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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一问题尤其可参看伊壁鸠鲁学派的讨论，所有伟大的诗歌是否都应该将“有用”（utile）和“使人愉快”（dulce）两种效果相结合，参见克里斯坦·詹森（Christian Jensen），《菲洛德穆论诗歌：第五卷》（Philodemos ueber die Gedichte fünftes Buch ），Berlin，1923，第110页及以下。正如伊壁鸠鲁派哲学家根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在《驳数学家》（Adv. Math. ）I，298所说的那样，诗歌是“人类情感的堡垒”（Bekker，第668页），“诗人的很多著作不仅无用，而且危害极大”。诗歌的本质不能从其提供的道德或科学助益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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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例如，参见大巴西略（Basil the Great）献给青年基督徒的关于希腊古典文学的用处的著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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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多亚派和逍遥学派关于诗歌的“教化”价值所说的，绝大多数都建立在荷马的诗歌之上，参见此处注释[6] 提到的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论诗歌》（ ），在该书中，他罗列并批评了他的前辈们的诗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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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术师们把荷马看作技术知识（ ）的一切学科的源泉，普鲁塔克的《论荷马的生命和诗歌》（De vita et poesi Homeri ）代表相同的观点，我们很早就知道，普鲁塔克的观点只是间接地来自柏拉图在《王制》或《伊翁》（Ion ）中对它的辩驳。但是，在普鲁塔克那里，我们发现了这一观点的所有细节，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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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奥德赛》I，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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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伊利亚特》IX，189，524。《奥德赛》VIII，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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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柏拉图，《斐德若》（Phaedrus ）245a，这段话牢固地建立了诗歌与显示在凡人引以为荣的事迹中的德性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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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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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品达关于遵循这一传统的真正诗歌的本质的崇高理念，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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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厄勒，《古代希腊诗歌中的神话范例》，他收集了早期希腊诗歌中的神话范例，但也许没有充分强调荷马提到的这些神话范例的规范性特征。在之后的世纪中，神话范例成了文学风格的一种单纯的装饰性要素，当其被用于辞藻华丽的雄辩时尤然。不过，将范例作为一个论据运用于论证性目的的做法一直贯穿于希腊文学的所有时期。修辞学戒律和作者们的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由于后世思想越来越明显的理性化特征，神话范例越来越被实际的历史事例所取代，换句话说，理想的范例让位给了经验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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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普鲁萨的狄翁（Dio Prusensis），《演说集》（Or. ）XXX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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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译注：komos-revel，古希腊有一个节目，叫作komos，这一天，人们载歌载舞，尽兴狂欢，一直到晚饭后以火把游行而告结束。这种喜庆活动是多利安人发起的，他们是古希腊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等地，以粗犷放荡闻名。因此，早期的狂欢活动大都是些放荡的内容。参加活动的主要歌手当时叫komoidos，即现在的“comedian”，英语的“comedy”就是从“komoidos”这个希腊词来的，肃剧则来源于酒神赞歌，古希腊的吟游诗人叫tragoidos，这里的trago就是“goat，山羊”，oidos即“singer”，英语的tragedy就是从trago，即“山羊”演变来的，因为当时的悲歌是为向古希腊的戏剧之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献祭的山羊而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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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们可以简单地提一下关于荷马问题的一些杰出的现代著作，诸如维拉莫维茨的《〈伊利亚特〉和荷马》（Die Ilias und Homer ，Berlin，1916），贝蒂的《荷马，史诗和传奇》（Homer，Dichtung und Sage ，2 vols., Leipzig，1914），莫莱（Gilbert Murray）的《希腊史诗的起源》（The rise of the Greek Epic ，第二版，Oxford，1911）。持整体一元论的作者，我们引用了司各特（J.A. Scott）的《荷马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Homer ，Berkeley，1921），巴西特（S.E. Bassett）的《荷马的诗歌》（The Poetry of Homer ，Berkeley，1938）。理查德·杰布爵士（Sir Richard Jebb）在其著作《荷马》（Homer ，第一版，1886）中就荷马问题及其在19世纪的发展写了一个导论。芬斯勒（Georg Finsler）的《荷马》（第二版，Leipzig，1914—1918）里有一章关于荷马问题之历史的论述。关于《奥德赛》的分析参见本卷此处，注释[54] ，亦可参见鲍勒（C.M. Bowra），《〈伊利亚特〉中的传统和设计》（Tradition and Design in Iliad ），Oxford，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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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们暂时不考虑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那些较晚的古代批评家，他们是第一批将历史分析方法运用到史诗研究之中并将他们认为是后世添写与插补的部分（ ）（例如《伊利亚特》第十卷的 ［夜探敌营］）从史诗中删除的人。另外一些人否认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参见沃尔夫，《荷马导论》，Halle，1795，clviii。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关于荷马问题的分析方法，亦可参见莱尔（K. Lehr）的杰作《阿里斯塔库斯的荷马研究》（De Aristarchi studiis homeric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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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一观点是由其中一个批评家奠定的，他对荷马问题的现代分析方法持一种怀疑态度，参见奈驰（G.W. Nitzsch），《希腊叙事史诗的历史贡献》（Beitraege zur Geschichte der epischen Possie der Griechen ），Leipzig，1862，第57、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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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古老的叙事歌谣或者 常常在一个序曲之后从一个选定的出发点开始： ［他这样说完，随后歌者受神明启示演唱］（《奥德赛》VIII，500）。不过，不仅仅是费阿刻斯的吟游诗人德莫多科斯（Demodocus）以这种方式开始吟唱；即使是《奥德赛》序曲的诗人，当他请求缪斯女神歌唱奥德修斯的返乡及其同伴们的命运时，也仍然遵循这一古老的技艺，从她喜欢的任何一个出发点开始： ［女神，宙斯的女儿，请随意为我们述说］（ ［从某处］与 ［随后］相对应）。指示出发点的另一种形式，是 ［从］，如《伊利亚特》（I.6）的序曲那样： ［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忿怒……从最初在争吵中分离时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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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伊利亚特》XII，243。译注：特洛伊将领波吕达马斯（Polydamas）在阵前看见一只老鹰“用爪紧紧抓住一条血红色的巨蛇，活着的巨蛇拼力挣扎，不忘厮斗，扭转身躯，对准紧抓不舍的老鹰颈旁前胸一口，老鹰痛得松开爪子，把蛇抛下，落在那支队伍中间，它自己大叫一声，驭气飞逸”，以为是不祥之兆，临阵怯战，向赫克托尔建议退兵，所以赫克托尔回答说：“最好的征兆只有一个——为祖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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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译注：传说斯巴达王后勒达非常美丽，宙斯醉心于她的容貌，趁她在河中洗澡之机，化作一只天鹅与她交媾，于是她生下两个金鹅蛋，一个孵出了绝世美女海伦，一个孵出了德奥古利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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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贺拉斯，《诗艺》（Ars Poet.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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