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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按照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4.7的理解，一个“巨大的灵魂”（ ）就是 ，即一个“自认为重大且确实重大的人”；阿喀琉斯被剥夺的是真正的德性应得之首要荣誉。关于阿喀琉斯作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自重之人的典范，参见本卷“贵族与德性”一章，此处，注释[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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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译注：指希腊联军与特洛伊方和解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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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赫肯拉特（Roland Herkenrath）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道德设计》（Der ethische Aufbau der Ilias und Odyssee ，Paderborn，1928）已经从伦理道德角度对二诗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作者认为伦理道德角度是对史诗的统一创作及其艺术的真正欣赏的最佳切入角度。赫肯拉特的著作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评论，但他走得太远，过分强调了史诗起源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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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伊利亚特》I，411—412，阿伽门农受阿忒女神蛊惑的情节；在IX，116中，阿伽门农承认自己受到了阿忒的蛊惑；在IX，510—512中，菲尼克斯告诫阿喀琉斯不要受阿忒女神的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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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贺拉斯，《赞歌集》（Od .）I，V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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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伊利亚特》XIX，5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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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伊利亚特》XIX，86ff.,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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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译注：希腊人说的“ （ethos）”，原义是指生物的长久栖居之地，“地”意味着动植物的成长环境和成长方式；于人而言，就是人所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此它又指城邦社会的共同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这种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自然而然地塑造“城邦公民”的习惯、气质和性格，所以这个词就有了“习惯、气质、性格”的意思；共同的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又形成共同的社会风气、精神品性、道德风貌和道德观念，关于它的系统思考，即伦理学（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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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 ［羞耻］， ［惩罚、报应］， ［美、高贵］， ［丑、卑劣］等形式出现的道德义务意识，当然在荷马那里也存在。它是道德的主观方面。但与此同时，人的道德本性，无论是在史诗，还是在后来的诗歌对这一问题的反映中，都以与客观实在的内在结构相一致的面貌出现。至于梭伦关于“正义（Diké）”的观念，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阿那克西曼德自然哲学中的狄刻，参见本卷此处 ；智术师的道德观及其与“自然法”之关系，参见本卷此处 ；索福克勒斯的“和谐”，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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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们断不能说，诗人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使用的神的动力（divine motivation），从一开始就是，或者逐渐成了，一种单纯的史诗技艺的机械装饰。当然，史诗中也有一些段落，在那里，神的动力就像一个外在的机械神（deus ex machina）那样运作（例如，在雅典娜为了伪装的目的将奥德修斯变成一个年轻人或乞丐时）；但是在整体上，《奥德赛》显示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力求赋予这一传统的史诗形式以新的宗教意义。因此，神的指引的原则在《奥德赛》中的运用甚至比在《伊利亚特》中的运用更加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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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伊利亚特》I，7： ［就这样实现了神的意愿］；这里，宙斯的意志在诗歌的开端是作为事情的终极原因来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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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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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荷马史诗与希腊哲学的一致之处在于这一事实：二者都呈现实在（reality）的整体结构，尽管哲学的呈现是以理性的形式，而史诗的呈现则是以神话的形式。“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一主题——它也是希腊古典哲学的主题——在荷马那里已经时刻不停地出现，而荷马也从未有一刻忘怀于它。参见本章对阿喀琉斯的盾牌的描述，它是荷马关于人的生活和德性的看法的普遍性和彻底性的完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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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东方哲学关于人的观念作为参照背景来看，荷马的观念是人类中心论的和人文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是，它绝不是片面的人类中心论，当我们将其与后世主观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对比时，例如与公元前五世纪时的智术师对比时，荷马的观念就断然是以神为中心的。在荷马那里，人的任何事情都涉及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圣力量和规范。柏拉图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哲学中恢复了二者之间的平衡。参见拙著《人文主义和神学》（Humanism and Theology ），阿奎那（Aquinas）讲座，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1943，第46页及以下，第54页及以下，以及本书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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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这方面最令人困惑的例子是《伊利亚特》VIII，5—27中宙斯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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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最著名的例子是《伊利亚特》XIV中宙斯的受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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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奥德赛》I，3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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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见本卷此处 ，以及拙文《梭伦的〈欧诺弥亚〉》对《奥德赛》I，32ff.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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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史诗现存形式中的《奥德赛》设定及其起源，试比较本卷第40页及以下，尤其是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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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特别是在此情景之下，我突然想起有一本关于荷马的书还没有写，这本书就像理查德·海因策（Richard Heinze）的《维吉尔的史诗技艺》（Vergils epische Technik ），或者就像普雷斯科特（H.W. Prescott）的佳作《维吉尔的艺术》（Vergil’s Art ）——他的这部著作是受海因策的启发而作。不过，巴西特的《荷马的诗歌》（The Poetry of Homer ，Berkeley，1938）里面也有这方面有价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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