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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塞诺芬尼残篇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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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赫拉克利特残篇1，32，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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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阿那克西曼德9（第尔斯本），参见本卷此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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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赫拉克利特残篇53；残篇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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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残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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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残篇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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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残篇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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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残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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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残篇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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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残篇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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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残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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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残篇51；残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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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参见残篇51，琴和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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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这种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巴门尼德残篇6，4及以下（第尔斯本）的解释。这段残篇以前一般被认为涉及到赫拉克利特关于“ （相反方向的联合，即对立统一）”的学说。巴门尼德残篇6，9中的“ （对立的道路）”这个词语，似乎包含了对赫拉克利特的著名残篇51的一种暗示。莱因哈特在其著作《巴门尼德》中质疑这种解释，并因而质疑《前苏格拉底残篇》（第尔斯本）所遵循的关于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的年代次序。但是，即使我们不把巴门尼德残篇6指向赫拉克利特，难题仍然存在：莱因哈特是否有必要颠倒这两个思想家的关系，并承认赫拉克利特对立面和谐的学说意在解决巴门尼德的不可调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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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残篇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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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残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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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残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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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156] 。我们可能会想起，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 ［审慎］”一词也指人可以获得的最高宗教智慧（《阿伽门农》，第176行）；在他的作品中，人通过苦难获得这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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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残篇36，77，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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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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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十章 贵族阶层：冲突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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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迄今为止，我们只是在梭伦时代的雅典的宗教和政治斗争中，在塞诺芬尼对传统宗教和旧贵族的体育理想的抨击中，追溯了伊奥尼亚文化对希腊本土及其以西的希腊人的影响。贵族阶层的反对者认为贵族们（因过度锻炼而）肌肉僵硬，观念偏狭、守旧反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更何况他们在数量上的影响力，他们在精神和智识上坚定地抗拒改革者。不应忘记的是，虽然梭伦比任何一个后继者都更深地受到伊奥尼亚的影响，但在梭伦之后，希腊本土[1] 的许多诗人都是慷慨激昂的反动保守分子。公元前六世纪末的两个保守派领袖，底比斯的品达和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他们都对自身所属的贵族阶层满腔热情，对贵族政制推崇有加。他们的作品都是写给贵族们的，贵族们对由伊奥尼亚的新观念所激发的社会革命除了拒斥和不信任，别无所有。不过，贵族们也没有生活在一个从过去和平地存活下来的世界中，而是生活于一个被新时代不断蚕食的世界中，他们被迫打起全副精神捍卫自己。正是在这种为了精神和身体的承续的殊死斗争中，贵族阶层获得了对其自身内在价值的基本信念。既然我们会在品达和泰奥格尼斯那里一次又一次地遇到这种信念，就必须将他们作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代表一并研究，尽管他们的个性品格和艺术成就存在着巨大差别。例如，虽然品达作品的领域是合唱抒情诗，而泰奥格尼斯的领域是格言诗，但他们两人共同代表了希腊文化史上的同一个阶段。他们怀抱对自身德性的骄傲和肯定，为贵族阶层的阶级意识所激发，［186］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期希腊贵族阶层的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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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达和泰奥格尼斯对希腊贵族的文化理想作了如此精心和权威的表达，使得希腊本土的贵族理想在教育方面的分量和彻底性上远远优越于伊奥尼亚的理想——伊奥尼亚的理想充满各种自相矛盾的弘扬自然生命和个体人格的尝试。不仅仅是赫西俄德、提尔泰奥斯和梭伦，品达和泰奥格尼斯也对其听众的教育有着深思熟虑的筹划；因此，首先在教育的目的性上，他们就与伊奥尼亚艺术和思想的天真质朴的自然主义不同。毫无疑问，两种文化理想的冲突强化了各自的特征：不过，这种冲突还未能成为以下事实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即希腊所有真正伟大的教育者都属于希腊大陆各部族。当然，希腊大陆的贵族（所有对更高级的文化的追求动力都来自于贵族阶层）统治远比伊奥尼亚的历史悠久；也许，部分地是由于希腊大陆残存的贵族统治，使得那里的任何新运动，都毫无例外地以一种特定的与现存类型相对立的新人理想表现出来。塞诺芬尼自豪地意识到自身的智识能量，激烈攻击旧的封建理想是过时僵化的东西；而在品达和泰奥格尼斯那里，却正是这同一种理想突然焕发出新的令人吃惊的道德和宗教能量。他们从来不允许我们忘却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本性；但他们的诗歌却植根于永恒的人性深处。尽管如此，我们千万不要被他们宣称自身信仰时的那种坚定不移和精神活力所误导，以至于忘记了他们是在捍卫一个即将逝去的旧世界。他们的诗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开启一种贵族政制的复兴；他们只不过是在贵族理想遭遇新兴力量威胁的最严峻时刻，使贵族阶级的理想永恒化了，他们使此种理想的社会建构力量成为了希腊民族的一种永久性财富。