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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193 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尽管他在南意大利工作生活，但仍然也是一位伊奥尼亚哲学家。他的智识性质与其实际人格一样难以评估。关于他的生平和才智的传统记述，随着希腊文明的发展而变化，因而他被说成是一个发明家，一个政治家，一个教师，一个僧团首领，一个宗教创建者，或者一个奇迹施行者。[61] 赫拉克利特鄙视他，认为他是一个与赫西俄德、塞诺芬尼、赫卡泰乌斯一样的博学万花筒而已；不过，他仍然将毕达哥拉斯视作精通某一领域的专家，如上述提到的其他几位那样。[62] 与阿那克西曼德一贯而彻底的高贵智力相比，毕达哥拉斯的心智——［162］因为它是许多不同品质的混合（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想象这种混合）——多少有点显得朝三暮四和偶然随意。不过，现代将其看作江湖术士一流人物的这一大众观点，并无严肃认真的根据。从“博识”这一指责，我们可以推论，后来“所谓的毕达哥拉斯派”（如亚里士多德描述他们的那样[63] ），将毕达哥拉斯命名为其独特科学的创建者是正确的——他们用“mathemata（即‘研究’）”这个一般名称将他们的独特科学与伊奥尼亚的“气象学”相区分。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称，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分支：数论，声学和音乐理论的基础，以星辰运动之轨迹为人所知的几何学要素，最后，至少对毕达哥拉斯本人来说，它还是一种米利都自然哲学的知识。[64] 但所有这一切与毕达哥拉斯的轮回转世理论（与俄耳甫斯教的信仰相联系）之间的联系又在哪里呢？灵魂转世论被毫无争议地归诸毕达哥拉斯，而且希罗多德将其描述为早期毕达哥拉斯派的典型特征。[65] 与此类似的还有那些被归诸他本人的道德格言。最后，希罗多德坚定地认为，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所创建的团体类似于一种宗教组织：它在南意大利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其政敌将其摧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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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195 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万物本原的学说，类似于阿那克西曼德的有序整体 中的严格几何学对称，或者说，阿那克西曼德的有序整体 的几何学对称，是毕达哥拉斯数本原说的先兆。[67] 我们把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理解为简单的算术理论的一种精心设计。根据传统的记述，它来源于对一种新的自然法则的发现，这种法则支配着琴弦的长度和与之产生的音高之间的关系。[68] 毫无疑问，在米利都自然哲学数学符号使用的影响下，毕达哥拉斯非常大胆地将其新发现的法则普遍化了，他宣称整个宇宙秩序和人类生活本身都受数的支配。他的学说与现代意义上的数学科学并无相似之处。对毕达哥拉斯来说，数的涵义要比我们丰富得多。因为他并没有用它将一切自然现象约简为可以计量的量的 关系，而是将数作为极其不同的事物——比如天空，正义，时机，如此等等——的质的 本质来认识。[69] 与之相反，当亚里士多德说，根据毕达哥拉斯派的说法，数是事物所由以构成的质料 时，［163］他无疑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毕达哥拉斯派对数理 （numberness）和实存 （existence）的理论等同，理解为数是某种质料术语了。[70] 当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毕达哥拉斯派认为，事物在很多方面与数相似，与此前的哲学家们认定为万物本原的火、水、土等相比，事物更接近于数时，他肯定更接近数的真实含义。[71] 毕达哥拉斯学说最至关重要的阐释见于哲学发展的一个随后阶段——在柏拉图的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他出人意料地试图将诸型相归结为数。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相信可以用量的差别来表示质的不同的观点。这个批评对我们而言也许无足轻重，但这是一个客观的说明，即希腊人关于数的原初观念包含着质的要素，而数被简化为纯粹的量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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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197 也许，对不同的数的希腊语起源的研究，或者说，对它们差异显著的语源学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说明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揭示自然而然地包含在每一个数之中的视觉要素的话。