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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柏拉图，《法义》64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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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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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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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七章 伊奥尼亚和爱奥利亚诗歌：个体形成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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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在共同的法律基础上重建国家的革命创生了一种新型的人——公民，并迫使新的共同体为公民生活设计出一种普遍的标准。荷马史诗表达了古希腊贵族的理想；赫西俄德在诗歌中展现了农夫的生活和道德的实践智慧与经验；提尔泰奥斯的哀歌将斯巴达国家的严苛法规永恒化了。但是，乍一看来，新的城邦理想似乎没有在当时的诗歌中得到相应的表述。如我们所见，城市国家热切地吸收更早阶段的希腊文化，在这样做时，它把古代的伟大诗歌作为表达自身理想的手段来使用，就像它利用贵族时代的音乐和体育传统一样。但是，它没有在任何可与逝去时代的古典诗篇相比肩的诗歌中体现和表达自己的本性。诸如此类的创造的唯一尝试，是那些讲述城市建立的诗歌；在城市国家的早期，这样的诗歌数量很少，而且它们好像从来没有像此种类型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著作——维吉尔 （Ve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那样，上升到真正的民族史诗的高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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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新型国家的精神气质（ethos）第一次做出真正革命性表达的，不是诗歌，而是散文。因为城市国家创造了散文，而散文原初就是用来记录法律的工具。城市国家是一种公共生活的新发展，是由使所有共同体成员臣属于一套生活和行为的严格法律规范的斗争所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这种规范用简单明了、普遍有效的句子表达出来。这种努力狂热地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排除了任何试图用诗歌来表达新型共同体特征的愿望。[2] 城邦的政制是逻辑的思维创造出来的，因而与诗歌没有什么亲缘关系。［116］荷马、卡利努斯、提尔泰奥斯似乎已经说出了所有诗歌能够表达的城市国家生活；公民的日常生存不是一个适合诗人的主题；城市生活内部的英雄精神——首先由梭伦发展出来的主题，[3] 它成为一种新的诗歌革命的源泉——对任何伊奥尼亚和爱奥利亚的作者来说，还没有作为一种可能的主题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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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诗歌确实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并且热切地开发了它：即一个纯粹个人体验的世界，远比城市的城墙狭窄，局限在私人的亲密小圈子内部。这就是爱奥利亚的抒情诗和伊奥尼亚的哀歌与抑扬格诗歌为我们打开的世界。在这些诗篇中，个体生存意志的能量得到了直截了当的表达，连其全部最强有力的冲动都得到了揭示——在政治领域，我们很少能通过个体生存意志对共同体生活的转化直接追踪到它。如果这种个体的精神力量未曾显示给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把握政治革命的最深层原因，尤其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时期的经济状况的相关陈述。但是，在一部文化史中，我们更关注这个新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本性，关注伊奥尼亚精神对希腊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而且这种贡献极其重要。在那里，诗人们第一次以他们自己的人称说话，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感，而他们的共同体生活则被贬抑到其思想的背景中去了。