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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每个个体在其城邦共同体生活中的必然含义的描绘，没有比梭伦的这个伟大警告更生动更有说服力了，这个警告显然是在梭伦被召为雅典“调解人”之前写下的。[24] 社会的罪恶如一种流行病，它击中在劫难逃的城邦中的每一个人；梭伦说，它不可避免地要降临到每一个挑起内战和阶级纷争的城市。[25] 这不是一个先知的展望，而是一个政治家对现实的诊断。违反正义即意味着共同体生活的分崩离析，这是对这一普遍真理的第一个客观表述；[26] 梭伦急切地想把这一发现对同胞们讲清楚。“我的心命令我将此告诉雅典人”——这就是梭伦对不义及其社会后果的描述的结束语；[27] 然后，在对赫西俄德关于正义城市和不义城市的对比描绘的回忆中，梭伦以一种对欧诺弥亚的激动人心的描绘结尾。[28] 在梭伦眼中，欧诺弥亚是一个与狄刻一样的女神——赫西俄德的《神谱》将她们称作姐妹[29] ——她的力量也是天生的。她不像在赫西俄德那里一样，在外在的赐福、丰产以及物质的富裕中显示自己的力量，而是在整个社会秩序的和平与和谐中显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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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梭伦都清楚地把握住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在统治的观念。[30] 我们应该记住，与此同时，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正大胆地朝着一个永恒法则的观念前进，这一永恒法则内在于自然永恒的生成和消逝之中。[31] 梭伦必须与他们一样，证明在自然和人类生活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秩序，[32] 与此内在秩序一起的，还有现实中的一种内在意义和本质规范。当梭伦在另一处说“大雪和冰雹的威力来自阴云，雷鸣产生于耀眼的闪电，城邦毁于豪强，而人民则因愚昧而受专制奴役”[33] 时，他清楚地设定了自然中因果联系的一种法则，并且明确地将社会秩序中的法则作为自然秩序法则的对应物提出来。对阿提卡世袭贵族而言，僭主政治——一个贵族家庭及其首领在普通民众的支持下，对其他所有贵族阶层的统治——是梭伦可以为之预言的最恐怖的危险，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统治的直接终结。[34] 意味深长的是，梭伦并没有以民主制度的迫在眉睫来威胁他们。群众仍然缺乏政治经验，因而民主政治仍远在天边：直到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将贵族阶层夷为平地之前，民主政治不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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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伊奥尼亚的科学观念为范型，梭伦比之前的任何人都更易确定共同体政治生活受特定法则所支配的这一事实。梭伦以爱琴海两岸无数希腊城市的历史为材料，归纳出了这一结论——这些城市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其前进的进程中，以异乎寻常的一致性走完了相同的历程。由于雅典的政治发展起步较晚，梭伦得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预断自己的城邦，并且凭着这一教育行为，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不过，尽管梭伦早早有言在先，但雅典仍然不得不走过一个僭主政治的阶段，这正是人性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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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梭伦的传世诗歌中，我们仍然可以追溯其信念的成长历程：从他的第一句忠告直到其洞见被证实的历史时刻，而一个叫庇西特拉图的人，为他自己及其家庭，牢牢把持着绝对的权力。“倘若你们因自身的弱点而受苦，不要怪罪神灵！［143］是你们自己给这些人权力，让他们做强做大，你们因此才陷入奴隶境地。”[35] 这些话显然使人联想到前引梭伦忠告的开头。[36] 在那里，梭伦说：“我们的城邦，不会为宙斯的命令以及不死诸神的建议所毁灭，因为智慧女神雅典娜，城邦高傲的保护者，已经在它之上张开臂膀；相反，毁灭这座伟大城邦的只会是雅典人自己的狂妄和野心。”[37] 在后来的一首诗中，这一预言不幸成真。由于对迫在眉睫的灾难早早提出忠告，梭伦证明了自身的无辜，并提出了真正的责任问题。既然梭伦在两段文字中特别说了相同的话，那他显然是在讨论其政治信条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责任问题；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就是人对其自身命运的分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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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首先是在《奥德赛》的开头由荷马提出的。诸神和人类之父宙斯对在天庭聚会的诸神谈到人类不公正的抱怨——人类因为生活中的每一不幸而抱怨上天。宙斯几乎以与梭伦相同的话语断言，是人类自己，而非诸神，由于他们自己的愚蠢而增添了灾祸。[38] 梭伦的诗歌是对荷马的神义论的自觉回忆。[39] 最早的希腊宗教教导说，人类所有的苦难，不论是来自外在的原因，还是来自受苦者自身的意志和冲动，都是由一个无可逃避的犯罪女神阿忒造成的，阿忒是一个具有更高力量的行为主体。《奥德赛》的作者借天上地下的掌管者宙斯之口道出的哲学观念代表了史诗较后阶段的道德思想；因为它将由上天所注定的、无可预见和无可逃避的神圣力量阿忒与人自身的责任区分了开来；与上天分配给人的苦难份额相比，人类自身的责任给人带来了更大的苦难。后者的本质特征，是已有先见之明情况下的有意犯罪行为。[40] 梭伦深信，正义对健康的社会生活极其重要，正是这一点与荷马的神义论相连接，并赋予它一种新的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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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城邦共同体都受其固有法则的约束，对这一普遍真理的认识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道德主体。因此，与《伊利亚特》相比，在梭伦的世界中，为诸神的任意干预所留的余地要小得多；因为它受法律的支配，并且将许多事情归因于人的意志——这些事情在荷马的世界中，［144］或者是上天的礼物，或者是上天施加的苦难。相应地，在梭伦的世界中，诸神不过是将道德秩序之结果付诸实施而已——道德秩序之结果就是诸神的意志。梭伦时代的伊奥尼亚诗人，他们同样深刻地自觉到了人的苦难问题，但除了灰身灭智、听天由命的忧郁，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徒然悲叹人的命运及其无可奈何。但是，梭伦呼吁他的同胞要充分自觉到他们自己的责任，他本人以其政治和道德勇气为大家树立了榜样；这一榜样，作为雅典文化品格的无尽源泉和道德真诚的一个清晰明证而壁立千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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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一个忙碌的政治家，但梭伦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他的伟大的哀歌体祷词，向缪斯女神所作的祷词——它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再次提到了责任问题，并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41] 它出现在梭伦关于人的努力及其命运的全面反思的核心位置，甚至比梭伦的政治诗更清晰地证明了他的态度是何等地虔诚。