至少，当我们将毕达哥拉斯派与其同时代人关于相同主题的高贵表达相比较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推崇数的力量了。在埃斯库罗斯那里，普罗米修斯声称，数的发现是他使人类开化的智慧杰作。[73] 实际上，发现数是实存的很多重要领域的统治原则的那个时代，在其对宇宙的意义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它与揭示自然万物均受一个内在法则（这是我们必须研究和理解的）支配的时代显然更加接近了。与知识体系中的其他任何重要进步一样，这一发现在当时被赋予了夸大其词的重要性，也与许多令人兴奋而具有永久价值的发现一样，这一发现在实践上被误用了。在思维中，毕达哥拉斯派力图将宇宙万物都归结为一种算术原则的呈现——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很无聊的。任何事物，如果它不能被以某种方式解释为一个数，他们就不相信它能够存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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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199 数学科学是希腊文化中的一个本质性新要素。起初，它的不同分支各自独立发展。［164］人们很快认识到数学科学的每一个不同分支都是一门有价值的教育课程，但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是作为整体而存在，却是相对较晚的事情。后来关于毕达哥拉斯的半神话传统将其作为一个教师的影响力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柏拉图自然是此类观念的典范；新毕达哥拉斯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又推波助澜；而关于毕达哥拉斯的“教育智慧”的现代记述，则几乎全盘建立在对写于古代晚期有教化目的的人物传记的无条件接受之上。[75] 即便如此，在关于毕达哥拉斯的教师角色的观念中，仍然有历史真相的残留。柏拉图在谈到荷马以及将荷马称作希腊人的教育者（这是柏拉图的同时代人都准备授予荷马的称号）的要求时，他问道：荷马是否真的可以在毕达哥拉斯所是的那种意义上，被称为一个“教化的领导者”呢？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似乎首先是将毕达哥拉斯作为“毕达哥拉斯派的生活方式”的创建者来看待的。不过，问题不仅仅在于毕达哥拉斯本人是否是一名教师：在那个时代，真正伟大的教师是新的科学精神，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拥有的传统中，由毕达哥拉斯所代表的科学精神。数学科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首先归于其规范层面。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音乐在早期希腊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音乐与毕达哥拉斯派之数学的密切联系，我们就会承认，一旦他们发现了支配音乐声调的数字法则，他们必然会创造出一种关于音乐的教育影响力的哲学理论。毕达哥拉斯所建立的音乐和数学的关联，自此以后，就成了希腊精神的永久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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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01 这一关联肇始了诸多概念，这些概念都对希腊人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影响下，支配实存的一切领域的新法则，都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和确认。希腊思想的所有伟大原则——这些原则象征着希腊思想最本质的、不可或缺的品质——都在公元前六世纪时被创造了出来。它们并不总是现实地存在的，而是由一个有规则的历史进程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最具决定意义的进步之一，就是对音乐结构的新研究。单凭由此研究所获得的关于和谐与节奏的真正本质的知识，［165］就足以奠定希腊在文明史上的永久地位；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毕达哥拉斯派的工作创造了一个由不变的法则所支配的新世界，它与梭伦的社会正义学说的严格因果联系形成对比。当阿那克西曼德相信宇宙是一个由正义的绝对力量所支配的有序整体 时，毕达哥拉斯则设想这个有序整体 的原则是和谐。[76] 阿那克西曼德建立了一种贯穿于世间万物的因果必然性， 并称之为实存的“正义”；而毕达哥拉斯派则强调和谐 ，强调有序整体 在和谐法则支配下的结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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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04 这种和谐是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中得到表达的。