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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基尔霍夫的《荷马的〈奥德赛〉及其起源》（Die homerische Odyssee und ihre Entstehung ，Berlin，1859）和《〈奥德赛〉的编撰》（Die Composition der Odyssee ，Berlin，1869）两书的主题思想是，《奥德赛》中被称为“忒勒马科斯篇”（第一章到第四章）的部分原来是独立的诗篇。从沃尔夫的《荷马导论》（1795）到十九世纪中期，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和分析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围绕着《伊利亚特》展开，这个阶段的研究充满了各种重大问题，之后，上述两部著作的研究重点就转移到了奥德修斯身上。诸如维拉莫维茨（《荷马研究》，Berlin，1884；《奥德修斯之返乡》，Berlin，1927）、施瓦茨（《奥德赛》，Munich，1924）、杰布（R. Jebb，《荷马》，第一版，1886）这些现代批评家，把基尔霍夫关于忒勒马科斯部分的分析作为经过明确证明的结论来接受。问题转移到了《奥德赛》第一卷第252—305行雅典娜对忒勒马科斯的漫长劝告演说——在此演说中，雅典娜建议忒勒马科斯到皮洛斯和斯巴达做一次第二卷到第四卷所描述的旅行——这真的是写作第二卷到第四卷的同一个诗人的作品，还是我们必须将其看作出于一位编订者之手的画蛇添足呢？——这位编订者想把较晚且独立成篇的忒勒马科斯史诗整合进较早的关于奥德修斯之返乡的大型史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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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维拉莫维茨（《奥德修斯之返乡》）也这样认为。另外，还可参见菲佛在《德意志文学报》（Deutsche Literatur Zeitung ，1928）的文章。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在忒勒马科斯的转变过程中，对神的指引的强调多于对贵族教育的标准的神圣起源的强调。另一方面，雅典娜的特殊教育功能，不能通过仅仅指出她不断介入整部《奥德赛》的情节“因而”是史诗诗人的一种方便手段而被否定：如雅可比在《古代文明》IX，169中反驳菲佛时所断言的那样。神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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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奥德赛》I，279。 ［教育］是 ［忠告］的动词形式，它是“教导（teaching）”的准确翻译，参见弗里德伦德尔（P. Friedlaender）的文章（《赫尔墨斯》［Hermes ］，XLVIII，1913，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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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在第二卷中，忒勒马科斯在伊萨卡的公民大会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关切，他最后一次呼吁求婚者公平竞争；伊萨卡的公民大会在《奥德赛》的创作中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它把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即求婚者的被杀完全归咎于受害者自己。写作《奥德赛》第二卷的诗人和雅典娜建议忒勒马科斯召开大会的话（I，252ff.），是想为古老的传奇故事提供一种能够为他同时代的理性头脑所接受的道德辩护和法律辩护。在我看来，作者似乎是有意在忒勒马科斯离开伊萨卡开启冒险之旅前，把这一召集公民大会的建议借雅典娜之口说出。这一特写给了忒勒马科斯的行动一种神圣的核准，并强调了会议的召集作为严正的警告行为的特征——这一警告将求婚者拒绝接受一种更合理的求婚路线而导致的悲剧结局的责任全部放在了求婚者自己身上。雅典娜的话（《奥德赛》I，252 ff.）甚至因为以下事实而赢得了更大名声：她宣布了向忒勒马科斯提出这一建议的想法，即诸神在奥林匹斯山召开会议之前，建议忒勒马科斯预先召集公民大会并在全体人民面前谴责求婚者（《奥德赛》I，90）。这一步骤使雅典娜是代表诸神和宙斯本人而采取行动这一点一目了然，宙斯不仅批准了她的全盘计划，而且还同意她实现这一计划的方法。当雅典娜警告求婚者们他们这种行事方式的后果时，她是在运用宙斯本人在其讲话中宣告的原则（《奥德赛》I，32），即有死的凡人要为他们自己遭受的苦难负责。他提到的埃癸斯托斯（Aegisthus）的例子强调了以下事实，即因为埃癸斯托斯不顾神的警告而做错事，所以得到了正确的惩罚。我必须承认，对这些事实的观察一直以来是我接受基尔霍夫的基本论点的最大障碍，基尔霍夫认为，雅典娜在《奥德赛》第一卷中所说的话，不是后来在第二卷到第四卷中描写忒勒马科斯如何实施她的建议的同一位诗人所作，而是某个想要把已经存在的独立成篇的忒勒马科斯诗篇整合进《奥德赛》的二流作者的手笔。这一观点意味着，除了接受眼前的目的之外，会议的召集原本没有任何真正的意图，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这种眼前的目的（警告求婚者），这种目的只有在第一卷的修订者将独立的忒勒马科斯诗篇整合进《奥德赛》时才有。基尔霍夫似乎只看到了以下事实，即会议的召集对当前完全无关紧要，因为求婚者们当然不会采纳忒勒马科斯让他们各自回家的建议；但精明的批评家忽略了：第一，雅典娜的话作为对求婚者们最终惩罚的一种道德教育动机的作用；第二，第一卷的作者对神灵派送的不幸和人类自己造成的灾难之间的区别的强调。公民大会和第二卷到第四卷的忒勒马科斯冒险之旅，只有在第一卷建立的诗歌整体框架中才呈现出其全部意义。没有这一框架，它们就都只是真空中的一段插曲。这似乎是在推荐这样一种解释：即作者一开始就是把它们作为对整部《奥德赛》的道德和法律处境的一种说明来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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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关于奥德修斯作为忒勒马科斯的榜样，可参见《奥德赛》I，255以及其他一些段落。在纳西卡娅的例子中，作者没有明确表达她母亲就是她的榜样，但这在荷马的世界中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参见《奥德赛》VII，69—70。在《奥德赛》VI，25中，雅典娜略带嘲讽地表示，她很想知道纳西卡娅的母亲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对自己的衣着如此粗枝大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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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伊利亚特》IX，524。菲尼克斯诉诸古老的 ［人的美名］的权威，他说，这是我们从前辈那里世代相传而来的榜样。为了给阿喀琉斯的处境找一个类似的例子，也为了给阿喀琉斯提供一个他可以坚持要求他做到的正确行为的标准，他把它们作为忿怒（ ）的特殊例子来提及。这就是墨勒阿格斯尔的例子，为此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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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译注：奥瑞斯特斯是阿伽门农之子，阿伽门农为妻所杀，后来子报父仇，杀死了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情夫埃癸斯托斯。