即使在他们提到政治时——这是常有的事——他们的主题也不是一种要求普遍接受的统一标准（如在赫西俄德、卡利努斯、提尔泰奥斯和梭伦那里那样），而是一种坦诚的党派偏见，如在阿凯奥斯那里，或者是个体对自身 权利的自豪，如在阿基罗库斯那里。甚至当动物们在阿基罗库斯的寓言故事里吵架时，每一个动物都以对人类社会的滑稽模仿方式诉诸于它自己的“权利”。[4] 尽管如此，当新型的诗人们表达自己的情感时，他们仍然总是以城市国家为其社会背景。个人仍然是共同体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他独立自主之时，还是在他受制于城邦之时。有时候，诗人与其城邦的关系是未经表达的；有时候，他接受城邦并利用城邦，他对城邦的同胞讲话，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这就是阿基罗库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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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的个人崇拜并不是以现代的方式，作为完全沉浸在自身之中的个人的经验（无论他是受制于这个世界，还是摆脱了这个世界），作为纯粹私人情感的表露，得到表达的。我们现代诗歌的那种有意识的唯我论很可能只是一种朝着原初的、个人情感的简单叫喊的回归，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都听到过这种叫喊，这种叫喊即使在文明的最早时期也必定得到过表达。没有比认为在希腊人之前不存在个人体验这种假设更愚蠢的了。恰恰相反，通观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除了个人体验，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类型的体验和思想。希腊人既非第一个，亦非唯一一个对其自身的私人情感做出艺术表达的民族——正如中国的抒情诗令人印象深刻地所表明的那样，时至今日，中国的抒情诗仍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但是，这些抒情诗的个体性质也显示出了它们与早期希腊的个体观念的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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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开拓个体的新世界方面，希腊诗人表达了真正的个体观念和思想情感，但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普遍准则的约束，并且认可统治其同胞的法律。——当然，希腊人的人格并非基督徒的人格理想，基督徒的理想是每一个灵魂都感觉到个体自身的价值，希腊人总是把人格看作与世界积极相关的东西，而不是与世界相分离的东西。个体情感和思想的希腊表达没有那种纯粹的主观性。对希腊人来说，人格不是通过把自己抛弃给主观的思想和情感，而是通过使其自身成为客观的东西，来获得自由和自我意识；而当它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与外在法则相分离的世界时，也就发现了它自身的内在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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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这一对欧洲思想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的精神进程，可以用几个特殊的范例来说明。在提尔泰奥斯和卡利努斯的哀歌体诗歌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进程的一条平行线。在那里，我们就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发表了评论，即斯巴达的公民理想在诗歌中是通过对荷马式规劝——激励人们英勇作战的演说——的真实呈现的翻译和改写得到表达的。[6] 现在，同样的改写进程在阿基罗库斯这里得到了再现；除斯巴达军队之外，整个城邦共同体现在都被诗人自己的人格取而代之了。在阿基罗库斯的哀歌及其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出荷马的人物和命运。在这种对形式和内容的改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荷马的伟大教育使命的实现：因为现在史诗正在占有个体的人格和品性，而荷马的建构性影响，对将个体提升到一个可以自由地生活和思想的更高阶段，已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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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基罗库斯将自己称为“埃尼阿利奥斯（Enyalios）君主身边的侍从”，又说他是懂得“来自缪斯的可爱礼物”的平常之人时，[7]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思考方式中的真正创新之处，是诗人对他自身力量的敏锐感觉，由于他拥有战士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诗人自觉其自身无论如何与他人有某种不同之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阿基罗库斯在塑造 他自己的人格时，使用的是史诗的表达方式，是通过将其包裹在英雄的装饰之下进行的——就像在此处，或者像当他自豪地谈论经历过的各种战斗时所做的那样，在这些战斗中，他作为一名雇佣兵对抗“优卑亚岛（Euboea）的主人，闻名遐迩的矛兵”，参加“战神阿瑞斯的激烈战斗”和“枪矛相拼的可悲工作”。