但是，在这和谐背后隐藏着数学的比例观念，希腊人确信，这种比例是可以用可见的几何图形呈现出来的。世界的和谐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它既意指音乐意义上的那种八音协奏终和且平，又意味着建立在严格的几何学规则之上的和谐数学结构。和谐观念对希腊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后续影响大到无法估量。它不仅影响到雕刻和建筑，还影响到诗歌、修辞、宗教和道德；所有的希腊人都将认识到，一个人制造的任何产品，或者他做出的任何行为，都受一种严格的规则的支配，这种规则就像正义的法则一样，如若违反，便必受惩罚——这就是适宜或得体的法则（ ）。除非在古典时代和后古典时代的希腊思想的所有领域追溯这一法则的无穷无尽的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充分认识“和谐”之发现对教育的强大影响力。节奏的观念、关系的观念、中道的观念都与和谐观念密切相关，或者从和谐观念中得到了一种更为确定的内容。它不仅仅对有序整体 的观念而言是真实的，而且对和声和节奏的观念而言也是真实的，从而，希腊有必要在其可以在精神的世界中使用它们之前，在“存在物（being）的本性”中发现它们的存在（existence），在人类生活中发现秩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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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06 我们不知道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音乐理论与其轮回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何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沉思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而灵魂转世的神话（它不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必定是来自哲学领域之外的一个输入品。［166］我们会将它与俄耳甫斯教的信仰一起讨论，俄耳甫斯教极有可能一直是灵魂转世学说的源泉。后来的哲学家们差不多也都受到这一学说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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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08 在公元前七世纪的自然主义运动获得释放之后，前六世纪的希腊人着手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创造一种新的精神范式；这一企图不仅需要一种严肃的哲学努力，而且还涉及到一种强有力的宗教苏醒。俄耳甫斯运动（THE ORPHIC MOVEMENT）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之一，一股新的精神力量如暗流涌动，从人们意识的幽暗深处喷薄而出。在上下求索生命的更高意义时，它类似于为道德法则在有序整体 中的统治建立一种哲学根基的逻辑思维努力。它的实际教导并非那么举足轻重。现代的作者们对它的价值夸大其词，将许多后来的希腊人的信念都归之于它，为的是能够使它适合他们自己的先验假设：即它是一种救赎主义者的宗教。[77] 尽管如此，俄耳甫斯的灵魂学说是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一种新的人生情感的开端。与荷马的灵魂观念不同，它具有一种真诚的道德意义。任何一种“灵魂来自神（God）且永不消灭”的教义，都自然而然地教导人们，在尘世生活期间，必须保持灵魂的纯洁；而此类教义的一个信仰者，就会觉得自己要对有生之年的一切行为负责到底。[78] 我们之前已经在梭伦那里遇到过责任的观念。在那里，责任意味着个体对城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在这里，责任指的是道德责任，或纯洁生活的宗教理想。净化，本来只是一个宗教祭仪的概念，现在逐步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当然，我们千万不要把俄耳甫斯信仰的净化，与后来的唯心灵论者运动的禁欲主义相混淆，唯心灵论者认为“物质”本身是邪恶的；不过，俄耳甫斯教也教导某种自我克制的苦行，尤其戒绝一切来自动物的食品。[79] 俄耳甫斯的神秘信仰（即灵魂是来自天国的过客，暂时寄居于尘世的有限生命之中）直接导致了灵魂和肉体的突然分裂，从而也导致了肉身本质上是坏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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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10 俄耳甫斯信仰在希腊和希腊殖民地的迅速传播，只能说明其教义满足了一种官方宗教无法满足的深刻精神需求。