梭伦的祈祷哀歌受旧贵族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连同其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的传统强调的启发——我们主要从泰奥格尼斯和品达的诗歌、当然也从《奥德赛》中得知这些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但是，梭伦的哀歌修正了这些规范和准则，使之与他对法律和神圣正义的深刻信念相一致。[42] 在诗歌的第一部分，梭伦通过教导财富必须取之有道，从而限制了人占有财富的自然冲动。他说，只有神灵赐予的财富才能持久，不义之财与暴力抢劫得来的横财适足以招致阿忒女神的报复，而这种报复来得迅捷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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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与所有梭伦的其他诗歌一样，哀歌重申了不义只能维持一时，而正义女神迟早来到的思想；不过，在这里，梭伦政治诗提出的“神圣惩罚”内在于社会秩序的观念，为“宙斯的报应”这种宗教象征所代替，它来得像春天的暴风雨一样迅捷，顷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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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狂风驱散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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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海深处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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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滔天的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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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地冲向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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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人类辛勤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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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它又升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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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收雾霁，晴空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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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光芒照耀肥沃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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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来自宙斯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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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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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今日还，有人明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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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罪人逃过注定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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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的祸根将由无辜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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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后世的子孙来做出补偿。[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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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世纪之后，［145］创造出阿提卡肃剧的宗教信仰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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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诗人转向阿忒女神：任何人的思想和努力都无可逃避的定数。显然，尽管梭伦的同时代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关于人类的行为和命运的观念理性化和道德化了，但仍有人不信上天的普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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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世间之人，无论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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