[8] 他以一个荷马式英雄的架势饮酒、吃麦饼，他“依矛而立”，是长矛给他带来了食物和美酒。[9] 这些就是一个非贵族出身之人所说的话：是史诗赋予了他的生活和思想以品位（sty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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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如何，他并不觉得自己总是能够胜任这种英雄角色。除了将自己提升到拥有一个荷马式英雄的高贵之外，他通常不表达自己的人格。根据史诗的理想来衡量自己的行为，使他锐利的希腊双眼能够找到古代武士的盔甲不再适合自己并非英雄的四肢的地方。不过，即使在他承认自己的不足时，［119］他良好的幽默感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即便是面对已逝的不可企及的理想，他也能让自己的不足之处变成自我表达和快乐的自我肯定的新话题。例如，一个荷马式的英雄会认为丢失盾牌是荣誉的死亡，盾在人在，盾亡人亡，宁死不辱。[11] 在这一点上，帕罗斯（Paros）的现代英雄与他们不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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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某个萨伊亚（Saian）敌人，现在正对着本人的盾牌兴高采烈，这是一块完美无缺的盾牌，我在林中不得已抛下它，这无可厚非；我总算逃脱了自己的结局，那就是死亡；丢盔弃甲？那又如何？去他的盾牌，我还可以买一个更好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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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他确信他的同辈们会认为他是在自嘲。现代的现实主义幽默、即使是英雄也只有一次生命可以失去的冷嘲式保证，与史诗华丽高贵的辞藻——“一块完美无缺的盾牌”和“结局，那就是死亡”——的有趣混合，是喜剧效果绝对可靠的源泉。在这些得意洋洋的词语的掩盖下，明目张胆的逃跑就敢以最无耻的吹牛做赌注：“我还可以买一个更好的！”盾牌到底是什么？不过是一块牛皮，加上一个金属盖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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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门大胆的绝妙手艺，就这样将英雄主义转变成了朴实无华的自然主义；不过，即使在这种地方，史诗的后来部分也要先于阿基罗库斯。在《伊利亚特》的结尾，当阿喀琉斯回到帐篷，面对为儿子的尸体悲痛莫名的普里阿摩斯时，阿喀琉斯邀请他一起吃喝，他提到了尼奥柏（Niobe），因为尼奥柏与他一样，也曾为她的孩子们悲痛，他说，“尼奥柏在哭累时，也会想起吃东西”。[13] 说到底，我们只是人类。即使是英雄主义，也有其限度。阿喀琉斯那段话中的天然的人性的悲剧，和阿基罗库斯诗歌中的喜剧，同样都突破了严格的英雄主义的行为规范。不过，希腊的聪明才智总是专心致志于想要找到一种正当的规范——要么肯定一种违背自然的更高理想，要么就像此处一样，为维护天然的人性而背弃某种理想的过分要求。这些段落表明，骑士荣誉和阶级偏见的锁链正在放松，而且已经为雇佣兵们所动摇。不过，这离在道德标准方面，将“自然”树立为个体行为的唯一准则的哲学革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14] 不管怎样，当阿基罗库斯大胆地将自己置于贵族传统的责任感的约束之外时——通观他的诗歌，［120］这种态度显而易见且不以为耻——他已经觉得自己不仅比别人更加大胆创新，而且比传统荣誉和道德的奴隶更加自然、更加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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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乍一看来似乎是阿基罗库斯的一种纯粹的私人表达的东西，通常是关于得体和不得体的一般观点的一种变化的表达，是对部落偶像和习俗力量的一场正义斗争的表达。“变化”不仅是对传统行为规范的懒洋洋的抛弃，也是一场强加一种新的行为规范的严肃战斗。在最早的希腊社会类型中，对于人的行为，不存在比Fama（即公共意见）更强有力的判决。