［167］公元前六世纪时还有其他一些宗教运动，著名的有日益增长的狄俄尼索斯崇拜和德尔菲的阿波罗崇拜：这二者也是对一种更加私人化的宗教的渴望的回应。为什么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神祇在德尔菲地区的宗教仪式中同时受到崇拜？宗教史家们发现要想解释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希腊人显然感觉到这些神祇有某种共同之处——这就是，在我们发现它们被共同崇敬的时代，它们都具有影响崇拜者的灵魂的强大能力。[80] 它们是所有神祇中最个性化的神祇。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如果狄奥尼索斯的狂野和亢奋没有先把城邦公民原来的那种良好秩序 （eukosmia）和端正行为扫荡一空，未曾打破城邦原有基础的话，那么阿波罗的秩序、明晰和节制精神就不会如此深入地沉浸到人们心中。这场革命和重置给了德尔菲的宗教以极大权威，使它能够指挥希腊的所有建设性能量。希腊“七贤”、最伟大的国王们以及公元前六世纪最有权势的僭主们，无不将德尔菲阿波罗的神谕吹捧为最高级的明智建议。公元前五世纪，品达和希罗多德都深受德尔菲精神的影响，并见证了德尔菲神谕的鼓舞和激励力量。德尔菲的影响力即使在前六世纪如日中天之时，也没有创造任何永恒的记录：不存在什么德尔菲圣经之类的东西。不过，在德尔菲，希腊宗教的教育力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从那里扩散开去，远远超出了希腊世界的边界。[81] 圣人的明哲之言都奉献给了阿波罗，并镌刻在其神庙中，因为他们的世俗智慧都不过是阿波罗神圣智慧的反映而已；而阿波罗崇拜者们则在其大门上看到了认识你自己 的诫命——适度和节制的教义，人们借此可以学会记得人类能力和雄心的限度，这一教义是以立法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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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12 相信希腊人的节制产生于希腊人天生的和谐性格，这是一种误解。倘若事情确实如此，那为何在他们突然认识到黑暗的深渊之时——我们的生活和人的灵魂都在这黑暗的深渊之上缓慢移动——他们被如此诚挚地嘱咐要追求节制？阿波罗教导的适度和中庸并非平静与满足的陈词滥调，它是对放任无忌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冲动的强烈压制，因为在阿波罗的准则中，违背上天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情［168］莫过于“不思人之所当思”[82] ——企望过高，远超为人所定之命限。狂妄，作为正义的对立面，[83] 原来它只是一个具体的法律概念，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宗教概念：它现在的意思是贪欲 （pleonexia）或者人在神面前的膨胀。这一新的含义，成为僭主时代的宗教情感的经典表达，也是流传给我们的遗产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连同“诸神的嫉妒”的观念一起，鲜明地规定了大多数希腊宗教的基本教义。有死凡人的命运如时日般易变：因而人决不能企望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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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14 但希腊人为人对幸福的需求所驱使，从此种悲剧意识中逃离，进入到自己灵魂的内在世界之中：或沉浸于酒神节沉醉的自我忘却之中（因而这种沉醉是阿波罗教义的严格克制的一种补充），或沉浸于俄耳甫斯的教导之中——俄耳甫斯神秘信仰教导说，“灵魂”是人的最好部分，灵魂比身体拥有一种更高级更纯洁的命运。对真理的超然探究现在向人揭示了生与死的无休止进程——此进程即自然 （Nature），而且向人表明，一种强大的普遍法则统治着这一进程，这种普遍法则对人类的卑微生活毫不在意，而是以其铁的“正义”超脱于他们的短暂幸福之上。因此，为了强化反抗这一可怕真理的力量，人们转而信仰自己的神圣命运。灵魂——它在我们之中的生存无法为任何科学展示所证明，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寄居于无情世界中的异乡客，渴望返回他自己的永恒家园。普通人将死后的生活想象为一个永享感官欢愉的极乐世界；而少数高贵的心灵努力在喧嚣的混乱中保持平衡，当人世之旅结束时，希望他们的灵魂能从肉体的拘束中得到释放。不过，两个阶层的人都被他们对自身的更高命运的信念联合在了一起。他们信心满满：当纯洁的灵魂最终抵达另一个世界时，它会在天国的门口说出作为其通行证的真相（它曾在这个地球上借此为生）：“我也是神的后裔。”这就是镌刻在俄耳甫斯的金盘上的话，[84] 它被放置在南意大利的坟墓中，作为死后生活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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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16 在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史上，俄耳甫斯的灵魂观念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步。