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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17 梭伦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态度，与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一样，是由此种相同的新感觉所决定的，即一切事物都服从于其固有的内在法则。梭伦用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希腊谚语来表达自己。自然事物，当人们认识了它们之后，常常是简单的；“世上最难的是看清什么是认识事物的隐秘尺度，只有它掌握着一切事物的界限。”梭伦的这些话[68] 似乎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借此可以衡量其伟大的正确标准。尺度和界限的观念——一个在希腊的道德哲学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观念——提示了一个梭伦及其同时代人具有核心兴趣的问题：即如何凭借我们内在的理解能力获得一种新的生活规则。此种新规则的本质不可能得到逻辑的定义：它只能经由我们对梭伦的话语、品格和生平的同情研究，而获得一种领会。［149］对大多数人来说，遵从这种为他们制定的法则就足够了。不过，对制定这些法则的人而言，却需要一种更高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未经写出的。梭伦把借此他可以找到这种更高标准的稀有品质，叫作gnomosyné，即“决断”，因为它总是启发gnomé（见识）——它既是真正的洞见，又是将其付诸实施的意志。[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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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19 这是理解梭伦精神世界之统一性的线索。世界并没有为他提供这种现成的统一性：他只能创造它。我们发现，正义和法律统治的观念——这是梭伦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的核心要点——早已盛行于伊奥尼亚：不过，在那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似乎没有在诗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伊奥尼亚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伊奥尼亚诗人以格外的热情表达了这个方面——是一种精明的实践智慧和一种及时行乐的个人主义。梭伦对这一方面也抱有深刻的同情。梭伦思想中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将伊奥尼亚哲学的两个极端带入到一种统一之中，这种统一在梭伦的诗歌中得到了清晰而完美的体现。他的诗歌反映出其人生和品格的罕见的彻底与和谐。他将个人主义弃置一旁，但又认可个体人格的权利主张：更有甚者，他是第一个赋予这种主张以一种道德基础的人。因为他使城邦和精神、共同体和个人融为一体，所以他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雅典人。由于他创造了这种统一，所以成功地创制出了一种原型，一种他的所有同胞都应遵照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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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21 [1] 参见拙文《梭伦的〈欧诺弥亚〉》，载《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926，第69—71页；该文为本章提出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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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25 [2] 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U. v.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亚里士多德和雅典》（Aristotles und Athen ，Berlin，1893，II，304）曾经根据这种精神来阐释梭伦的诗歌；亚里士多德本人在《雅典政制》（）中，将梭伦的诗歌作为雅典政制之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原始文献，作为那个时代的领导人物的个人表达来探讨。另可参见林福斯（I. Linforth），《雅典人梭伦》（Solon the Athenian ），Berkeley，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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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27 [3] 参见本卷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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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29 [4] 参见本卷此处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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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32 [5] 追溯希腊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导致这种综合的阿提卡精神的历史发展，是本著的首要关切之一。就对政治生活现实的关切而言，这种发展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伯利克里“国葬演说”达到顶峰。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柏拉图“在理论中（，in theory）”建立一个理想城邦的哲学尝试，追溯这种历史发展——这种尝试将一种理想的秩序，与个体的高水平的精神自由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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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34 [6] 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th. Const. )c. VI，XIII；普鲁塔克，《梭伦传》（Solon ）c.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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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36 [7] 参见本卷此处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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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38 [8] 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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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40 [9] 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c. IV；普鲁塔克，《梭伦传》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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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42 [10] 柏拉图，《法义》706b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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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3944 [11] 参见本卷此处及以下；第三卷，此处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