后埃斯库罗斯将这一传奇故事改写为悲剧《奥瑞斯特斯复仇记》，成为希腊文学继《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后的伟大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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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奥德赛》I，29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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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参见此处注释[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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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奥德赛》I，29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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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奥德赛》I，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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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奥德赛》III，1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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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奥德赛》I，30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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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我想对“范型”在希腊文学史中的发展历史做一个独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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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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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厄勒（R. Oehler）在其学位论文《古代希腊诗歌中的神话范例》（Mythologische Exempla in der aeltern griechischen Dichtung ，Basle，1925）中，探讨了希腊早期诗歌中的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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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柏拉图，《泰阿泰德》（Theaet. ），17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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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关于柏拉图的“善”的型作为哲学王灵魂中的范型，可参见《王制》472c ，484c，540a，以及本书第二卷，第343—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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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三章 教育者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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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柏拉图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许多人相信荷马是全希腊的教育者。[1] 从那之后，荷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希腊的边界。柏拉图对诗人充满激情的哲学批判成功地表明了，诗歌的教育影响力远没有人们相信的那么广泛。[2] 但是，柏拉图对荷马的所有攻击都不会动摇荷马至高无上的地位。希腊人永远认为，诗人是最广泛、最深刻意义上的教育者。[3] 荷马只是这种普遍观念的最崇高典范，实际上可以说是古典的典范。如果我们用现代“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取代古希腊的这种普遍观念，不认真地对待希腊人的想法，把我们对希腊诗歌的理解局限在诗歌自身之内，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念，尽管是某种类型、某个时期的诗歌和纯粹艺术的特征，但它并没有出现在伟大的希腊诗人们中间。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应用于希腊诗歌的研究。[4] 在早期希腊思想中，并不存在伦理学和美学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在相对较晚时期才发生的。柏拉图认为，如果荷马诗歌并非真理的证明，那么它的价值便会立即等而下之。[5] 诗歌对生活无用的观念首先出现在古代诗学理论家中；[6] 最后告诉人们诗歌只能从纯粹审美的标准得到评价的是基督徒——这种审美标准使他们把古典诗歌中的绝大多数道德和宗教教导作为虚假的、不敬神的东西弃之不顾，而把诗歌中的形式要素作为有益的、能给人审美愉悦的东西来接受。[7] 从那时起，许多诗人曾使人想起异教神话中的诸神和英雄，但我们现在却只是把它们作为诗性想象的模糊玩偶来看待。我们很容易用同样狭隘的观点来看待荷马；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对希腊人来说，神话和诗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当希腊化时期的哲学批评用一句赤裸裸的、理性主义者的以寓言为教 （fabula docet）来概括荷马对教育的影响时，[8] 或者当他们追随智术师，［36］把古希腊的伟大史诗仅仅当作艺术和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时，[9] 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被拒之门外了。不过，那种学院式的观念只是真正的真理的一种堕落形式——就像所有的真和美一样，被粗糙的手庸俗化了。我们的审美感觉对此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产生厌恶是正确的，但有一点依然是确定的，即荷马（与所有其他伟大的希腊诗人一样）不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一般人物。荷马是希腊生活和希腊品格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创造者和塑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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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讨论希腊诗歌的教育影响，特别是荷马。只有当诗歌表达出人类所有审美和道德的潜在可能性时，它才能起到教化作用。但是，诗歌中审美要素和道德要素的关系，不仅仅是本质性的形式与几乎是偶然性的素材之间的关系。一部作品的教育内容与其艺术形式相互作用，彼此渗透，实际上，它们都同出一源。我们将阐明，艺术作品的理智和精神内容直接渗透到作品的风格、结构和形式的审美效果之中，并对其有重要影响。诚然，要把这一点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规律确定下来是不可能的。有一些，而且总会有一些类型的艺术，越过生活的核心问题，纯粹依靠其形式产生作用；实际上，有些艺术家故意嘲弄每一个高大上的主题，或者显示他们在选择主题方面的无可无不可。这种轻佻的艺术诚然也有它的道德影响，它无情地揭露习俗的虚伪，从而纯化它那个时代的道德和审美观点。但是，诗歌，除非它植根于人们的灵魂深处，除非它具体体现一种道德信念、一种高度的精神激情、一种宽广的令人向往的人性理想，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起到教化作用。希腊诗歌的最伟大之处，不仅仅是表现了一个随意截取的生活的横断面，而是道出了真理，只不过，它是按照一种确定的理想来选择和呈现其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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