没有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绝不可能发展出精神神圣的理论，[85] ［169］以及人的肉身属性可以从他的真实自我——其真正作用是使其自身臻于完美——剥离的理论。恩培多克勒的学说受俄耳甫斯信仰关于人的神圣本性观念的启发，这足以表明新宗教与哲学问题的联系是何等紧密。二者的联系首先出现在毕达哥拉斯的教导中；而恩培多克勒则在其俄耳甫斯诗歌《净化》（The Purifications）中赞美毕达哥拉斯。[86] 实际上，恩培多克勒的哲学混合了俄耳甫斯的灵魂学说和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这种综合富有启发地显示了这两种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是如何相互补充和完善的。俄耳甫斯的灵魂学说和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二者的联合，在恩培多克勒关于灵魂的想象中得到了象征性呈现，灵魂在元素的漩涡中被上下抛掷：气、水、土、火轮流将灵魂抛掷，将它从一个抛到另一个之中，“我就是这样一个可怜虫”，他说，“一个被神放逐的流浪者”。[87] 在自然哲学家们所揭示的有序整体 中，灵魂无家可归；但它通过其宗教的自我意识拯救它自己。只有当灵魂在自然哲学家们的有序整体 中为自身寻得一席之地时（如在赫拉克利特那里[88] ），人才能在其寻求宗教满足的过程中，对形而上学的理论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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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18 科罗丰的塞诺芬尼是伊奥尼亚的第二个伟大思想家，他在南意大利教学和工作，他不像他的前辈那样是一个系统性的哲学家。米利都的自然哲学是纯粹的科学研究的产物。不过，阿那克西曼德的学说以易于接受的书面形式，明确地对公众说话；而毕达哥拉斯则是一个社团的创建者，致力于将其学说付诸实践。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两个都从事于教学——与哲学研究相比，教学是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尽管如此，哲学由于其批评对流行信仰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想让它完全独立于其他智识活动是不可能的。自然哲学受到当时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刺激；反过来，它对城邦和社会也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塞诺芬尼是一名诗人，他的作品是哲学精神对诗歌的一种入侵。这是哲学正在成为一种文化力量的积极信号，因为诗歌在那时是——而且一直是——民族文化的真正表达。［170］在促使哲学穿上诗歌形式的外衣的动力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对人的全部力量——它要求对人的整个灵魂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连同它对人的理性和情感的控制。伊奥尼亚的新传播媒介散文正非常缓慢地逐渐为人们所喜爱，它的影响力还远逊于诗歌；因为那时的散文是以某个地方的方言写就的，只能赢得少量读者，而诗歌使用的则是荷马的语言，是一种真正的泛希腊世界使用的语言。塞诺芬尼的诗歌也旨在影响整个希腊世界。即使是恩培多克勒（他是一个自然哲学家）和巴门尼德（他是一个抽象的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也使用赫西俄德类型的教谕诗作为他们的传播媒介，他们可能是受塞诺芬尼这个榜样的鼓舞；因为尽管塞诺芬尼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也不是关于自然的教谕诗的作者（尽管经常有人把他归于这一类），[89] 他是一个以诗歌呈现哲学思辨的先驱者。在塞诺芬尼的哀歌和讽刺诗（silloi，一种新的讽刺文学）中，他抨击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启蒙学说，[90] 从而也使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通俗化了，他拿起棍棒反抗流行的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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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20 这些文化理想，首当其冲的，是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塞诺芬尼自己这样说：“自古以来，人人都以荷马为榜样。”[91] 因此，在努力创造一种新文化的过程中，荷马是塞诺芬尼攻击的焦点。[92] 哲学以一种对事情的哲学和逻辑的解释取代了荷马的宇宙观念；正是这种对宇宙的新解释使塞诺芬尼的诗歌想象充满激情。