在公共意见的判决面前，不存在任何不服诉求。在公共判决面前俯首弯腰方面，荷马的英雄和赫西俄德的农夫与匠人没有分别。[15] 不过，当阿基罗库斯宣称他独立于城邦民众关于是非和荣辱的判断时，他是在为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说话——他说：“倘若一个人在乎人们的流言蜚语，他就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生活乐趣。”[16] 毫无疑问，人性的好逸恶劳促进了这种道德束缚的解放（正如“乐趣”一词所显示的）：一种道德上的懈怠伴随着这种自然主义的新自由。不过，对城邦公众意见的反抗并不仅仅建立在享乐主义的基础之上。阿基罗库斯对它的批评直击要害。人们被告知，一个公民如果尽心竭力为城邦服务，城邦就会让他备受尊崇且声名远扬，即使在他死后——自荷马以降，诗人们都将其作为公共服务的肯定报偿来谈论；但阿基罗库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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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在他死后备受尊崇，也没有人在他死后能在其公民中声名流传：当我们活着时，我们追求生活的乐趣，但死亡总是非常缺乏生命的乐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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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罗库斯诗歌的另一残篇更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意思。考虑到当一个人已经死亡，无需再怕时，总会有一些谣言诽谤是非蜂起，他说，“侮辱死者并非高贵之举”。[18] 一个将公众意见的心理状态看得如此透彻的人，一个已经认识到大部分人的卑鄙无耻的人，他失去了对大众声音的一切尊重。荷马说，人们的想法就像人神之父宙斯遣送来的时日那样易变。[19] 阿基罗库斯将其运用到他那个时代的生活中。[20] 他问道，可曾有什么伟大之物从这些朝生暮死的生物中产生吗？古老的贵族道德将公众意见作为一种高级的力量来崇拜，对它作出了别出心裁的解释——因为贵族们认为，［121］公众意见意味着英雄壮举的名声，意味着他的慷慨同辈们的欣然认可。不过，当这一评判标准意味着民众嫉妒的流言蜚语时，它就变得荒唐可笑了，嫉妒的庸众总是以自己的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因此，公众意见只不过是反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新自由的一种必要保护措施而已——这种新自由来自于新的城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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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罗库斯作为诗界第一个且最伟大的一个 ［指责者］，一个令人畏惧的讽刺作家（Satirist），一个“责骂者”（the Scold）的代表人物而闻名遐迩，这并非空穴来风。[21] 关于其个人品格，已经有人从他的许多抑扬格诗歌尖酸刻薄、吹毛求疵的性质中，根据下述原则得出了草率的结论——这一原则就是：在抑扬格诗歌领域，如果有人在任何希腊诗歌的天才人物中寻找单纯的心理动机，且将其每一首诗解释为其创作者令人讨厌的人格的直接反映，是有道理的。[22] 不过，诸如此类的理由忽略了在早期城市国家中，讽刺文章的兴起是普通民众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一个征兆。抑扬格互骂诗 （flyting）原先是狄奥尼索斯节日中的一个通常惯例，它保留了这个特点：它毋宁是公众意见的一种自由表达，而非私人仇恨的宣泄。这一点的证据，是抑扬格诗歌在后来一个世代的最真实的幸存，它存在于阿提卡的谐剧中，在那里，诗人作为公众批评意见的代言人说话。（这与同样确定的事实并不矛盾，如阿基罗库斯有时反对而非代表共同体的意见。反对和支持公众意见都是他的义务。）如果抑扬格诗歌只是一个自由个体的声音需要一个自己观点的听众这一点真实的话，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根源会产生西蒙尼德斯（Semonides）的哲学反思和梭伦的政治劝诫。更细致的研究表明，阿基罗库斯的抑扬格诗歌具有建议或劝告的一面，这与批评和讽刺的一面同样重要，实际上，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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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罗库斯不使用出现在史诗劝诫中的神话事例和神话典范。相反，他使用另一种类型的道德事例，这类事例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正在与之说话的听众类型。这就是寓言故事。“我给你说一个寓言……”，然后，他开始讲猴子与狐狸的故事；[23] 同样，［122］狐狸和老鹰的传说也是以“在人们中间流传着一个寓言，它就是……”来开始的。