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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弥涅墨斯残篇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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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亚里士多德关于快乐（ ）在人的个性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与德性（ ）之关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7和10.1—5中，可以找到决定性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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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由于一个似乎难以克服的习惯，绝大多数论述希腊哲学史的著作，对早先几个世纪的道德、政治或宗教诗歌不予关注，而只关注与自然或存在相关的诗歌，如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的诗歌。罗宾（L. Robin）的《希腊思想》（La Pensée grecque ）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另可参见冯特（Max Wundt）的《希腊伦理学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Ethik ）第一卷，他正确地把希腊诗歌当作早期道德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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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关于古代希腊宴饮的重要性，参见本书第一卷此处 ；第二卷此处 、此处 及以下；以及第三卷此处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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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关于早期希腊诗歌与宴饮会之间的联系，参见赖岑施泰因，《箴言诗和饮酒诗》（Epigramm und Skolion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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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阿尔凯奥斯与其兄弟安提门尼达斯（Antimenidas）都是米提利尼（Mytilene）贵族团体的主要成员。这个团体反对僭主密尔西洛斯（Myrsilus）和皮塔库斯（Pittacus）的统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3.14.1285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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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参见阿尔凯奥斯残篇30；阿基罗库斯残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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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伊利亚特》VIII，55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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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这种祈祷形式的运用在萨福那里的最杰出例子就是残篇1对阿芙洛狄忒的祈祷，参见梭伦残篇1对缪斯女神的祈祷，它被写成是作者关于神明与世界之关系的思考的个人表达。后来在希腊肃剧中，祈祷成为合唱队表达情感的常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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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译注：古代希腊所谓的“音乐”艺术，是集诗歌、音乐、舞蹈、表演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与“体育”艺术一起，塑造人的完美灵魂。参见柏拉图，《王制》III，412a，“天神给了人类两种艺术”：音乐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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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译注：指对萨福诗歌中的情爱作女同性恋的解释。萨福在莱斯博斯岛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教授女孩子们诗歌、音乐、仪态，甚至美容和服饰。许多贵族少女慕名而来，拜在她门下。她喜欢这些年轻美丽的女孩，以护花使者的爱恋心情培育她们，不仅教授她们诗歌与音乐，闲暇之余还教授她们恋爱艺术，同时也像母亲一样呵护她们成长。心中的诗情在朝夕相处中转化为深深的爱恋，使她与女弟子们在那片芬芳之地上绽放出艳丽的同性之爱的花朵。萨福的名字也成为现代女同性之爱的象征，英语“Lesbian（女同性恋）”一词就来源于“Lesbos（莱斯博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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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比如，参见维拉莫维茨，《萨福和西蒙尼德斯》（Sappho und Simonides ），Berlin，1913，71ff.；他追随温尔克（Welcker）的脚步，温尔克为萨福做了著名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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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译注：传说萨福是因为得不到法翁的爱而投海自杀。传说从莱卡迪亚悬崖跳海可以治愈无望的爱情，如果侥幸不死，那跳海者就摆脱了爱，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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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萨福残篇2（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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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萨福残篇27a（狄尔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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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八章 梭伦：雅典政治文化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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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约公元前600年，雅典啼声初试，我们在希腊合唱队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她发出的声音。一开始，她似乎只是在模仿和演奏别人（首先是她自己的伊奥尼亚殖民地）的旋律，不过，很快，她就将它们谱写成一曲更高贵的和声，作为自己更清晰、更有吸引力的曲调的背景音。直到一个世纪之后，雅典创造出埃斯库罗斯的肃剧，她的天才才臻于顶峰；幸运的是，我们还了解一点雅典此前的成就。除了相当数量的梭伦诗歌残篇之外，公元前六世纪没有留下别的什么东西，但梭伦的诗歌在雅典得以保存，凭的不仅仅是运气。数个世纪以来，只要存在一个有自由的精神生活的雅典，梭伦就被尊为其文化的基石。