[93] 因为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对传统的、多神论的、拟人化的神灵世界的抛弃，这个世界（用希罗多德的名言来说）是荷马和赫西俄德为希腊人创造的。[94] 他喊道：“荷马和赫西俄德将人间的无耻丑行都加在诸神身上；偷盗、奸淫、尔虞我诈。”[95] 塞诺芬尼自己的神（God）观念是：神与整个宇宙是一样的；他以对自己的新学说的正确性的热烈信任提出了这一点。在此意义上，神只有一个。[96] 神在形体和思想上与人全无相同之处。神全视、全知、全听。[97] “神不费吹灰之力，纯粹以他的思想支配宇宙。”[98] 神永远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不像史诗中的诸神那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又在那里，来回奔忙。[99] 凡人们以为诸神是诞生出来的，穿着衣服，并且有同自己一样的容貌和声音：[100] 假如公牛、马和狮子都有手，而且像人一样都能用手画画，它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描摹诸神；［171］公牛会把诸神画成公牛，而马会把诸神画成马。[101]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的皮肤是黑色的，鼻子是扁平的；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102] 外在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凡人们认为这些事情都是诸神的工作，都使他们感到害怕——都是由于自然原因而发生的。彩虹就只是一团彩色的云；[103] 海洋是水、风和云这一切的源泉。[104] “我们都是从土和水中生长出来的。”[105] “一切生成和生长的东西都是土和水。”[106] “一切从土中生，一切最后又都归于土。”[107] 文明并非如神话传统所言，是诸神送给凡人的礼物，而是人们自己在时间中发现了这一切，并逐步加以改善所致。[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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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22 这些思想没有一个是新的。它们说到底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的学说，是他们创造了这种对宇宙的自然主义解释，而塞诺芬尼的工作就是以热情洋溢的信念宣扬它们，他不仅受到他们摧毁陈旧信仰的惊人力量的启发，而且还受到他们创造性的宗教和道德力量的启发。因此，对荷马的神灵和宇宙观念的缺陷进行辛辣的嘲讽，就成了他说清楚更有价值的新信仰的努力的一部分，他是这种新信仰的传道者。使人类的生活和信仰革命化的正是这种新真理的力量。因此，自然哲学家们的有序整体 ，由于思想上的一种奇怪的退却，成了人类社会的良好秩序的范型，[109] 成了城市国家道德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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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24 除了哲学的讽刺诗之外，塞诺芬尼还写了其他一些诗歌。在六十七年的漂泊之后——这种漂泊很可能是他从科罗丰移居南意大利开始的——他在一首诗中[110] （创作于九十二岁高龄之际）回顾了自己躁动不安的精神；不过，在他的叙事诗《科罗丰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Colophon ）中，他对自己老家的不吝赞誉。[111] 他还写了一首关于爱利亚（Elea）殖民地的诗，他本人很可能就参与了爱利亚的创建。[112] 这些诗歌在任何时候都比平时处理客观主题的诗歌充满个人感情。他的哲学诗完全受到他对激动人心的新学说的个人信仰的启发，他把这种新学说从亚洲带到了大希腊（Magna Graecia）和西西里的新家。一些现代学者将他描绘成吟唱诗人，在公众场合吟诵荷马史诗，［172］在私下里又为朋友们诵读自己反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讽刺诗。[113] 不过，这种描述是对事实的误解：因为它与塞诺芬尼的独特性格不符，他的这种独特性格在他的每一行现存诗句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写诗，是为了给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阅读，正如他的伟大诗篇《宴会》（Banquet）[114] 所表明的那样。这首诗令人印象深刻地描绘了传统的贵族宴会，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情感。在塞诺芬尼的叙述中，仪式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意义。对他来说，宴会，仍然是诸神伟大事迹的崇高传统和祖先男子气概的德性典范的圣地。他告诉其他客人，不要谈论任何有关神灵的可耻争吵，不要说任何有关泰坦巨人、百手巨人和半人马的战争——这些都是早年的虚构和捏造，其他诗人喜欢在宴会上吟唱——而是“要敬畏神明，保持对真正德性的鲜活记忆”。