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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本书第二卷和第三卷，尤其是探讨柏拉图对斯巴达理想的态度问题的段落；亦可参见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利克里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以及演说中关于雅典城邦的复合观念——雅典城邦是其自身与各种对立面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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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普罗泰戈拉》（Prot. ）342 B中，柏拉图反讽性地让苏格拉底说，所有斯巴达人（和克里特人）都是哲学家，而他们的哲学天性的独特形式就是他们号称的简洁说话方式；但斯巴达人却假装是未经教化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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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法义》629a和660e中，柏拉图选择提尔泰奥斯作为斯巴达精神及其德性理想的杰出代表，他通过引用提尔泰奥斯的诗歌来证明这一点。柏拉图时代普遍接受提尔泰奥斯是斯巴达德性的传播者，而在斯巴达，所有人都浸润在提尔泰奥斯诗歌的德性理想之中；另可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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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尔泰奥斯的诗集只包含少量涉及到他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这一事实，一直被现代学者们用来作为质疑其诗歌真实性的证据；施瓦茨在他著名的《提尔泰奥斯》一文中也质疑其真实性（《赫尔墨斯》XXXIV，1899，第428页及以下）；亦可参见维罗尔（Verrall），《古典评论》（Classical Review ），XI（1897），269，以及XII（1898），第185页及以下；维拉莫维茨，《希腊抒情诗人的文本历史》（Text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Lyriker），收录于《哥廷根学会文集》（Abh.d. Goett. Ges.D. Wiss. ），N.F.IV（1900），第9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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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对该书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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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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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9.1271b1 ff.,他为这一表述引用了柏拉图，《法义》625c ff.。确实，他这部分的批评来自柏拉图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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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亚里士多德在其已经遗失的《斯巴达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 ）中提到了“ ［只有贪婪，才能毁灭斯巴达］”这个神谕，参见亚里士多德残篇544（罗斯编）。神谕的真实性受到迈尔（Eduard Meyer）和其他现代学者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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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穆勒，《多利安人》（Die Dorier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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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品达，《尼米亚颂歌》VII，28： ［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尼米亚颂歌》III，43： ［金发的阿喀琉斯］；《尼米亚颂歌》IX，17： ［是金发的希腊人中最伟大者］。甚至是雅典娜女神和美惠三女神，在品达的想象中，也是金发女郎，参见《尼米亚颂歌》X，7和V，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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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一词的意思是“军队”，在斯巴达早期（以及在诗歌中，尤其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诗歌中）也有“人民”的意义，因而，这个词为我们保存了我们称之为自由政体的斯巴达体制的起源的宝贵线索：一个古代城邦的公民的政治权利起初来源于他对保卫自己国家的参与。因为重大事情的决断，必须问询 ［军队］。参见品达和埃斯库罗斯对该词并不鲜见的使用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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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波吕多洛斯（Polydorus）和泰奥彭普斯（Theopompus）王的大法中，这是事情的先决条件： ［但若民众被带入歧途，则元老院与国王有权力加以纠正］。参见普鲁塔克，《吕库古传》（Lyc. ）6。据说，斯巴达公民有审查和批评长老会议的提案的权利，人们可以对提案进行整补或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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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普鲁塔克将监察官制度归之于泰奥彭普斯王，但提尔泰奥斯并没有提到监察官——提尔泰奥斯在其诗中描述了斯巴达政体“良好秩序”的各种要素，他非常钦佩泰奥彭普斯王。另一种说法，最早的见证是希罗多德，他说监察官是吕库古设立的（《历史》1.65）。当然，这不是明确的传统，但是，将监察官制度的设立归之于著名立法者，不过是因为在斯巴达，一切都被认为是吕库古的创造。参见雅克比，《希腊史家残篇》（Apollodors Chronik：Eine Sammlung der Fragmente ），第140页及以下，古代作家关于各种编年史传统的残篇。根据索希克拉底（Sosicrates）的说法，存在着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将第一个监察官的日期确定为晚至执政官欧绪德谟（Euthydemus）时期（公元前556年）（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L.］I，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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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普鲁塔克，《吕库古传》6和13。在第十三章中，普鲁塔克引用了吕库古的一项rhétra［大法］： ［不许制定成文法］。相应地，我们必须将rhétra理解为并非原初就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法律；但是，普鲁塔克在拉科尼亚人的对话中引用了其中一些rhétra，这一事实证明，它们最终是以成文法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6中所引用的作者必然在斯巴达某处看到过rhétra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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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13中用斯巴达首重教育这一事实来解释成文法的缺席，即吕库古使立法的整个任务完全系于教化（ ）。普鲁塔克对历史事实的这一解释显然来自柏拉图的《王制》，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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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柏拉图和斯巴达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柏拉图关于这一主题的广泛讨论，参见《法义》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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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普鲁塔克，《吕库古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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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鲁塔克，《吕库古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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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17] 和此处注释[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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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现存的希腊文献中，吕库古政制首次出现在希罗多德，《历史》1.65—66。在希罗多德那里，斯巴达著名的“良好政制”以及斯巴达公民的整个秩序都来源于“吕库古”，他作为与李奥波特王（King Leobotes）同时代的一个历史人物而现身。希罗多德提到，吕库古死后，斯巴达人把他作为神来崇拜，为他建立了一座神庙，在希罗多德的时代神庙还在那里。参见埃伦伯格（V. Ehrenberg），《城邦的新奠基人》（Neugruender des Staates ），Munich，1925，第28—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