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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伊利亚特》I，50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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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4.4试图将“ ［热爱荣誉］”区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种意义。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Mem. ）2.3.16，《经济论》（Hipp. ）2.2，以及其他一些段落，都是在“好的”意义上使用该词，伊索克拉底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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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译注： （megalopsychos），直译为“巨大的灵魂”，在荷马那里，其本意是“自尊自重”，但越过分寸，就有了自大自负之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6.7中说：“一个人以自己为重大，但这种评价与实际不符，就成了虚荣——对自己评价不足的人是自卑的；所以，自重仿佛德性中的一颗明珠，它使诸德性变得伟大，而离开诸德性，它也不能生成。这样看来，做一个真正自重的人是困难的，因为他必须高尚且善良俱全”；“一个自重的人与荣誉和耻辱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与下文的“自视甚高”（high-mindedness）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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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9。参见拙文《自大》（Der Grossgesinnte），载《古代文明》VII，第9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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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112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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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后分析篇》（Analyt. Post. ）2.13.97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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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kalokagathia”的起源和意义，参见此处，注释[4]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IV，7，1124a4将其与自重（high-mindedness）紧密相连，后者应该以拥有完满的德性为基础。“kalokagathia”一词（作为柏拉图称呼“ ［完美德性］”的一个术语）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没有得到讨论，或者说没有其他别的用法（但X，10，1179b10中简单地提到过它）。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早期形式《欧德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 ）VIII，15中，亚里士多德仍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作为各种特殊德性的总和（ ）。在柏拉图的时代， 一般指富有的人（参见《王制》569a）；但柏拉图试图通过将其从阶级特权的含义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古老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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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1123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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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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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1168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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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译注：即前面说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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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9.8.1169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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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译注：此处“悖论”一词，指与诸神相比较而存在的人间凡人，“必有一死”却又想拼死一搏以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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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柏拉图，《会饮》（Symposium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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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参见拙著《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Aristotle：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罗宾逊译，Oxford，1934，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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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二章 荷马时代贵族阶层的文化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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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德性是全部希腊文化的核心理想。通过概览原初希腊贵族阶层的生活——如“荷马时代的”史诗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可以补充和说明我们关于德性的已有知识。我们会发现这种概览可以证实我们已经得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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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早期希腊文明的历史证据来考虑时，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统一整体，好像它们是单个诗人的独立作品。实际上，我们确实还在继续谈论“荷马”；古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最早把许多其他诗歌归在同一个名字之下。[1] 古典时期（其时，历史意识还没有发展出来）的希腊人首次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其他史诗文集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其他诗歌配不上荷马之名，而将它们抛弃了。但是，他们的选择并不影响我们的判断，且对我们称之为历史传统的东西也并无有效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伊利亚特》是一部比《奥德赛》更为古老的作品，《奥德赛》则描述相对较晚阶段的文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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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把每部史诗纳入创作它们的世纪就非常重要了。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考察史诗本身才能得到解决；所有花费在这一考察上的智力劳作都导致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过去五十年的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希腊史前史的知识，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关于古老的英雄传奇传统的历史基础的观念。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真的肯定它们已经帮助我们确定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时期，因为它们的创作要比作为史诗核心的英雄传奇晚上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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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史诗本身的分析就成了我们确定其创作日期的主要向导。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一开始就是指向这一目的的。［16］史诗的最后修订完成于相对较晚的时期，毋宁说是受到古代传统的启发——这一传统激发了对更早的历史阶段（在此历史阶段，史诗作为无数独立的叙述故事的民歌流传于民间）的想象性重建。[2] 起初，这种分析是在纯粹逻辑和审美的基础上行进的，做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他把这种分析同我们关于原初希腊的历史知识联系了起来。[3]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把历史分析局限在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考察之中（这等于是放弃了这种考察），还是将这种考察适当延伸，从而不可避免地进行一种假设性尝试，即在史诗内部 区分不同年代和不同人物的层次？[4] 这个问题并不影响那种可以证明为正当但并不令人满意的主张：即诗歌首先应当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看待。当然，这种在史诗内部区分不同层次并对其加以考察的理想会影响任何关于荷马诗歌价值的讨论；尽管如此——打一个比方——如果《奥德赛》中最合乎考察目的的诸部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创作的话，那么把这部作品作为希腊原初贵族的一种历史描述来考察就是不可能的了。[5] 简单的怀疑态度并不能反驳这一观点。我们必须通过合理的反驳来解决它，或者就全盘接受它的一系列推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