[115] 在另一些诗中，他告诉我们“敬畏神明”指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句子只能知道，在他现存的诗歌中，哲学的批判对诸神的传统叙述提出了控诉，这些批判诗是需要在宴会上吟诵的：因此，它们反映了古代宴会的教育倾向。在宴会上，德性得到了尊崇；塞诺芬尼的意思是，德性应该与诸神一起在新的纯洁风尚——这种新风尚确认了宇宙的永恒法则——中受到尊敬和爱慕。[116] 他坚持认为哲学的真理是真正德性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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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26 塞诺芬尼的另一首，也是更伟大的诗，[117] 讨论同一个问题。他在这首诗中热情洋溢地捍卫新的德性观念。这是文化史上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因而我们在此不可粗心大意，将其疏忽过去。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与塞诺芬尼的自由家乡远为不同的世界——旧贵族严格的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最高理想仍然是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者。这个世界及其理想的古老光荣，在塞诺芬尼的同时代人品达的合唱诗中最后一次大放光芒，然后渐消渐歇，以至于销声匿迹。随着小亚细亚的米底亚的入侵和科罗丰的陷落，塞诺芬尼被抛进了西部希腊陌生的贵族生活之中，他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七十年光阴，但从未成家立业。他所到之处，每一个希腊城市都赞扬他的吟唱，都抱着热烈的兴趣倾听他的新教导；正如一则著名的轶事所显示的，［173］他与叙拉古的僭主希伦机智地交谈，[118] 他出入于富家巨室之门，是他们的座上客，但他从未像在他老家伊奥尼亚那样，享受过自然而然的欣赏和社会声望：他总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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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28 在整个希腊文明史上，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清晰地看到两个精神仇敌之间的必然冲突，即旧的贵族文化和新的哲学理想之间的冲突，后者现在正在寻求在社会秩序中推翻前者的原有地位和权利。体育，还是精神？——是这场冲突的本质。看起来入侵者必须从传统的坚固城墙面前退却；但他们的喊杀声中天然有胜利的钟声，实际上，他们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体育理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然动摇。塞诺芬尼已经不可能如品达那样，坚持认为每一场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无论是摔跤和拳击，还是赛跑和赛车，都是胜利者的神圣德性的呈现。[119] 城邦给比赛的胜利者以荣誉和奖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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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31 但我仍然比他更配得上这些；因为我们的这种智慧比人和马的勇力更胜一筹！这是一种错误的习俗：喜欢勇力胜过智慧毫无正义可言。因为即使一个城邦的公民中有一个优秀的拳击手或摔跤手，或一个五项全能的冠军，城邦也不再因为这一切而成为一种良好秩序（ ），奥林匹亚赛会的一场胜利只会给城邦带来一点小小的欢乐，因为它无法填充城邦的府库。[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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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35 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为的是捍卫哲学知识的价值。尽管如此，它再次以最清晰的方式表明了城邦及其繁荣昌盛才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基本标准。因此，如果塞诺芬尼想用哲学的人的理想取代传统的理想，他注定要表明新观念有利于城市的幸福与安宁。这让人想起提尔泰奥斯的一首诗，它在诗中宣告斯巴达的公民理想，即骁勇善战，比人的其他一切德性，尤其是奥林匹亚赛会胜利者的卓越技能，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他说，“这是一种被整个城邦分享的好处”——他的话是城邦道德对旧的骑士理想的第一击。[121] 后来，当法治国家形成时，正义被奉为最高美德——仍然是以城邦的名义。现在，塞诺芬尼诉诸城邦的繁荣昌盛，［174］来证明他新的德性观念，即智力文化（ ）的价值。通过对早期理想的消化吸收，以及使其从属于自身，新的德性观念取代了早期理想。