孩子们在刚上学时就用心学习梭伦的诗篇；法庭辩护人和公众集会的演说家都把梭伦诗篇作为雅典公民灵魂的经典表达来引用。[1] 梭伦诗歌影响深远，直到雅典帝国的权力和光荣日落西山。此后，在对已逝伟业的不可避免的怀乡中，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们开始收集和保存他们继承的遗产。他们甚至将梭伦诗歌无意中的情感流露推崇为历史事实的珍贵记录：甚至是现代学者，不久之前还如此看待梭伦的诗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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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如果梭伦诗歌的残篇没有幸存，我们将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那样的话，我们就几乎不可能领会伟大的阿提卡肃剧中的最高贵、最奇特的品质，事实上，我们就无法领会雅典的整个精神生活中的最高贵、最奇特的品质——城邦观念为其全部艺术和思想带来的灵感。雅典的公民是如此充分地认识到，每一个个体的理智和审美生活的起源和目的，都深深地扎根于城邦共同体之中，以至于雅典城邦支配其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程度——斯巴达除外。［137］不过，除了共同体生活的高贵品格和坚定决心之外，斯巴达没有给公民个人意志的发展留下余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巴达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怠惰和凝滞，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遗迹。[3] 另一方面，伊奥尼亚的城市国家则在其正义理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通过废除阶级特权，确立全部成员的自由，雅典为每个公民提供了自由发展其潜能的空间。[4] 但是，当城邦对普遍的人性做出这些让步时，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将涌现出来的新型个体的能量联合起来，服务于共同体并强化共同体。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能把城邦内部新的法律权威的教育力量，与伊奥尼亚的诗人们所享有的无拘无束的言论和思想自由这两个要素联合起来。雅典的文化是第一个在向外拓展的个体力量和城邦的凝聚力量之间努力取得平衡的文化。尽管在政治教育和智识教育方面，雅典从伊奥尼亚获益良多，但若要追究伊奥尼亚的自由主义和雅典的创造性天才之间的根本区别，还是比较容易的；前者是一种离心的自由主义，后者则是一种向心的自由主义。这种区别说明了为什么雅典是希腊精神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第一个伟大表达者。希腊政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从梭伦到柏拉图、修昔底德、德摩斯梯尼，无一例外是雅典公民的著作。只有在一个将一切精神活动都从属于共同体生活，但同时又使它们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有机部分的国家中，才可能达到如此成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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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是真正的阿提卡精神的第一个体现者，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创造者。因为，尽管雅典精神是由其各种精神力量的奇妙和谐早就注定了的，但一个主导这些力量的创造性人格的出现，有助于塑造雅典未来的历史。宪法史学家们凭借可见的工作来衡量一个伟人，他们主要是从梭伦的雅典宪法（即解负令）的制定上来评价梭伦。[6] 然而，在希腊文化史中，本质性的东西是，梭伦作为其国家的政治导师的工作远远超过了他的历史影响，并使他成为一个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同寻常的人物。［138］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把梭伦作为一个诗人来考虑。他的诗歌揭示了隐藏在其政治行动背后的动机，此种动机以其伟大的道德情感超拔于政党政治之上。我们已经看到，在形成一种新的公民感方面，立法是最伟大的力量之一。[7] 梭伦的诗篇是这一真理最清晰的注脚。这些诗歌对我们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们向我们表明了，在法律的非人格的抽象背后，是法律制定者的精神人格，是法律教育力量的一种具体体现，希腊人是如此生动地意识到了法律的这种教育力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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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出生时，虽然在希腊其他地方，土地贵族的统治已经被推翻或废除，但古老的雅典仍然为土地贵族所统治。通过首次编纂雅典的杀人罪惩治法——德拉古（Draconian）法典，[9] 其因严苛而广为人知——贵族的力量不是得到了削弱，而是得到了加强；梭伦自己的法令甚至也没有想要废除贵族统治。直到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废除了庇西特拉图 （Pisistratid）的僭政，这才废除了土地贵族的统治。当想到后来那些永无休止地寻找新鲜事物的雅典人时，我们禁不住会惊异：为什么淹没爱琴海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的浪潮，会无助地破碎在阿提卡敞开的海滩上？不过，在当时，雅典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城邦，而它的居民也不是柏拉图在公元前四世纪描绘的那种远道而来的、易于管治的水手家属。[10] 他们仍然都是保守的农民，安土重迁，植根于古老的宗教和伦理道德。尽管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雅典底层阶级对新的社会思潮无动于衷：看一下波奥提亚 ，在那里，尽管赫西俄德已经道出了梭伦之前一个世纪的人们的抱怨，但封建体制仍然存活到希腊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11]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抱怨也很少被转化成蓄意的政治行动，除非他们的头脑为上层阶级的那种优秀才智所占领，除非有开明睿智或者雄心勃勃的贵族起来领导群众。耕作土地的农奴被傲慢自大、爱马如命的地主乡绅的力量牢牢控制——一个古色古香的花瓶描绘了许多这样的地主乡绅，他们驾驶着轻快的马车，去参加节日庆宴或者一个同伴的葬礼。基于他们自私自利的等级骄傲和对无地平民的傲慢冷漠，他们牢牢控制着被践踏的民众，对其苦难充耳不闻；被践踏民众深深的绝望之情［139］在梭伦伟大的抑扬格诗歌中得到了生动的描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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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贵族的文化是彻头彻尾地伊奥尼亚的，其艺术和诗歌都是由同宗同源的种族的趣味和习惯塑造的。伊奥尼亚也会影响到其生活方式及其理想，这是自然而然的：当梭伦立法禁止亚洲的那种隆重排场和妇女的哀哀悲悼时——直到那时，这些还是每个贵族葬礼的组成部分——梭伦是对普通民众的感情做出让步的。[13]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在面临波斯入侵的可怕危机时，雅典人才在衣着、发型和社会习俗方面抛弃了伊奥尼亚传统的奢靡风气，即 ［古老的奢侈］。[14] （最近在被波斯人摧毁的雅典卫城的废墟中找到的古代塑像，为我们提供了那种样式尽显亚洲华丽高雅风格的生动印象；而柏林博物馆中站立的女神则是梭伦时代高傲的阿提卡贵妇的代表。）毫无疑问，伊奥尼亚风气的入侵给雅典带来很多似乎有害的东西；但是，仍然是伊奥尼亚的启发首先促使雅典达到了其自身的精神成就。首先，如果没有伊奥尼亚的启发，从穷人那里汲取力量的政治运动就不可能发生，而运动的伟大领导者梭伦也不会诞生——阿提卡和伊奥尼亚的精神在梭伦身上相遇并融为一体。梭伦的诗歌，为希腊文化史上的这一重要阶段提供了真正的经典证据，其地位远高于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保存的少量证据以及当代雅典艺术的遗迹。梭伦诗歌的形式——哀歌和抑扬格诗——有其伊奥尼亚起源。他寄给科罗丰的弥涅墨斯的诗篇表明了他与当时的伊奥尼亚诗人之间的密切关系。[15] 他的诗歌语言是伊奥尼亚和阿提卡形式的混合，因为在那个时代，阿提卡方言还不能用来创作高雅的诗歌。他的诗歌所表达的内容部分地也是伊奥尼亚的。不过，梭伦将自己的很多东西融进了借来的事物之中，并且提出了许多新观念——通过借助于伊奥尼亚风格，他能够自由地设想且相对轻松地表达出这些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