了“编纂时期”（它结束了史诗的发展）的诗歌的价值——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识地贬低它，而不是努力理解其艺术意旨和方法。这种偏见造成了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常识”就用这种不信任来看待学术和学术批评：这种不信任总是把自己建立在不同学者的发现的差异之上。尽管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们现在已经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志存高远了，但在此种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在此，学术研究必须不断地反身而诚，检验自己的假设——决不能由怀疑主义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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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更古老的《伊利亚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战争的世界：我们必须假定，在希腊民族大迁徙期间，战争是连续不断地发生的。《伊利亚特》讲述的是一个几乎完全由古代德性的英雄精神统治的时代；它在其每一个英雄身上具体体现了德性的理想。它将古代诗歌中传奇英雄的形象和当时贵族阶层的鲜活传统融合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当时的贵族阶层（正如诗人对赫克托尔和特洛伊的描述所显示的那样）已经知道了有组织的城邦生活。［18］纵观整部史诗，英勇无畏的人是贵族，是有社会地位的男子。战斗和胜利是他的最高殊荣，是生活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诚然，史诗的素材迫使《伊利亚特》首先要描述尚武好战类型的生活；《奥德赛》则很少有机会描写英雄在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不过，如果有什么关于史诗起源的事实得到确证的话，那就是最古老的英雄诗歌原是对战场厮杀和英雄气概的颂扬，而《伊利亚特》则从此种类型的古老诗歌中得到原料。[9] 《伊利亚特》的故事被贴上了年代久远的标签。史诗中的英雄们不仅仅以他们的尚武好战和对荣誉的渴求证明了他们自己的高贵，而且以他们的崇尚勇力和具有一个贵族显而易见的弱点等通常举止——虽有这些弱点，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贵族气派——证明了自己的高贵。我们无法相信他们生活于和平之中：他们以征战沙场为生。除了战斗，我们只在战斗间隙的短暂休息、吃饭、献祭和会议中瞥见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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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画面。“返乡（Nostos）”，即“英雄之回归”的传奇故事，自然而然地成了特洛伊战争传奇的补充作品；这很容易导致诗人对他们的和平生活的描绘。“回归”传奇非常古老。不过，一个相对较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现自己的主要兴趣在于英雄生活中人性的一面——对《伊利亚特》的血腥厮杀感到厌恶，希望在古代传奇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中反映自己的生活。当《奥德赛》描写英雄们战后的生活方式，描写他们的冒险之旅和他们在家人亲友间的居家生活时，无疑是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贵族生活的启发，把一种天真的写实主义投射到了一个更原始的世代之中。因此，它是我们关于早期希腊贵族文明性质的主要证据。此种文明属于伊奥尼亚文明（《奥德赛》肯定是在伊奥尼亚创作的），不过，在所有使我们感兴趣的方面，它都可以被看作是典型的希腊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奥德赛》中的那种贵族生活，诗人不是将其作为来源于古代传奇的诗意细节的一种堆砌，而是作为有些是真实事件、有些则来自当代观察的记录的一种融合，来描述的。英雄诗歌传统只能为家庭生活场景的描写提供很少的原型，它们关注英雄及其壮举，却并不在意日常生活的描述。［19］和平生活的新主题，不仅是由返乡故事引起的，而且是与故事本身一起作为一个时代选择的结果——这个时代更喜欢一种沉思、享乐、和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