在城邦中创造正义和法律、良好秩序和繁荣昌盛的，是智慧的力量。以提尔泰奥斯的哀歌为模范，塞诺芬尼精心创作了自己的诗歌，作为自己的新思想的一种适当形式。[122] 他的理想标志着城邦德性观念的最后发展阶段：首先是勇敢，然后是审慎和正义，现在，最后是智慧——柏拉图将它们作为公民最高德性的本质保留了下来。塞诺芬尼的这首哀歌是对“智力德性（ ）”的首次肯定，它将在哲学的道德体系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123] 在它那里，哲学发现了自身对人类（也即是对城邦）的重要意义；现在，对真理的超然探究和对人类生活的批评和指引之间的鸿沟，终于被填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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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37 尽管塞诺芬尼不是一位原创性的思想家，但在他那个时代的智识生活中，他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首次告诉希腊人，哲学可以成为一种文化力量（即教化力量）。甚至当恩培多克勒攻击传统对体育上的勇力的钦羡时，[124] 他用的也是从塞诺芬尼那里发展出来的方法和论证；在批判荷马神话故事的教育价值方面，柏拉图也是塞诺芬尼的追随者。[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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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39 另一方面，爱利亚的巴门尼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智力发现硕果累累，对后世影响巨大，如果对此没有一种全面的认识，我们就难以估量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在希腊哲学发展的每一个新时代，都可以追溯到其作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具有永久哲学地位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引入了希腊思想的第三种基本形式，它与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和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哲学并驾齐驱，而且也像它们一样影响了人类的整个智识和精神生活。它就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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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454241 早期自然哲学家对宇宙的思考和推测并非为逻辑所指引，而是为另一种类型的精神活动所指引，即被由理性所引导和控制的想象力所指引；它是希腊人对结构和建筑形式的一种独特感觉（他们通过这种感觉来分析和安排可见世界）和象征主义者的一种奇特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可以用人类生活来解释非人类的世界）。［175］因此，阿那克西曼德所设想的宇宙，是生成和消逝——亦即被永恒正义所主导的交战双方——的世界-秩序 进程的一个看得见的象征符号；在这种世界-秩序 观念中，几乎没有抽象的逻辑推理的痕迹。[126] 但是，巴门尼德的话语具有严格的逻辑结构，为思想的必然性所支撑和掌控。他的现存残篇形成了第一套几乎是全面且相互关联的哲学教条，这并非事出无因。仅仅研究巴门尼德对宇宙的静观，我们无法认识或揭示其价值，我们应该通过思考其产生的心理过程，来认识和揭示其意义。[127] 巴门尼德将其学说强加于听众的那种巨大能量，不是来自于空头理论家的激情，而是来自于逻辑学家对其思想的必然性结果的必胜信念。他自己也认为人的思想的最高目标，就是对一种绝对必然性（ananké）的认识：他也把这种必然性叫作“正义（diké）”或“命运（moira）”，显然是受到阿那克西曼德的影响。[128] 不过，他告诉我们，正义决不会松开它的锁链，听任存在者产生或消灭，而是会牢牢抓住存在者不放。他这样说并不是想将他自己的正义与阿那克西曼德的正义相对比——阿那克西曼德的正义呈现于万物的生成与消逝之中。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的正义——它使一切生成与消逝都远离存在（Being），并将存在牢牢地束缚在其锁链中——是内含于存在概念之中的必然性，是他比喻性地叫作存在的“正义要求”的必然性。[129] 正如他以不断增强的力量反复强调的，“存在存在，非存在不存在”（Being is,and Notbeing is not）。[130] “存在不可能不存在”（that which is cannot not be），“不存在不可能存在”（that which is not cannot be）——这样，巴门尼德就说出了思维的法则，这种思维的法则是在巴门尼德认识到逻辑的矛盾无法解决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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