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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希腊语“ ［个人］”一词意指“ ［城邦］”的反面，即使同一个人，也既是私人个体，又是某个政治（城邦）共同体的成员（“ ［个人的利益］”与“ ［公共的、非私人的东西］”相对）。当 与实际的政治家（ ）或者将其生活奉献给某种类型公共事务（ ）的人（如工匠）相比较时，这种对比就进一步被强化了。在这种比较关联中， 就意味着一个外行或门外汉。用柏拉图在《王制》中的话说， 就其对公共的意见和生活毫无影响力而言，意指纯粹个体私人的东西。不过，早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在柏拉图《王制》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就发现了人类生活的公共要素（ ）与私人或个体要素（ ）之间的区别；参见《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I，赫拉克利特残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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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参见上文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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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c.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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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在新的政治秩序中越来越成为指称旧理想的那个希腊词语是“kaloskagathos［美善］”。该词毫无疑问起源于贵族阶层，但随后逐步扩展成为每一个渴望更高文化的公民的理想，并最终直接指称“公民道德”（civic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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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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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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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to live还在《新约》的希腊语中使用；参见《使徒行传》（Acts ）23.1和《腓立比书》（Phil .）1.27： ［活在基督的福音里］，因此，“ ”就是“生活”的意思，《腓立比书》3.20： ［我们是活在天上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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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1253a3： ［人类在本性上是城邦生活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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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柏拉图，《法义》64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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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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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七章 伊奥尼亚和爱奥利亚诗歌：个体形成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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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在共同的法律基础上重建国家的革命创生了一种新型的人——公民，并迫使新的共同体为公民生活设计出一种普遍的标准。荷马史诗表达了古希腊贵族的理想；赫西俄德在诗歌中展现了农夫的生活和道德的实践智慧与经验；提尔泰奥斯的哀歌将斯巴达国家的严苛法规永恒化了。但是，乍一看来，新的城邦理想似乎没有在当时的诗歌中得到相应的表述。如我们所见，城市国家热切地吸收更早阶段的希腊文化，在这样做时，它把古代的伟大诗歌作为表达自身理想的手段来使用，就像它利用贵族时代的音乐和体育传统一样。但是，它没有在任何可与逝去时代的古典诗篇相比肩的诗歌中体现和表达自己的本性。诸如此类的创造的唯一尝试，是那些讲述城市建立的诗歌；在城市国家的早期，这样的诗歌数量很少，而且它们好像从来没有像此种类型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著作——维吉尔 （Ve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那样，上升到真正的民族史诗的高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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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新型国家的精神气质（ethos）第一次做出真正革命性表达的，不是诗歌，而是散文。因为城市国家创造了散文，而散文原初就是用来记录法律的工具。城市国家是一种公共生活的新发展，是由使所有共同体成员臣属于一套生活和行为的严格法律规范的斗争所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这种规范用简单明了、普遍有效的句子表达出来。这种努力狂热地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排除了任何试图用诗歌来表达新型共同体特征的愿望。[2] 城邦的政制是逻辑的思维创造出来的，因而与诗歌没有什么亲缘关系。［116］荷马、卡利努斯、提尔泰奥斯似乎已经说出了所有诗歌能够表达的城市国家生活；公民的日常生存不是一个适合诗人的主题；城市生活内部的英雄精神——首先由梭伦发展出来的主题，[3] 它成为一种新的诗歌革命的源泉——对任何伊奥尼亚和爱奥利亚的作者来说，还没有作为一种可能的主题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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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诗歌确实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并且热切地开发了它：即一个纯粹个人体验的世界，远比城市的城墙狭窄，局限在私人的亲密小圈子内部。这就是爱奥利亚的抒情诗和伊奥尼亚的哀歌与抑扬格诗歌为我们打开的世界。在这些诗篇中，个体生存意志的能量得到了直截了当的表达，连其全部最强有力的冲动都得到了揭示——在政治领域，我们很少能通过个体生存意志对共同体生活的转化直接追踪到它。如果这种个体的精神力量未曾显示给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把握政治革命的最深层原因，尤其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时期的经济状况的相关陈述。但是，在一部文化史中，我们更关注这个新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本性，关注伊奥尼亚精神对希腊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而且这种贡献极其重要。在那里，诗人们第一次以他们自己的人称说话，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感，而他们的共同体生活则被贬抑到其思想的背景中去了。即使在他们提到政治时——这是常有的事——他们的主题也不是一种要求普遍接受的统一标准（如在赫西俄德、卡利努斯、提尔泰奥斯和梭伦那里那样），而是一种坦诚的党派偏见，如在阿凯奥斯那里，或者是个体对自身 权利的自豪，如在阿基罗库斯那里。甚至当动物们在阿基罗库斯的寓言故事里吵架时，每一个动物都以对人类社会的滑稽模仿方式诉诸于它自己的“权利”。[4] 尽管如此，当新型的诗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他们仍然总是以城市国家为其社会背景。个人仍然是共同体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他独立自主之时，还是在他受制于城邦之时。有时候，诗人与其城邦的关系是未经表达的；有时候，他接受城邦并利用城邦，他对城邦的同胞讲话，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这就是阿基罗库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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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的个人崇拜并不是以现代的方式，作为完全沉浸在自身之中的个人的经验（无论他是受制于这个世界，还是摆脱了这个世界），作为纯粹私人情感的表露，得到表达的。我们现代诗歌的那种有意识的唯我论很可能只是一种朝着原初的、个人情感的简单叫喊的回归，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都听到过这种叫喊，这种叫喊即使在文明的最早时期也必定得到过表达。没有比认为在希腊人之前不存在个人体验这种假设更愚蠢的了。恰恰相反，通观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除了个人体验，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类型的体验和思想。希腊人既非第一个，亦非唯一一个对其自身的私人情感做出艺术表达的民族——正如中国的抒情诗令人印象深刻地所表明的那样，时至今日，中国的抒情诗仍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但是，这些抒情诗的个体性质也显示出了它们与早期希腊的个体观念的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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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开拓个体的新世界方面，希腊诗人表达了真正的个体观念和思想情感，但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普遍准则的约束，并且认可统治其同胞的法律。——当然，希腊人的人格并非基督徒的人格理想，基督徒的理想是每一个灵魂都感觉到个体自身的价值，希腊人总是把人格看作与世界积极相关的东西，而不是与世界相分离的东西。个体情感和思想的希腊表达没有那种纯粹的主观性。对希腊人来说，人格不是通过把自己抛弃给主观的思想和情感，而是通过使其自身成为客观的东西，来获得自由和自我意识；而当它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与外在法则相分离的世界时，也就发现了它自身的内在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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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这一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的精神进程，可以用几个特殊的范例来说明。在提尔泰奥斯和卡利努斯的哀歌体诗歌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进程的一条平行线。在那里，我们就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发表了评论，即斯巴达的公民理想在诗歌中是通过对荷马式规劝——激励人们英勇作战的演说——的真实呈现的翻译和改写得到表达的。[6] 现在，同样的改写进程在阿基罗库斯这里得到了再现；除斯巴达军队之外，整个城邦共同体现在都被诗人自己的人格取而代之了。在阿基罗库斯的哀歌及其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出荷马的人物和命运。在这种对形式和内容的改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荷马的伟大教育使命的实现：因为现在史诗正在占有个体的人格和品性，而荷马的建构性影响，对将个体提升到一个可以自由地生活和思想的更高阶段，已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