[24] 他从来不在带有传统英雄主义色彩的哀歌中使用寓言故事，而只在抑扬格诗歌中使用。在讨论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时，我们看到，寓言故事在民众说教方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因素；[25] 很显然，同样的潮流现在已经流进了阿基罗库斯的诗歌，在他的抑扬格诗中再次出现，这意味着阿基罗库斯的诗歌原本意在诉诸民众。还有另一个抑扬格诗人，他的作品与赫西俄德一样，让我们可以重构大众讽刺作品的原初形式：他就是比阿基罗库斯等而下之的同代人，阿莫戈斯的西蒙尼德斯 （Semonides of Amorgos），他曾写过一首敌视妇女的诗。[26] 因为赫西俄德也经常贬低妇女，所以通常认为他是一个天然的厌恶女性者，他肯定遭受了什么痛苦，使他憎恨性。[27] 不过，在大众讽刺作品中，对妇女尖酸刻薄的戏谑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元素。西蒙尼德斯作品对这一主题的重复，不仅仅是对赫西俄德的软弱无力的模仿：它在古老的抑扬格诗歌中是一种本质性的主题，古老的抑扬格诗歌当然不仅局限于公众对不受欢迎的个人的攻击。两种元素——对某个个人的猛烈抨击，和对整个阶层的“辱骂”，比如，对好逸恶劳和一无是处的妇女的辱骂——都出现在古老的抑扬格诗歌中。毫无疑问，妇女们反过来也会对男人们恶言相向；[28] 不过，在阿里斯托芬之前，他们的侮辱和谩骂一直没有进入诗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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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据现有的文献版本来重构大众讽刺作品（即 ［责骂］）方面，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大众讽刺作品原初就具有一种我们至今仍可追寻的社会功能。它既不表达道德非难，也不表达对某个随和无害的个体的任意厌恶：从其众所周知的特征来看，我们能说的只有这么多，因为宣传效果是其前提和正当性证明。狄奥尼索斯的狂欢节日——在那里，所有的舌头都肆无忌惮了——是 上演的时机和场合，那时，公民们知根知底、怀恨在心的真情实事，都可以站在屋顶上唾沫横飞，倾泻而出。公众意见明智地避开了自由的这种临时滥用；归根结底，纯粹个人的愤怒和怨恨，即使表达得最精致，也不可能有多少理想或艺术的价值。诚然，如果阿基罗库斯的诗歌仍然没有显示出抑扬格诗歌与公众意见的内在关联，那么，希腊人也永远不会在他死后数个世纪的音乐比赛中倾听他的话语，并将他作为自己的教育者位列荷马之后。[29] 另一个证据，［123］是他经常诉诸其公民同胞的习惯，在抑扬格诗歌中并不比在其他诗歌中少。在从现存少量的残篇重构其作品方面，我们在此必须利用卡图卢斯 （Catullus）和贺拉斯 （Horace）的抑扬格诗歌——因为他们也不遗余力地攻击他们时代的丑闻丑事，而且，当他们攻击某个个人时，仍预设了至少一个理想的公众作为其情投意合的听众。[30] 阿基罗库斯之后，早期希腊诗歌中抑扬格诗的一般发展进程使得下述事实确定无疑，即当一个抑扬格诗人批评一个人、一种意见、或者一种思想倾向时——这些都以任何可能的原因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不是在说出他自己的随意厌憎，而是作为其公民同胞的代表和教师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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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型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影响力，因为它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它是一种新要素在希腊诗歌中的首次现身，这种新要素与荷马诗歌的崇高风格、与传统叙事诗的庄严气势——这甚至出现在了阿基罗库斯的哀歌中——形成了奇妙的对比。新的起点是由城市国家的精神创造的，因为其公民的激情不可能只被赞扬（epainos）所支配——这种赞扬是古代贵族教育的一种认可和报酬。古人自己也意识到，普通人的“共同本性”是，较之赞扬，他们对责备更加敏感。[31] 当阿基罗库斯以一种成功自信的语气与公众说话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监察员，他是他们的代表。他甚至敢斥责城邦的高官——将军和蛊惑民心的政客——他总是确信，他的猛烈抨击会受到热烈欢迎。[32] 即使在他向内奥布勒（Neobule）求婚失败的故事中，在对她的父亲傲慢而激烈的辱骂中——因为她的父亲拒绝了他的求婚——他把整个共同体都想象成了他的见证人，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法官。“父亲吕坎布斯（Lycambes）”，他叫喊道，“谁颠倒你了的理智？你以前神志足够清醒，现在却成了所有公民的笑料。”[33] 即使在这里，他猛烈抨击的形式也仍然具有某种劝诫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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